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張愛玲“故居”有什么“文化”意義

開發張愛玲“故居”有什么“文化”意義

陳福康

我在2006年《文學自由談》第2期上讀到何滿子先生的《這不是反了么？》一文時，就禁不住想：在當今中國，幸虧還有這樣一本雜志！要不然，連何先生那樣的有名氣的老作家、老學者，在被迫不得不談談那樣重要的既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問題時，而且還是另外某刊物主動約了稿的，居然還不讓發(或不敢發)。連何先生那樣的老前輩居然還這樣，那像我這樣的小輩還能說話嗎？

何先生文中說，他先是寫了一篇《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張愛玲熱”》，那本是某一家雜志編輯的邀稿。來索稿時，何先生向編輯說明了他要寫的內容，編輯欣然同意，而且還作了助興的鼓勵，說這些日子捧張愛玲連同其夫[陳按，有朋友說，稱姘夫更合適一點]胡蘭成的起哄實在太不像話，是該談談這問題，以正視聽。何先生原以為那篇文章的發表不會有問題，不料稿子拿去半個月后，編輯卻滿紙尷尬地退了回來，說上面不讓發。現在，議論某些事和人常有關礙，這個何先生懂；但何先生沒想到的是，大漢奸胡蘭成和他的老婆[陳按，有朋友說，稱姘婦更合適一點]張愛玲也碰不得，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舉國弘揚愛國主義精神之際，“對附逆的丑類可以大肆吹捧，而相反的意見卻不容問世，這不是反了么? ”這就是何先生在《文學自由談》發表的這篇文章的題目的來由。我記得，鄭振鐸先生在抗戰勝利后不久寫的《鋤奸續論》中，揭露國民黨當局包庇漢奸時說：“我們覺得‘天理、國法、人情’，在今日似乎都有些顛倒！”沒想到，何先生今天也發出了類似的感慨！

何先生說，他本來也并不特別關注張愛玲和胡蘭成被追捧這檔子事，前些年“捧張風”春云初展時，他發表過一篇《不以人廢言和知人論世》[陳按，記得好像也是在《文學自由談》上發的]，里面提到了這對寶貝兒。“這些年來，文化市場大面積滑落，垃圾文化充斥，各種肉麻當有趣的奇聞怪事已見慣不驚”，令他連發發議論的興致也已鼓不起來。這回之所以又對這對寶貝兒議論起來，是感于江蘇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前所長陳遼先生的盛意督促。何先生說，是陳遼先生“觸動了我的良知之故”。何先生與陳先生只在多年前的幾次學術討論會上碰過面，素無交往，也從不通音訊。2005年8月間，陳先生忽然來了個電話，告訴何先生：據臺灣某報消息，上海某大學將于10月間召開“張愛玲國際學術討論會”。陳遼先生說，際此抗戰勝利60周年，為這樣一個附逆文人開會紀念，不是對愛國主義精神的嘲弄，民族氣節的挑釁么? 何先生激于義憤，于是就寫了那篇后來被退的《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張愛玲熱”》。

好在后來《文學自由談》發表的《這不是反了么？》中，全文照錄了那篇被退稿。這不僅讓我們讀到了一篇妙文，讓何先生、陳先生和很多像我一樣的讀者出了一口憋著的惡氣，更是為文壇伸張了正義。否則，我簡直懷疑我們現在還要不要再講“民族大義”這樣的事了。

《這不是反了么？》說：“據悉，由于幾位正義人士的仗義執言，明理的有關當局已經制止了陳遼先生所告知的那個‘張愛玲國際討論會’。但怪事卻仍層出不窮。正在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這個漢奸老婆原來和胡蘭成的‘香巢’，坐落在上海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常德公寓(舊稱愛丁頓公寓)赫然掛出了‘張愛玲故居’的招牌，儼然將這漢奸老婆當作偉人來供奉了。至于南北報刊對張愛玲、胡蘭成連帶對夏志清《小說史》的吹捧叫賣，更是如火如荼。什么叫喪心病狂? 這就是。中國人民遭敵寇的屠殺，遭漢奸的蹂躪剛過去60年，人們竟會如此健忘，這，這，這，該說什么好呢? ”

我后來在路過常德路時，也看到了那塊招牌，感到丑極了。我甚至也不禁想起了何先生說的“喪心病狂”一語。

何先生是抗日戰爭的親歷者。他記得張愛玲“在敵偽時期，她一面在南京陪隨著胡逆周旋于周佛海、林柏生等漢奸頭子之間，一面又在上海走俏于敵偽統治下的文壇。在敵偽圈子里，她和胡蘭成自然是一對才子才女，但在浴血抗日的人民和呻吟于敵偽凌虐下的百姓眼里，這兩人分明是一對狗男女! 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寇宣布投降，汪偽政權作鳥獸散，胡蘭成逃竄到溫州時，張愛玲還癡情地趕去和胡逆共命運。只是因為這逆賊已經另姘上一個偽軍官的小老婆，張愛玲才哀怨地和他告別。如此癡戀一個喪失了民族大義的逆賊的女人，其品格、其靈魂難道還須費詞解說么? ”因為何先生激憤之下用了一個民間俗詞“狗男女”，就有人痛心疾首，在報紙上發文，義正辭嚴地說何先生是什么“話語暴力”，“反文明”，說研究“文學現象”是不能罵人的。我當時看了真有點發噱。何先生那寫的是“研究論文”嗎？那是雜文啊！何先生文章是在研究“文學現象”嗎？那是在痛斥附逆的“寶貝兒”啊！罵了一句“狗男女”又怎樣呢？記得當年鄭振鐸先生在抗戰勝利后寫的《鋤奸續論》，就說過“關于‘奸’‘偽’一類的東西”連狗都不如，其實稱狗都不配，“他們是為虎作前驅的‘倀’；他們是蝗蟲；他們是‘野狼’。他們是民族的敗類，人群的渣滓……”！還有批評家說，何先生是“政治壓倒文學”。難道一談張愛玲甚至胡蘭成，就都算是“文學”了？難道什么東西一沾上“文學”的邊，就都變成反不得的“文明”了？（這使人聯想到某“詩人”殺妻，竟也為有些人津津樂道，變得似乎成了一件有詩意的事了。）難道那種對張愛玲甚至胡蘭成的無恥的追捧，不就是一種帶有政治性的行為？何先生激憤地反駁對他對非難說：“胡扯!……這里面有百年中國的災難史和屈辱史，有億萬人民的血淚，有抗爭和背叛的斗爭，有民族氣節……內容沉重得不勝載負！”

當時，我也想寫篇文章“聲援”何先生，但考慮到我如寫這樣的文章那家報紙不會發，也就沒有寫。反正何先生的駁斥文章已經說得很透徹了。

不料在2007年8月上海某家文學類報紙的頭版上，又讀到了《上海擬開發張愛玲故居》的報道：

“位于上海常德路195號的常德公寓曾是上海女作家張愛玲的住所，因此成為眾多‘張迷’心中的‘圣地’，近年來，經常有海內外‘張迷’前來拜訪，但由于故居內有居民居住，并不對外開放，很多人只能悻悻而歸。據悉，上海靜安區目前正籌劃把常德公寓建設為一個文化名人書店……

“據了解，常德公寓所在的上海靜安區人民政府正積極著力準備方案，重新定位張愛玲故居，為此特別邀請了滬上專家學者，對常德公寓改造方案聽取多方建議。一些專家認為，常德公寓盡管幾易其主，內部格局調整過，但仍具有極高的文化價值，作為普通民居實屬資源浪費。不管故居改建設計方案如何，605室都應當被辟出，恢復成張愛玲當年居住時的模樣。據悉，目前初步設計方案為將公寓部分樓面設為名人書店，同時開放故居供游客參觀，使其成為上海新的文化地標。”

上海及外地還有一些別的報紙也發表了這一消息，造成重大的影響。

看了這則頭版報道，如果內容屬實，我對常德公寓所在的上海某區人民政府真是佩服得不得了。在黨中央要求各級政府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當今，居然有這樣的覺悟和魄力，“正積極著力準備方案”，要“開發張愛玲故居”，“使其成為上海新的文化地標”！于是我就上網，尋找該區人民政府的網站，想找“區長信箱”，向區長談談一介草民的想法，豈料“區長信箱”幾個字在網站上倒是有的，但根本就不接受市民的信。沒辦法，我只好寫一篇文章想爭取在報上發表了。

我想，既然報紙上可以公開報道這樣的消息，那么，作為一個上海市民談談自己的一點不贊成的想法，總也是可以的吧?豈料投了市內幾家報紙，都不愿登；又投了國內南北幾家報紙，還是都不愿登。都好像非常有忌諱似的。我最初還打算用筆名，后來一想怕什么，就用真名實姓，堂堂正正，文責自負；卻不料那些報紙的主政人竟這樣膽小！原先以頭版報道《上海擬開發張愛玲故居》的那家報紙，我認識其副總編，就半開玩笑地問她：“我這樣的人有沒有言論自由？”在我的“激將法”之下，她終于答應發表我的文章，刪去了一些她以為太“刺激”不妥的語句，而且還將見報前已拼版的定稿發給我看了。我想，刪掉一點能發，總比發不出好。我還把拙文將要發表的消息告訴了幾位朋友。然而最后還是沒有見報！據了解，是被總編在最后時刻槍斃了。我打電話去問，總編的理由是：這條“開發張愛玲故居”的消息是不確切的，已引起有關的“督察部門”的查詢。他查明消息來源是此前上海某早報的報道。然而我感到不解的是，“不確切”的消息可以醒目地登在頭版，在已經造成了重大影響后，讀者的反對意見卻堅決不登，這算是負責任的態度嗎？如果說先前是傳謠，那么你也有責任辟謠啊！

其實我知道那個“消息”還是確實的。在“圈子”里的人早就傳開了。我還特地再去找所說的那份早報，只見在“上海要聞”版果然有題為《張愛玲故居開發想象中》的報道。不過這件事決不僅僅是什么“想象”，報道中也明明寫著：“據可靠消息，常德公寓所在的靜安區人民政府正積極著力準備方案……”。該報道還畫龍點睛般地提到：“常德公寓在張愛玲的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這里還是她與胡蘭成相戀的地方。”還特地引了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對這個“故居”的生動描寫。寫該報道的記者看來與那些“眾多‘張迷’”一樣，把一件無論從新道德還是舊道德來看都應該是丑惡不堪的事情，津津樂道地提出來。真是肉麻當有趣！報道還說，該區文史館館長還特別表示這個建設方案“要能接受‘張迷’的檢驗”。

那么，不是“張迷”的人們，就沒有發言權了嗎？想想真是憋氣。我的朋友們就鼓勵我把文章發到《烏有之鄉》。我就把原先寫的文章的部分內容抄在下面。

首先，上海某文學報的頭版報道把如今那樣紅得發紫、已經登峰造極的張愛玲，只用這樣簡單的一個“上海女作家”來稱呼，就可了得？“能接受‘張迷’的檢驗”嗎？而對另外一些讀者、研究者來說，張愛玲也不是一個一般的“上海女作家”。記得有當代名人把張愛玲狎稱為“會說是非的女狐子”。有學者給她的定位是“現代都市世俗作家”，又有人稱她是當今“小資”文學的老祖宗，那當然是從正經的“文學研究”的角度說的；但我的一位朋友說，既然是“都市世俗作家”，那么我們從一般“市民”的角度，用一句市井“世俗”大白話來概括當年的張愛玲，那其實她就只是一個大漢奸、大流氓的小姘婦而已！朋友的這句話聽上去確實難聽，但張愛玲可以做得出那種難看的事，別人就連說也不能說？誰也無法否認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吧！

張愛玲是怎樣“紅”起來的？有一些鐵板釘釘的事實和常識，捧張的某些學者是從來不說的，“眾多‘張迷’”大概根本就不知道。有人“模仿一次龍應臺”說：“請用道理說服我。”很好，我就再次（因為大多已經由何先生等人說過了）從張愛玲如何“出名”的過程，舉出一些事實和道理來：

一、張愛玲在文壇上的最初的“出名”，是在日寇占領下的地獄般的上海。多數作品不知羞恥地發表在敵偽的報刊上。她也發表過極端荒謬的言論，例如她甚至站在日偽的立場上，造謠污蔑蔣介石因為抗日，中國人死得太多，下了命令號召中國官員大討小老婆！我讀到過福建師范大學孫紹振教授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潑一點兒冷水》，孫先生即強調張愛玲“最初的小說大多發跡在漢奸的‘興亞建國系’報刊上，并為他們所捧紅”。試想，在絕大多數上海人毫無人權，生命完全沒有保障，正派作家不可能正常發表作品的特殊的時間和空間中，她的作品卻在一片肅殺中異常突出地“一枝獨秀”，這本身不就已經非常說明問題了嗎？據說有人一到上海就激動地宣稱：“我來尋找張愛玲的上海！”他（她）難道不知道，“張愛玲的上海”是當時的人間地獄？因此，張愛玲的小說寫得再“美麗”，似也談不上是“我們”文壇的什么“收獲”。至少在客觀上，只能是為“它們”（日偽）裝點“文壇”門面；或者只是為當時那些醉生夢死或渾渾噩噩的“讀者”填補精神空虛。我覺得，現在的張愛玲研究者對張的作品的研究，大多好像是把一朵“花”從土里拔出來，甚至盡可能甩盡它根上沾帶的泥，然后放在桌上瞇起眼來仔細欣賞和“研究”。其實，在泥地里看一朵“花”，和在桌面上看，感覺可能是很不一樣的。如果你看看當年發表張愛玲作品的那些報刊，看看上面的其它文章、報道、照片、插圖等等，我想一定會有更深切的特殊的感受。

還應該指出，張愛玲盡管很有“才氣”，但當時發表小說的時間，一共也就是短短的兩年（1943年至1945年，最黑暗的兩年），數量一共也就是寥寥二十來個短篇。那些發表她的作品的報刊印數也不會多，發行地域當然主要也局限于上海。但當時在上海真的有閑情逸致讀它的讀者也少得可憐。在后方的作家、讀者，根本就不曾聽說過她的名字。可見其當年的影響絕不像今天那些“張迷”學者胡說的那樣“偉大”。我最近看了當年一直在上海行醫，1949年后一直生活在香港和美國的陳存仁寫的《抗戰時代生活史》，近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書。陳先生當時尚且屬于“高等華人”，但他回憶的淪陷的上海簡直“不知人間是何世”。“張迷”們如要了解張愛玲作品的寫作背景，真應該看看這樣的書。陳先生書中兩次寫到附逆女作家蘇青，也寫到胡蘭成，卻一句也沒有提到張愛玲。

二、張愛玲在文學史書本上的“出名”，是在“冷戰”時期，在世界上兩大陣營劍拔弩張之際。有一個領受美國官方情報經費從事特殊研究任務的美國教師（當年大概還不是教授吧），在一本為美國有關特殊人士提供了解中國情況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特地為她立了遠遠超過寫魯迅等人的字數的專章，第一次作了大肆的吹噓。依我看，有這種極其特殊的政治背景的書，怎么也算不上是一本真正的“學術書”吧；當然，做學問的人也可以參考利用。該書充滿了赤裸裸的反共、反左翼文學的陳詞濫調，當然這是作者的“自由”；但我們不反共的人，就不必把它捧上天了吧？事實上，該書一問世，就遭到過國外嚴肅的學者普實克等人的商榷和批評。再說，當時這本書的印數也不會很多，中國人看到的當然更少。某些將它奉為經典的中國學者就把它當成秘寶。近年中國國內已有此書的版本，但要注意的是已經經過了很多刪節，并不全是原貌了。據說作者對這種刪節還挺不滿意的。

三、張愛玲真正大大地“出名”，只是在最近約二十年間。先是在我國的臺灣省，然后風靡大陸。臺灣有些人竟把幾乎沒有在臺灣生活過的張愛玲判為臺灣作家，將其作品列入“臺灣文學經典”。這真是大大出乎其本人的意料，也大大出乎那位美國教授的預想的事。那些吹捧的調門，一個比一個高，好像有點兒我們聽過的一個講吹牛皮的相聲。什么“說不盡的張愛玲”，“永遠的張愛玲”，什么“魯迅之后最偉大的尋求者”，什么“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凡是中國人都應該讀張愛玲”，甚至有說她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五四最偉大的作家的。其實五四時她連生也還沒有生出來呢！有人感到只要沾上“張愛玲”三字的東西就好得不得了，于是還創造出“男版張愛玲”這樣可笑可鄙的詞，甚至還偽造了“南玲北梅”的“歷史佳話”！有人說“覺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她寫的就是“圣經”，讀她的東西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然而張愛玲本人對這種吹捧似乎倒是嗤之以鼻的，這也許還頗傷了“張迷”的心。而一些“張迷”卻越來越不理性，有的簡直到了顛狂的程度，例如，有人趕到美國竟專門去翻垃圾箱尋找張愛玲的廢棄物和穢物，害得張愛玲逃之不及。你說惡心不惡心！

張愛玲固然是有幾分“才氣”的，文字功夫不錯，也會講故事。但在我看來，最多也不過像何先生說的，是“西風派”和“鴛蝴派”相結合的“佼佼者”而已。她的大多主要描寫女人如何墮落、男人如何調情、人格分裂、心理空虛、變態畸戀、勾心斗角、爭風吃醋等等的東西，就真的那樣當得寶貝嗎？有什么思想意義、社會意義甚至“永恒意義”可言呢？據2007年年底網上調查，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有關張愛玲的書有455種之多。其中張愛玲寫的（包括編、譯的）229種，那么，此外的226種就應該都是別人寫的（包括編的）有關她的書了，包括學位論文50種（其中博士論文17種）。實際上，國內出版的有關張愛玲的書的數目應該遠遠更多，因為我們知道限于經費和庫房容量，大量重復出版的作品選集國圖是不會采購的。另外，那些沒有主動寄給國圖的學位論文當然他們也就沒有收藏。由此可見，這股“人來瘋”是多么地不可思議，看來已經不是孫教授說的“潑一點兒冷水”便能清醒的了。（作為比照，民國時期真正全國聞名，寫作時間、數量多得多的女作家丁玲、蕭紅，國圖收藏前者的書有335種，包括學位論文20種，其中博士論文7種；后者的書248種，包括學位論文24種，其中博士論文8種。）

由上可知，張愛玲之異乎尋常的極不自然的成名，是有著明顯的人為炒作的因素的。這是一個越吹越大的“文學泡沫”。當然，只要是“泡沫”，我想總有一天是要破裂的。最近，我還讀到了陳遼先生的論文《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三大分歧》、山東社科院著名學者丁爾綱先生的論文《張愛玲的<秧歌>及其評論的寫作策略透析》、歷史學者林治波先生的論文《張愛玲—— 一個不值得贊許的人物》等等，感到都是深刻說理的好文章。這里，我很想引用林治波先生的一段精彩論述：“立身既敗，萬事瓦裂。無論評價一部作品還是一個人物，均應著眼立身之大節而不能只看細枝末節。什么是大節？對待祖國民族的立場和態度就是大節。……張愛玲大節有虧，不是一個值得稱許的人物，更不配博取后人如此之厚愛。海內外輿論之所以對張愛玲及其作品贊頌有加、好評如潮，原因恐怕就在于只看重個人才氣和寫作技巧，而完全撇開了大是大非的評價標準。在筆者看來，一個不甘屈辱、為國奮斗、好幫樂助的人，即使衣衫襤褸、污垢滿身、目不識丁，也是高尚可敬的；而像張愛玲之流只顧一己之私，沒有任何民族觀念和愛國情感的所謂‘文學才女’，盡管出身名門、衣著考究、才華了得，卻也是丑陋不堪的，愈看愈丑，且散發著腐臭的氣息。‘熱愛自己的祖國是理所當然的事。’這是海涅的詩句。‘誰不屬于自己的祖國，那么他也就不屬于人類。’這是別林斯基的名言。從道德角度看，愛國是對公民的第一位和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對于那些在國難當頭之秋，對民族安危視若無睹、對祖國命運不肯承擔任何責任的人，如張愛玲之流，我們是應當棄之如敝屣，還是敬之若神明呢？”

可惜，這樣的議論，似乎并不屬于當今“文學評論界”的“主流”。

我覺得目下這種胡捧張愛玲的狀況，簡直可稱“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之一。是在什么大小環境下，由于什么主要原因而這樣大出風頭？這當然是很值得深思和研究的問題。限于篇幅，此處不能多說，但其實此中奧妙很多人心里都是清楚的。孫紹振教授發表在《光明日報》的文章嚴肅指出，張愛玲“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大節有虧，這是無可回避的事實，也是不可忘卻的歷史”。他又指出，每個人都可能有偏嗜，“但是極端到歪曲歷史的程度就變成偏執了”。所謂“眾多‘張迷’”難道不正是有點“偏嗜”，甚至有的“變成偏執了”嗎？我認為，一些“張迷”的“偏嗜”甚至“偏執”，問題還不大；現在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掌握公權力的部門是不是應該如此迎合那些“眾多‘張迷’”呢？報道中說的政府部門“特別邀請”的那些“滬上專家學者”是哪些人，他們的意見是不是真的那樣一致，我不清楚；我想問的是：那幾位“專家學者”是不是就代表了滬上乃至全國的專家學者？滬上乃至全國的專家學者中就沒有一點不同意見嗎？我上面寫到的何滿子先生、陳遼先生、丁爾綱先生、孫紹振先生、林治波先生等人，難道就算不上“專家學者”？

據我所知，抗戰勝利之際，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曾發布過《對于懲治附逆文化人的決議》（胡風起草），對“附逆文化人”的定義的最后一項有“其他不潔人物”。張愛玲還算不上“不潔人物”？誰也無法否認胡蘭成是一個大奸逆吧，那么，那樣死心塌地地附在他身上的張愛玲還不是一個“附逆文人”？抗戰時期，鄭振鐸先生一直堅守在上海，據說他最初曾托人轉告張愛玲，勸她愛惜羽毛，不要在敵偽的刊物上發表東西，甚至提出可以由開明書店預付稿費，等河清海晏后再印行。我認為這件事是可信的。可惜張愛玲一點聽不進鄭先生這樣的忠告。還有人說，抗戰勝利后張愛玲處境尷尬，鄭先生同情她，特請某女作家為張愛玲寫正面張揚的文章。這件事我認為絕不可信。

正是鄭先生，在抗戰勝利后立即發表了著名的《鋤奸論》，認為即使“因生活的壓迫不得已而……在敵偽刊物寫作無宣傳性質之文字者”，也是“第三等罪犯”，“所謂‘文人’，在敵偽主辦之刊物上嘗發表文稿者（除宣傳所謂‘大東亞’主義之流，應加以叛國罪外），應按其情節之輕重分別治罪，并不準許其以任何姿態在將來刊物上出現。”他的態度是何等鮮明！你可以認為鄭先生的說法是不是太嚴厲了；但鄭先生是從敵寇占領下的魍魎世界經歷過來的人，他最明白“‘奸’‘偽’一類的東西”的可恨可惡，他也最有發言權！他當時在《鋤奸論》中大聲疾呼：“如果不徹底的來一次肅清、清算運動，我民族的前途依然是十分的暗淡無光的；我們這一次的勝利，依然是不能算是徹底的。”在《鋤奸續論》中他又說：“被捉的漢奸異常的少！”“教育、文化的漢奸至今被逮捕的最少。”“法國捉了十多萬的‘漢奸’，比利時也捉了八萬多，而且都還在繼續的捉。我們的土地人民比他們多多少，廣大多少，漢奸比他們又多多少；而且淪陷的時間也比他們長久得許多，如何各地所捉的人數反倒如此之少呢？”鄭先生提出的問題至今令人深思！

事實正如鄭先生說的，當年不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我們國家的鋤奸運動，是很不徹底的。正因此，帶來的惡果直到現在還不時體現出來。對照我們的鄰邦韓國，人家直到最近還第三次在剝奪沒收當年“韓奸”的財產呢！而現在我們這里呢，稀奇古怪的不以為恥的事卻層出不窮：前些年在北京，有人企圖借魯迅居住過的名義，發起保衛、重修八道灣“周作人故居”；在發生過30萬人被日寇大屠殺的南京，有單位為周作人掛起了有紀念意義的什么“堂”的匾，有人好意指出其不妥，竟遭他們嫉恨；就在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幾乎人人都在感嘆“出書難”的時候，中國最大的兩家社科院的出版社，居然同時隆重推出既稱不上學者又稱不上作家的胡蘭成的三本“著作”，那簡直是對那些出書難的學者的莫大的嘲諷和刺激……

我們不是經常批評日本對侵略歷史的認識不深刻嗎？如果照上述有些中國人甚至有些中國單位部門的認識水平來看，我們還有沒有資格說人家日本呢？我們不是曾經批評日本有的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嗎？你可知道甚至在戰爭期間周作人就主動去參拜過靖國神社嗎？然而直到今天卻仍然還有人無恥地企圖淡化甚至美化周作人的漢奸行徑呢！由于當年國家對漢奸的處理草草過場，多年來對有關歷史問題的教育也不夠，造成甚至有些文學界老一代人物也會出現糊涂的言論和做法。這里我就想起了一件事。

前些年，一位鄭振鐸先生的學生孫先生打電話叫我去，說他與幾位1940年代的上海老作家主編了一套《上海四十年代文學作品系列》，已出版，希望我寫一篇書評。他還特意把出版社送他的這八本新書送給了我。我一看書前《卷頭語》中說，“淪陷時期的上海文化界，情況非常復雜，然而作家陣容涇渭分明”，該叢書“選擇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積極意義和寫作水平很高的優秀作品”。我馬上說，這樣的書我當然應該拜讀并寫書評。我回家看了以后，感到大部分都選得很好，只是有一位主編者寫的序文中，把當年張愛玲經常投稿的《雜志》說成仿佛是本正常的“文學刊物”，還稱贊它“辦得有聲有色”，我是不能同意的。（1940年代雖然我還沒有出生，但我看過這份刊物，是一份漢奸雜志。我知道它的編輯中有共產黨打入的秘密工作者，但這不改變它是一份漢奸雜志的性質。）而且，編選者還選了張愛玲的一篇寫“父女戀”的小說，描寫女兒怎樣處心積慮地排擠親生母親，一點一滴地霸占了她父親的感情。簡直惡心得我要嘔吐！這也算是“有積極意義的優秀作品”？于是，我只好如實地將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告訴孫先生，說不愿寫書評了。孫先生并不知道選了張愛玲這樣的作品。他也同意我不要寫了。

再回到“故居”一事上來。尤其令我想不通的還有，著名愛國作家、學者、革命烈士鄭振鐸在上海住得最久的地方也正在靜安區（鄭振鐸為國犧牲后，上海市文化局的有關領導曾經打算將它作為鄭振鐸故居保護下來，后因“文革”而耽擱未果），前幾年卻被無知地拆除得無影無蹤！鄭先生的另一處在靜安區住過的地方，魯迅、茅盾、胡愈之、葉圣陶等人都去過的（我還專門在報上寫過文章，還特地直接告訴過靜安區文化局的有關同志），卻一直連一塊牌子也沒見掛過，最近聽說也已被拆除了！兩相對照，反差豈不太強烈了！又據我所知，民國時期真正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蕭紅，在上海都有故居，都沒有被“開放供游客參觀，使其成為上海新的文化地標”，卻不料有人獨獨對張愛玲和胡蘭成的“香巢”這么顧惜，報上竟然還稱之為“圣地”，而且還是“政府行為”（還要動遷居民？），真是難以理解，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了！其實，胡蘭成的“故居”也離那里不遠，“眾多‘張迷’”也一定很感興趣的，為了不使他們“只能悻悻而歸”，是不是也會一起“開放供游客參觀，使其成為上海新的文化地標”呢？

此事我最反對的是兩點：一是所謂“文化資源”。請問張愛玲代表的究竟是什么“進步文化”？二是“政府行為”。人民政府應該代表人民的意愿，而不是僅僅“接受‘張迷’的檢驗”。這個所謂的“故居”如果真的建成，只能是我們城市的一個恥辱，因為這于“天理、國法、人情”均不合！面對大是大非問題，如果壓抑不同聲音，必將引起更大的反彈。骨鯁在喉，不得不吐；箭繃在弦，不得不發。我認為堂堂中國十多億人，應該有強烈地提出這樣的“異議”的聲音了。我這篇文章就比原先不讓發表的那篇寫得更為“激烈”。

近日，我激動地看到在《文藝報》上陳遼先生又發表了論文《不能用“人性”掩蓋一切》，文章最后他說：“縱觀中外文藝史，還不曾見過有哪一個國家、哪一國人民，對一個不講民族大義、不講民族氣節，又對母國如此絕情的作家[陳按，指張愛玲]這樣贊譽交加，想要為她建立‘紀念館’，為她開國際性研討會，為她恢復‘故居’，為她宣揚傾向性很壞的《色，戒》。這些國人，失掉了自信力，豈不是黑白完全顛倒，是非完全混淆了么？”

我敢在這里斷言，這個令某些人生發出無限“想象”的所謂“故居”，是最終建立不起來的。這只是一些人的一廂情愿，異想天開罷了。不過，現在那些無知、顢頇、又還很想博得“解放”“開明”的聲譽的“領導”也許也并不少，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反對，此事竟然辦成也并非絕無可能。（事實上，那塊牌子不是已經早就掛起來了嗎？上面不是堂而皇之地署著“上海靜安區人民政府”的大名嗎？）因此，我這樣的文章如果發表，也就必然敗了某些人的興頭，也必然會遭某些人的嫉恨咒罵，甚至可能遭遇完全喪失理性的行為。已經有朋友關心地提醒過我了。我雖然言辭激越，腦子是十分清醒的。當然，我也有點擔心，腦海中也就產生種種“想象”。但其中有一種“想象”是：如果誰真的竟然敢于用“政府”的名義為涉奸不潔文人建立、開放“故居”的話，那么，也會有人用“人民”的名義砸了它的！類似的事，近年在中國大地上已經發生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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