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寫資本家的創業史？

怎樣寫資本家的創業史？

作者：邵敏
　　
文藝報 >> 第三版 >> 正文 2006年5月27日 星期六

　    近幾年來，隨著商業浪潮的如火如荼，出于對商業對致富的濃厚興趣，商業史開始備受青睞。借助現代傳媒，商賈歷史劇正在成為熒屏新寵，為世人所津津樂道。《紅頂商人胡雪巖》《錢王》《天下第一樓》《白銀谷》《龍票》《大宅門》《大染坊》《喬家大院》等等都曾火熱熒屏，昔日的巨富商賈們一個個帶著光環粉墨登場，給人們烹調出一場場商業致富的視覺盛宴，制造了一個個資本增值膨脹的商業神話，多多少少慰藉了人們的發財欲望。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影視中，編導們給這些巨商大賈們披上仁義道德、家國情懷的外衣，并對他們種種貌似合理實則有悖于現代商業文明的資本積累手段持肯定張揚的態度。電視劇《大宅門》以大量情節正面展示了白二奶奶這個中心人物的“女中豪杰”風范，并在其葬禮場面中，極力鋪排渲染，以至不惜以犧牲一定真實性（在白二奶奶的葬禮中老姑奶奶、七太太竟同時而亡）的缺憾而求產生登峰造極的觀看效果。可以說，白二奶奶在劇中，已經被塑為一尊體現中華傳統人文精神的令人“高山仰止”的神。但是若除去感性渲染，認真審視一下這位白二奶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處世寶典，就會發現：其實老人家逢兇化吉、力挽狂瀾的手段極其簡單，不過是不惜大量錢財，運動官府、打通門路，以絕處逢生或克敵制勝而已。有其母必有其子，這個招數，后來在七老爺手上，用得更爐火純青。編導把賄賂官府，包括給太監買外宅、買姨太太等都被視為白二奶奶治家興業之道的高超手段，視為其精明強干的重要標志，從而受到編導的肯定。至少，編導對白二奶奶能力和性格的崇拜，影響了對其人格和思想的評判。
　　歷史劇的關鍵在于歷史題材的文化價值取向是否符合進步的時代潮流，是否與現代社會的人文精神合拍。這就要明確一個基本問題：為什么要表現那些塵封的歷史，又怎樣打開那些歷史的塵封而使觀眾獲得當代的正確觀照。劇中對受賄者的形象展示，或有些許潛在的貶意，但絕沒有絲毫的對行賄者的譏刺與否定，而是鮮明、正面地體現，或者完全可以說是“肯定”了“有錢鋪路、無難不解”、“以錢賄權、理所當然”的與現代健康社會文化相悖的人文態度。縱觀整部戲，種種大災大難都以“花錢運動”而輕易了之。當代觀眾不禁要問：在腐敗成風、
權錢交易成災的當今時代播出，將會產生怎樣的價值導向，對當代社會生活、觀眾心理將產生怎樣的影響？
　　白家是一個商家，商家的本質是惟利是圖，白家也不應該例外。表面上，白家是仁義詩禮之家，但是在多次與同業的競爭中，完全沒有了道德和仁義，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白景琦在濟南與孫老板等人爭奪膠廠時，不惜借用宗族和金錢的力量，通過權勢（當然是貪官）來逼使對方就范，甚至不惜置人于死地，最后“殺他個干干凈凈”。這個本來是編導可以大做文章的情節，從肯定和批判的角度，對白景琦的性格的豐富性和人格的復雜性，進行深入剖析。可是，無論是編導還是劇中白家的人物都沒對孫家的遭遇表示過應有的同情。相比之下，編導對于白景琦突發奇想地以自己的糞便做抵押，在當鋪里進行誣賴式的交易行為卻津津樂道，沒有一絲譴責，反而成為他的聰明才智和幽默性格的典型例證。要知道，這可是一種為了達到損人利己目的的欺詐行為。于是，以糞便為當和孫家的家破人亡就成了一種鮮明的對比。然而遺憾的是，在這種強烈的反差中，我們并沒有看到編導應有的公德意識，只是看到了編導出于私心——家族利益而表現出來的得意的竊笑。白景琦的性格特征可以說是肆無忌憚地追求享樂、不顧一切地追求金錢、毫無廉恥地謀求成功。但編導似乎很欣賞這個“四不像的人物”，在他所提供的價值視境里，這個人物被賦予了一種豪情與俠氣：揮金如土，橫行無忌，儼然是個英雄。這樣的價值視境似乎在表彰痞子大行其道、拜金主義甚囂塵上，真是怪哉，這也從側面表征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貧困和精神危機。
　　電視劇《大染坊》被認為是民間智慧的完美商業神話，在劇中創作者為了張揚主人公陳壽亭的人格魅力，所采取的方式便是在道德上將其拔高，有意將這個亂世奇商奉為道德楷模。然而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難發現陳壽亭在身份上的雙重性：即作為商人的陳壽亭和作為非商人的陳壽亭。作為非商人的陳壽亭的確有著不少可圈可點之處：有良知，不忘本，不納妾，不擺架子……但是一旦將陳壽亭放回到商人的座標上，那么其道德外衣下所潛藏的功利性與欺騙性也就暴露無遺了。先看陳壽亭道德的功利性。在劇中，陳壽亭的德行最突出的地方有兩點：一為“不忘本”。由于自己早年曾經有過逃荒行乞的經歷，所以陳壽亭對于工廠里的工人視如兄弟姊妹，總是想方設法搞好福利待遇。二為“重情意”。在商戰中，對于競爭對手，他始終堅持“不打落水狗”的策略，總是將“殺手锏”高高舉起又輕輕放下。不過他這樣做，自有其道理。正如他在劇中所說的那樣，工人們吃穿好了，干活才有勁，工廠的效益才搞得上來。而他對商界同仁們的“好”，也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要讓他們心服口服，今天我讓一尺，明天來還一丈……類似的情節在劇中還有很多很多，它們都足以說明一個問題：陳壽亭作為一個商人是很講究投入產出的，對于他來說做事情就如同搞投資一樣，必須講究有所回報。這就是陳壽亭在道德上的功利性所在。再看陳壽亭道德的欺騙性。陳壽亭在劇中的道德表現是素以“義”著稱的，所謂“見利不忘義”。然而其“義”在劇中考察起來，非但不是一以貫之的，相反還頗有見機而行的意味。比如在抵制日貨那場戲中，明明大家已經達成了拒賣日貨的君子協定，陳壽亭自己也立了毒誓表了態，甚至還逼著競爭對手孫明祖也點頭同意，結果私下里卻背信棄義，偷偷與日本人接洽，在“利”的誘惑下將民族氣節兌換成了豐厚的商業利潤。再比如與上海六合廠的商戰中，本來在強敵面前陳壽亭與天津開埠廠訂有戰略合作協議，但在實戰中陳壽亭卻按兵不發，不僅對天津開埠廠的險惡局勢坐視不管，反而乘人之危，將之廉價兼并。由此可以看出，陳壽亭的“義”實際上是建立在“利”的基礎之上，他的聰明之處無非在于：與大多數商人赤裸裸的“惟利是圖”不同，他給自己的“見利忘義”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有鑒于此，看來的確有必要戳穿一下《大染坊》在敘事中所采取的策略：即以陳壽亭作為非商人的道德來取代、掩飾其作為商人的“不道德”，從而神不知鬼不覺地將道德化為商界（甚至推而廣之為社會各界）難得的“楷模”。
　　美國學者漢德森曾經說過：“重要的是講述神話的年代，而不是神話所講述的年代”。那么我們今天這個講述《大染坊》神話的年代又是什么樣子呢？身處其中的我們不難感受出其中的一些特征：市場經濟蓬勃興起，物質誘惑無所不在，發財欲望空前膨脹，就連那些尚未實現溫飽的人也在做著一夜暴富的美夢。在這種情況下，以提供形象消費為生存手段的影視劇，拋出一個又一個包含商界神話的消費意象，也就不難理解了。畢竟財富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不切實際的發財夢在遭遇殘酷現實、化為美麗的肥皂泡之后，必然會到影視劇提供的商界神話中尋找想像性的補償和替代。這也許就是情節模式與《大染坊》大體相近的影視劇近年來不斷涌現的根本原因吧。
　　在這類影視作品中，“官”、“商”的關系總是剪不斷理還亂，不乏行賄捐官的商人，而編導卻秉持了容忍的態度。在電視劇《龍票》中，導演安排義誠信票號少東家祁子俊周旋于官商之間以重振家業，并把這種行為視作一種膽識。祁子俊不規避官場，貸軍餉、聯票號、販官鹽、販賣軍火，做官商是他亂世經商獲利的財道。他從一個捐來的小官到最后的正二品資正大夫，商業地盤從原來的祁縣擴大到大江南北，充分享受到了由社會地位提升帶來的特權，生意由民間擴展到了官府統轄的眾多領域，可謂如日中天。不過，盛極而衰，最后祁子俊鋌而走險，要陳昭聯絡眾臣保奏恭王爺攝政，被告發押赴刑場。官府和商人之間的相吸相斥，說到底就是權和利之間的依存與對立，這種赤裸裸的買官鬻爵、“權”“利”交易放在當代人們對官商勾結貪官污吏深惡痛絕的背景下，無疑與政企分開的現代商業文明相差甚遠。
　　正如革命導師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東西”。反觀歐洲文學大師們的經典作品，則充滿了對資本家資本積累過程中的掠奪性、貪婪性和殘酷性的揭露與控訴。文藝復興時期的戲劇大師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中把夏洛克塑造成一個重利盤剝的吸血鬼，著重寫了他的貪婪狠毒，惡德敗行。到了１９世紀，西歐主要國家資產階級取得了統治地位，文學領域興起批判現實主義思潮，文學作品對各色資本家們惟利是圖冷酷無情的本性有了更為淋漓盡致的展現。如巴爾扎克的《高利貸者》《歐也妮·葛朗臺》《紐沁根銀行》通過對高布賽克、葛朗臺、紐沁根三個典型人物的塑造，描繪了資產階級骯臟罪惡的發跡歷史，深刻地剖析了資本主義社會赤裸裸的金錢關系，無情地鞭笞了資產階級暴發戶的丑惡靈魂。
　　我們從當前一些礦難事故中不難窺見一些商賈富人們的“原罪”。因此，我們不能不對商賈歷史劇中披著溫情脈脈面紗的資本家們神話般的資本積累過程產生懷疑。當然，我們不能說所有煤炭富人手上的鈔票都沾著礦工的血，但必須承認，確有一部分煤炭富人的財富是用礦工的生命換來的。下面的數字或許能證明這一點：目前我國約有２．５萬個煤礦，其中２．３萬個是鄉鎮煤礦，全部由個人承包經營，每年煤礦發生的生產安全事故中，鄉鎮煤礦占７０％，而重大或特大事故占８０％。全國煤礦企業每年因礦難事故死亡人數超過６０００人，絕大多數是農民工。為了追求高額利潤，一些黑心礦主非法開采、違規操作，甚至連最最基本的安全設施也不給工人配備。有些礦主甚至用金錢美色賄賂一些行政執法和監督人員，讓他們為自己說話辦事，把“安全否決”這一票私下“否決”了。于是，一些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小煤窯居然能一路綠燈辦齊手續，手續不全或被勒令停產整頓的小煤窯能照樣開采，被關閉和廢棄的小煤窯又死灰復燃。鑒于煤炭開采的高危險性，許多小煤窯業主并不“戀戰”，他們早早地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送到外地。有的小煤窯業主甚至連自己的房子也賣了，長年住在賓館里，一旦發生礦難事故，拔腿就跑。緣于資本原始積累的“骯臟”，黑心礦主們不得不出走。一項調查顯示，大多數發了煤炭財的山西小煤窯業主都不打算在本地置業發展，一般是舉家遷往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等大城市。面對觸目驚心的礦難事故和冥錢飛揚的凄慘場景，我們看到了黑心礦主利欲熏心的貪婪本性。
　　商戰歷史劇沒有信史可供依據，是歷史劇當中虛構成分最重的一個類別，于是當代的文藝工作者們對那些曾經富甲一方的商賈們的奮斗史進行近乎肆意地美化，卻與世界文學里資本家惟利是圖的經典形象大相徑庭，與中國一些商賈資本積累的現狀也有出入，從而不能不讓人提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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