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1959年10月開始寫《讀報詩》為標志，毛澤東的詩詞創作進入了晚年時期。晚年之作可分為時事評述、借物言志、感事抒懷、詠史四類，“寰宇”、“蟲妖”、“風雷”是經常出現的三種意象元素。毛澤東覺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掉進了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重重包圍之中，由此產生一種急迫的“突圍”心態。其晚年之作的四類作品，擁有一條共同的理路，都是毛澤東以深沉的命運感和強烈的斗爭意志，播撒在“突圍”心路上枝藤般的思緒和情感。
在毛澤東一生的詩詞創作中，其晚年詩詞，既是一個時間概念，也是指一種創作類型。開啟這個學術話題，自然免不了要回答：毛澤東的詩詞創作在什么情況下，以什么作品為標志進入了晚年時期？其晚年之作龐雜多樣，其間有沒有一條共有的內容理路和相通的創作意象，本文即圍繞這兩個問題來展開論述。
一 何謂詩人晚年？
劃分詩人創作階段的著眼點，常常有年齡、時代、人生遭遇、創作風格等不同角度。具體到毛澤東來說.如果單單從年齡上來劃分其晚年創作，意思并不大。例如，是從1953年毛澤東歲入花甲算起，還是從進入“從心所欲不逾矩”的1963年算起？這兩種算法都很難在其詩詞創作中找到主題、風格發生轉變的標志。
當然，比較便當的劃分，是從1957年反右或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算起，因為政治和社會背景的變化，常常成為文化時代的轉折點，而這兩場大的波折，確實標志著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理論和實踐，別離了凱歌行進的歲月，進入到曲折的即健康探索和錯誤決策交互出現的時期，并進步發展為“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局性錯誤。所以，目前毛澤東研究界研究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特別是說到他晚年的錯誤的時候，常常從1957年開始。
但是，具體到詩人的創作，政治劃分似也不好代替藝術分野。詩人的政治思考和實踐當然要影響到他的創作走向，但二者畢竟不完全是一回事情，詩風的轉變同其政治思考和實踐也并不總是迅速同步。更重要的是，詩人是用作品說話，談論毛澤東晚年詩詞，更貼切的劃分，應該著眼于其題材、主題和風格的演變，包括挖掘作者在創作上特有的心態情結，提煉出其作品中一致成比較一致的思想傾向，尋找出作者著意思考和表達的題材內容，進而凸現其晚年作品的主要特征、主流形態。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開始，毛澤東的詩詞創作無疑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v觀他在頭十年的作品，無非是三類：一是詠贊開國氣象，一是吟唱山水，一是歌頌建設。這三類作品，基本上呈現為一條理路，這就是在古今對比中突出今勝于昔，在神仙襯托中渲染人定勝天。整個詩風呈明朗開闊之勢，給人光昌流麗的感覺。即使他1958年寫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和1959年廬山會議前寫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廬山》，其主題也都延續了今勝于昔和人定勝天的理路氣象，抒發了對中國社會發生滄桑巨變的感受，同此前的《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七律·和周世釗同志》、《水調歌頭，游泳》沒有實質區別。
其中，《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廬山》似乎復雜一些。因為毛澤東在1959年9月1日給臧克家和徐遲的信中有個自解，說“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我的這兩首詩，也是答復那些忘八蛋的”。顯然，這是詩人事后對自己作品的意義作的現實引申，反映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后的心境和思路變化，而當初寫作時是不可能有這些考慮的。因此不必拘泥于毛澤東的自解，把這兩首作品納入具有特定意向的晚年之作。
但是，毛澤東1959年9月的這個自解，卻透露出他詩思走向轉折的信息，在其用詩、寫詩的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筆。在這以后，毛澤東的大多數作品，都是在“咒罵”和“答復”、挑戰和應戰、包圍和突圍的心理沖突中創作的。
如果比較濃縮地歸納一下毛澤東1959年以后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心境，我們不妨說：在意識形態上，他逐步陷入馬列主義和修正主義相互對立和斗爭的思維框架；在政治力量上，他逐步陷入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相互對立和斗爭的思維框架；在社會走勢上，他逐步陷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互對立和斗爭的思維框架。
這些揮之不去的思維框架，使晚年毛澤東總覺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掉進了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重重包圍之中，由此產生一種急迫的“突圍”心路，他從1959年以后的許多決策和思路，似乎都可以比喻為沖破重圍、尋求新途之舉。如果說，從“防止和平演變”到“防修反修”，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屬于沖破重圍的思想武器的話，那么，在實踐操作上，則是在經歷中蘇論戰、反對“三風”（單干風、黑暗風、翻案風）、文藝批判（兩個批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后期的“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局部戰役之后，最終發展到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突破重圍、另辟新途的“總決戰”。正像我們看到的那樣，在政治“突圍”中一路拼搏的毛澤東，其思路決策漸漸從局部困頓走向了全局性迷誤。
與此同時，這些政治“突圍”的思路決策，也像一種強大的驅動器，把毛澤東晚年的詩興和詩思逼進這樣一條主題鮮明的通道：按自己的理解和意志，去揭示命運、突破包圍、張揚斗志、掌握未來。這通道，也是一條“突圍”心路，它劃出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詩詞創作以1959年為界的兩個判然相別的時期。這條通道之所以主題鮮明，是因為它總是布滿了政治憂慮、政治思考、政治判斷、政治斗爭、政治期待的符號標示。
毛澤東的晚年詩詞，正是他以深沉的命運感和強烈的斗爭意志，播撒在“突圍”心路上枝藤般的思緒和情感。
二 轉折在《讀報詩》
筆者的一個基本觀點是：1959年10月中蘇兩黨關系從出現裂痕開始走向破裂，進而引發毛澤東寫《讀報詩》，毛澤東詩詞創作進入了晚年。借用李人凡先生的話來說，毛澤東晚年詩詞也是其詩美的“變異期”。“說它變異，是指詩藝已有從高峰呈下滑的跡象，又指詩格在崇高、悲壯中摻雜了些許不協的因子，更指詩詞創作活動較多、較明顯地帶上了文化指令、政治斗爭、文學運動的色彩?！盵1]
毛澤東寫《讀報詩》，始于1959年10月。丁毅先生說：“讀這些詩往往讓人產生疑問，詩人剛剛寫過七律《到韶山》、《登廬山》不久，何以詩風變得如此之快，簡直匪夷所思！”[2]是啊，毛澤東的詩詞創作，為什么在這個時候發生陡變，出現新的主題、新的風格？
《讀報詩》無一例外地涉及中蘇兩黨的分歧。我們可以列出1958年夏到1959年短短一年多時間里中蘇關系發生巨變的幾件事情，來看看它們何以劇烈地影響到毛澤東的詩詞創作。
第一件，1958年夏天，中國為維護主權，拒絕蘇聯在中國設立長波電臺和同中國建立聯合艦隊的動議。
第二件，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單方面廢除此前雙方簽訂的協議，中斷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制作原子彈的技術資料。
第三件，1959年9月9日，蘇聯塔斯社發表關于中印邊境沖突的聲明。此事件8月26日發生，9月6日中國已經把真相告訴蘇聯，說明沖突是由印度挑起的，但塔斯社聲明仍然責怪中國，偏袒印度。
第四件，1959年9月15日至28日，赫魯曉夫訪問美國。蘇聯方面在6月20日和9月9日的兩個舉措，自然被中國視為赫魯曉夫訪問美國的“貢禮”。
第五件，1959年國慶節期間，赫魯曉夫訪問中國，通報其美國之行。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同他會談時，在看待國際形勢和美國的問題上多有分歧。[3]
第六件，蘇聯方面當時對中國提出的“雙百方針”和正在實施的人民公社化運動表示明顯的懷疑和批評。[4]
第七件，1959年10月31日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演講，不指名地攻擊中國是搞“冒險主義”，“不戰不和的托洛斯基主義”。
此外，1958年至1959年出現的另外兩件事，也極大地觸動了毛澤東的思想。一件是1958年12月4日至1959年1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關于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幾個演講。一件是廬山會議的“反右傾”，所謂國內右傾機會主義被認為是同國際機會主義相呼應的。
這些事情，或關乎民族利益和民族尊嚴，或涉及社會主義陣營在冷戰時期怎樣看待西方和協調內部立場，或直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實踐，由此引起毛澤東的特別關注和新的思考，實為情理之中。蘇聯在當時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領頭羊”，其戰略性的選擇發生變化，直接關系到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方向，關系到對馬列主義的理解和認識；新中國成立后同蘇聯的結盟，是中國在東西方冷戰格局中的必然選擇，這種盟友關系的變化，也必然影響到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處境；就中國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來說，20世紀50年代基本上呈現為從學習蘇聯模式到突破蘇聯模式這樣一個探索軌跡，在毛澤東看來，剛剛有所嘗試，便引來不同的聲音，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引發其應戰和挑戰的激越心態。
凡此種種，使這位一心為中國的發展方向敏銳把舵的政治家，這位充滿使命感的馬克思主義者，產生了一種感覺：盛極一時的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突然間走向了一個叉路口，中國在自己的前進道路上已經和必然面臨各種勢力的阻障乃至包圍，能不能用崇高的理想把握中國的命運，社會主義事業的命運，乃至整個世界的未來，在他看來無疑是一場艱難的“突圍”，是一場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連續兩次召開小型會議，討論國際問題，包括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的講話，赫魯曉夫的講話等。12月又在杭州開國際形勢討論會。正是在杭州的幾次會議期間，一個影響毛澤東晚年思想的特殊命題被提了出來，這就是“防止和平演變”。于是，毛澤東的心路主脈也發生了從“今勝于昔”到對前途的憂慮這樣的逆轉。
這個逆轉合乎邏輯地延伸為毛澤東詩詞創作的明顯動機和思想基調。
轉折的標志，就是《讀報詩》。
1959年12月30日和31日，毛澤東兩次致信機要秘書羅光祿，要求把他新近寫就的幾首《讀報詩》，印發給即將參加一個會議的“各同志”。
從披露的情況來看，毛澤東當時寫了這樣三首《讀報詩》。
其一：“反蘇憶昔鬧群蛙，今日欣看大反華。惡煞腐心興鼓吹，兇神張口吐煙霞。神州豈止千重惡，赤縣原藏萬種邪。遍找全球侵略者，僅馀此地一孤家。”
其二：“托洛斯基到遠東，不和不戰逞英雄。列寧竟撇頭顱后，葉督該拘大鷲峰。敢向鄰居試螳臂，只緣自己是狂蜂。人人盡說西方好，獨惜神州出蠢蟲?！?
其三：“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門。不知說了啥些事，但記西方是友朋。舉世芬尼尊匪盜，萬年宇宙絕紛爭。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此入大同?！眳抢湮髟谄浠貞涗浝镆鲞@首詩時，中間兩聯為：“一輛汽車幾間屋，三頭黃犢半盤銀。舉世勞民同主子，萬年宇宙絕紛爭?！盵5]可能是過程稿中的句子。
這三首《讀報詩》的題材和主題顯然同杭州小型會議討論國際局勢的主旨完全一致。而其中“不戰不和”，“一輛汽車幾間屋，三頭黃犢半盤銀”諸句，則徑直轉述了赫魯曉夫的言行。把這樣的詩作印發與會者，目的是以“詩化”的形式傳達他對會議討論內容的初步思考。在黨的高層會議上正式印發自己的作品，這也是第一次。毛澤東從此踏上了直接作詩議政、以詩為旗的“突圍”心路。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首中“神州豈止千重惡，赤縣原藏萬種邪”兩句，在毛澤東當時的心目中，大體是指國內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這顯然已經開始不適當地把國內問題同國際問題牽連到了一起。看似不經意，但無論是政治思考還是詩思的傳達，這都是很要害并且很危險的一筆。
評述赫魯曉夫的言行和相關的新聞事件，看來是毛澤東寫《讀報詩》的固定題材和主題。1960年5月1日，就在赫魯曉夫準備赴巴黎參加四國首腦會議的時候，美國U-2型高空偵察機侵入蘇聯領空進行間諜活動，被蘇軍擊落。此事引起世界轟動，更使真心要改善蘇聯和西方關系的赫魯曉夫陷入既尷尬又憤怒的境地。5月16日，四國首腦在巴黎愛麗舍宮剛一會面，赫魯曉大便站起來要求發言，按事先準備好的稿子對美國的行為進行了嚴厲的指責。巴黎會議隨后宣告流產，美蘇關系重趨緊張。
此事再度刺激了毛澤東的創作靈感，于這年6月又寫了一首《讀報詩》：“托洛斯基返故居，不和不戰欲何如。青空飄落能言鳥，黑海翻騰憤怒魚。愛麗舍宮唇發紫，戴維營里面施朱。新聞歲歲尋常出，獨有今年出得殊?！?
從這以后，毛澤東不再有《讀報詩》。但《讀報詩》開啟的國際題材和有關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思考，卻無疑在他的詩詞創作中沉淀和延續下來，并隨著中蘇兩黨關系的日益惡化和表面化，隨著毛澤東對國內形勢的估計逐漸走向錯誤，越來越深刻地構成其晚年作品的基調，越來越明顯地濃縮為一個重要主題，這就是“防修反修”、“繼續革命”。
于是，50年代常見的那種“今勝于昔”、“人定勝天”的題材和主題，在毛澤東的詩思中淡然遠去，除了在《七律，答友人》和《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兩首作品中偶爾一現外，幾乎不見了蹤影。而毛澤東在60年代接見外賓時，對方一旦同他談起詩詞創作，他便屢屢表達：“你要寫詩，就要寫階級斗爭……我也是寫階級斗爭。”[6]“我不會寫詩，主要是寫反帝的內容?！盵7]這些自白，多少可視為毛澤東對其晚年詩詞的創作動機和思想主題的一種不自覺的詮釋。這種詮釋，已經把他40年代在重慶回答徐遲怎樣做詩的提問時說的“詩言志”這個比較廣闊的空間，局限到一個很狹窄的渠道了。與此同時，在詩風上，毛澤東晚年之作也是雄奇豪放里多了不少急迫粗放，光昌流麗中滲進了許多憂郁悲涼，敷陳其事和直言其理越來越躍然紙上。
這便是毛澤東晚年詩詞構筑的大致幕景。
三 四類作品，一條心路
毛澤東從《讀報詩》開啟的晚年創作，致可以劃分成四類：
第一類大體可稱之為時事評述詩。即上述寫于1959年至1960年的四首《讀報詩》。
第二類大體可稱之為借物言志詩。包括寫于1961年至1963年的六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詠梅》、《七律·冬云》、《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還有《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七絕·為女民兵題照》。這兩首七絕因借照片言志，故也歸入此類。[8]
第三類大體可稱之為感事抒懷詩。包括寫于1961年到1966年的八首：《七律·答友人》、《雜言詩·八連頌》、《七律·吊羅榮桓》、《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念奴嬌·鳥兒問答》、《念奴嬌·井岡山》、《七律·洪都》、《七律·有所思》。
第四類屬于詠史詩。包括《七絕·屈原》、《七絕二首·紀念魯迅八十壽辰》、《賀新郎·讀史》、《七絕·賈誼》、《七律·詠賈誼》、《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七首。其中最后一首寫于1973年。
總共25首，囊括了毛澤東的晚年之作。
從題材內容和創作意圖來看，這四類作品雖各有側重，但其理路卻并非神龍見首不見尾，各類作品的相承之脈，形跡明顯。
這是一條什么樣的理路呢？是一條政治“突圍”的心路。
《讀報詩》鮮明地昭示了毛澤東對50年代末“反華大合唱”的感受和反應，可視為其晚年政治“突圍”的序幕和突破點。丁毅先生認為，這些詩作“刻畫鬼態及伎倆，是直接寫赫魯曉夫的”，“欲打鬼者先畫鬼，反修必須認清修正主義者面目”。[9]這個定位是有道理的。從創作心境來說，這類作品顯然不是刻意為之，猶如突圍初期準備不足的“遭遇戰”，即興之中流于“打油”，倒也使毛澤東詩詞變異出一種新的品類。《讀報詩》在風格上驅雅入俗，寓莊于諧，此種心境品格在1965年同樣是寫國際題材的《念奴嬌·鳥兒問答》中，也復顯露。
“借物言志詩”的題材依然是國際，但詼諧隨意不再，對中國黨面臨的局勢的描述，嚴峻了許多，對中國未來命運的感受，也沉重了許多。政治“突圍”中的雙方沖突，在這類作品中總是比照而出：有“精生白骨堆”，便有“奮起千鈞棒”；有“懸崖百丈冰”，則“猶有花枝俏”；有“高天滾滾寒流急”，便有“大地微微暖氣吹”；有“蚍蜉撼樹”，便有“掃除一切害人蟲”。作者借景感物以言志，著力在兩種力量的緊張關系中，映襯抗壓不屈的豪情，捉妖打鬼的信心，體現“繼續革命”者的戰斗精神和高尚情操。和《讀報詩》相比，這四首作品更概括和虛擬一些，體現了毛澤東進行政治“突圍”的思想人格的升華，因而更吻合詩境和更有象征意蘊。兩首題照詩是對政治“突圍”者的人格精神的期待。這兩首詩與前面四首不同之處，是不見對立沖突中的另一方而突出我方的正面追求，這也正是“突圍”者極力追求的另一種人生境界。故這六首作品一并被毛澤東收入了1963年底出版的《毛主席詩詞》。
“感事抒懷詩”的創作，常為具體事件引發，似乎又回到了實際層面，且把主要視野從國際轉向了國內，多少可視為毛澤東對政治“突圍”的現實狀態及其決策心理的描述?；蛟S，正是因為政治與詩情的互動共鳴在這類詩詞中體現得格外明顯，不少論者在分析其中的一些作品時，常常比較坐實，諸如從中挖掘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策過程。但總的來說，這類作品表達的，不外乎在艱難的政治“突圍”中，需要什么人，應該做什么事，達到什么目的。
其中，《七律·答友人》則是對未來光明世界的設想。這首詩理想色彩極濃，以虛幻之筆寫玲瓏剔透之境，即便在“夢”中，也渴望著心中的“芙蓉國”到處是陽光和鮮花，這多少是政治“突圍”的目的所在。而《雜言詩·八連頌》所頌者，是在政治“突圍”中經受得起考驗的“奇兒女”?！镀呗伞さ趿_榮桓同志》所吊者，是“國有疑難”時可以倚重的干城巨子?！端{歌頭·重上井岡山》、《念奴嬌·井岡山》傳達出濃郁的“井岡山情結”。聯想到毛澤東后來多次說“文化大革命”不成功就重上井岡山這樣的話，他1965年的井岡山之行并賦詞詠懷，是不是意味著又一個歷史性的起點就要到來？兩首詞都在呼喚昨日“烽火”里那股“九天攬月”的“獨有豪情”，目的自然是以助今日之政治“突圍”。《七律·洪都》，則期望于那些聞雞起舞、北地揮鞭的“多難興邦”之士，以使未來中國“彩云長在有新天”，重視接班人的心態已很明顯。
《七律·有所思》所表達的，是在試圖畢其功于一役的“突圍總決戰”打響時特有的一種心境。讀這首詩，人們不免要問，毛澤東在1966年6月寫作此詩時，所“思”者何？從作者手稿中曾先后擬題為“頌大字報”、“正是神都”、“有所思”來看，寫的似乎只是一種外在形態，即北京掀起的“文革”風暴，以及這種風暴的表現--“大字報”。但從解詩的角度來看，那個“思”字則格外誘人。因為在表層風暴的下面，是深層的思緒碰撞，還有深潛的憂患，深切的渴望，深遠的期待。比如，此前于5月7日給林彪的那封信，不是渴望和期待？此后于7月18日給江青的那封信，不是碰撞和憂患？這兩封信，確實比較集中地表達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的心境。
至于“詠史詩”，體現的是毛澤東在進行政治“突圍”時，對歷史資源的尋求和借鑒。他在詩中試圖通過揭示歷史規律來掌握今天的命運，同時也借古喻今來張揚和期待某種理想的政治人格。其中的《賀新郎·讀史》，是毛澤東對其歷史發展觀的集中闡述。猶如魯迅在史書中看到了“吃人”那樣別具一格，毛澤東撩開史書那“欺騙”（“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的面紗，看到的是疆場彼此的“彎弓”，即與“吃人”同理的階級斗爭。因此，幾千年的文明史，依然要從奴隸造反說起，從“陳王奮起揮黃鉞”說起。這當然不是偶然的歷史靈感，而是有意引古證今，把歷史引向現實。在毛澤東看來，充滿血腥味的沖突、對立、斗爭，進而悲壯的“突圍”，自古皆然，于今尤烈。于是，在60年代風云變幻的歷史震蕩中，一首《讀史》悄然打開了毛澤東的一個心靈窗口，在悲壯的“突圍”中，在“彎弓”的歲月里度過晚年似乎已經是注定的了。
1973年寫的《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依然是歷史觀的一種宏觀表達，是出于現實政治“突圍”（批林批孔）的需要來評價歷史上的治國之道（“儒法”之辯）。
除了上面兩首外，毛澤東的其他詠史之作都是感慨人物的。無論“少年倜儻廊廟才”的賈誼，還是“刀光劍影任翔旋”的魯迅，顯然都是毛澤東所期望的政治人格。再說“一躍沖向萬里濤”的屈原，體現的是以身殉志的理想人格?？磥恚晒Φ摹巴粐?，總是需要遇難不屈。毛澤東對其政治“突圍”的悲壯乃至孤獨的感受，已凸現而出矣。
四 詩意漸衰“如之何”？
反復表達的政治“突圍”心路，使毛澤東晚年作品始終充滿著和國內外“帝修反”作斗爭的詩學張力，而不像50年代抒寫歷史巨變和歌頌建設的作品那樣從容，那樣光昌流麗，其筆下營造的氛圍轉而顯得凝重和急促。
在詩詞意象構成方面，毛澤東晚年之作大致也有一些比較固定的元素，其中頻頻出現的有三類：
寰宇--“玉宇澄清萬里?！?、“芙蓉國里盡朝暉”、 “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小小寰球”、“天地轉，光陰迫”、“試看天下誰能敵”、“彩云長在有新天”、“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試看天地翻覆”、“可上九天攬月”……晚年毛澤東似乎總有一種“念天地之悠悠”的創作視野和詩意胸懷。似乎只有“寰宇”這樣的空間舞臺，才能裝載他所吟詠的物象，非如此，便不足以體現其胸襟之博、思緒之廣、目標之大。因為其敵充斥寰宇，其志在改變寰宇，其政治“突圍”的成功與否，也就有了非同小可的世界性意義。
蟲妖--“惡煞腐心興鼓吹，兇神張口吐煙霞。神州豈止千重惡，赤縣原藏萬種邪”、“只緣自己是狂蜂”、“獨惜神州出蠢蟲”、“便有精生白骨堆”、“妖為鬼蜮必成災”、“要掃除一切害人蟲”、“不怕鬼，不怕魅”、“凍死蒼蠅未足奇”、“有幾個蒼蠅碰壁”、“萬怪煙消云落”……這些反反復復的“蟲妖”之喻，完全可以用1958年12月下旬，毛澤東在廣州批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時寫下的一段話來解釋：“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須努力。港臺一帶，餮蚊尚多，西方世界，餮蚊成陣。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萬愚公，用他們自己的移山辦法，把蚊陣一掃而空，豈不偉哉！”[10]這里的“餮蚊”只是“蟲妖”的另一種表述。其衍生之處，在毛澤東稍后的視野里，也不僅僅是港臺和西方，而是擴大到了“寰宇”。蟲妖布陣相逼，所以要“突圍”。以蟲妖比喻“帝、修、反”、“封、資、修”，一則彰其惡毒和齷齪，一則示以輕蔑和不屑。
風雷--“一從大地起風雷”、“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風雷動，旌旗奮”、“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黃綠走旌旗”……靠什么一掃蟲妖，風雷蕩滌而已。很好理解，風雷，是“繼續革命”者的身影和力量，是“愚公”們“自己的移山辦法”，是實施“突圍”的自信和“突圍”呈現的壯觀場面。
“寰宇”--“蟲妖”--“風雷”，好像一個三角架，牢固地支撐起走在“突圍”心路上的毛澤東的詩興詩趣。以寰宇為舞臺，以風雷掃蟲妖，這就是毛澤東晚年“突圍”心路的詩意比托，也是毛澤東晚年最習慣的創作思維定勢，最主流的作品意象形態。但這樣的比托模式，雖然有氣勢，流于大言大詞者卻過多；雖然激越，卻彌漫著憂患（“國有疑難可問誰”，“故國人民有所思”）；雖然豪壯，卻布滿悲涼（“鬢雪飛來成廢料”、“壯志未酬事堪哀”）。
在詩詞創作路上的最后一段行程，毛澤東的詩興詩趣事實上已不如從前了?！拔母铩鼻跋Γ斔拥街苁泪摷膩淼摹霸娫~數十首”時，在羨慕和稱道老同學作詩的“興趣尚濃”之后，筆鋒一轉，感慨起自己“已衰落得多了”，還連聲自問：“如之何？如之何？”[11]
這樣的狀態，自然要影響到他的創作。
最明顯的是刺激創作靈感的對象和方式發生了變化。除了1965年重上井岡山之行的兩首，理應是真切實感的觸景生情以外，毛澤東的晚年創作，較多的是閱讀之后的感慨，比如讀報、讀史、讀文件之類。這與他晚年的工作和生活環境長期局限在書房和辦公室里有關，雖常常外出，但深入基層也并不多，大多在屋里披閱文件和讀書。那怕是《七律·有所思》這樣的作品，也是從文件中了解北京形勢后的創作。
靠閱讀而來的詩興，也促使毛澤東晚年較多地出現改詩現象。諸如，1958年12月下旬在廣州改陸游的《示兒》[12]，1959年12月在杭州改魯迅的《七律·亥年殘秋偶作》[13]，1972年10月2日同周世釗等人的談話中，改李攀龍的《懷明卿》[14]，1974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張春橋等人談話中，又改李白古風《梁甫吟》[15]。這些改作，有的是刻意為之，有的是隨口出之。改作雖也算詩興詩趣，但畢竟可率意而為，不至于像原創那樣必須冥思苦想。而其所改內容，也都是直指現實的政治“突圍”，毫不遮掩作者批判敵人和對手的功利用意。改詩現象從一個側面說明，進入佳境的創作在毛澤東晚年已非易事。到1973年，即使原創如《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也是直白地大講道理，頗違“含蓄”詩品了。
詩詞創作雖可傳達理念，但過于坦直粗放地刻意抒發政治思考，畢竟不是一種創作佳境，難免傷及詩意。毛澤東晚年在認識上雖然也強調，“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16]但在進入創作狀態時，常常是急于傳達理念，釋放激情，卻又較少尋找到豐富獨特而又恰到好處的物象來對應比托。于是，只好反復出現“寰宇”、“蟲妖”、“風雷”這樣的意象元素，從而使作品達到“思與境偕”或“意與境渾”者日漸其少，“與形不合”或“與境不偕”者日漸增多，有的雖理不障，但境卻隔。所以丁毅先生說毛澤東晚年詩詞“在內容上雖繁縟藝術上卻顯得單調”，“缺少情景交融之作”。[17]
毛澤東此前的不少好詩，是改出來的。稿成后，他不僅自己改，也常常請一些詩壇大家改。看過毛澤東60年代初修改他在中央蘇區時期寫的幾首詞的過程稿的人，都會對前后變動之大留下深刻印象。這種創作觀念，毛澤東在1963年11月24日會見莫桑比克解放陣線外事兼組織書記桑托斯的談話中，依然堅持。當桑托斯把自己的中文本詩集送給毛澤東時，毛澤東說了這樣一段話：“你會寫詩？……有些詩不能用，要經過修改，寫文章和寫詩，不經過修改是很少的。為什么要經過修改？甚至于還要從頭寫？就是因為文字不正確，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現不好。你寫過不要修改的詩嗎？（桑托斯答：很少）我要修改，有時還要征求別人的意見。別人有不同意見，我就要想一想。”但事實上，正是從1963年起，他的新作就很少像過去那樣給人修改了。晚年毛澤東也曾清理打整自己的作品，比如，讓護士長吳旭君把卷宗里自己的全部詩詞用毛筆抄寫了一遍。但有一個細節，卻頗有意思。在核對《賀新郎·讀史》時，吳旭君見手稿里是“為問何時猜得？”特意問是“為問”還是“如問”，毛澤東說是“如問”，當吳旭君請他動筆在手稿上改過來時，他卻說：“不要改了，隨它去吧！”
真正是詩意漸衰“如之何”？缺少反復打磨的作品，自然是留下不少的遺憾。
凡此種種，使毛澤東晚年詩詞的藝術水平，整體上不如從前。好詩不多，沒有出現“庾信文章老更成”的現象。其中屬一流者，大概要算《七律·答友人》、《卜算子·詠梅》、《賀新郎·讀史》幾首了。當然，余下的作品中，有的如剝離背景、主題和特有的針對性之后，今天讀來也還不錯，特別是詩中所營造的精神氣氛和人格力量，不乏感染力。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注釋：
*本文是作者2002年7月在伊春召開的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第四屆年會暨黑龍江省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第二屆年會上的發言。
[1]李人凡：《鯤鵬之路--毛澤東詩詞美學發展論綱》，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5頁。
[2]丁毅：“毛澤東詩詞創作七期論”，第二屆國際毛澤東詩詞研討會交流論文，江蘇南京，2001年。
[3]10月2日，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在中南海頤年堂同赫魯曉夫正式會談。赫魯曉夫在通報他訪美情況時，大講他在美國受到的熱烈歡迎，說一個農場主送給他三頭良種牛，有位資本家送給他一盤古銀幣，說美國差不多每個家庭都有汽車，一家有好幾間房子。住得很好，吃得也很好，生活水平很高。他的結論是，我們同美國只能在經濟上競賽，搞和平競賽，不能用武力來“試試它的穩定性”。還說艾森豪威爾的確需要緩和等等。
[4]例如，1959年7月18日赫魯曉夫在波蘭發表《合作化道路是農民最正確的道路》的演講，談到蘇聯20年代搞公社失敗的問題，美國《紐約時報》便看出這是針對中國當時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的。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專門把赫魯曉夫的這個演講印成文件發給與會者，8月1日在一個批示中又說：“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還說，“擬寫文章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向全世界作戰?！?
[5]吳冷西：《十年論戰--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頁。吳冷西還說：“這首打油詩是主席的警衛員1959年12月杭州會議時給田家英看，田家英轉告我的，沒有廣為流傳，當然也沒有公開發表，寫作的時間大概是在毛主席同赫魯曉夫會談后不久。”
[6]毛澤東1962年9月28日會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的談話。
[7]毛澤東1963年7月25日會見古巴文化、工會、青年訪華代表團的談話。
[8]《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七絕·為女民兵題照》兩首列入此類，是丁毅先生看了筆者初稿后提出來，并擬了相關的文字，在此致以特別的謝意。
[9]丁毅：“毛澤東詩詞論札”，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第四屆年會交流論文，黑龍江伊春，2002年。
[1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48頁。
[11]毛澤東1966年1月29日致周世釗信。
[12]陸游原作為：“死后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泵珴蓶|改為：“人類今閑上太空，但悲不見五洲同。愚公盡掃餮蚊日，家祭無忘告馬翁?！?
[13]魯迅原作為：“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苦墜空云齒發寒。悚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毛澤東改為：“曾驚秋肅臨天下，竟遣春溫上舌端。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蕭瑟走高官。喜攀飛翼通身暖，苦墜空云半截寒。悚聽自吹皆圣績，起看敵焰正闌干?！?
[14]李攀龍原詩為：“豫章西望彩云間，九派長江九疊山。高臥不須窺石鏡，秋風憔悴侍臣顏?！泵珴蓶|把最后一句改為：“秋風怒在叛徒顏?！?
[15]毛澤東在念了李白詩中“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指揮楚漢如旋蓬”諸句之后，說：“我加上幾句，比較完全，'不料韓信不聽話，十萬大軍下歷城。齊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
[16]毛澤東1965年7月21日致陳毅信。
[17]丁毅：“毛澤東詩詞論札”，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第四屆年會交流論文，黑龍江伊春，2002年。
摘自：《黨的文獻》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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