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貽清
張賢亮先生有一本《小說中國》。讀者同志可別以為這是關于中國的一種小說，不是的。這是一本政論專著，“小說”蓋相對于“大說”而言，名曰“小說”，實際上東拉西扯地談了當前中國的許多重大問題，稱之為“大說”，庶幾近之。這本書奇談怪論頗多，具有極大的尖銳性和鮮明性，不宜等閑視之，理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才是。
這本書的主題是什么呢?概而言之，是資本主義“不可逾越”。早在十三年前，也就是1986年，張氏就發表過“給資本主義‘平反’”的高論，受到了嚴肅而正確的批評。現在不過是他一心以為鴻鵠之將至，因而揚揚得意地聲稱自己具有“超前意識”，并在原來的基礎上大大升級，盡情發揮而已。
綜觀張氏在《小說中國》中為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言論，大致有三個層次：一是全盤否定建國以后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二是為他曾經受到批評的“為資本主義‘平反”’論平反；三是從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全方位地呼喚資本主義。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他是怎樣論述的吧。
一
《小說中國》是這樣描述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的：
▲“所有的干部工人，即我們現在稱作‘工薪階層’的工資，一直保持在一個極低的水平。在這很弱的支付能力之內，再將人的衣、食、住、行各個方面的必需品的供應數量限制在最低限度，就形成對人的行為與思想最嚴厲的鉗制，根本不另需別的什么法律條文來約束了。”
▲“在這樣的數字化生存中，他們哪還有精力和心思關注各種票證數字之外的事?怎么能再去‘關心國家大事’?這種數字化生存很自然地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成為過自己小日子的專家，而不可能對世界和中國政治有理智的分辨能力。‘國家大事’只能由領導者去操辦，領導者指向哪里人們也只能走向哪里。人的全部腦力花在肉體需要上的時候，精神的需要只能由領導者來飼養了：‘你說什么我就聽什么!’”
▲“從無可挽回的人口問題到還可改革的經濟體制各個方面，我們都錯得不能再錯”。
▲“解放后，對人民群眾一系列美好的許諾全部落空”。
既然是如此一團漆黑，一無是處，一再把后二十年與前三十年對立起來，稱為“新舊社會”、“新舊時代”，并把改革說成是“舊的社會形態逐漸解體，新的生活條件逐漸成熟”的“社會大轉型”，就決不是偶然的了。
這難道是事實嗎?否。一切正直的經歷過建國以來這一段歷史的人都不會同意這樣的估計，一切曾為共和國的建設貢獻了青春和力量的人都不會同意這樣的估計，一切對事物能持常人見解、不存偏見的人都不會同意這樣的估計。中共中央根據全國人民的意愿，集中全黨的智慧．于1981年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莊嚴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這才是符合實際和本質的唯一正確的估計。
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應當記得，在建國以后的前三十年里，我們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實現了全國范圍(除臺灣等島嶼以外)的國家統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關系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條戰線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們在舊中國遺下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地基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以1978年與1949年相比，糧食產量增長1.7倍，棉花產量增長3.9倍，鋼鐵、電力、石油、煤炭、化工、機械、輕紡等工業部門大大加強，許多新的工業部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發展起來。全國工業固定資產相當于舊中國近百年積累起來的總和的25倍。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改善。原子彈、氫彈、導彈的試驗成功，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和回收，集中地標志著我國科學技術的成就。這些都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了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創立了可以依靠的前進陣地。這同《小說中國》所說的各個方面“都錯得不能再錯”難道有什么共同之處嗎?
誠然，這三十年里，我們黨也犯了不少錯誤，包括“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使得我們沒有取得本來應該取得的更大成就。我們必須正視這些錯誤，準確地分析產生錯誤的主客觀原因，切實地糾正錯誤并使之不致重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正是這樣做的。不這樣做是錯誤的。但是，應當肯定，在過去的那段時間里，我們取得的成就還是主要的，否認我們取得的成就，否認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這同樣也是錯誤的。《小說中國》正是犯了這樣的錯誤，而且錯得非常厲害。這其實也不是什么新創作，在張氏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我的菩提樹》、《無法蘇醒》等小說中已經重復過不知多少遍了，不過那里還多少借助于一些形象，這里是直接用概念和判斷說出來罷了。
在丑化社會主義的同時，《小說中國》竭力美化資本主義。請看這一段妙文：“在我看來，西方已經進步得非常神速了，國民素質已‘鳥槍換炮今非昔比’，有大幅度改變和提高了，他們幾乎人人能作別國國民的楷模”。“就在以賭出名的拉斯維加斯，也是一片歌舞升平的祥和氣氛。誰都知道那里是黑社會‘教父’的天下，可是秩序井然，仿佛人人都是紳士淑女，賭得起輸得起，輸了一笑置之，再不用說其它地方了：人人文明得要命，個人禮貌得要死，時常令我自慚形穢。”在張氏的筆下，資本主義簡直就是“君子國”，人間天堂，極樂世界!事實真是這樣嗎?手頭正好有一本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寫的《大失控與大混亂》，書中就困擾著美國的主要問題或難題列了一張清單，共20條，其中有低質量的中等教育，日益惡化的社會基礎設施和普遍的城市衰敗現象，貪婪的富有階級，日益加深的種族和貧困問題，廣泛的犯罪和暴力行為，大規模毒品文化的流行，社會上絕望情緒的滋生，過度的性自由，通過視覺媒體大規模地傳播道德敗壞的世風，日益彌漫的精神空虛感，等等。這同《小說中國》里的描繪不啻有天壤之別，對于普通中國老百姓來說，與其相信廉價的辯護士的天花亂墜的描繪，寧可相信頭腦尚未熱昏的被辯護者的多少符合實際的自白。
丑化社會主義和美化資本主義的必然邏輯是棄“社”而取“資”。《小說中國》告訴我們，張氏在出訪時曾“機智地”回答過對方的提問：“你究竟是認為資本主義好還是社會主義好?”他的回答是：“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流程”，“這就像春天以后是夏天，夏天以后是秋天，秋天以后是冬天一樣。你不能比較到底是春天好還是夏天好，或說是秋天就比冬天好，每個季節都有它的好處和特點，不管人認為好不好”。這種說法其實是擬喻不倫，大謬不然的。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決不是一年四季的循環往復，而是從低級到高級的演進過程。不管現在看來，奴隸社會多么野蠻、殘酷，但它比起原始社會來無疑是個巨大的進步。同樣，社會主義社會比起資本主義社會來更是個巨大的進步，否則就不可能取而代之，雖然這個代替過程是漫長的，曲折的。那么，張氏是否真的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好壞之分，不可能比較呢?不是。雖然他故作姿態地說“現在還不太明確哪種社會制度最好，最能培養出‘高品質國民素質’”，但是從他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民素質佩服得五體投地、無以復加來看，答案是十分清楚的，是毫不掩飾他患的愛“資”病的。
正因為他棄“社”而取“資”，他為一些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劇變和解體而歡呼雀躍，就是毫不奇怪的事了。請看這一段妙文：“蘇聯共產黨和東歐各國的共產黨推行社會體制改革，而改革到最后卻喪失了他們自己的領導權。看起來他們好像是自找苦吃，一但他們推行的改革畢竟初步創造了一個較為開放的政治架構，在政治改革基本渡過了難關后，不僅使進一步的經濟改革有了更為良好的社會條件，也使共產黨自身在一個人民可以公開表達政見的大環境中，又有可能重新上臺執政，……那已經不是某些同志觀念中的原來的共產黨，而是順應社會發展進程積極修正、調整和自我改造后的共產黨了。”善哉，善哉!既然這些國家走的道路是如此光昌流麗，我們還猶豫什么呢?理應快速跟進才是!這是張氏給我們指出的無限美好的光明大道。
但是且慢，從這些國家傳來的真實消息卻并不令人鼓舞。拿俄羅斯來說，蘇聯解體的五年問，國內生產總值減少約50%，物價上漲六千多倍，居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平均壽命縮短了六至七歲，更不要說貧富兩極分化、貪污賄賂公行、社會風氣敗壞、治安狀況惡劣等社會問題了。這怎么能夠叫人相信愛“資”病患者給我們許下的諾言呢?
二
張氏不無帶著醉意地宣稱：“我在那時冒著風險敢于寫這篇文章需要足夠的膽識，而中國社會的發展越來越證明我當時的意識是‘超前’的”。“一個作家的預感有可能嗅到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風，我可大言不慚地說我就是一例。”他在這里炫耀的是發生在1986年的一樁公案。那年8月，他發表了一篇奇文《社會改革與文學繁榮——與溫元凱書》，提出了許多他如今認為是“超前”的觀點，例如：
▲“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中遇到這么多困難和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這一歷史階段。”
▲“資本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種社會形態，才是不可逾越的。……關于種種強加于資本主義頭上的‘誣蔑不實之詞’，現在是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大力給以‘平反’的了。給資本主義‘平反’，將會使我們更好地解決我國當前政治、經濟、法制改革中的種種實際問題。”
▲“我們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面前并沒有成功的樣板，而什么是現代資本主義，我們面前卻聳立著現成的參照物。”
▲“我們要給資本主義‘平反’，要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模式來改造自己國家的社會政治體制”。
這些觀點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有理有據的批評，但是張氏并沒有從中吸取哪怕一丁點兒有益的教訓，恰恰相反,他在《小說中國》里對當時善意的批評展開了全面的反駁。那么，他的反駁是不是真有道理呢?讓我們來看一看吧!
張氏聲稱：“當初我的想法僅僅是希望我們對于資本主義的認識，恢復到馬克思主義的‘原始’概念那里”。事實是否如此呢?張氏自以為是“熟讀過馬克思的理論”的。
那好，他不應該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肯定“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另一方面又指出：“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他不應該不知道馬克思說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他不應該不知道馬克思說的“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實際上，他‘只要還有一塊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決不罷休”。他不應該不知道馬克思說的資本主義的普選制只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什么人在議會里當人民的假代表。請問，這同張氏那些對資本主義奉若神明，無限崇拜的言論難道有一絲一毫的共同之處嗎?
張氏聲稱：“從當時批判我的文章看，認為學習參照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是可以允許的，‘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體制、司法制度’就不行，更不允許‘要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模式來改造自己國家的社會——政治結構’了，這種意識仍然是清末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本。”他的這種反駁和指責和盤托出了自己的主張，實在是妙不可言。我們要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我們決不能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能引進外來的腐朽思想和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拿“社會政治結構”來說，我們必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不能削弱和放棄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種議會制度；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產黨的領導，不能搞西方那種多黨制。這些是我們所要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內容，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把這些誣為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除了說明他自己主張的是“全盤西化”而外，又能說明什么呢?
張氏憤憤不平地抱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把我和‘資本主義補課論’等等列為‘自由化思潮’的代表”。讀了他在十三年前發表的言論，再看看他的抱怨，令人忍俊不禁。諸如一切問題出在“沒有經過資本主義設計發展這一歷史階段”呀，資本主義“不可逾越”呀，現代資本主義是“現成的參照物”呀，這不是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補課論”是什么!資本主義果真不能逾越嗎?否。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在全世界范圍內考察人類社會發展史，得出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嬗變規律。但并不是說所有的國家都得按照同一個模式，經過每一種社會形態。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一些國家在其發展進程中超越某個社會形態并不罕見。例如，德國就沒有典型的奴隸社會，美國就沒有經歷過封建社會。馬克思本人曾經提出過“不經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的設想。這個設想在中國已經成為光輝的現實。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四十年以后，怎么能夠退回去搞資本主義呢?如果那樣，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1%，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這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和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決不愿意看到的。主張資本主義“不可逾越”的人，除了對資本主義情有獨鐘外，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的革命辯證法可以說是一竅不通。
張氏在反駁對他的批評時，還有一個別出心裁的發明，叫做“流氓無產階級自由化”。誰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誰就是“流氓無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倒打一耙的大帽子壓下去，敢于批評的人還不都成了齏粉，當然他就得勝回朝了。可惜的是，這個發明是不能成立的。張氏口口聲聲擁護鄧小平，但是他卻對鄧小平關于“自由化”的經典解釋置若罔聞。鄧小平同志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么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他還說：“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這說得再清楚不過了。看來張氏發明的這頂帽子還得收回去，至于他自己該戴一頂什么樣的帽子，還是請他根據鄧小平的論述，自動對號入座吧!
三
《小說中國》并沒有以“為資本主義‘平反”’的平反為滿足，這位自認為具有“超前意識”的作家正躊躇滿志，招搖過市，他需要走得更遠。于是，在他的筆下，就奇談叢生，怪論迭出了：
▲“現在，不論是從發展經濟的策略出發或從意識形態的理論上考慮，都到了逐步‘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時期。……將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在價值形式上‘化’歸勞動者個人所有。”
▲“在這方面不要害怕流失一部分國有資產，應大膽地、有計劃地將國有資產‘流失’到企業內部職工的手中”。
▲“‘重建’后的‘個人所有制’決不會持久，不久。‘客觀經濟規律會促使分散在個人手中的所有權最終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兩極分化，重新形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將是必然結局’。”這種現象“難以避免，然而卻是值得歡迎的，……企業內部_部分股權證按正當方式逐漸轉移到某人手中，正表明某人在這個企業中算個‘能人’。”“除了發展生產力之外，要想遏制住‘兩極分化’，只有再次回到‘窮過渡’的‘共產主義’。”
▲“我們應該將9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據新的航測還不止此數)及土地上的森林和自然資源與土地下的礦藏資源、水資源、水域及領海水域及水域下的所有動植物、礦物資源都包括在‘國有資產’以內。……比起這么龐大的財富，今天地面上大大小小充其量十余萬家陷入困境的國有企業算個什么?哪怕我們把這一點地面上的舉步維艱的國有企業全部賣掉(遺憾的是沒有那么多錢來買，國際聯合財團也無力)，將得到的資金嚴嚴實實地把現有的大自然
賦予我國的所有資產管好用好……以國家為代表的公有資產永遠占優勢，國家財政會越來越富，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性質可說是‘永不變質。’”“我們常常是該抓緊沒抓緊，該放手的不放手。”
▲“‘私有制’，在社會處處存在‘私人’，人人皆有‘私有’的情況下，也不會再是一個‘補充’”。“咒語必須有另一個法力更強的咒語來破除，在現代社會，法力最強的咒語莫過于：‘私有制萬歲!’”
▲“我們還面臨著資本積累過程，這個過程有一定的殘酷性。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而且應該盡量減少其殘酷性，卻絕對做不到讓工人群眾都高高興興地在生產力還不允許的情況下繼續享受‘不當利益’”。“工人享有的特殊優越的地位當然屬于改革的范圍。” 、
▲“大多數資產者恰恰是最維護將他們孵化出的政治條件的。至少在最近十幾年中，還談不到他們有獨樹一幟‘自立為王’的可能。他們只會用各種方式在執政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通過代理人發出他們的聲音，提出他們的要求。而這種現象在任何一種政體中只要不采取用非法手段如‘賄選’都是正常的，共產黨也不是活動在真空中的政黨。”
近年來主張“私有化”的論調可謂多矣，但像這樣毫不掩飾地主張將國有資產“大膽地、有計劃地”流失到個人手中的尚不多見，張氏大可以以此自詡了。不過把重建私有制的主張掛到馬克思的名下，未免有點冤哉枉也。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的原文是：“這種否定(劉按：指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里說得很清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要對生產資料實行“共同占有”，同所謂將國有資產流失到個人手中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那么，“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是什么意思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這本著作中早就作了明確的解釋。這本書曾經讀給馬克思聽過，馬克思還撰寫了其中的一章。恩格斯的解釋是：“對任何一個懂德語的人來說，這也就是說。社會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涉及產品。那就是涉及消費品。”這樣做，人們在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面前人人平等，除了自己的勞動(包括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以外，誰都不能提供其他的東西，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以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化為個人的財產，從而就消除了一部分人無償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的現象。這個道理朗如白晝，沒有任何可以被曲解的余地。
近年來為社會上出現的貧富懸殊現象辯護的各種言論可謂多矣，但像這樣直截了當地說兩極分化“難以避免”、“值得歡迎”的主張尚不多見，張氏又可以以此證明自己有“足夠的膽識”而炫耀一番了。但是，多數人的產權集中到少數甚至個別人手中，那豈不是一方面是無產者，一方面是資產者了么?難道贈以“能人”的桂冠，就能改變兩極分化和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的實質嗎?比起巧舌如簧的說教來，人們更加篤信的是，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近年來鼓吹私有化的形形色色的說法可謂多矣，但是徑直喊出“私有制萬歲”的口號來的倒還不是很多，張氏足能以“嗅到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風”而廁身于他所推崇的“精神貴族”之列了。但是，從他把大自然的一切統統列入所有制的范圍來看，他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理解還缺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碼常識。什么是所有制?生產資料所有制不是一種靜止的財產關系，而是一種運動，是人們在進行生產的過程中結成的活生生的關系。生產資料作為生產賴以進行的條件，只有當它進入生產過程時才是現實的生產關系，而當它進人生產過程之后，就表現為對全部生產過程的控制，從對生產過程的控制到對產品分配和交換的控制。怎么能把同生產過程無關的大自然的一切不分青紅皂白地同生產資料所有制混為一談呢?如果我們聽信張氏這位謀士的籌劃，把國有企業統統賣掉，陶然自得于自然界的“國有”性質，那么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將是資本家剝削雇傭勞動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同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很難說有什么區別，而且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大自然的一切基本上還是屬于國家的。我們之所以要以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就是為了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解決資本主義所無法克服的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我們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也把“廢除資本所有制”，“消滅階級”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當然，完全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但是，在《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五十周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六周年之際，從一個掛著“共產黨員”招牌的人口中喊出“私有制萬歲”的口號，不能不令人感到震驚和憤慨!
近年來貶抑工人階級、褒揚資產者的議論可謂多矣，但是公然把工人階級斥之為“不當利益”的享受者，視為“改革”的對象，把資產者當作依靠力量，主張在共產黨內尋找其代理人，此種高論倒還新鮮，張氏實在可以自命為“有別于蕓蕓眾生”的“能對一個國家的文化與文明起決定作用”的“代表”了。但是，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工人階級的忘我勞動和首創精神，他們建樹的豐功偉績，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在改革開放中，他們默默奉獻，在利益調整中承受犧牲而無怨言。有的陷于困境的國有企業，一旦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眼睛盯在市場上，功夫下在管理上，很快就改變面貌。這充分說明，工人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和先進生產關系的體現者，他們不僅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無視這一切，把工人階級看成“不當利益”的享受者，顛倒黑白，莫此為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任何時候都不能脫離自己的階級基礎，不能脫離人民群眾，否則它的性質就會發生蛻變，就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可怕后果，一些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悲劇就是前車之鑒。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最有遠見，最大公無私，最富于革命的徹底性，他們懂得，他們的使_命是要同傳統的所有制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時他們又懂得，必須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一切要從實際出發，決不能一蹴而就。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政策，必須照顧那些通過勤勞致富和合法經營發展起來的私營經濟的利益，這是從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出發的，而決不是充當私營經濟的代理人。共產黨的階級性質決定了它不容許把這樣的代理人留在黨內。
上述種種，可以稱之為疾在骨髓的愛“資”病患者的自白。雖則奇矣怪矣，卻還沒有包括《小說中國》中最精彩的片斷。我們千萬不要忽略了張氏的一段記述：在臺灣，他與“一位流亡海外的中國著名詩人”見了面。他對這位詩人表白：“我非常尊重你，更喜歡你的詩”。然后說：“你有你的選擇，我有我的選擇，你認為只有在體制外才能促使中國進步，我卻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在體制內逐步地促使中國進步”。這位“著名詩人”屬于動亂精英是毫無疑問的了。他所要的“中國進步”意味著什么也是不言而喻的了。耐人尋味的是，我們可愛的張賢亮先生同他有著完全相同的目標，所不同的只是一個在“體制內”，一個在“體制外”。所謂“體制內”，也就是張氏說的“入黨是為了改造共產黨”。在這方面，我們不能不承認，張氏比那位動亂精英高明多了。近年來不斷有消息傳來，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時運不濟，主子冷落，相互傾軋，影響式微。“體制內”與“體制外”可就大不相同了，高官厚祿享受不誤．奇談怪論暢行無阻。真可謂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當然，“體制外”與“體制內”并不是彼此隔絕、相互孤立的，而是內外呼應、聲氣相求的。通過這些年來客觀事實的教育，我們對這一點難道還有疑問嗎?
原載《中流》月刊1999年第3期
2003年春追記：
《小說中國》的第八章“給資本主義‘平反”’的第(一)節：“12年前我面臨的一次危機”是張賢亮的一大杰作。其主要內容是張氏為他1986年8月23日發表在《文藝報》上的《與溫元凱書》進行辯護，也就是為他十二年前提出“給資本主義‘平反”’而受到正確、公正的批評的自我“平反”。他在說明了當時發表《與溫元凱書》的緣由之后，這樣寫道：
“一年以后，引起麻煩的是下面這一大段話：……。”(劉按：加引號的這一大段話，引自《與溫元凱書》的原文。見《小說中國》第214頁倒數第l行至第216頁第1行，包括標點約424字。恕不照引)
倘若不將這一大段引文和原文一字一句地加以對照，是看不出任何問題的。實際上，張氏巧妙地將原文中非常重要而又十分關鍵的一句話：
“我們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面前并沒有成功的經驗，什么是現代資本主義，我們面前卻聳立著現成的參照物。”悄無聲息地“貪污”了!這句話原來的位置是在“列寧說過：‘我們不能設想，除了以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之外，還有什么別的社會主義。’”和“所以，當務之急就是發展商品經濟、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體制、司法制度……改造我們超穩定的社會——政治結構。”這兩句話的中間。
只要我們將被張氏故意刪除了的這句話，放回到它原來的位置，即可清楚地看出張氏為什么要自己“貪污”自己說過的這句話的目的了。因為，這句話是張氏提出“給資本主義‘平反’”、改造我們的社會政治結構、宣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鐵證，不刪除這一白紙黑字的鐵證，張氏就無法、也不可能反駁十二年前對他嚴肅而正確的批評，即無法達到為自己“平反”的目的，這是其一；其二，張氏企圖造成讀者這樣的印象：刪除了這一句“鐵證”之后，“鐵證”前后的兩句話，連起來就成了一個因果復句：“(因為)列寧說過：‘我們不能設想……’”“所以，當務之急就是……。”這樣一來，后一句張氏說的話就成了列寧說的話的合乎邏輯的結論了!
張賢亮想為他十二年前提出的“給資本主義‘平反’”受到批評而“平反”，假如要訴諸法律，其結果必然是張氏敗訴，因為他提供的證據是不實的假證，(即被刪去的“我們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面前并沒有成功的經驗．什么是現代資本主義，我們面前卻聳立著現成的參照物”這十分重要而關鍵的一句話)，打官司提供假證，豈有不敗之理!張氏非常聰明，對此他心里清楚得很，是絕對不敢對簿公堂去真打官司的。表面上他裝著氣壯如牛的樣子，其實只不過是《打漁殺家》里的教師爺，真正的“花拳繡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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