中國電影已經死了？
郭松民
榮膺“2005年中國10大敢言炮手”稱號的央視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日前在湖南大學演講時，再次發射猛烈炮火：“中國電影墮落了！”他指出：中國的導演越來越多地為外國市場拍電影。《無極》無聊至極、電影已進入炒作的惡性循環、李安也不是華人的驕傲，等等（2006年6月8日南方網）。
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電影觀眾，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我覺得小崔的“炮火”還是非常準確的，但也有局限性。在我看來，小崔“炮火”的優點是擊中了目標，缺點是只擊中了目標的表面和外圍工事，而沒有擊中核心和要害，所以有必要將他的“炮火”延伸一下。
中國的導演為什么會“越來越多地為外國市場拍電影”？這實際上是和當前中國文化界、知識界的主流思潮是有直接關系的。誠如學者曠新年所言：“在中國當前主導的思想和知識視野是所謂‘回歸世界主流文明’，這種觀點簡單地將美國定位為‘文明’”。因此，不論是持何種觀點的文化人，也不論是官方還是個人，都以“國際學者”的頭銜為榮，都以參與學術和文化的國際貿易為榮。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從來都不甘于寂寞的電影人又如何能夠免俗呢？他們很自然的就會以好萊塢的標準為標準，以能夠在國際上獲獎為最高目標。他們對奧斯卡獎的渴盼程度，其實是絕不亞于冷宮中的宮女對皇帝“臨幸”的渴盼程度的。在這樣一種心態的支配下，他們拍出來的電影會盡量迎合誰的口味，也就不言而喻了。
那么，在中國的文化界、知識界，這樣一種思潮為什么又能夠占據主流呢？我的回答是：古已有之。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就有一種依附權貴的傳統，封建時代自不必說，“學得文武藝，售于帝王家”，近代以來也仍然如此，依附性這一特征從來就沒有真正消失過，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依附不同的權貴而已。現在是全球化時代，美國老大是最值得依附的，所以大家都費盡心思揣摩美國人的口味，難怪前兩年有人猜測張藝謀的《英雄》是專門拍給小布什看的呢！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中國的電影要免于繼續墮落，就有必要強調自己的獨立性。文化人、電影人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注意和任何權貴、資本等力量保持適當的距離。距離感是電影創作及一切思想表達的一個重要前提，沒有了距離感，任何自由的表達都可能受到損害乃至徹底喪失。文化人、電影人最好不要總是夢想著被強勢的潮流和意識形態所擁抱和接納，不要總是為了爭寵而吵鬧不休，互別苗頭，而應該站在更高一級的層面上，通過自己的作品，對一切政治實踐和人類生活提出自己的種種質詢和吁求。
中國的電影要免于繼續墮落，還必須解決好和底層民眾在利益和情感上的斷裂問題。記得1980年代曾經看過一部日本電影《望鄉》，影片揭露了日本為了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不惜犧牲一代少女，讓她們到南洋一帶賣淫的殘酷故事。在今日中國，為了完成同樣的歷史進程，又有多少少女賣淫？多少礦工慘死井下？多少農民失去土地？多少市民因為被強制拆遷而流離失所？多少改制的國企工人下崗？有任何一部電影反映過他們的痛苦，關注過他們的命運嗎？沒有！所以當我看到《無極》、《英雄》一類電影中的人物完全不受地球引力的影響，在空中自由地飄來飄去的時候，我不禁在想：陳凱歌、張藝謀們又何嘗不是飄在中國的半空中呢？
崔永元在演講中斷言：“中國電影已經死了”。我認同他的這個判斷，而我認為中國的電影要起死回生，文化人、電影人就必須從半空降落到地面，必須從中國的土地上重新出發，才有可能找到新生的道路。
紅網 2006年0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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