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結(jié)合’路”
憲之
歷史的辯證法也真奇妙：劉慶邦的這篇小說，如果見之于幾十年前，在“創(chuàng)新”的文學史上，它也不過與《半夜雞叫》、與《白毛女》等一樣，屬于許許多多“宣揚階級斗爭”“意識形態(tài)化”的、“教條主義”“假大空”的篇什之一，一定早已湮沒在被冷落的塵埃之中了。孰料出現(xiàn)在今天，居然“腐朽化為神奇”，成了引人矚目的現(xiàn)實主義力作，也真像魯迅談《紅樓夢》時所說的，“因為寫實，轉(zhuǎn)成新鮮”了。－－《臥底》生逢其時耶？生不逢時耶？豈亦“礦工不幸詩人幸”也歟？
我常想，《紅樓夢》之所以偉大，固然根源于其文本自身的思想與藝術，但審美距離的因素也是不能忽視的：特定的時空距離增強了“陌生化”，使雪芹筆下的生活對于讀者感到十分新鮮。與之相反，今日之世相小說，因為距離太近，再者什么樣的腐敗和丑惡對于人們來說都已經(jīng)見慣不怪，所以它就使本該很有震撼力的作品也就反應平平了，我現(xiàn)在重讀《官場現(xiàn)形記》就找不到當年的感覺，覺得比起生活自身來索然無味。這篇《臥底》，若是出現(xiàn)在一二十年前一定會聳人聽聞，出現(xiàn)在今天就不會引起轟動效應。蓋“平常”事打造出“平常”心，本該振聾發(fā)聵的藝術自然也就失去了應有的震撼力。不過，惟其如此，無論是作家的觀照生活還是評論家的評論作品，審視的高度就更顯得特別重要了。當下尤需要《黑暗王國的一線黎明》式的解讀。
《臥底》屬于“一牘兩柬，一歌兩聲”式的敘事，通過“臥底”的見聞和遭遇，既寫“底”又寫了“臥”。“底”者，底層也，“在底層”的煤黑子之生存狀態(tài)也；“臥”者，深入虎穴的知識階層之精神狀態(tài)也。
小說敘說的首先還是“底”。上一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大地上如雨后春荀般冒出了成千上萬個小煤窯、小金礦和小油井，這是其中的一個。周水明把它叫做“牢窯”，舊時代叫做“圈窯”。其“生存狀態(tài)”，周水明雖早有耳聞故只準備“采風”三天，可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去臥底的那個小煤窯是那樣恐怖，他受的一系列折磨是那樣慘絕”，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非人世界。這類煤窯，若從“生產(chǎn)要素”對勞動力的雇傭關系看，倒是與世界接了“軌”屬于“現(xiàn)代”的，“效率”很高；不過，若從其管理勞工的方式看，則有點“接”過了頭：它一直“接”到殷商與古羅馬時代了。－－大概屬于“兩種文明碰撞”也未可知。不過，這種模式倒非中國老板的創(chuàng)造，在全球化的歷史上也有先例：當年大不列顛紳士販賣黑奴開發(fā)新大陸時在南部經(jīng)營種植園的體制即然也。因之，它難免使人想起馬克思關于資本原始積累的那段著名論述：“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僅從違法犯罪的角度看待國礦長和齊老板，無疑會抹煞小說的典型意義。周水明的誤陷魔窟是因為“少不更事”；閱歷較多的井慶平則深知“十個小煤窯九個黑，小煤窯背后都有后臺，誰敢惹他們，知道那兒有小煤窯我盡量繞著走。”；“修煉”已久的司站長自然老謀深算，他深知小周冒險游戲成功的幾率與實際價值，一開始就打了離身拳，而當周水明大難不死僥幸逃脫時，他不僅不給以應有的同情與激勵，反而因怕惹麻煩而無情地將其解聘。－－從這里，都能看出小煤窯的勢力與深廣的社會背景。中央直接插手始得解決的廣西南丹礦難，彼處礦主給縣委書記上貢，用麻包裝現(xiàn)金一次就是300萬！
《臥底》是對“主流經(jīng)濟學家”高論的極好解讀：國礦長們對公共資源的破壞性的掠奪，就是“看不見的手”對“對資源的合理配置”。野蠻 的奴隸勞動，就是“勞資的優(yōu)化組合”。
從這里，我們也能讀出“建設和諧社會”的注腳。
礦工的生存狀態(tài)固然令人同情，而“皮鞭紀律”所打造出的精神狀態(tài)尤其啟人深思。“窯下不是狠如虎狼的監(jiān)工，就是木頭一樣的窯工”，“只要不瞎不瘸不是母的就行”－－這就是齊老板們對“人”的最好的詮釋。回視至今仍然領著風騷的種種“人性”高論，“解放”啦、“復歸”啦，怎么高唱了若許年這里倒不折不扣地實現(xiàn)了獸性的“復歸”呢？人與人之間，似乎只剩下暴力、仇恨、惡毒、咒罵、卑鄙、勢利，只剩下專制與服從，摒棄一切虛文，一切都赤裸裸。你想討好說“謝謝”嗎－－“卸你奶奶的大腿！”。你抗議“打人犯法”嗎－－“老子就是喜歡犯法！”：這里拒斥一切文明！－－莫非是“被‘解放’遺忘的角落”？或者也是源于中國人“丑陋”的“國民性”？抑或是，它本來就在高唱者的視野之外？
其實，這“皮鞭紀律”，一面打造著奴性與麻木，一面也在不可避免地催生著憤怒與覺悟－－那才是真正的、不可或缺的“啟蒙”。從老畢那麻木混沌的“忍”中，我們就能強烈地感受到向另一極轉(zhuǎn)換的潛在力量。
值得深思的是：經(jīng)過魯迅為代表的先驅(qū)半個世紀的啟蒙，在朱老忠和趙大春“脫蒙”半個世紀之后，又經(jīng)過當代精英“楊白勞靠黃世仁扶貧與喜兒嫁黃以致富”的“新啟蒙”，在老畢和李正東們的身上，“麻木”與“奴性”怎么又復歸了呢？－－真正需要“啟蒙”的不正是老畢他們嗎？
以反映“底層”眾生狀態(tài)的深度力度而言，類似作品亦非罕見；劉慶邦的獨到之處，我覺得倒是他的寫“臥”。
一位先哲曾說過，偉大的歷史事變和人物往往出現(xiàn)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則是笑劇。中國近現(xiàn)代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斗爭的艱苦卓絕的歷程，也是先進知識分子逐漸向勞動大眾靠攏并結(jié)合的歷史。孫中山致力國民革命凡40年，晚年始悟出必須“喚醒民眾”與“扶助工農(nóng)”；魯迅則“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chǎn)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戰(zhàn)士”，因而成為典范；《講話》之后，“結(jié)合”漸成時代的主旋律。后來，隨著“告別革命”“顛覆傳統(tǒng)”的旋律日漸高揚，知識階層乃紛紛懺悔反思告別大眾皈依“強勢群體”，他們重新找回“自我”，這又成為新的主旋律。
周水明的“臥底”就是一個“重走‘結(jié)合’路”的喜劇。就初衷而言，他倒是想通過自己的深入虎穴親身體驗黑暗以便拿出具有轟動效應的作品，不無給弱勢者施以“人文關懷”之意。不過，當他一旦遭遇尷尬親身品嘗黑暗時，馬上就見出他與當年的先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先輩的崇高、奉獻與殉道精神，“苦難歷程”中的執(zhí)著、“竊火煮自己的肉”的坦誠、“無情地解剖自己”的虔誠、“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的地方去”的奉獻精神，已被顛覆得不見蹤影；剩下的只有輕佻、勢利、卑小與可憐。－－國礦長罵得有點兒損：“什么他媽的記者，我看連妓女都不如！”
周水明“采風”時是以自己作為參照系來觀照井下礦工的生活的，他一面感到這是一個非人的世界、黑暗的魔窟，但同時也在對比中深深慶幸并自得于自己地位的優(yōu)越，更為自己出去后能真正成為記者而想入非非。暴露老板不過是他向老板討價還價的籌碼，只要對方愿意出價，同一個他，照樣會寫“能讓你當上政協(xié)委員”的歌頌文字。他對于奴隸們至多不過拋灑點同情，皈依老板并擠進主流社會以便過上體面的生活，才是他所孜孜追求的“極終”目標。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他的不幸遭遇只是一種委屈和誤會。
與“底層”相映照的上層社會由兩個部分組成，一個是以國礦長為代表的形而下的部分，一個是以司站長為代表的形而上的部分。周水明要擠入的自然是后一世界，“我是記者”，無論是面對礦工還是面對老板，他都不忘這一尚待實現(xiàn)的身份。從“老婆在垃圾堆里揀褲頭穿”，到有了“一個會議可以領到裝著二百三百塊錢的信封”等實惠，自然愈加堅定他的追求：“還沒當上正式記者，就得了這些實惠，等當了正式記者，實惠不知道有多少呢！”已經(jīng)當上記者兼編輯的井慶平，“發(fā)揮當編輯記者的優(yōu)勢”，連“一共玩了幾個小姐自己都記不清了”。至于久歷“修煉”深有“城府”的司站長，自然更可想而知了。一句話，他們都是靠權勢方面所賜予的“實惠”喂大的。
告別“政治”、“去意識形態(tài)化”，是當下的頂級時髦。不過人們在高揚“去此”之時，卻諱莫如深了“適彼”－－“適彼樂土”，不正是被遺忘了的“出版物”所說的“依賴資本家的錢袋”嗎？
幫閑的嘴臉，卑微的靈魂，勢利的人格－－從周水明到井慶平到司站長，地位越高則品格越低。司站長關于“姓名權”的前后兩種態(tài)度，是一個極為精彩的細節(jié)－－冠冕堂皇的“法制”裝扮，一副全無心肝的丑惡嘴臉！
“個性解放”、“人的尊嚴”、“自由民主”、“人文關懷”、“靈魂拷問”……我佛說法，天花亂墜，絢麗極了；然而，罪孽塵世的苦難眾生則難于拈花微笑。“太虛幻境”畢竟是“太虛幻境”，“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拯救不了自己靈魂的人是不能“成佛”的。眾生的解脫最終要靠自己的“覺悟”，還是少唱點“普渡”或“關懷”的高調(diào)，先“拷問”一下自己的靈魂吧。
忽然想起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篇終寫下的一句極為深沉的話：“我已經(jīng)說了，我已經(jīng)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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