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結號》:套上美式特技與美式裝備的中國地瓜
紅警蘇紅不懂愛
看《集結號》,很多地方都讓我啞然失笑。不能不佩服馮小剛的模仿能力,在中國許多拍攝軍事電影見長的導演自鳴得意地依樣畫葫蘆地臨摹中國軍事電影的舊有程式的時候,向以拍攝語言類電影見長的馮小剛卻在戰爭電影的拍攝上,向好萊塢電影學習與看齊。
只不過這種學習做的有一點過,使得《集結號》給人的感覺,更像是對《拯救大兵瑞恩》、《兄弟連》中同樣鏡頭的抄襲與學舌。于是很快可笑的地方顯現出來了。
比如開始的那一場巷戰,端著槍的解放軍戰士,很酷地像美軍一樣穿街走巷,連男主角張涵予的形象選擇,也選擇了接近美軍士兵的瘦臉削腮的形象。影片中谷子地戴著頭盔、回首了望的一個鏡頭,就像極了《兄弟連》中E連連長的造型與表情。這種在中國影片中從沒有出現過的美軍的疑似裝束風格,正是令我們啞然失笑的原因。
馮小剛為了使他鏡頭下的解放軍能具備美國大兵的帥氣,進行了許多煞費苦心、偷天換日的鋪墊。比如,谷子地所在的九連士兵一律帶著美式鋼盔,打著綁帶,端著近似于二戰時期美軍使用的半自動步槍,板著一個臉,實際上鏡頭里的解放軍的帥氣以及與美國大兵的接近,是因為這些解放軍戰士偷換了國民黨兵的服裝與裝備。而當時國軍的裝備直接是與美軍接軌的。通過這樣行頭的置換,馮小剛終于可以讓影片中的解放軍脫胎換骨,成為鸚鵡學舌美軍瀟灑的最充分的理由。影片還特別作出了一個鋪墊,就是谷子地特意向劉團長要求,讓他的部隊穿著國民黨的軍裝與行頭,于是,在后面的兩場狙擊國軍步兵與坦克的戰役中,都是一派疑似美國大兵的解放軍戰士像美國大兵一樣,瀟灑地進行殘酷的戰斗。
馮小剛過分偏愛美式裝備,后來谷子地來到礦上,發現礦工們在國民黨頭盔里尿尿,立刻義憤填膺,說:這里面原來裝的是腦袋,你們竟然來尿尿。看到這里,又忍不住讓人笑了起來。這個鋼盔是國民黨的,裝的是國民黨的軍人的腦袋,正是谷子地在戰場上寧愿冒著處分,也要殺死繳械投降的那一類的腦袋,怎么這時候,他突然珍惜起這鋼盔里腦袋的生命了?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地道戰》中的一個鏡頭,鏡頭里鬼子掃蕩,留下了幾個鋼盔,里面的一個小村姑,是把那個鋼盔一腳踢了多遠的,如果谷子地看見了,也要批評那位對鋼盔不敬的小村姑了吧。
有人會說,電影里的特技是韓國人做出來的啊。其實韓國人的戰爭模式,就是對好萊塢的一次克隆,馮小剛再把二傳手韓國人的貨色倒賣到中國電影中,其本質上并不能改變電影戰爭鏡頭全面向好萊塢電影模式的靠攏。
在朝鮮戰爭中,馮小剛也沒有讓中國軍人穿上志愿軍的服裝,而是扮成了李承晚軍隊的士兵,于是,為電影做特效的韓國人肯定會覺得有一種特別的親切。這一段很帥氣的中國軍人,在韓國特效的大力抬舉下,再一次可以大言不慚、明正言順地模仿《太極旗飄揚》中的韓國軍人了。
為什么要稱這個電影是“中國地瓜”?說中國地瓜并不是對解放軍的污蔑。此語源自于曾經的軍旅作家、《紅高粱》的作者莫言之口,這實際上反映了中國軍事文學乃至電影一直喋喋不休所爭論的問題。軍事文學界也形成一種共識,就是中國軍人的塑造問題,無法超越于他們自身的地位與身份。而中國軍人由農民組成的基本事實,也定調了中國軍人注定與全副先進裝備打造的美國大兵有著本質的差距。中國軍人的農民的內里素質,一直影響到1979年的南疆戰事的文學再現中。《高山下的花環》里的主體軍人仍是農民出身。所以,由農民決定的中國軍事文學主體基調也就是地瓜類文學,在另一種美化的說法下,是“農家軍歌”。莫言就直言不諱地說,他也曾經深惡痛絕“地瓜類”軍人,幻想過塑造一些接近于美國大兵類的軍人,但是最后發現這些軍人失去了真實感,后來莫言便以還原軍人的“地瓜類”特征為榮,而莫言創作上的一些成功之處,恰恰是他對農民們投身戰火之后的原生態的血性的把握與還原。這有《紅高粱》為證。
因此,從沒有涉足過軍事文學的馮小剛,被美國大兵及它的同盟國(如韓國)軍人的吆五喝六的帥呆了的形象所誘惑,欲罷不能地在鏡頭上,把中國地瓜類軍人拉到與美國大兵同樣的檔次的之后,必然地發現一種水土不服。
這就是馮小剛在影片開頭的三段主要戰爭場面之后,又重新回到了文戲的中國俗套模式中去。
撇開《集結號》開頭戰爭場面的耳目一新的感覺之后,影片的主體思想有沒有新意?
恰恰相反,《集結號》的核心故事是一個在中國軍事文學以及電影中不厭其煩重復的老問題。這個問題,他不是探討戰爭的殘酷的問題,不是討論人性的深刻與背面的復雜性,它探討的是一種體制下命令與自由的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軍事電影對殘酷性的內質里的評判,現在還未到那個時候;對戰爭人性的揭示,也遠不是中國軍事文學所能承載的現實。而中國現行體制更容易使文學、電影創作者癡迷于戰爭情境下“命令”所導致的使命的荒唐,所以,我們略微回顧一下中國軍事電影的悲劇意味竟然絕大多數是源自于“命令”的衍生尷尬。
表現紅軍西征的《祁連山的回聲》里,里面的婦女獨立團奉了一個非常殘酷的命令,去狙擊敵人騎兵的追擊,最終是全軍覆沒。反映紅軍長征過草地的電影《馬蹄聲碎》中,一群紅軍女兵,接到一個命令,讓她們到某一個地方集合,但是,當她們來到目的地之后,卻發現這紙命令,實際上是讓她們離開紅軍隊伍,各自逃生。馮小寧執導的電影《戰爭子午線》,表現的是抗戰時期,一群孩子接到一個殘缺不全的命令,讓他們到長城以西集合,而他們最終去踏上是一條死路。
可見,中國軍事電影里始終有一種強烈對“命令”的抬高的雷同現象。在《集結號》中,我們同樣看到由“命令”決定的悲劇與荒唐。為什么在中國文學中會如此出現密集性的對命令的質疑。其實有著深刻的當代心理原因。這個原因,其實不說大家也心知肚明。
在《集結號》中,第九連奉命去執行狙擊任務,這一場戰爭的意義,在第九連看來,顯然是無關緊要的。士兵們不關心他們的任務的完成,而去關心的是命令是否來到。影片里的一場最強烈的士兵們的沖突,就是就是否聽到集結號的聲音。電影把軍事策略的動機,歸咎于“集結號”所象征的“命令”,而對士兵們狙擊敵人的實際意義,卻不著一詞,士兵們沒有看到他們付出對于全局戰事的意義,沒有看到他們的堅守,給一種戰局帶來的決定性的變化,而僅僅注重于“命令”是否到來與否。戰爭的目的與意義都已經略化,只有“命令”代替了戰爭的全部。后來谷子地在烈士陵園里了解到了事實真相,對司號員歇斯底里地來了一段大發作,就令人很不可思議。戰爭的發生與進行,是戰局本身的規律決定的,集結號只不過起到了對戰爭的一種外在化的起止的作用,不是決定戰爭的本質性的符號。現在谷子地對司號員大發雷霆,就是因為他沒有聽到集結號,沒有聽到戰爭終止的命令,好像這是導致他的士兵最終死亡的根本原因,好像士兵們的犧牲的意義到些為止突然蕩然無存了,實際上,他作為一個連的連長,在他的陣地上狙擊了敵人的如蝗蟲一般的進攻,他是問心無愧于自己的使命的,那個集結號是否出現,其實并不能改變士兵們的付出與價值。當司號員告訴他,團長壓根兒沒有意圖吹響集結號的時候,他的過急的反應,似乎折射出他內心里的心虛,好像戰爭的意義,因為集結號的緣故而突然喪失了。烈士陵園里那一場激烈的沖突,反而暴露出只有中國軍事電影對于“命令”的奇怪的偏重態度。
影片在結構上也存在著不平衡的問題。影片中的前三段的激烈戰事交待,根本沒有產生激烈的人物性格與理念沖突,而“拯”一片中,所有的矛盾都在戰爭中完成,即使是“太極旗飄揚”,它的所有的人物沖突,也完成于朝鮮戰爭期間。《集結號》的矛盾線索牽扯得太長,直到了烈士陵園里的時候,才對前面戰事謎底作了總結,而這時前面的戰士們已經無法參與到這一矛盾揭開的心理振蕩中。因此,影片表現的激烈戰事里,所有的士兵們僅僅完成了一個戰斗的責任,而沒有表現出他們的思考,他們的性格,因為這些矛盾的轉折要在建國后才能完成。所以,整個電影里戰場部分里的人物都是沒有個性的,他們面容模糊,大同小異,因為他們的使命就是一個,狙擊敵人,他們沒有必要去圍繞信念的差異去發生爭執。而“拯救”一片中為任務的爭執,“太極旗”中對戰爭價值的爭執,都是放在戰爭的進程中完成的,而在《集結號》中卻沒有這些東西,所以影片里的戰爭打得很熱鬧,但底里卻是很空洞,戰爭不過是同義反復。三場戰爭,更多地是對好萊塢電影同樣鏡頭的獻媚般的討好。由于士兵們面容相似,性格未曾展開,所以那些大同小異的士兵并沒有讓觀眾接受,沒有從感情中覺得他們的可愛,自然難以有感動人的地方。而影片后半段谷子地的“秋菊打官司”一般的執著,在沒有前面士兵們牽人掛肚的人性化表現的支撐下,也不會讓人產生共鳴。《兄弟連》中的每一個士兵,都各人個性,令人觸摸到他們的靈魂,所以,在電視劇結束后,仍然使觀眾關注他們回國后的情況,并且會從中國人的特殊心理出發,覺得他們回國后的平淡無奇的生活有一種淡淡的失望。
從某種意義上講,本片更多地探討的是《父輩的旗幟》中戰士走向和平之后如何適應和平生活的問題,在這部美國影片中,它強調了士兵走出戰場之后,應該融合進平凡的人生,但是,在《集結號》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士兵依然沉浸在戰爭狀態,意圖用戰爭的特殊狀況來指責和平年代對于他們獻身的忽略,借此來凸現一個士兵的悲劇命運。而在美片中,如《兄弟連》、《父輩的旗幟》中,展現了士兵們會忘記戰爭,在新的生活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特別是《兄弟連》中有重點一章,表現了士兵們在釋放戰場對于靈魂的惡的異化之后,重新回歸到和平生活。而我們中國電影,卻遠沒有這樣泰然地對待戰爭,影片中的谷子地追求一種名份,一種面子,并且以一種莊嚴的態度表現出來,甚至他可以用死人的名義壓著礦山建設,都反映了一種中國電影在理念上與其他國家文化的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馮小剛在電影恰恰回避了對戰爭原因的說明,而他所學習的《拯救大兵瑞恩》與《兄弟連》中都沒有忘記肯定了美軍士兵參與的戰爭是正義的,應當的。在《拯救大兵瑞恩》中,專門設置了一個美軍拯救法國小女孩的戲,變相地說明了美軍不遠萬里來到異國他鄉是為了拯救當地人民的,他們連小女孩都要拯救,何況那些本土的當地人?而在《兄弟連》專門用一集表現了納粹的集中營,用以說明美軍為什么而戰。而在《集結號》中,沒有任何對士兵們參與戰爭動機的解釋,他們服從的只是一個命令,而不是他們自愿地獻身于那一場戰事。可以看出,我們中國電影卻日益懼怕去肯定一場戰爭的正義性質,以及獲得士兵的參與的認同。這樣的模糊了戰爭動機的電影本體,注定是無法讓人對士兵的行動產生認同與贊許。這不能不說影片在基調設置上因噎廢食走向反面的失誤之一。
因此,整個電影與它所模仿的視覺影像的母本《拯救大兵瑞恩》、《太極旗飄揚》雖然有著表象上的近似,但在本質上,影片的后半段的大段冗長的文戲,卻是獨特的中國題材里特有的由“命令”決定的荒誕。生命的不自由的潛臺詞,在這一段里得到了隱形的再次發作。
現在馮小剛移用了美式特技(雖然這種特技是由韓國人倒騰出來的),套在了舊有的中國電影的慣性的思維模式上,自然產生如我們前面所云的水土不服現象。影片的前后部分完全是兩個不同的電影,節奏與處理方法完全不一樣,前面的鏡頭,是對好萊塢搖移鏡頭的學舌,下面的部分,才真正是馮小剛語言類電影特有的敘事風格。在影片的后半段中,我們看到大段冗長的靜止的鏡頭,再也不見了前面的快速剪切的強悍風格。馮小剛處理文戲鏡頭時,是不注重鏡頭的切換的,他基本就是采取讓鏡頭架在那里,讓人物在那里侃侃而談。在影片的后半段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注重語言而不注重鏡頭的馮小剛。比如,谷子地與二斗在醫院里的那一段鏡頭,只見兩個人坐在長椅上,完成了全部的對話,使人想到在《手機》中葛優洗腳的那一場戲,馮導也是采取這種毫無作為的冗長鏡頭來一筆帶過的。可以說,影片的后半段的冗長乏味,顯示出馮小剛在處理文戲鏡頭里,一旦沒有了葛優式的幽默的口吻,他的那些文戲便“淡出一個鳥來”。馮小剛在處理文戲時,還不自覺地保留著葛優那種緩慢的沉吟腔,就是在前半段的戰爭鏡頭中,馮小剛一旦表現人物對話的鏡頭時,也是讓人物板著一個表現,用葛優的腔調意味深長地講話,與當時的戰爭氣氛嚴重不匹配。
可以說,《集結號》的后半段是完全的馮式鏡頭,而戰爭場面上,我們看到馮小剛缺乏操縱動作鏡頭的能力,很多鏡頭都可以看出馮的視角混亂,鏡頭雜亂無章。我們回頭看看《拯救大兵瑞恩》的開頭戰事鏡頭,會發現電影很注重視角的統一,搖晃的鏡頭,一直是以美國大兵的視角展開的,一直沒有發現敵方德軍的主觀鏡頭,這給影片增添了許多主觀的強烈的視效(這一點說明一下,本人記憶有誤,德軍的機槍的鏡頭,從船開艙之后就出現了。之后,時而夾雜著德軍的機槍的鏡頭。但個人覺得,這種德軍鏡頭的穿插,傳遞了一種戰爭的壓力,鏡頭里并沒有出現德國人本身,只是一個鋼鐵的機槍在那里噴火,開始的戰場片段里,鏡頭仍然是追隨著美軍的視角。只是不時夾雜進德軍的火力,似乎是以跳出的角度,看待美軍視角所在的位置)。但是,馮小剛在《集結號》的戰事處理中,我們看到他在鏡頭上是混亂不堪的。在國民黨沖鋒的一場戰爭場面上,馮小剛在表現九連戰士進入戰壕后,突然迫不及待地用一個鏡頭放在了國民黨軍的后邊,換成了國軍的視角。國軍沖鋒的鏡頭,馮導讓鏡頭平行地放在國軍隊列的左邊,這個視角在真實戰場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一個電影的客觀的視角。而這個客觀的視角,馮導也讓它搖搖晃晃,而在“拯救瑞恩”一片中,搖晃的鏡頭,是在表現美軍的主觀的鏡頭時才會出現的。可見,馮導濫用了搖晃鏡頭,甚至把客觀的鏡頭,也莫名其妙地采取了這種方式,可以說違背了電影語言的基本規律,只能說馮導在學舌時,他的習慣于語言類電影的拍攝手法,無法給他的電影以支撐。實際上,馮小剛是從電視劇走上銀幕的,沒有經過電影拍攝的專業訓練,他是在干中學,學中干,能取得這樣的進步不是值得一贊的,但是從電影鏡頭的敘事統一的高要求的角度上來看,我們有必要對他的電影更苛求一些。
下面的混亂,觀眾完全被美式或韓式的天崩地裂的爆炸場面給弄得七葷八素,但畫面的內在的對應關系卻相當的混亂,鏡頭在共、國雙方的士兵們之間雜亂地切換著,時而全景,時而特寫,或是共軍,又是國軍,有時候他們還以同一方向在鏡頭里運動著,鏡頭之間的邏輯關系幾乎看不到,令人對戰場場景處于一種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混亂中。在國軍坦克進攻的一場戲中,我們看到了“拯救”一片中相似的場景,但看看斯皮爾伯格是如何處理這一場戲,在“拯”一片中,坦克是從地平線上來的,先露出了炮管,而馮導在處理坦克時,直接就用鏡頭和盤托出,根本無法傳達出通過士兵的主觀視角感受到的戰場壓力。
總之,《集結號》是馮小剛學舌好萊塢電影的習作,而骨子里的內核仍是中國電影關注的“命令”的束縛與荒唐問題。過強的理念化操作,使影片里的人物缺乏感人的力量,也注定不會在人性方面有所突然。而電影的戰線拉的太長,很多重要的謎底及戲劇沖突都放在了戰后,使得影片里的戰場鏡頭里并沒有與整個電影等價的戲劇沖突,使得整個電影里的戰爭徒有轟轟烈烈的形式,但卻無益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加之馮小剛一直擅長的語言類鏡頭的營造,對于處理戰爭場面有一種黔驢技窮的無奈,也使得整個電影的戰爭場面與它學習的母本有著很大的差距。而正是這種差距,是令我們失笑的原因。
更為關鍵的是,被莫言稱為“地瓜類”的中國士兵在電影中被套上美軍的行頭,是否還是中國士兵,這是很令人懷疑的。戰場上的谷子地,很有美軍的風范,但到了后半段,他恢復到了地瓜的本能狀態,前后之間他是嚴重脫節的,這正反映了美式特技作用于國產軍人身上的不諧調反差,而這種反差,正是莫言這類軍旅作家多少年前就指出過的必然的尷尬。
再評《集結號》:馮小剛頑主心態對革命的顛覆與嘲弄
紅警蘇紅不懂愛
很多人稱《集結號》令人感動。我懷疑我是鐵石心腸與冷血異形,不得不重新看了一遍《集結號》,遺憾,我沒有感動。我感到影片中馮小剛的玩主心態,對我們的舊有價值觀,對我們的軍人形象進行了最惡俗的丑化與貶低。
看到很多貼子中是軍人的后代寫的,說他們的父輩看了這個電影感動了,流淚了。但是,馮小剛真的是歌頌烈士了嗎?真的是贊美了犧牲的值得嗎?
恰恰相反,馮小剛在電影中,嘲弄了軍人的被騙,被拋棄,被遺忘,只有一個谷子地在那里違反常理地討一個說法。
如果說過去馮小剛用喜劇的“手雷”去炸毀中國人生活中的價值觀的話,那么,在這部打著革命戰爭題材的影片中,馮小剛則可以說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用春秋筆法顛覆了革命的無意義性,嘲弄了戰士們至死的蒙在鼓里的被騙尷尬。
1、《集結號》的主題是“軍隊的欺騙”。
《集結號》前五十分鐘的戰爭場景是馮小剛的噱頭,是由韓國二十多人的特技隊手把手教導下完成的,從爆炸布點到爆炸效果等等,都由韓國人制作的。這不是《集結號》的關鍵所在。因為這場戰爭場面,只是一場騙局的產物。
這個騙局要到五十年代才揭開來。
前面的戰爭打得越激烈,越瀟灑,越證明局中人的悲哀。
那么這是一個什么樣的騙局。
《集結號》的原著小說中說的明白:“團長下阻擊任務的時候,就已經決定用一個連的犧牲去換取大部隊的安全轉移”、“是軍隊欺騙了她的士兵”(楊金遠小說《官司》語),這本質上反映了個人命運在從屬于一種“命令”之后的無能為力。個人悲劇的產生,是源自于“命令”的不容置疑。這種情節的設置,在中國軍事電影中有著源遠流長的根基與興趣,它本質上,可能還是源自于中國文學中對“路線斗爭”的歷史積淀,習慣用“路線”(外化成“命令”,具體到本片中就是“集結號”)與個人意志的悖離來反映個體生存的悲劇。
這是中國特色的情節設置。我們看歐美、蘇聯的戰爭電影,它會把鏡頭關注于戰爭里的人物命運,很少看到人物與命令之間的對立,更很少去探討“命令”對于個人意志的扭曲。在《拯救大兵瑞恩》中,我們看到開始時,援救小分隊對于拯救命令的質疑,但是在最后,小分隊成員認同了這一命令,也沒有為小分隊成員的犧牲而去討一個說法。同樣,蘇聯電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中,開始中尉是帶著靜靜的心態,去回顧二戰中讓女兵們慘烈犧牲的戰事,他也沒有為女兵們抱屈去打官司。
如果這兩部電影按《集結號》的設置,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美軍救援小分隊在戰后向美國軍方上訴,控訴美軍欺騙了他們,用他們八個人的生命,去換另一個并沒有突出貢獻的普通士兵;同樣,蘇軍上尉在戰后也應該控訴蘇軍指揮官,欺騙了女兵們,把她們派到沼澤地這樣的危險的區域。
《集結號》為了讓這種欺騙得以成立,就弱化了士兵們對作戰動機的鋪墊。影片編導在拍片時,也有意將戰爭背景淡化,但是這樣一來,影片中的戰爭動機消失了,士兵們成為雇傭兵一樣,他們沒有自覺的參戰意識,這為他們受騙的結論作了伏筆。
中國人向來強調“師出有名”,更注重戰爭的“名”,連美國電影也屢屢在影片中突出戰爭的意義。《拯救大兵瑞恩》中,特意有一個美軍拯救法國小女孩的情節,這與全片的拯救大兵瑞恩的主題并沒有直接的邏輯上的關系,但是,這部美國影片還是很巧妙地在這里暗示了美軍是以拯救當地的人民為已任的。在《兄弟連》中,它專門有一集內容的題目就是《為什么而戰》。有人會說,這是美國人打納粹的電影,那么,在美國本土上發生的戰爭如梅爾吉卜森主演的《愛國者》中,我們也看到了一個和平主義者如何拿起槍桿子來打擊摧毀家園的敵人。
再看看我們舊有的電影,我們都寧愿化費很多場面,去交待戰爭的正義性,以此來激發觀眾對于戰爭的認同。在《渡江偵察記》中,我們看到開頭部分,戰士們觀望對岸的國軍的燒殺搶掠,生發了“救江南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正義之戰的內心驅動。在《南征北戰》中,借一位大娘之口,說:“蔣介石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這種賦予戰士們以作戰自覺性的內心動機在《集結號》中沒有了,于是,團長的欺騙凸現出來,他只能通過欺騙的手法,讓戰士們走上前線,因為影片里的戰士是一些純粹的拿槍的生命,他們不知為什么拿槍,為什么戰斗,這樣的士兵,團長的欺騙也許是唯一的辦法。于是整個電影悲哀的不是戰士們的犧牲,而是他們至死也不知道他們是被騙了死在陣地上的。
至于影片歸納出的“每一個犧牲都是值得的”主題不過是掩人耳目而已。
所以,那些興高采烈看《集結號》的人,就像馮小剛幽默喜劇諷刺的人一樣,被諷刺了,還在那里興奮。被馮式語言抑揄的人,還在相信那言詞里的贊美。馮小剛如火純青的語言諷刺術,這一次,做大了,讓那些被諷刺的人,還在洋洋得意于馮小剛的那種貌似純粹的謳歌。
說這個電影是主旋律的人,難道就沒有看到電影里的潛臺詞:“軍隊欺騙了她的士兵”?
說這個電影感動了他們的老兵本人和后代們,難道這些老兵當年的浴血奮戰,是被騙上戰場的,是因為“軍隊欺騙了她的士兵”?
只看到打仗的場面,就以為是歌頌軍人,實在令人產生一種滑稽之感。多少年前,“巴黎公社”墻上的那個被槍斃的女戰士雕塑,我們也以為歌頌的是巴黎公社戰士。后來才發現,那個女戰士原來是一個鎮壓巴黎公社的人。同樣《集結號》里集結的對軍隊的諷刺,集結了士兵死亡的被欺蒙性。電影把這一情節放在一個戰役中進行申說,但是,如果放大了說,是否在暗示著過去的戰爭是一場整體性的對士兵的欺騙呢?這與當年思想界顛覆神圣、顛覆革命有著如出一轍的動機。只不過過去馮小剛用王朔式的語言顛覆了傳統的文化語境,現在馮小剛用一場改寫的戰爭,顛覆了歷史上軍人的犧牲真相。這與網絡上流傳的邱少云在烈火上身前就被打死、劉胡蘭死于鄉親之手、張思德死于燒鴉片的窯洞、董存瑞沒有炸碉堡、地雷戰害的是鄉親們等等所有的歷史真相的重新解密,有著相似的肌理與動機。在這樣的重重的對革命與歷史的任意圖解下,當年具有合理理由的戰爭被質疑了,戰士的犧牲被蒙上了欺騙的灰塵。究竟是誰污蔑了“犧牲”?《集結號》打著為“犧牲”正名的招牌,恰恰在本質上向戰士們的“犧牲”潑了一盆不大不小的污水。
可以說《集結號》是對解放軍軍史的一次顛覆,是對歷史真相的一次顛覆,是對世界戰爭電影的既有設置模式的顛覆(連“戰爭的原因”都不予以說明)。如果真的有《集結號》中的“軍隊的欺騙”成立的話,那么,可以騙一個谷子地,騙了一個九連,但能騙得了幾百萬人民解放軍戰士嗎?能騙得了解放軍征戰史上可歌可泣的無數“犧牲”嗎?能騙得了那些洪流滾滾支持解放戰爭的支前民工嗎?那么,中共何以能戰勝國民黨軍隊?如果這樣的話,歷史在《集結號》規定的情境下,將可能向另一個方向發展。
從今天的和平環境下,我們的確可能無法理解當年解放軍那種甘于犧牲的精神,但是,如果把這種理解用“欺騙”來解釋,就能接近于當時的真相了嗎?我們對得起那些烈士們不惜犧牲自我的英靈嗎?劉恒編劇的幾部電影中,都企圖用現代觀念去重新審視過去的戰爭,但是,他無一例外地帶著一種不理解的狀況。在劉恒編劇的《張思德》一片中,影片對張思德的樂于助人懷著一種悲憫的可憐的態度,好像他沒有任何一點個人快樂,被人欺負,越混越差;同樣,在《集結號》中,電影強化了士兵們犧牲是因為被騙了。可見,當過去的歷史,在今天無法理解的時候,便會用一種“欺騙”、“可憐”這些理由去加以解釋。
2、《集結號》中的戰爭部分來自何處?
原小說是沒有詳細地描寫谷子地參加的防御戰的,但馮小剛必須設計出一場戰爭來。那么,這場戰爭來自于何處?
其實,影片開始的防御戰可以說是抄襲了《南征北戰》中開始的第一場戰役“大沙河狙擊戰”。在《南征北戰》中,國軍先是一波人力沖鋒,被打退,第二波是坦克攻擊,這時候解放軍是主動撤退的,因為完成了《南征北戰》中的戰略狙擊任務。
到了《集結號》中,也有兩波狙擊戰,先是對國軍的沖鋒,又一波是國軍的坦克進攻。后來大部分撤走了,九連留下當犧牲品了。
兩片的敵人進攻順序一樣,炸坦克的方式也一樣。如此近似的程度,除了抄襲我們無法找出另外一個可能。
馮小剛拍片時也坦白得明白,他重點研究了《南征北戰》。所以,《集結號》中的狙擊戰役,與《南征北戰》近似到了抄襲的成份。
可以說,《集結號》中的戰事,就是馮小剛請來了韓國特效人員,對《南征北戰》的同一場面,進行了一次全新的改組與改裝。用美國戰爭片的一些視覺元素,七拼八湊地塞入到以《南征北戰》為主體的戰事進程中,便構成了馮小剛戰爭片的雜交元素。
3、《集結號》中手提攝影的誤用。
《集結號》里鏡頭搖晃得厲害,有著明顯的對《拯救大兵瑞恩》的模仿。
無法考證美國電影中何時出現了搖晃鏡頭,但顯然在《拯救大兵瑞恩》中的運用,使人們感受到這種搖晃鏡頭對于營造戰爭氣氛的實戰作用。
之前,美國拍攝的《最長的一天》里,沒有搖晃鏡頭,而且還有航拍鏡頭。
《拯救大兵瑞恩》的創意在于,它把視角放低,放到個人的身上。該片的搖晃鏡頭是模擬了戰地記者的拍攝角度與風格,所以,整個電影里,那種搖晃鏡頭,基本是同步于美軍的視角的。
有人會說了,《拯救大兵瑞恩》中不是也有德軍大概不超過三個的機槍射擊的鏡頭,這個鏡頭代表了哪一個的視角?我估計你去問斯皮爾伯格他也回答不上來。但是,斯皮爾伯格和他的攝影師明白,他之所以在《拯救大兵瑞恩》以搖晃的鏡頭來貼身反映戰爭進程,是它把鏡頭視角放在美軍角度上的。
在《拯救大兵瑞恩》開始部分的登陸戰中,從船上下水到登岸、沖上山包,鏡頭始終以美軍的角度逐步展開。在最后一場巷戰中,鏡頭也是以美軍的角度觀看的,可能夾雜著少量的德軍的鏡頭,但那似乎是強調了德軍的武器的所有位置,而敵方的壓力,則完全是通過美軍的視角來體現的。
這種視角放在美軍身上的設置方式,賦予了《拯救大兵瑞恩》以劃時代的創新,也使手提攝影的晃動感給予了可能。
現在馮小剛拍攝《集結號》,也學了手提攝影,但是他只學到了皮毛,沒有學到手提撮影的原則。斯皮爾伯格不可能用搖晃的攝影鏡頭,放在德軍的那邊,但馮小剛不問,他的搖晃鏡頭,可以與國軍沖鋒隊列并排在一起運動,好像是一個國軍戰地記者在邊上拍攝的。這就是馮小剛拿來了斯皮爾伯格成功使用的手提攝影,但是沒有把人家的角度拿過來,給人一種鏡頭混亂、滑稽、造作的感覺。你那個放在國民黨軍隊邊上的鏡頭,是一個客觀鏡頭,你憑什么像戰地記者拍的那樣,抖抖晃晃?
還有《集結號》的鏡頭過于晃動,而《拯救大兵瑞恩》的晃動還保持在一個新聞片能夠許可與容忍的節奏里,看樣子,《集結號》里的那個拿著手提攝影的戰地攝影師是一個膽小鬼,連攝影機都拿不住。
4、王金存的媳婦是否也應該向谷子地討還血債?
谷子地在烈士陵園里,責問團長沒有吹集結號是理直氣壯的,因為是團長的一個命令,導致了他的兄弟的死亡。
如果依此類推,王金存的媳婦是否也應該如此?
影片中的王金存被關了禁閉,但他至少還是屬于大部隊的人啊。谷子地向團長要人,要不到,就把王金存要了去,本來王金存還不至于立刻犧牲,但谷子地的一個命令,讓王金存犧牲了,也就是說,谷子地要了王金存的命。既然現在谷子地整天要一個說法,那么,誰來為王金存要一個說法?
那么我們不妨延續地想一下,戰爭中的犧牲,有必要去歸咎于一個人嗎?
谷子地好歹也在戰爭中出生入死的,連這樣的道理都不明白,一生的最偉大壯舉就是討一個說法,這樣的說法,真的是一個人的責任嗎?
谷子地偉大嗎?他不過是一個概念化設置起來的人物,有來揭開士兵們死亡謎底的,除此之處,他的行為并不符合戰爭邏輯。
5、矛盾的矯情。
影片開頭,谷子地大聲小叫地殺戰俘,后來吃了處分。
其實后來影片告訴我們,谷子地所在的連隊,后來被打散了,撒銷了,留下了許多謎團,說明戰爭形勢下,部隊不可能對一些局部的個案給予正視,或者可以說是在非正常情況下,部隊的指揮官們對戰場上的事情也是無力控制的,只能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
如果劉團長真的是一種欺騙了士兵的話,那么,實際上劉團長也應該受到懲罰。
但劉團長并沒有。
而谷子地那么一個很難確認是否是真屬于槍殺俘虜的行為卻背了一個處分,怎么這時候部隊突然對谷子地嚴格起來,后來卻又不聞不問了?
所以,《集結號》的矯情就在這里,你殺戰俘就殺唄。你看《拯救大兵瑞恩》中,美軍沖著舉手投降的德軍士兵就是開了一槍,也沒見到這些美軍受到處分。現在中國電影里剛剛學上一個以前從不敢表現的“槍殺戰俘”鏡頭,似乎又怕惹出麻煩,于是就很矯情的給了谷子地套上一個處分,把電影的取向重新拉回到紀律范圍上來。
實際上追究起來,谷子地也欺騙了那個投降的國民黨士兵。那個士兵明明放下槍,他叫那個士兵又拿起來,然后開槍,這不是欺騙么?那么,那個國民黨士兵的親屬,是否也要向谷子地的騙子討說法?
所以綜觀整個電影,谷子地的形象,一點不討人喜歡。特別是對他的造型上近似于美軍(有幾個鏡頭很像《兄弟連》中的溫特斯連長),吃飯時嘰里咕嚕,聲調上雷同于葛優的老謀深算,都讓人對其產生一種厭棄感。這是個人的感受。不代表眾人意見。本人非常討厭電影中的往嘴里塞飯的鏡頭,而谷子地與團長講話時那種一門心思往嘴里填飯的動作,雖然可能是追求生活化的表現,但是很讓人惡心。
6、結構上前后脫節。
戰爭與和平環境下,電影是兩個板塊,互不干聯。
連后來成為谷子地后援幫助的二斗,也不是九連的老戰士。
二斗這個人物很重要,為了讓谷子地有這么一個好戰友,電影不得不加進了一段朝鮮戰爭的戲,讓他們在戰場上有了生死兄弟情。
電影為此拉得戰線過長,而在汶水阻擊戰中的兄弟們,早早地被打發了,他們在五十分鐘內就完結了生命。這些戰士,在原小說是沒有的,電影里把他們編造出來了,按照《南征北戰》與美國戰爭片的一些元素再加上韓國特效隊的幫助打造出來了,但是,他們越勇敢,越真誠,越覺得他們是被可憐的被拋棄的犧牲品。他們至死都不知道他們被欺騙的本質。所以,他們的犧牲并不令人痛惜,被騙才是最大的可悲。
但是五十分鐘內,又沒有條件塑造出他們的鮮活形象。所以,他們只能在影片里匆匆而過,難以辨清,因為電影的塑造功能還要讓給后邊出現的那么多人物呢。
所以,這些士兵留下就是疑似美軍士兵的一些外在表象。
對這些士兵的設置上,也是概念化的。比如影片仍在學舌著農民士兵們勇敢、知識分子士兵膽小的傳統模式。比如王金存有文化,所以膽小,而其他的沒有文化的士兵卻似乎是天生膽大。這種對知識分子的歧視,在《紅日》中有,《亮劍》中有,《歷史的天空》里有,好像打仗還得靠大老粗。但《集結號》來得更為概念化,文化教員天生的就應該是一個尿褲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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