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什么不可以說浩然《西沙兒女》是愛國主義小說？

憑什么不可以說浩然《西沙兒女》是愛國主義小說？

文/紅警蘇紅不懂愛

不知出于什么樣的原因，在網上搜索了一下，對西沙自衛還擊戰的歷史講述顯得異常的清冷與寡淡。而出于同樣不可理喻的原因，現在我們的話題中，也熄滅了對1979年及之后的中越戰爭的題材的興趣。在所有的涉及到那場戰事的文藝作品中，出現了一個朦朧的“南疆戰事”這樣的泛意但卻能特指的概念?！陡呱较碌幕ōh》這部表現中越戰爭的電影，其導演謝晉在一篇談話中，說被禁映了。的確，我們是難以從電視上看到現在還有該類題材影片的出現。而相比之下，韓國電影卻對中國的南海十分有興趣，記得兩年前該國還拍攝了一部《臺風》的電影。

在網上下載了一部由遼寧某部門制作的紀錄片《西沙自衛還擊戰》，觀后令人感慨系之。其中有一部分，該片特地講述了我軍出征南海，軍艦從臺灣海峽經過時，蔣介石發話：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出兵。并命令醫院做好救治大陸受傷人員的準備（如果真的發生這樣一件事的話，那么國共合作的歷史會寫出迥異于今天的新篇）。而我軍在穿越臺灣海峽的時候，近在咫尺的國民黨軍艦鳴笛致意，并打開燈光，照射洋面，為“共軍”引路。

而鄧小平在請示毛澤東增兵南海之后，毛特地強調了一句：直接走。

也許這是當時國共最高領導人在國家利益問題上心照不宣的默契。

這部紀錄片最后，列出了在這種局部海戰中犧牲的十六名烈士姓名。但那些名字顯得異常的陌生，似乎是一個遙遠的不可觸及的夢幻。

顯然，我們對西沙自衛還擊戰的歷史，述說得是相當不夠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浩然的《西沙兒女》，便成了唯一一部表現西沙人民當年戰斗史的小說。

1、奇怪的《西沙兒女》判決書：

按我的理解來看，《西沙兒女》應該是浩然小說中最沒有爭議的一部作品。因為浩然過去的一些作品，如《艷陽天》、《金光大道》里面表現的年代，存在著一股極左思潮，這些小說的爭議往往集中在對那個時代的評價上，這使得這類小說的爭議是理所當然的，甚至會隨著政策方針的改變，而喪失了小說主題的正確性，但《西沙兒女》表現的是一個保衛祖國的戰爭，它在任何情況下，都永遠是我們五千年歷史中最光華、最燦爛、最值得謳歌的一部分。

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中，我們會因為左宗棠等人維護了國家的團結與統一，稱他為民族英雄，同樣，《西沙兒女》里張揚的英雄主義情結與愛國主義的基調，敘述上的浪漫主義風韻，至少可以說它是一部愛國主義小說吧。

在我們的文學史上，對《西沙兒女》的否定生硬與殘酷得不可理解。我手里有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當代文學概觀》，它這樣評點《西沙兒女》：“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的需要，大搞陰謀文藝。有些作品適應“四人幫”的政治需要，炮制上市（如《西沙兒女》）。

這幾句話其實細分析，在前后行文的順序上，很有一點奧妙。它前面說有“陰謀文藝”的存在，下面緊接著就點出了《西沙兒女》，那么，按照前后貫通的氣勢，很顯然就可以得出《西沙兒女》是“陰謀文藝”的結論。但是，它又沒有明說，只是給你一個聯想，一個讓你自己去推理的誘引。

這部文學史在下面專門介紹浩然的地方，繼續否定《西沙兒女》：“至于‘中篇小說《西沙兒女》，那完全是按照‘四人幫’旨意炮制出來的壞作品?！?/p>

之后出現的文學史，在對《西沙兒女》的評價中，基本采取了這樣的一棍子打死的定論方式。

2006年6月版的《中國當代文學50年》依然沿用了這種武斷的可能在姚文元的檄文般的文革文學評論中才用得到的宣判式的語句：“《西沙之戰》和《西沙兒女》直接歌頌了江青。這些作品都是直接為‘四人幫、’的篡黨奪權、改朝換代的陰謀服務的。”這樣的沒有分析，只是用不容置疑、不容申辯、高高在上、發號司令的政治的術語，來涵蓋對文學復雜性的評述，竟然出現在二十一世紀的大學教科書中，實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并且涌上深深的悲哀，并對大學教授的幾十年如一日的拒絕“與時俱進”的定力感到詫異與不可理解。中國教材的落后與滯后，在涉及自身的歷史的時候，也顯得是那樣的當仁不讓。

在陳思和那部比較有反響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對文革部分描述的標題是：“‘文化大革命’對文學的摧殘及‘文革’期間的地下文學活動”。

這樣的標題，決定了作者必然會采取什么樣的評判眼光，整個文字敘述部分，只提到《金光大道》，但對《西沙兒女》卻視而不見，好像中國文學史上根本沒有存在過這一碼事一樣。按照這位老大人的觀點來看，西沙海戰也可能是不存在的。

在陳思和這一部官方著作不像官方著作、私人史志不像私人志書的文學史中，充斥著對文革文本的武斷式的結論，比如文中有這樣的一句話：“在樣板戲的推行過程中，還形成了‘三突出’、‘三結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學創作觀念，這些‘理論’的強行推行給文革期間和文革后很長時間內的中國文學創作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這段評論中“惡劣”修飾詞的出現，完全是文革期間檄文類評論的一個重要特點，出現在史書中，總覺得繼承的是文革的遺風。如果評論家需要用文革的語言來評論文革本身，那么，這樣的史書的真實歷史價值何在？其理性的辨識能力何存？

而在中國頗有反響，且常常喜歡被人引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卻對《西沙兒女》有一段與國內文學界大唱反調的評述：“《西沙兒女》寫于1974年，在這部關于海南島漁民民俗和漁民戰斗業績的中篇小說中，浩然發展到抽象的抒情浪漫主義的程度?！?/p>

這部歷史的撰寫者，看到了國內評論界沒有看到的東西：這個外國人看到了“浪漫主義”而不是“陰謀文藝”，同時，這個洋鬼子看到了“漁民民俗”，而中國評論家章明卻稱這個小說“雖詩不像詩，小說不像小說，脫離實際?！?/p>

外國人看到了“漁民戰斗業績”，而中國人章明卻看到了“胡編亂造”，難道小說中所寫的南海戰事，也是胡亂編出來的嗎？幸好我看到了“西沙自衛還擊戰”這個紀錄片，不然我也不得不相信，當年發生的南海戰事是一起政治幻想事件。

外國人稱這個小說是“抽象的抒情浪漫主義”，而中國人章明卻把小說定性為“把木麻黃寫成‘馬尾松’的拙劣不堪之作。”

那么，《西沙兒女》究竟是一部怎么樣的作品？我們該相信誰？

2、繼續關注《西沙兒女》的評點，竟然找到一位文抄公。

浩然去世，又引起了我對浩然作品的興趣。在網上搜索了一下，居然發現了一篇對《西沙兒女》大加溢美的文章。

在鳳凰網上登載的發于2008年03月08日的一篇名為“《西沙兒女》——浩氣長存”的懷念浩然的文章（可能是《鳳凰》周刊里的專稿，沒有看到作者的署名）里，對《西沙兒女》的幾句評點性的句子，可能是網絡上能找到的對該小說最溢美的評論了。

正當我高興之余，我遺憾地我發現，這幾句結論式的評語，竟然是來自于我寫于數年前的“從《金光大道》看文革美學”一文。

對這位文抄公，我沒有意見，因為既然文章發到網上，就只能是資源共享。況且，這位抄襲者在抄襲的過程中，把我的文章里感受，當成了他的感受，也就是說，我對《西沙兒女》的好感，也存在于他的心目中。他雖然引用了我的評論語句，但他顯然是認同我的感受的。從這一點來說，他是應該視著我的“同志”的。

只是令我失望的是，我剛剛希望看到一篇對《西沙兒女》進行客觀、公正評述的文章，但最終發現，它只是我當年的一篇文章中的改頭換面的抄襲。本來是想企求“求其和聲”的愿望，最終竟然發現，那聲音不過是自己發出的“回聲”。

這篇文章抄襲我的“從《金光大道》看文革美學”的地方有如下幾截，基本把我過去的對該小說的精華部分的點評，都抄襲上來了。在抄襲的過程中，他也進行了適當的調整，在里面插進一些他的感受的語句，但重點部分，是一字未改。下面是他文章中的抄襲部分，也是我認為的最精華的部分，幾乎是原封不動：

“小說是以一種詩意一樣的語言，描寫了南海的神奇的風景和獵奇般的地域特點，正氣篇寫的是解放前西沙兒女抗擊日本鬼子、保衛西沙的故事，旗幟篇是描寫西沙軍民共同打擊南越海軍的故事。這個小說文革后被說成是毒草，好像是說，西沙兒女中的女主角阿寶是影射著對江青的拍馬屁，小說中在寫到對主人公產生精神影響的一首詩的時候，用了毛澤東的“天生一個仙人洞”的詩，而這首詩是主席送給江青的……”

“我直到今天也沒有看不出這個小說中有什么毒草的成份。而且，它也是唯一一部表現對我國最南端疆域西沙自衛反擊戰生活的長篇小說?！段魃硟号钒涯虾５钠嫣氐淖匀滑F象，有機地融入到歷史的變遷和人物命運上來……”

“從后來的閱讀體驗來看，這個小說也是浩然小說中最另類和最洋氣的一部。他拋開了過去農村小說的鄉土敘述，而用散文詩體的小說風格，以一種飄渺的寫意式的筆觸，展現了一幅保衛中國海疆的英雄詩篇?！?/p>

“它涉入到一個中國當代文學從沒有涉足過的地域——中越海戰，真實地記錄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南海上發生的西沙海戰風云，而它對中國領土的界碑式的肯定，使這個小說在主導方向是應該被中國主流文學史所記取的?！?/p>

值此浩然去世之際，我想把之前對《西沙兒女》的一點搞不明白的東西，繼續擺出來。我不想去挑戰那些教授們的定評，我只是膽戰兢兢地提出我的疑惑，希望以此來理智地協商，來客觀地分析，來謙恭地求同存異?！傍P凰”網上的一篇抄襲我的觀點的文章，至少說明了我還有一個同道，說明了至少還有一個人贊同我的觀點，那么，借此機會，我就把幾年前不敢直說，不敢深究的《西沙兒女》定性問題繼續小心翼翼地求證下去。

3、《西沙兒女》毒在哪里？

明眼人一看就看明白，《西沙兒女》里出現了江青拍攝的那一張《廬山》照片，這就成為了歌頌江青的證據。但這幅照片的旁邊還有毛澤東的一首詩呢?！f到這里，我不想就這個問題，繼續探討下去。因為那是政治問題了，我想把我討論的范疇局限在小說本身上。

《西沙兒女》在什么地方出現了這幅的照片的描寫呢？《西沙兒女》直到第二部也就是“奇志篇”中的下卷中才出現了這幅照片的描寫。

這里岔開說一下，《西沙兒女》的結構上實在有一點奇怪。它名義是中篇小說，但時代卻比《艷陽天》跨越的時代還要長（《艷陽天》的發生時間可能加起來不超過十天，用這么短的故事時間，來展現一幅博大的人物群像圖，寫出百萬字篇幅卻不讓人厭倦，至少在中國文學界是絕無僅有的），從抗戰時期一直寫到七十年代，它分上下兩部，但它不叫上、下部，而分別命名前后部為“正氣篇”與“奇志篇”?！捌嬷酒崩镉址殖闪松舷戮怼Ｉ暇肀憩F的是解放初期五十年代的生活，下卷表現的是一九七四年的西沙海戰。因此，《西沙兒女》實際上應該說分成三個時期段，就是抗戰時期、五十年代及文革中期。

《西沙兒女》直到三分之二的部分，才出現了江青的那幅照片的敘述，如果說這部小說有毒的話，也應該在之后的地方有毒啊，而小說前面的地方，還沒有出現江青的那幅照片，能夠稱它為毒嗎？

實事求是地講，《西沙兒女》在對那幅照片描寫時，所采取的夸大、曖昧、拔高的所謂別有用心的強化手段，的確是熟知捕風捉影的“階級斗爭眼”一眼就能看出來的。而沒有經過階級斗爭訓練與熏陶的讀者，是不會計較這些描寫的。小說描寫到這張照片，是女主人公阿寶的父親在她結婚的時候送給她的，而阿寶出海之后，她偏偏如獲至寶地把這幅照片帶到了船上。之后，一直是這幅照片陪伴了阿寶在海上的戰斗歷程。

小說中寫道“（這張照片）一直懸掛在他們的新瓦屋里，每年都隨她一起在金銀島度過最緊張最愉快的戰斗歲月，每一日都要看上幾遍。每當大家聚在一起，觀賞這幅照片，都會因為當時的斗爭形勢，引起他們的一場熱烈的談論，從那屹立于亂云中的青松的雄姿，受到啟發，汲取精神力量。

下面還有阿寶的一句宣誓式的表態：“我們要像青松那樣生活和戰斗。”

接下來，小說表現西沙海戰的戰斗間隙，作者又特意描寫了阿寶從照片中汲取精神力量：

“她抬起頭，兩眼立刻被懸在艙壁上的那幅‘廬山勁松’的照片吸引住了。

蒼茫的暮色。

飛渡的亂云。

巍然挺立的強勁的青松。

她的渾身立刻增添了無窮的力量?！?/p>

我沒有找到當年批判《西沙兒女》的文章，但估計這里就是最有毒的部分。這里的“青松”是一個可以捕風捉影的意象，因為“江青”的“青”與這個“青松”里的“青”是同一個字，所以，這可以被看成是小說向江青的宣誓效忠。

但是，這種對文革期間文藝界的最高負責人隱蔽的討好行為，豈是浩然一個人所為？

看看著名女作家諶容在文革期間所寫的長達九卷的鴻篇巨制《光明與黑暗》（這本書只在1978年7月出版了第一卷）里，對江青的效忠比浩然更為赤裸。據劉蓓蓓所著的《諶容》一文所云：書中的人物起名“江春旺”和“鄧萬舉”便是吹捧江青攻擊鄧小平。諶容寫出第一部長篇小說《萬年青》書稿，卻因為家庭出身問題出版受阻，她“給把持著文藝界最高領導權的江青（通過郵局）寫了信，保衛自己出書的資格和生存的權利。五十天后，上面有了批示，1975年9月，《萬年青》出版?！痹谒某鰰^程中，江青顯然是盡了力的。

“用文藝來反黨”的帽子，是今天我們揭露“四人幫”文藝邏輯荒誕的一個重要利器，但反過來，那些指責《西沙兒女》歌頌江青的人，是否還繼承著這樣的思維邏輯？即使浩然在小說中有意把三分之二篇幅的非常的微小的主題，引到那個只有超級敏感神經的人才會意識到的“青松”遙指“江青”的主題上來，又能達到多大的攻擊力量？我們不是嘲弄了“四人幫”夸大其辭的文藝的宣傳力量了嗎？江青曾經大批文革前電影文藝的毒性因素，怎么江青掌控文藝的時代出現的一些文藝作品又成了新的毒品了？如此年年復年年的、后浪“封”前浪的毒品、壞作品定性模式，何時有一個了頭？如此不分析文本、脫離當時的現實、漠視文學的整體精神而糾纏于個別的細節，抓住文章中占有量非常稀薄的所謂先驗的有毒的成份，而忽視文學敘述的本身意義，這是不是一種文革思維的繼承與延續？為什么有些人在文革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后，仍如此輕車熟路地把文藝捆綁在政治的戰車上，而忽視文學本身傳遞出的一些有價值的信息與意義呢？為什么某些人深惡痛絕政治與文藝掛鉤，但自己的評判標準，為什么仍然繼承了政治掛帥時代的文學思維邏輯呢？

而事實上，即使經過文革十年的文藝宣傳，江青也沒有撈到多少話語權的資本，當四人幫被橫掃出來的時候，那些江青培植的所謂陰謀文藝，那些歌頌江青的文學，也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我們今天在拼命地強調人民群眾有識別香花與毒草的本領，但當我們的文藝理論家，碰到這樣的命題的時候，仍然是先驗地用政治概念去套在紛繁復雜的文藝現象上，用政治的教條，去梳剪復雜的文藝個案本身。好像老百姓是愚蠢的，只有那些評論家是“唯我獨醒”的，必須擔負起拯救老百姓不讓中毒的使命。

我們再退一步講，如果說《西沙兒女》在文革結束后的最初時間內，還可能帶有幾分毒性的話，那么，文革與今天相距多少天了？江青死去都已經多少年了？《西沙兒女》中的毒性作用還有多少？為什么三十多年了，我們仍然死抱著、糾纏著這些不放，好像一到了中性地、客觀地認識這些文字的美學意義的時候，就會把左的狂潮重新召喚而至，就會讓左的思潮帶領著我們通過時間隧道，夢回“文革”？這是一種心理上的脆弱？還是一種對文學作用的夸大了的恐懼？或者本質上還是一種思維的僵化？

因此，《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可能是局外人吧，不怕中毒，具有天生的免疫能力，或者這個洋作者已經中《西沙兒女》的毒了，被《西沙兒女》中的“抒情浪漫主義”給俘虜了。為什么我們的很多的歷史不得不借助于外國人的評述才能客觀地予以分析？恰恰從這里可以看出，國內的某些評論史學家囿于概念化、教條化的框框條條，失去了自我主體意識覺醒的客觀分析能力與所擁有的 “識”的基本素質。當他們大言不慚地大放厥詞的時候，我覺得這未免很可悲，也很可笑。中國史志的誠信程度為什么遭受到這么大的質疑，我們的學者教授就沒有責任嗎？這與周老虎演出的一幕荒唐鬧劇又是何其相似的源出一理。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西沙兒女》中有毒的地方，我們能不能把這些毒害處掠過不提，跳過不看，或者把它刪節了成不成？那么，我們是否可以理智地看一看《西沙兒女》的一些長處？

4、《西沙兒女》本質上是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

撇開那些令人討厭的政治紛爭不提（你就是討論一百年，你也說不清楚是非，所以小平同志提出了“不爭論”的觀點，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我覺得《西沙兒女》是一部動人的、含蓄的、不露聲色的愛情故事。

我想，浩然在寫《西沙兒女》時是很有一些困難的。他不熟悉南方生活，如何寫西沙戰事？張永枚是詩人，可以用詩的朦朧與模糊性來搪塞，而浩然是小說家，他必須寫出一個故事，如何構織故事，這是對浩然的最大的考驗。

浩然不愧是久經文藝沙場考驗的作家，他巧妙地選擇了他的立足點與著力點。

按理講，《西沙兒女》的主要內容就是寫西沙海戰，故事發生在1974年，寫出各方人等在戰爭中的表現就行。但是浩然沒有這樣做，因為這樣寫的話，只能使小說成為一個報告文學。而實際上，浩然還遇到一個更為困難的問題，就是當時的政治氣候，對西沙海戰暴露出的我海軍的一些不足是只能加以回避的。浩然不可能像李存堡寫《高山下的花環》的時候那樣，揭示出文革對中越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能像徐懷中寫《西線軼事》時那樣，表現年輕軍人在經過文革后的精神上的迷茫情緒。浩然必須高調地渲染西沙戰事的無可挑剔的神圣性。他不能暴露任何問題，這就很明顯地意味著，浩然如果僅僅就事論事地表現西沙海戰，他基本無法寫出波瀾起伏的故事情節，更不得不必須直面當時諱莫如深的西沙海戰的奇怪之處（如為何我軍開始時對該戰思想上準備不足，此系因為當時我海軍力量主要針對北方蘇聯人的威脅），最終只能在一個高調上不斷地“高，高，高”，這樣對作者來說簡直是無法下手的。現在從《西沙兒女》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海戰部分來看，作者并沒有把西沙戰事的艱巨性與危險性表達清楚。

史志表明，西沙海戰之后，中國海軍的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軍防重點，也從渤海灣移到了南海，實現了從“黃?！钡健八{海”的轉變，也就是西沙戰事，給中國軍隊的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的海權意識也在此得以強烈地被激發出來。在西沙戰爭爆發之時，當時我軍準備不足，派出的艦隊完全與南越軍隊不在一個檔次，一場交鋒下來，我軍戰艦受傷嚴重。這些實際困難，顯然是浩然在小說中不能加以表現的。甚至《西沙兒女》的海戰部分，比1976年5月拍竣的《西沙風云》還要諱莫如深。在《西沙風云》（這部電影網上可以下載）中，表現了民兵協助我受傷軍艦闖灘擱淺的描寫，而在《西沙兒女》中是沒有的。《西沙兒女》中只有我民兵上艦救火的情節，而沒有電影中拯救沉艦的描寫。畢竟《西沙風云》是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可以更多地遵循戰爭史實，而浩然卻顯然受到更多的揭橥真實的限制，如果浩然僅僅把目光局限在西沙戰事的描寫上，他顯然找不到任何可以舒展筋骨的空間。

所以浩然選擇了愛情，選擇了“兒”與“女”。中國文學歷史中，就有《兒女英雄傳》，解放后，也有一部《新兒女英雄傳》，里面有斗爭，但更不缺少“兒女”情。浩然為什么取名《西沙兒女》，當然是因為“兒女”所代表的一個群體的意義，但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小說名里還包含著“男孩與女孩”愛情的意義。只是文革期間愛情不可言說，但小說里的字里行間無一不充斥著濃濃的、芬芳而純美的愛情。

我覺得浩然在置放他的愛情故事的時間定位上，是深深地動了一番腦筋的。小說故事開始的年代，是抗日戰爭時期，小說兩個主人公阿寶與阿海這時候大概不到十歲，他們在西沙群島上，相遇相識，結下了深刻的童年情誼，同時，通過他們的眼睛，看到了西沙的歷史，看到了他們的長輩如何與日本鬼子作斗爭，如何與漁霸作斗爭，他們的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小說通過如詩如畫的筆觸，表現了這兩個少男少女在孤島上相依為命的青梅竹馬的歲月。這時候你不能說它是愛情，但那種情誼足以與愛情相媲美。南海的美麗風光與奇異民俗，形成了他們共同的審美情趣，為他們日后走上愛情的道路，成為家庭中的恩愛夫妻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礎。

小說第二部分，就是“奇志篇”中的上卷，已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與第一部分相差十多年了，這時候阿寶與阿海都長成了情竇初開的大小伙、大姑娘了，年齡在十七、八歲之間吧。這時候，他們面臨著人生的選擇的問題，阿寶選擇了扎根魚島，而阿海參加了海軍。他們兩個人相互鼓勵，互通有無，思想交流不斷。雖然他們身處兩條線（軍與民），但浩然深知必須讓人物碰撞，接觸，升化，所以小說里設置了許多的情節，繼續讓阿寶與阿海在青春期里交流、溝通，為他們的愛情的水到渠成做好牽線搭橋工作?？梢哉f，浩然不愧是他的作品里角色的好紅娘。

至少浩然安排了如下的機會，讓他筆下的男女主人公相遇，增進了解，產生感情：一是阿寶辭學歸島時，與阿海進行了交流，兩人意見相投，在目標選擇上是一致的，是志同道合的，這可是愛情的最高狀態了。

二是阿寶組織民兵訓練時，阿海身為海軍一員，前來輔助訓練。這里有相當富有詩情畫意的愛情暗示。兩個人踏著海島上的溶溶月色一起回來的時候，雖然談論的是工作上的問題，但景物描寫相當曖昧且富有朦朧詩一般的情境，在文革那樣的形勢下，小說把愛情表現得隱約可見但又恰到好處，清新宜人：

“青春的聲音和腳步，從海邊響到麻楓林，又響在漁村的街道上。……

月光在島子上傾瀉。

濤聲在礁石邊起落?！?/p>

植物的影子，模糊地搖擺著。

昆蟲的叫聲，這邊停了，那邊又響起。……

他們又接著默默地往前走。

月亮高了，身影兒短了。浪濤急了，腳步聲輕了。

含著咸澀味道的海風，涼嗖嗖地刮著，吹著他們的臉，掀著他們的衣襟?！?/p>

你看，這些描寫里飽含著愛情的曖昧氣味，如果愛情是水的話，只要我們擠一下這些文字，流下來的都是愛情的純正的汁液。

可以說，只有愛情中人，才會把景物聯想成如此的優美，如此的擬人，如此的細膩。浩然在這里設身處地進入到愛情兒女中的情感世界，把他們的內心朦朧體驗轉化為文字，移情到景致，一句話，浩然就是通過這些包容了一對青春男女的共同的風景，而達到了意在言外的愛情表達。“兒”與“女”在同樣的景物里源于和風、源于月色而“授受相親”了，即使不著一詞“浪漫”，也盡得人間真情之“風流”了。難怪《劍橋中國史》作者看到了“抒情”，看到了“浪漫”，這就是學者的識力。不服不行。

三是阿寶在珊瑚島上建橋的時候，阿海前來支援，兩人不謀而合，出于童年時在一起的共同經歷，設想了同樣的棧橋方案。用兩人對方案的不謀而合來暗示他們之間的情投意合。小說在這里也用了許多暗示的話來表達：

“儲蓄著許許多多金光碧彩的記憶的湖泊，被這幾句話啟開了閘門，涌在符海龍的眼間，掠過符海龍的心頭。”

這句話明白無誤地表現了阿海對阿寶的愛情感覺，過去的記憶、現在的溝通，一同涌現，產生了情感的共振的漣漪。

四是在發生海嘯的時候，阿寶與阿海共同搶險，危難見真情，他們的感情也就瓜熟蒂落了。小說表現阿海歸隊時，又用了這樣的含蓄的暗示：

“熱烈地送行，難舍難離呀！

在這個時候，年輕人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戰友的感情，而戰友的感情又是怎樣建樹起來的?！?/p>

如果我們把這個“戰友”置換成“戀人”，顯然更加合理。浩然打造的這段西沙浪漫愛情，在此完成了它的全部的跨越十多年的旅程。

小說里至少兩處出現了“愛情”這個詞?！捌嬷酒?08頁，“這以后，敵人的槍聲，親人的鮮血，培育著她的愛情，鑄造著她的奇志?！边@個詞匯，在當時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當然這里出現的愛情，是對西沙的感情，但浩然顯然在這里有意地誤用了一下，給人以浮想聯翩之感。

小說第三部分，這時候已經是1974年了。阿寶與阿海的年齡大致在三十歲左右。他們結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小說表現他們相遇時，用了這樣的句子，“阿寶又悄悄地告訴她的愛人”。注意，這里用的是愛人。

可以說，浩然通過愛情這條副線，把西沙之戰的當時紀事，轉化為一個歷史的長線，伸入到歷史深處，一線串珠地串聯起抗戰、五十年代及西沙戰事這些“跳島般”的歷史紀年，展現了人物從童年、青年到成年之后的三段情感區間，使小說的故事背景有了縱深，情感波紋有了動人的力量。

這就是“劍橋史”作者看到的“浪漫主義”的力量吧，但是國內的那些評論家是看不到的。如果我們的評論是故意看不到尚情有可愿，如果我們評論家的真的看不到，那么，充分說明我們的研究人員的素質是如此低級，因此，產生“文革學”在海外，敦煌學在海外的奇怪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

5、《西沙兒女》中的歷史縱深感。

從表層來看，《西沙兒女》反映的時間從抗戰時期到1974年，但小說中通過曲折起伏的主線索，通過人物的對話與交流，讓小說里的內在時空向歷史深處推進，幾乎使小說成為一本中國南海歷史書。

小說在人物對話中，最早交代了漢代時中國人對西沙的開發史，在人物的對白中，涉入到三元里抗英，涉及到鄭和下西洋時對南海的擁有，而這些歷史知識的描寫，是放置在小說的主要線索的沖突中逐步展開的，并不給人累贅多余的感覺，小說把歷史置放于現實的層面里，述說著中國人對西沙群島主權與海權的不容置疑的擁有權。

小說抗日戰爭部分，據浩然自我介紹，沿用了他家鄉的抗日故事，但是當這些抗日的情節放置在南海的島嶼中時，便產生了一種獨特的傳奇風采。在小說“正氣篇”里，我們可以看到，通過一對男孩與女孩的視角，表現了對島嶼中文物的發現，借此展現了西沙群島的奇異的風情。

全力貶低《西沙兒女》的章明先生稱：“（《西沙兒女》是）把木麻黃寫成‘馬尾松’的拙劣不堪之作。”不排除浩然由于對南中國海的陌生而出現一些錯誤，但從小說中可以看出，浩然竭盡所能地掌握了眾多的資料，以展示西沙群島的神奇的動植物風貌。在“正氣篇”第12節中，浩然通過詩意的語言，全景式地描寫了西沙群島富有特色的熱帶植物：這里有“叢生的羊角樹，粗獷的麻楓桐，挺拔的馬尾松（可能這就是章明先生所說的錯誤吧——引者注），強硬的西沙藤，尤其多的是年高壽長的野海棠樹，……”

試想一下，那些指出《西沙兒女》是拙劣之作的人，他們又為祖國的南海向全國人民介紹了什么？如果按照他們的邏輯，那么，中國南海的奇異風貌至今仍處于雪藏無人知曉的狀況，中國海軍維護中國海權的英勇壯舉，可能永遠不會為人們注目，那一幫充滿著人性味的“兒”與“女”們，他們生長在珊瑚礁上的愛情所支撐起來的反擊侵略者的動力，就將永遠地湮沒在南海的波濤中。這樣的話，是否那些批判者就覺得很有成就感呢？

說《西沙兒女》情節是胡編濫造，恰恰相反，小說展示的一系列中國人民維護祖國完整的斗爭，恰恰是中國歷史上不容抹殺的一筆。浩然把那些枯燥的斷裂的中國人民開發南海的歷史，通過他的生動的形象，娓娓道來，給人一種栩栩如生的感覺。我們仿佛覺得，真有那么一對男孩與女孩，在西沙的孤島上攜手展開他們的童年、青年以及充滿抒情浪漫風格的愛情篇章，有了這些令我們感到親切的人物的加萌，我們才會去感知南海的美麗，因為很簡單的事實是，我們只有感知到生命本身的美麗，才會去熱愛那個環境，正如古語有云：“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笔侨嘶罨谁h境，是人激發了環境的美麗。我們在小說中設計的鮮活、純真、直率而又美麗的“兒女”們的群像的引導下，去感知到南海戰事的意義所在，去體味那群兒女為了祖國的領土與海權所作出的無私的奉獻與犧牲。

在《西沙兒女》中，我們可以看到，浩然牽線出的從歷史到現在的無數線索，都在說明著中國人所具有的頑強與堅強的守土有責的性格，當所有的歷史的積淀作用于1974年的這一特殊的碰撞的時候，歷史鍛造的中華民族的堅強，鑄就了今天中華兒女的抵御外侮的神圣壯舉。

我想，面對著小說里打造的這一核心價值體系，如果我們再去糾纏那些所謂的局部的毒性，去離開小說的文本本身，而去關注小說創作的幕后背景，那么，我們能說這樣的舍本逐末的方式就是實是求事的原則嗎？

我不想夸耀《西沙兒女》是一部多么偉大的小說，它的確有許多缺點，有許多粉飾，但是，我們想一想，在離開了粉飾之后，我們又有多少作家去表現過南海風云？中國的南海，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又發生過多少風云變幻，但看看我們的影視作品又有多少去選擇了這樣的題材，去展現中國人為維護這片蔚藍色海域的安寧所付出的犧牲？我們與美國軍機在南空上空玩弄的貓捉老鼠式的游戲 ，有沒有被我們的文藝作品所反映？中國海軍與越南圍繞著南海堡礁的戰斗，又有多少被我們的影視作品所折射？

遺憾的是，中國的南海，在我們的文藝作品中，日益像一個失語者。自從浩然之后，完全是一片可憐而又可悲的空白。那些叫囂浩然作品拙劣的人，試問一下，你又為祖國的強盛做出過什么貢獻？為強化海權意識做過什么事情？

所以，我現在很容易理解浩然說過的他不會為寫過《西沙兒女》這樣的小說而后悔。因為，我覺得浩然沒有什么值得后悔。他至少通過他的小說，使我們認識了南海的美麗風情，使我們知道我們“海南島南邊的南?！保ā段魃硟号烽_篇的第二句。幾乎與“云南之南”一樣耐人咀嚼。）中有一幫中國兒女用他們的付出、他們的奉獻與犧牲，在無聲地守護著我們遼闊的海防，使我們知道了我們被西沙之戰激發起來的勃興的海權意識，使我們更清晰地了解了西沙的今天是如何從昨天走過來的。

在這一點上不得不說的是，如果說文革是一種左，一種偏激，把所有的無關政治的事情，都拉扯到政治上來，從而使來本來純粹技術上的東西，都被迫進行過濾選擇，那么，我們今天有一些人，依然用政治的過濾網，在進行蠻橫的拋棄有益于我們國家、有益于我們民族的一些有價值的思想與精神。這是不是一種左的遺風。今年黨和政府提出繼續“解放思想”，其實我們回頭看一看，解放思想是一種全面的立體的要求，當前的一些幾十年如一日的文學史家們，有沒有必要解放一下思想？

不錯，《西沙兒女》是急就章，有其敘述上的簡陋，所以浩然通過詩意的描述來回避寫實的細節描寫，但是，我們能否因為它的不足，就能否論它對中國南海兒女的激情敘述？這不僅使我想到了當年肖軍在寫出《八月的租界》之后，張春橋在上海的租界里發出了冷冷的怪調：“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

這一句話，與廣州城里的那位章明先生說的何其一樣。他說浩然《西沙兒女》“是以超常的速度趕造出來的”。魯迅寫出了經典的《八月的租界》一文，對張春橋之流進行了尖銳的諷刺。其實我們想一下，浩然到南海，表現中華兒女打擊侵略者與肖軍在東三省描寫中華兒女抗擊日本鬼子侵略有著驚人的南北對應。

浩然寫《西沙兒女》只用了一個多月，這也被當成詬病浩然的一個主要罪狀，好像時間短就不能成為優秀的作品似的。其實從《西沙兒女》文末所列的時間表來看，浩然僅修改小說，就用了二個月的時間，而前面寫作這個小說至少也有二個月吧，加上修改時間，少說也有三個月。這么長的時間，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是完全可以寫出一部三十萬字的作品的。因此用時間短，就指責《西沙兒女》的缺陷，那是沒有什么實際意義的。當代有一位作家，不是用了十多天寫成了一本書了嗎？

6、浩然的語言的彈性所帶來的普適性。

浩然的語言是取自于口語，對北方口語的熟悉，使他的語言不純粹是標準的譯文體、書面語。在文革期間，使用譯文體、書面語進行文革文學創作的作家，幾乎無一不是折乾沉沙。諶容、張抗抗這些作家在文革中所撰寫的小說，帶有太明顯的書生語氣，也就是從書本上學到的語言基本功。所以他們努力想寫出全景式的立體場面，但明顯功力不足，后來這些女作家離開社會性的描述而專注于個人內心世界的發現，便發揮了她們的書面語、譯文體的特長，而相對而言，文革后的浩然所寫作的一些表現人物心理的作品，明顯遜色于文革期間的作品。文革后浩然的小說由于口語的過濃的味道，帶有一種民間文學的色彩，故事也頗引人，敘述也無可挑剔，但是，它就是達不到個人敘述的那種親和性，就像一個民間工作者進城后去表述人物的內心的隱秘，他是永遠趕不上那些學生出身的書面語的熟稔掌握者的。

用口語寫作在今天中國作家里，最聞名者當數王朔與莫言。他們的口語基本功好，再摻進一些后進的書面語，立刻妙語聯珠，夢筆生花?？梢姡谡Z基礎好的作者，經過稍微調教一下，適應能力非常強。浩然作為一個北方作者，他寫南方生活，就是用他的口語化的風格，摻入南海的地域性風貌，便構成了小說的獨特的語言。

口語作者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他的口語詞匯不夠的時候，就會移用書面語中的似是而非的語詞，從而使他們的語言靈動而出人意料。莫言就是如此，“紅高梁”中大量正詞歪用，達到很好的修飾效果。而這種“正詞歪用”的方式，在王朔那里運用得更是爐火純青。浩然在寫《西沙兒女》的時候，也在語言敘述中采用了這種方法，他基礎上的良好的口語感覺，再配以這種移用的詞匯，便構成了浩然的不拘一格的語言風格，一些詞匯的應用，超越了譯文體作者與書面語作者的那種墨守成規的老套用詞原則，從而使得《西沙兒女》里憑空生出幾份洋氣來。比如，“正氣篇”第35頁：“緘默無聲的大海，又不安地鼓動起來了?！边@里這個“鼓動”就十分傳神，它就把一個政治術語移用到了自然景物描寫中來了，給人一種新鮮的語感刺激，發展到莫言時代，作家都有意識地運用“通感”技巧來增加語言搭配的新鮮感與爆發力了。

這樣的譴詞造句風格在小說里比比皆是，我就不例舉了。事實證明，詩意的語言，能產生一種節奏與跳躍感。不作細節描述，雖然會帶來信息上的缺失，但反而會達到一種大寫意的氣勢美。海明威的小說喜歡用短句，勾勒出的是快速進展的敘事節奏，十分富有動感。而古龍小說的那種跳躍式的節奏與律動的語感，也在說明著浩然在《西沙兒女》中采用的語言風格是可行的，也是符合文學創作規律的。在文革那個文學審美嚴重受阻的年代，浩然的《西沙兒女》簡直可以稱之為石破天驚的美文。即使在今天看來，小說里的一些詩意的奇思妙想，狀物的簡潔有力，描寫的繪聲繪色，都仍不失其先鋒意義。它應該在中國文學的音律美與語言美的探索與創新中，留下它應有的地位。

7、《西沙兒女》中的浩然烙印。

《西沙兒女》有很多的特有的浩然的習慣性創作傾向。

《西沙兒女》第一部分里即“正氣篇”的主題，是抗日戰爭期間的國仇家恨主題。漁霸造成的社會的不和諧，加上日本鬼子對中國人民的欺凌，構成了反方力量。阿寶的母親，就是漁霸送給日本人當奶媽而跳水自殺的。浩然在構思上，把最強烈的社會矛盾，作用于人物，從而使得人物跳蕩著歷史的最尖銳的激烈矛盾前。

第二部分，就是“奇志篇”上卷中。這時是建國初期，小說里的主題，是成長的共和國新人，與殘余的反動勢力斗爭的故事，這里面的事件，實際上是解放前暴力沖突的延續。最后以阿寶擊斃反革命分子，完成對解放前暴力沖動的終結。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都是這樣主題的演繹，這一段，對浩然來說是最信手拈來的。而阿寶放棄求學的機會，回到家鄉建設家鄉的理想選擇，也可以在浩然的以前小說中看到同樣的描寫。浩然的思維結構中有一種堅定的把鄉村作為中心舞臺的思想觀念，《艷陽天》中的那個像阿寶一樣可愛的焦淑紅就放棄了進城的選擇，而逗留在農村。而我們在柳青的《創業史》中是看不到這樣的描寫的?？梢?，浩然用他的鄉土語匯，營造了一個農村中心的環境氛圍。不管怎么說，浩然自己的主動選擇，吻合了當時的整體政治氣候，而他又把他的農村中心景物刻劃得如此栩栩如生，這是浩然走紅于文革的原因。而在文革后，由于農村重點的轉移，或者說農村邊緣化的日益成為事實，浩然注定是無法重回當年的紅火。即使是賈平凹，最初出道的時候，也是以農村小說取長的，但他也要適應環境，去寫《廢都》這樣的城市小說，而正是這個小說，才奠定了他的文壇地位。而浩然做不到這一點，他只能說越來越看不懂。

在這一段描寫中，浩然根據當時的流行的階級分析論，把負方勢力與南越侵略者聯系起來，表現漁霸為南越軍隊送情報，最終被打死，好像那個地主想借道南越，而到臺灣。這樣的描寫，實際上是點明了蔣介石與南越是一丘之貉的，而后來的歷史資料表明，蔣介石是支持我軍收復西沙群島的。這種歷史的復雜性，顯然是當時的浩然無法燭照的，他只能根據當時的流行理念，來構造這樣的矛盾沖突。我們可以指責浩然的局限性，那么有沒有后來者完成浩然未完成的歷史描述呢？似乎并沒有。

在這一部分中，還有在《艷陽天》等小說中描寫的階級斗爭熄滅論的爭執，小說定位在人民內部矛盾中，無非是來一番教育而化解矛盾，這也是文革中必不可少的套路與模式。但對于小說文本來說，它是讓小說的矛盾沖突始終保持一種緊張的烈度與力度的必要的選擇與策略。

第三部分，這完全是一種愛國主義的保衛戰爭。沒有了內敵，沒有了內部沖突，一致對外。這一部分是一種報告文學的內容。對我軍軍艦的受傷場面的描寫，比電影《西沙風云》更為簡略。小說沿用了當時公布出來的報告文學式的信息資源，并沒有多少人物刻劃。這恰恰是浩然最不擅長的部分，而浩然有意把小說的時空線拉入到他熟悉的前兩個時間段，從而他到了自己發揮想象的領域。所以，該小說里依然鮮明地烙印著浩然的文學個性。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西沙兒女》至少可以稱得上是一部愛國主義小說。

我不想因為此文而受到為文革翻案的討伐，更不希望成為所謂的文革逆流中的一個水珠，我只是想平靜地繼續表達出我的困惑，并斗膽提出我的看法。

當我感到怯弱而沒有信心的時候，至少那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讓我看到了秉筆直書的國學遺風，尚存于國外，就像文革學研究在國外一樣。

史學界的骨氣，希望從五千年的歷史中繼續支撐著我們，去履行與兌現我們的良知對文學史實的回歸其本原、貼近文本本身的率直表述。

08、3、27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