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故事：動遷
樂民
按：謹以此文紀念2005年6月11日在定州事件中喪生的死難者，1998年我們是這樣對待野蠻動遷的。
八年前的夏天，是1998年。那時我參加工作剛剛一年。有一個著名的市政道路工程經過我們一片的很多管段，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動遷工作。
一開始，認為這是市政工程，應該沒什么問題，最多是煩點。誰知道動遷組為了克扣動遷居民的分配面額，動用了黑社會。
在動遷過程中，先是不斷有居民向我們反映有人在動遷基地和上門對他們動手動腳，恐嚇他們接受動遷方案，在居民之中引起了極大憤慨。然后，又發生了在動遷基地毆打群眾，當事人舉著血衣去市政府上訪的的事情。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當時有一家特困戶，只有母子兩人，老娘退休、兒子下崗。按他們的情況，根據國家規定應該拿一大套（三室一廳還是大兩室一廳記不清了），動遷組只肯給一小套。為了這事，雙方在動遷基地吵了起來。當場就有不少不明身份者上前恐嚇并動手推搡，兒子為了保護母親被對方打得頭破血流、四肢軀干淤傷無數，內衣外衣污血浸透。當天送醫院急救包扎后，第二天就舉著血衣跑去市政府上訪去，轟動一時。消息傳來，全所民警無不震憤。
嚴格地講，這些人算不上黑社會。因為中國對黑社會的定義，為了照顧自己的面子是參照舊社會的反動會道門和土匪來下的：不光要有組織，還要成建制。那么，這些在動遷基地大打出手的不明身份者就算不上。這些人的情況是這樣的：主要是刑釋解教以后，沒有正當生活來源，接受動遷組的豢養并服從他們領導，自己有時還做一些不法的勾當。也可以這樣說，是監獄部門沒有改造好的產品（當然，那個時候的監獄已經開始著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知道什么叫“把犯人當人看”了）。這些人在動遷工作進行中，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起碼可以算一個不固定的流氓團伙。
與此相關的有一件事：有一次，我去找所里赫赫有名的民警“笑面虎”辦事。在他辦公室里看見一個滿臉橫肉的中年胖子坐著跟他侃動遷的事。整個屋子里都沒人搭茬，“笑面虎”也是有一句沒一句的敷衍。最后，那胖子臨走時撂下這句話：“你放心，我去幫你打招呼，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家的動遷包在我身上。”
人走以后，“笑面虎”還是笑著跟我說：“有人是兩進宮三進宮，這個癟三是十進宮，七次是我送進去的。他要幫我打招呼，我要他幫我打招呼？”邊說，邊搖起頭來。
發生血衣事件以后的第七天，我在單位值班。晚飯后，大家在值班室坐著聊天。我看見值班長老韓頭從樓上把一個五十幾歲的婦女送出大門，然后一個人在值班室里思考什么。
當時我們還是小警署，刑偵、治安、社區三個部門都在一起，老韓頭就是刑偵隊。他姓韓，當年四十二，是值班組歲數最大的，被我們尊稱為“老韓頭”。老韓頭兩鬢斑白，看上去總是一副勞動人民營養不良的模樣，還特別瘦。當時傳說單位里有兩個民警，穿上便服放進留置室，不認識的人肯定當是吸毒的，其中一個就是老韓頭。
我看他一個人想了有一會兒，便問他是什么事？老韓頭沉吟了一下，對大家說：“有一個敲詐案，對象馬上要到位。”接著，他就把案情簡單說了一下：
剛才送走的中年婦女就是拿著血衣上訪者的母親，他們是特困戶，只有母子兩個人。由于兒子在與對方的打斗中，用熱水瓶砸傷了對方的一個同伙，在上訪后的第二天就有人上門尋釁，給被砸傷的同伙催討賠償。來的人揚言，不給錢就挑斷兩人的手筋腳筋，“讓你們生不如死”。母子倆沒了奈何，便拿了一萬元奉上，才送走了這撥瘟神。沒料到過了兩天不到，又來了一撥人，還是一樣的說辭，還是一樣的要錢，這次要兩萬塊。母子當時就傻了，忙說先前給過了，就前兩天的事。人家說不算，那是別人冒名頂替，我們還要找他們算帳；你們的那幾個錢一分也不能少，如若不然，后果自負。母子倆這才想起了公安機關，來報了案。刑偵隊分別給他們立了兩個案子，后一個就交在了老韓頭手里。老韓頭關照過，讓母子倆湊好錢，誆他們過來一網打盡。剛才就是做娘的來報信，錢都湊齊，對方說好晚上八點就來。
聽了老韓頭的介紹，值班室的人個個義憤填膺，吵著要把門關了去收拾這幫孫子：
“XXXX，有這種事？”
“哪幾個去？”
“一起去，把門關了。別的事不做了。”
“非收拾了他們不可。”
“太囂張了。”
我當時年歲小，心里有氣，也沒做聲。
老韓頭想了想，說：“值班的工作不要影響，人去多了也沒用。小胖子力氣大，就他跟我去吧。”
就這樣，我和老韓頭換上了便服，帶了兩付手銬、一個電臺（事先關了），用警車送到路邊，拉開距離走了過去。
到門口我想起了一個問題，問老韓頭：“要是不止兩個，怎么辦？”
老韓頭倒是挺干脆：“多一個兩個，一付銬子銬兩個；再多，就叫增援；來不及，就往死里打。”說著便敲了門。
母子倆把我們迎進去，由于時間差不多了，我就直接去西屋等著，老韓頭在東屋準備和他們周旋。
不多時，人便來了。在東屋見了老韓頭有些詫異，聽說是這家的娘舅，就不在意了。兒子在一旁還要吵鬧，被老韓頭和大娘趕到我這屋里來了。
大娘按事先的約定，用倒茶的名義出來告訴我人齊了。我便走出屋來，從她返回后留下的門縫往里看。一共是兩個人，一高一矮，高的瘦，矮的胖。瘦的白凈像吸毒的，胖的黝黑像燒煤的，都約莫四十來歲，都是公的。
屋里的擺設很簡單，大約十平方大小，中間擺了一張方桌，東邊靠北是個五斗櫥，西邊靠南是一張床，門在西南角。老韓頭站在桌北，大娘一臉無奈，手足無措地站在老韓頭一起。瘦的在桌東，胖的在桌西，一唱一和地跟老韓頭討價還價。
瘦的手拿著一只當時時髦到物資回收站的業務員都人手一只的黑色夾包，在桌上拿起放下，時不時做出要走的樣子，說話陰陽怪氣。胖的手上手鏈、腳上腳鏈、頸上項鏈，金光閃閃，跟狗鏈子般粗細，……，沒句整話，現在看起來就和《功夫》里的林子聰一樣。老韓頭說話不卑不亢，一副當家人主心骨的樣子，一面說兩萬太貴最好便宜點，家里也很難湊出這些錢，一面又說來了一撥又一撥人，我們可吃不消你這么搞；基本上不理會胖的。
我在外面看著都長見識，胖子是說不上話，說話的瘦子口氣一點不像是敲竹杠，像是討債的。不管老韓頭如何花樣層出不窮，理由千變萬化，瘦子始終以不變應萬變：1、兩萬塊一分也不能少，已經便宜了別找不痛快；2、以后再有人要錢由他負責；3、別打聽聯系方式。
經過老韓頭一番努力，看來是“沒轍了”，便嘆了口氣，叫大娘把準備好的兩萬塊錢拿出來，放在桌上。我看見胖瘦二人的眼睛似乎一亮，伸手要拿。
然后就是一段比較經典的對白：
“你們把錢點一下。”
“不用了，我相信你們。”
“那你們等一下，我有一件事跟你們講。”老韓頭把工作證拿出來，在他們面前伸到靠近桌面的地方，扇風似的兩面翻了翻，“我是公安局的，你們兩個待會跟我走一趟。”
我看見胖瘦二人的眼里似乎掠過一絲異樣的神色，老韓頭用鼻子冷笑了一聲，把工作證收回去，對門口說：“小胖子，你可以進來了。”
我聽到后，吱的一聲把門推開，不急著進去，先來個亮相。兩眼冷冷地打量了兩個家伙一會兒，面向著兩人，背對著門口，直線走到胖子面前，站在兩人身邊，看著兩個人驚慌又不敢輕舉妄動的神情。
我從背后掏出事先準備好的兩付手銬，一付扔在桌上給老韓頭去銬瘦子，另一付提起來在胖子的面前晃了晃，說：“怎樣，自己來？”
胖子聽了當時就要癱下去，我上前一步把他拉住，摸到一手冷汗。側身給胖子上了銬，斜眼看著老韓頭把瘦子也銬上。老韓頭叫大娘寫了一張收條，等會兒來單位辦個手續，錢就不用帶來帶去的了。然后，通知單位接人。
等收條寫好，單位的車也到了。接下來，就該帶人了。我一把捏住胖子的脖子，又是一手冷汗，好像路都不會走了，還跟我嘀咕了一句：“不要打，我能走。”
我押著胖子走在前頭，老韓頭押著瘦子走在后頭，都用他們自己的衣服把銬子遮住，在新村門口上了車，一路押到單位。
進來以后，就要過堂了。
把兩人分開關進留置室，派專人看管后，先提的胖子。
胖子一進樓上的審訊室，就是一副判案戲的經典場面——撲通一聲跪在地下，“我說、我說、我全說。”
其實胖子知道的也不多，就是和瘦子原就認識，是聽瘦子說誰給動遷戶砸了，瘦子去討這錢，請他一起，事后拿點勞務費之類的。
時間不長，就把胖子提下去，換了瘦子。
要說這吃官司，還真是資歷。胖子是兩進宮，進來就招。瘦子是七進宮，啥也不說，搞得跟《虎口脫險》里那個“我是英國皇家飛行員，編號是221”似的，除了身份和我們看到的，一概不說；就連從他包里查到包括公安內部同志的名片等等，都一概不招。
老韓頭看了看，就叫我先下去值班。我正下樓梯，覺得不對，感到右褲腳外側有點濕。用手一摸還聞到一股騷味，心想不對，到留置室一看胖子——果然尿褲子了。
心里這個晦氣，便去后院打了點水，一個人搓洗干凈。
這一晚相安無事，我也早早睡了。
第二天，單位領導開會決定，動遷所屬轄區的民警小組正常下班后輪班去動遷組蹲點，白天由治安民警負責，直至動遷工作結束。
后來，我們開始蹲點以后，就再也沒有發生過此類事件。然而由于工作上的疏忽，主要是我的疏忽，發生了在動遷組里動遷居民毆打動遷人員的事件。當然，被及時制止了，沒有造成什么后果。
2006年6月9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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