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T---------】【老照片的深情呼喚】【---——---我和凌江的孩子們------(圖) | |
| [科員] 于 2005-08-09 11:32:02上貼 | |
| ZT---------】【老照片的深情呼喚】【---——---我和凌江的孩子們------(圖) 老照片的深情呼喚 ——我和凌江的孩子們 作者：李建萍 離開農村已經有許多年了,盡管我現在生活在繁華的大上海, 每天感受大上海的城市氣息與生活節拍，但我常常懷念當年插隊落戶的山村，思念著那里鄉親們，我會情不自禁地從照相冊里翻出那些老照片，認真地追思上山下鄉的農村生活。 三十多年了，老照片的深情呼喚，讓我沉浸在已經流逝的歲月中，盡管照片的顏色已經發黃，但它見證了我在農村當民辦教師的歷史，我十分的珍惜它。  那是1975年，我們凌江小學建了新校，學校有了一個象模象樣的規模，有了一個正正規規的校門，我抓緊機會在校門口拍照留念， 照片中凌江小學幾個大字清清楚楚，我拿著講義站在校門口的臺階上，臉上洋溢著喜悅的笑容，盡管消瘦卻掩蓋不住青春的氣息，顯示出一種教師的自豪感。盡管教師的生涯短暫，但我確確實實的曾經擁有過它。照片保存至今，讓我有了一分永遠的思念。 我插隊的凌江大隊只有兩個村莊，六個生產隊。上村是一、二、三生產隊，下村是四、五、六生產隊，我們三個女知青都分在下村。 那時正趕上批林批孔運動，白天我們要出工勞動，晚上，踏著小路上的青石板到生產隊參加政治學習， 幫助社員們記工分。冬天里的夜晚很冷，生產隊隊部總是燒著木炭火，里面煙霧繚繞，光線不是很亮，燈光下我們與貧下中農一起討論怎樣開展“農業學大寨”活動，一起聲討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我們虛心的向貧下中農學習，懂得了許多過去不曾知道的社會知識，了解了許多農村的風土人情。 大隊干部對我們這些知青非常關心，經常會到生產隊來看望我們，把我們這些文化人當成寶貝，希望我們用文化知識來改變農村的一些落后現象，大隊里有什么重要的活動，也總是讓我們參加，我們真正地與貧下中農打成了一片。 1974年開春不久，大隊干部把我們三個知青從生產隊抽調上來，派起了用場。我和小胡被派去當小學老師，小謝被派去當赤腳醫生兼廣播員，全部搬到大隊部那座兩層樓的磚房子里。住房條件改變了，生活條件也好了，吃飯在大隊食堂吃，有專門的人燒飯，徹底告別了那紅蘿卜、白蘿卜吃幾個月的日子，也徹底告別了自己上山砍柴燒飯的歷史，別提多幸福。 我們凌江小學總共五個年級，一個年級一個班，校長姓況，還有巢老師、李老師等五個老師，每人管一個年級。 我分配當三年級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 三年級這個班有四十多個學生，年齡參差不齊，小的只有十歲，大的有十六歲，只比我小兩歲。 我們上課的教室不大，又長又窄，是一間廂房改建的，只能擺兩排桌子，室內光線不是很充足，但這在當時的農村已經是相當不錯的。 第一次走上講臺，學生們的眼神齊齊的盯著我，我的心跳得很快，不敢直面學生，就低頭照著講義講課，學生在下面嘰嘰喳喳吵個不停，議論紛紛說聽不懂，我覺得奇怪，我講得這么慢，而且讀得這么標準的普通話，怎么會聽不懂？學生們說以前的老師都是用本地話上課，要求我用本地話上課，這可難住了我，我不知所措，又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與學生勾通，好不容易挨到了下課，我像逃跑一樣的離開了教室。 我問其他老師怎么來教這樣的學生，兩位本村的老師對我們還不了解，懷有一種敵意，而且想看我們知青的笑話，認為知青來了給他們帶來壓力，他們譏笑說，普通話是城里人說的，農村的孩子只會講土話。 我想不行，我們要改變這種現狀，要把孩子引上一條新的學習道路。我是三年級的班主任，確切的說我只是他們當中的一個大孩子，要做好孩子王還真不容易，從教學方式到生活方式，我和我的學生們有過許多的磨合...... 我們班上有個學生人高馬大，長得挺帥的，可就是讀書不用心，自認為是班里的老大，帶頭搞亂課堂秩序，只要他一開口，全班同學就都跟著起哄，我想，只有把他管好了，才能徹底解決課堂紀律問題。 有一次，我在課堂上嚴厲地批評他，他不服氣竟然和我頂起來，我氣急了，走過去，拿出在學校練投擲的功夫，一只手把他從座位上拎起來，然后重重的摔下去，他被我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得不敢吭聲，老老實實的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學生們都看傻了，沒想到老師會有這么大的力氣，把全班最大的高個摔倒在地。 嘗試了我的性格脾氣后，學生們再也不敢在課堂上吵鬧。當然這種方法只能用一次，不能經常用，畢竟那時是“黃帥事件”發生的年代，天天強調老師和學生是同一戰壕里的戰友，誰還敢大膽這樣做？否則那就要天天寫檢查、挨批了。 教書的生涯是豐富多彩的，要想教好學生首先自己就要有豐富的知識。我一邊教書，一邊學知識，每天晚上，我都要給自己充電，拼音字母從頭學起，對每一個字母的發音都要求做到正確、清晰。每次回家，就到處尋找有關教學方面的書籍，探討新的教學方法。我給學生認真地批改作業，從他們的作業中發現每個孩子的特點，了解他們的個性，漸漸地我與孩子們之間的感情融洽了。 課余時間我教學生打乒乓球、打籃球，開展各種體育比賽，教學生唱《紅燈記》、《沙家浜》等京劇， 公社管文教的主任正好在我們大隊蹲點，也被我們幾個知青的教學熱情所感動，看見我刻苦好學，就派我到縣教育局去參加了兩個月的教師培訓班，這個機會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 回來后，我認真鉆研教學工作，如何啟發三年級的孩子寫作文是我研究的課題，三年級的孩子語言能力還不是很強，能認識的字也不是很多，要讓他們能夠用學到的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情感，來描述自己眼里的情景人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要求學生從一件小事開始寫，從自己能看懂的東西寫，在寫作中充分運用自己認識的字詞句，不要求寫得多寫得華麗，只要把真實的東西寫出來就可以了。 通過一段時間的練筆，學生們能寫出一點自己的話，描述自己喜歡的景物，寫作興趣大增，班里很多同學都喜歡上寫作文了。全公社三年級的語文老師還來凌江聽我的公開教學課，這種情況大大調動了我的積極性，也很合我不服輸的脾氣，使教學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秋天到了，我們帶著學生去參加勞動。大隊的山上到處是苦株樹、茶子樹，我們就帶上干糧上山，撿苦株，撿茶子，漫山遍野都是孩子們的歡笑聲，農村的孩子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干活，分配給他們的任務都能夠超額完成。 到了集合的時候，孩子們背著茶子聚集在老師的周圍，他們把自己采摘到的不舍得吃的紅山楂和糖罐子之類的野果子拿出來，捧在手里非要老師們吃，從一雙雙伸出的小手里我們看到孩子們樸實、真摯的尊師情，老師們吃了他們采摘的野果子，甜在嘴里愛在心頭。 不久，公社下達了中小學文藝匯演的任務，要求每個學校都要參加，說到搞文藝匯演，老師們就直叫頭痛，農村的孩子羞羞嗒嗒，拉拉扯扯也不肯上臺，表演不出好節目。我就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文藝特長，協助學校組建凌江小學文藝宣傳隊。 其實農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樣也愛美，也愛藝術，只是培養他們要比城里的孩子多費點時間多花點精力罷了。為了營造積極向上的氛圍，我們專挑學習好、長得漂亮的學生當演員，挖空心思編節目、排節目，下功夫培養他們，農村的孩子是十分聰明可愛的，真正有了機遇他們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樣暗暗地改正自己的缺點。在學習上他們刻苦，認真學文化；在生活上他們講衛生、講整潔。 每天下午放學后，宣傳隊的小朋友就留下來排練節目，清脆的歌聲傳遍了鄉村，吸引著很多村民。孩子們放學后不再是回家打豬草、放牛，而是站在旁邊看著學著，家長們也很高興，加入到觀摩隊伍中，有孩子參加宣傳隊的家長更是驕傲，這項活動變成了全校同學都樂意參加的活動，全校上下擰成一股繩，校風大變。一點兒不象農村小學。  1975年的“六一”兒童節，況校長和我、小胡帶領學校的文藝宣傳隊，參加公社的中小學文藝匯演，獲得了獎勵，老師學生都非常高興。6月15日，我們一起到照相館合了影，留下了這一幅珍貴的照片。 照片中的孩子們穿著漂亮整潔的衣服，系著紅領巾，規規矩矩的坐成了三排，他們這是第一次走出山村來拍照，緊張得小嘴都不敢咧開來笑一笑，但眼神中透露出一種機靈和天真。每次看到這張照片，我的心底里就會涌現出一種深深的愛，我愛我的學生們，我愛這些孩子。 1975年我服從了公社的安排，離別了凌江大隊，離別了凌江小學，離別了我那些可愛的學生。人雖然走了，短暫的教師生涯給我打上了深深的情感烙印，以后我也多次回過凌江大隊，看望鄉親們，看望我的孩子們，每次學生們總是前呼后擁圍得水泄不通，搶著匯報自己的情況。 1985年，我專程去了凌江一次，大隊會計告訴我，老的大隊干部基本上都離開了，有的退休了，我的學生也早已長大成人，大都外出參加工作了，他們都有了幸福的家庭和稱心的工作。 1999年，慶祝知青上山下鄉三十周年的時候，我再次到凌江，村黨支部書記就是過去我們教過的學生，如果他不自我介紹，我是真不認識，說起名字我才能從他的臉龐上依稀看到當年孩提時的一些印象。他感嘆地說，李老師，你們在大隊教書的時候，是我們兒童時代最快樂的時候。 我看到，我們的下村有了很大的變化，一條筆直的水泥路直通村里，新房子造了很多，一排排整整齊齊。我的學生告訴我，村里的住房設計是鄉里的試驗點，以前的房子幾乎要拆光了，一個現代化的農村已初具規模，村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在村里，我見到了當年的大隊副書記、大隊民兵連長，還有和我一道教書的李老師、漆老師，大家高興地擁抱在一起。歲月悠悠，多年不見，他們飽經風霜的臉上已經留下了深深的皺紋，我們都感嘆著老啦老啦……他們說，很多年都沒有聽到你的消息，只當你把我們給忘了。我說，不會的，你們知道我與凌江有著不解之緣,凌江是我的第二故鄉，這一輩子是忘不了的。 （作者為江西上海知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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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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