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藏在心底的話

文化大革命中，吳桂賢的名字家喻戶曉，黨的“九大”，她由陜西咸陽一家紡織廠細紗車間的一名擋車工成為中央委員，“十大”她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四屆人大”成為副總理。吳桂賢當選為黨的“九大代表”時間，父親是那家企業的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當時沒有主任，父親主持工作。父親出身貧寒，不到十歲，祖父母相繼去世，兩個姑姑也先后賣給人家。為了生計，年幼的父親要過飯，檢過煤渣，用父親的話講，“他小時候把苦吃咋了！”父親1945年進寶雞的申新紗廠當養身工。1948年寶雞解放，處在社會最底層的父親翻了身，成為共產黨的依靠階級基礎。父親很快成為生產的骨干，1951年代表陜西紡織企業參加了在天津舉辦的會議，成為中國紡織行業操作標準“織布‘五一’工作法”制定者之一。從天津回來，父親就提了干。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災害，父親所在的寶雞新秦紡織廠（公私合營后改的名）下馬，父親就調往位于咸陽的西北國棉一廠，擔任整理車間主任。來到西北國棉一廠，父親承受了很大的壓力，當時的西北國棉一廠在陜西乃至整個西北地區名聞遐邇，他一個童工出身又沒上過學的窮孩子在這樣的著名企業擔任中層領，不知多少人在拭目以待。那時我上小學四年級，在我的記憶里，父親整天忙得不沾家，企業好像有干不完的事。在父親退休后的有一年，我問父親剛到西北國棉廠那陣子為什么那樣忙。父親告訴我，不那樣忙能行嗎？寶雞新秦紡織廠是三級企業，西北國棉一廠是一級企業，從三級企業調到一級企業就是連升兩級，不干出點名堂就站不住腳。父親的辛苦和他對工人的關懷不但使西北國棉一廠成為陜西省棉紡企業中第一個出口產品免驗企業，而且贏得職工的尊重。

到西北國棉一廠沒有幾年，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由于父親出身貧寒，對工人又沒有架子（父親至今仍把自己當成工人），辛辛苦苦幾年還有些實績，文化大革命初期斗批當權派時，西北國棉一廠操場一到晚上，燈火齊明，廠級領導和各車間主任在接受工人批判。作為孩子，我常去看熱鬧。去得多了，慢慢的我也看出一些名堂。像父親這樣工人本來就沒有多少意見的領導，批判會草草結束，也不會采取不人道的方式。到了1967年初，全國各地刮起了奪權風。西北國棉一廠群眾組織在駐廠軍代表的協商下也成了革委會，父親作為領導干部的代表被任命為第一副主任，在那種復雜的背景下挑起了管理企業的擔子。

一個在舊社會整日為生計發愁的窮孩子，一下成為四五千人國有企業的管理者，父親深感肩上責任的重大。為了做好工作，用嘔心瀝血來形容父親一點不為過。在父親的領導下，西北國棉一廠很快從動亂走向正軌，當年企業的各項指標超過或接近西北國棉一廠的歷史水平，成為全國抓革命生產的典型。可能有的人對父親這段歷史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我的心里，我為父親的這段歷史而感到自豪。父親他們管理企業時，也曾經有過精兵簡政的要求，西北國棉一廠作為當時陜西省委書記李瑞山抓的點，父親他們在這方面沒有少下氣力。有一段時間，西北國棉一廠的管理人員總共才38個人。盡管那時是計劃經濟，38個人管理四五千人的企業，也是不簡單。文化大革命期間，別的企業我不太清楚，西北國棉一廠我還是比較清楚的，年年為國家盈利，各項指標名列全國紡織企業的前茅。我們的祖國之所以能在各種困難中前行，就是因為有無數為黨的事業竭智盡力的苦行者。父親早已退休，他也很少回憶往事，也從來沒有后悔自己在文化革命的選擇。難得的一次，父親向我談起這件事，他平靜得告訴我，共產黨、毛主席使我這樣一個在苦水中浸泡的童工，能堂堂正正的做人，毛主席的話我能不聽，再說企業總的有人干。那時能進革委會，各方面應當是不錯的。再說我對那幾年工作問心無愧。這是父親深深藏在心底的話，望著父親滄桑的面容，我理解了父親。質樸的父親是一個知恩圖報的人，他具有中國人善良的本性。不知為什么，我在那一瞬間想起了那位當年的副總理，這幾年為她的所謂的待遇不停的尋找。相比之下，我為我那至今還貧寒的父親而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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