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經典小說走俏日本

無產階級經典小說走俏日本

　　著名作家小林多喜二創作于1929 年的小說《蟹工船》，今年5 月以來一直穩居日本暢銷書榜單的前列，引起了國際媒體的關注。評論認為，該書79 年后突然暢銷，深層原因在于日本經濟低迷，而這部作品喚起了社會底層“ 窮忙族”（working poor）的共鳴。

　　今年5 月以來，一本創作于79 年前的小說《蟹工船》（Kani Kosen）一直穩居日本暢銷書榜單的前列，并曾攀至榜首，引起了國際媒體的關注。

　　《蟹工船》是身為日本共產黨員的著名作家小林多喜二（Takiji Kobayashi）1929 年的作品，描寫了一群失業工人、破產農民、貧苦學生和十四五歲少年，被騙受雇于蟹工船“博光丸”號；他們長期在堪察加海上漂流，在非人的環境下從事繁重的捕蟹勞動，還得忍受監工的壓迫；最終，他們團結起來，以罷工反抗壓迫。小說最初刊登在無產階級文學雜志《戰旗》（Nap，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機關雜志）當年5、6 月號上，被認為是日本現代文學史上無產階級文學的開山之作。中國在1930 年最先翻譯出版了這部小說，小林多喜二還專門為中國讀者寫了序言。

　　1933 年，小林為自己激進的左翼思想付出了血的代價，他被捕入獄，當晚便被毒打至死，年僅29 歲。魯迅獲悉小林多喜二逝世，寄去了悲憤的悼詞，稱：“中日兩國人民親如兄弟，資產階級欺騙人民，用血在我們中間制造鴻溝，并且繼續在制造。但是無產階級和它的先鋒隊正在用自己的血來消滅這道鴻溝，小林多喜二的死，就是一個明證。”1953 年，《蟹工船》首次以平裝書的形式在日本國內出版，當時年銷售量為5000 本，后來又長期在書店銷聲匿跡。直至今年1月，這部經典小說突然火爆起來，出版社新潮社（Shinchosha）稱，該書目前的累計銷量已突破50 萬冊大關，而據日本《讀賣新聞》介紹，購買的讀者中近8 成為年輕人。《衛報》指出，對日本這樣一個長期浸淫在動漫和電子游戲的文化市場而言，年輕人對《蟹工船》這樣一本嚴肅文學作品感興趣，實在罕見，深層原因恐怕是因為日本經濟低迷，而這部作品喚起了社會底層“窮忙族”（working poor）的共鳴。

　　朋克女歌手鼎力推薦

　　書業人士異口同聲：“小說的意外暢銷恐怕是已故作者小林多喜二做夢都想不到的！”然而，暢銷也并非毫無原由。今年1 月9 日，日本《每日新聞》刊登了高橋源一郎（Takahashi Genyitiro）和雨宮處凜（Karin Amamiya）兩位作家關于貧富差距的討論，也許碰巧今年是小林多喜二逝世75 周年，兩人的對話最后集中到這位無產階級作家身上。

　　高橋源一郎是第一屆三島由紀夫文學獎以及第13 屆伊藤整文學獎獲得者，是日本當今最為活躍的作家之一，他說：“雖屬偶然，但我執教的大學最近在討論這部小說。我的很多學生讀完作品，都意外地獲得共鳴，目前日本社會出現的貧困階層跟《蟹工船》當時受壓榨受剝削的情景十分相似”。

　　雨宮處凜曾是著名朋克樂隊“革命真理”（Revolutionary Truth）的主唱，也是“自殘文學”的代表人物，她對《蟹工船》的推崇，在日本年輕人中的號召力很大。“革命真理”樂隊的音樂，同那些反對修改中學教科書的極右翼分子、小林善紀的漫畫、東寶映畫推出的《印度尼西亞的獨立》（Merdeka）一樣，旨在宣揚一個至高無上的日本，反對美國的霸權政治，屬于日本民族主義勢力的文化代表。雨宮處凜演出時常常穿著迷你裙，腰間佩一把武士刀，低吟“日本需要革命”等口號。日本左翼電影人土屋（Yutaka Tsuchiya）曾跟蹤采訪過雨宮并制作成紀錄片《新神》（New God），影片認為雨宮對天皇的盲目崇拜，其深層反映了日本年輕一代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空洞狀態，她代表的這一代人才是“新神”。

　　雖然在政治上右翼，雨宮卻是“年輕貧困層代言人”，極力為年輕人爭取社會福利。她多次在小說中抨擊社會保障制度，在其創作的“自殘文學”中，主人公的自殺往往源于無業、無固定工作、找不到喜歡的工作、收入過低或者得不到社會補助金等“勞動問題”。每年5 月1 日勞動節期間，雨宮總會帶領年輕人上街游行，她對媒體說：“我知道，貧富差距是資本主義社會系統里必然存在的問題，這在英美國家很普遍，但是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必須與此共存。在日本，臨時工和無業游民的數量正與日俱增，我們倒視之為自然而然的事了！”

　　感同身受的讀者

　　兩位作家的討論一經報道，東京上野一家大型書店就開始促銷《蟹工船》，廣告瞄準“窮忙族”和“蟹工船”工人的相似性，稱這些20-30 歲之間、薪酬很低且不享有社會保障的人群，同小說中的工人一樣看不到希望。大型連鎖書店東京“丸善丸之內”總店的店堂里，豎起了醒目的廣告牌，上面寫道：“與現代‘窮忙族’過于殘酷的勞動環境不謀而合，一代名作在平成（當今日本年號）時代‘差距社會’大復活！”根據日本官方統計，目前大概有1000 萬日本人年收入低于200 萬日元，被日本社會稱為“新貧人口”。根據書店的調查，購買《蟹工船》的讀者多是出自這個階層。

　　精神科醫生香山里歌分析說，窮困的年輕人關注《蟹工船》，是因為“許多從事低報酬、重體力勞動的年輕人大都有‘書中所描寫的人就像是自己’的感受。而正是日本重視個人負責制和非正當雇傭制度合法化，才造成日本年輕一代中出現了眾多‘溫順的臨時工’。”香山還說，“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雖拼命工作，但生活仍舊艱苦，無法享有正常人待遇。讀過《蟹工船》的人更加痛楚地感到，無論在哪個時代，都存在雖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又不得不拼命工作的勞動者。”一位大阪讀者說：“禁閉著數百名漁夫的狹窄船艙，令我想起車廂里擁擠不堪的上班風景；從被殘酷的工作壓迫的奄奄一息的漁夫，到引發過勞死的超負荷加班，蟹工船上的工人與現代的工薪族，在我眼前重疊起來。”

　　另一個年輕讀者說：“日本業主不愿雇用正式員工，因為不如招臨時工來得快，既不用支付醫保和房補，還可隨時解雇。業主最喜歡小時工，他們的小命全攥在他手里，跟《蟹工船》里的監工一個德行！”

　　有組織的抗爭難以再現讀過《蟹工船》的人，都痛恨船上對捕蟹工動用私刑的監工淺川。小林多喜二之所以能把工人們的痛苦描寫得惟妙惟肖，就是來自家人們的縮影。1903年出生于秋田縣貧農家庭的小林，曾舉家背井離鄉到北海道求生存。在陡峭的山坡上推手推車的雙親、在火山灰工廠勞動的姐姐和拾煤渣的妹妹，同周圍的勞動者和農民一樣，即便拼命工作也無法改善自己的處境。小林多喜二在寫作這部小說時，參考了漁業勞動者、小樽的海員工會會員、函館的勞動工會會員、小樽商業高中同級校友等的證言，加上自己親身調查所得的資料，從而使《蟹工船》具有極高的現實性。

　　小林完成小說初稿后，在給藏原惟人的書信中說：“《蟹工船》里的世界是一個從整體的角度來觀察把握‘帝國主義- 財閥- 國際關系- 勞動者’四者關系的。這篇小說中沒有‘主角’，勞動者的團體就是‘主角’，這是無產階級文學必須開拓的道路。”

　　小說的熱賣在日本掀起了回顧小林多喜二以及70 多年前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熱潮，但一些學者認為，這不過是給了出版社大賺一筆的機會。《蟹工船》里的斗爭故事不可能在當今的日本重演，數十年來，日本的工會成員數量一直在下降，只有極少數選民支持左派政黨。早稻田大學教授Hirokazu Toeda表示：“年輕人很容易感同身受，在小說中聯想到自己的處境，但這種同情很零星，我認為這不會導致有組織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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