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現象——從現象到本質的透視（舊文）

張賢亮現象——從現象到本質的透視

劉貽清

前言

（一）

張賢亮是一個有爭議的作家，在中國當代文壇上有著特殊的典型意義。他自己多次公開宣稱：“我的全部小說都是政治小說。”也就是不但公開承認而且公開宣言他的小說無不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這確實符合他的小說的實際。不過，我以為應該指出，截至目前，張賢亮的全部作品，根據其主要特色即政治傾向的變化，可以說經歷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政治大轉彎、一個政治立場的根本轉變。前期從1979年末到1985年的6年，他發表了一些符合“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向的好的或比較好的作品。但是到了后期，從1986年到2000年的15年間，他卻改弦更張，在作品的政治立場、政治傾向上與前期根本對立、背道而馳，特別是他那些用第一人稱寫的小說，其主人公其實就是張賢亮自己，其內容則是他的“家仇”和“己恨”的宣泄，具有鮮明的個人家史性、現實政治的針對性和影射性。張賢亮現象的特殊典型意義即在于此，張賢亮之所以成為有爭議作家的基本原因也在于此。

張賢亮的創作生涯，有二十余年了。我對張賢亮創作的關注，也有二十余年了。我把這些年來自己發表于各類報刊的關于張賢亮創作的批評文章，整理選編成這部書稿，奉獻給讀者和社會，以期有助于人們對張賢亮現象的進一步研究、逐漸揭示出這種現象對中國文學發展在正反兩方面可能有的意義。

我對于張賢亮前期作品的批評，始于對他的成名作《靈與肉》的評論，在那一階段，主要著重于對其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分析；而對其后期作品，則逐漸加重并側重于對作品思想政治傾向的探討。我的批評文章的著重點的這種轉移，是伴隨著張賢亮在創作道路上作品政治傾向的轉變而發生的。在后期，他的“政治小說”的政治性越來越濃烈，其政治傾向越來越出格，越來越讓人找不到前期的那個張賢亮。我的批評文章也就不得不逐漸加重了對其政治傾向的討論，頗有些“寇能往，我亦能往”的意味。這當然不是要說張賢亮好比那個逃竄的“寇”，而是說批評文章的內容往往不得不受到批評對象的某些限定，在某種意義上，這或許會成為批評者的一種尷尬。這也是文學批評的一種職業性的限制，即使我不想去對政治傾向多加討論，但我所關注的作家老在政治傾向上鬧“出彩”、搞“深化”、聳動社會視聽，我也只好跟著“深化”下去，這對我真是無可奈何的事。這些批評文章，如果叫我今天重新來寫，也可能會有一些不同吧。但是，它們已經屬于歷史。保持歷史的原貌，即使是保持個別似乎無關緊要的歷史資料的原貌，也會有助于人們對歷史全貌進行客觀的了解、研究和評說。因此，我在整理、編纂書稿時，除個別文字稍有訂正之外，對于立論、觀點和闡述都未做任何改動和修正。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文學批評是一項嚴肅的工作，要求批評者要有促進文學健康發展、繁榮昌盛的熱情，要有正確的批評尺度和敢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長處說長、短處說短的勇氣。這是我對文學批評的一種理解，也是我進行文學批評實踐力求堅持的原則和追求。所以，我對張賢亮的創作進行文學批評，完全是為了文學的是非和社會的道義，即使被批評的作家對我報以某些譏諷貶斥之辭，我也是不改初衷、安之若素。

（二）

從1980年到1986年這一段時間，可以說是張賢亮蒸蒸日上的黃金時期。這段時間的結束，即是他逐步走向反面的開始。其具體標志，就是1986年8月23日他在中國作協主辦的《文藝報》上發表的《社會改革與文學繁榮——與溫元凱書》(簡稱《與溫元凱書》)。這是他第一次公開的政治表態，明確地提出要“給資本主義‘平反”’。張氏為什么在這個時候一反常態跳出來赤膊上陣呢?據我了解的材料和分析：一是1983年張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取得了可觀的政治資本；二是1984年12月中國作協召開“四大”，由于當時的政治氣候和與劉賓雁等人的特殊關系，一夜之間就由一個一般會員被拉進領導班子，當上了中國作協主席團成員(嗣后，中央下文，否定了這次作協“四大”的種種做法)，在文藝界有了較高的社會地位，從此聲名大噪；三是打出“擁鄧”和“擁改革”旗號的雙保險，比如，曾有記者采訪他時提問：“為什么那么多人批你，總是批不倒你呢?”他洋洋自得地回答說：

“因為我緊跟鄧小平}”“擁護小平同志的‘二次革命”’，自然腰桿硬了起來，飄飄然了；四是對“大氣候”的估計，由于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輕率地同意并決定了“兩個不提”，即不提反精神污染和不提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加之當時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繼精神污染之后發動了一次全面的進攻，大有推倒泰山之勢。張認為時機已經“成熟”，當然也就無所忌憚了。

從全國范圍來說，張賢亮是第一個在《與溫元凱書》這封公開信中提出“資本主義不可逾越”論、高呼“要給資本主義‘平反’”的。他說：“資本主義，作為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種社會形態，它是不可逾越的。……種種強加于資本主義頭上的‘誣蔑不實之詞’，現在是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大力給予平反的了，給資本主義‘平反’，將會使我們更好地解決我國當前政治、經濟、法制改革中的種種實際問題。”“我們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面前并沒有成功的樣板，而什么是現代資本主義，我們面前卻聳立著現成的參照物。”“我們要給資本主義‘平反’，要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模式來改造(劉按：請注意，這里用的是“改造”而不是“改革”)自己國家的社會——政治體制。”(劉按：這也說明十一年后的1997年，張在《小說中國》中提出要“改造共產黨”、“私有制萬歲”等口號就絕不是偶然的了)“真正貫徹‘百家爭鳴’，就必須允許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言人有公開的發言權。”“資產階級思想一旦不再成為一種罪名，人民內部和馬克思主義者內部的最后一道心理柵欄方能徹底消除。”張賢亮在這封公開信中還為溫元凱出謀劃策，明確提醒溫不要空談什么“進行思想觀念的深層‘爆破’，中華民族才能前進”的大道理，而應學習“美國人是先干起來再說或邊干邊說”。這意思是讓溫不要坐而論道，而要起而行，即付諸行動，首先是破除“已經成了中國國民性構成要素之一，一直流傳到現在”的“清談”之風等等。

在張賢亮發表《與溫元凱書》的當時，也正是高等院校多事之秋。溫元凱于1986年8月在杭州召開第二屆“新技術革命與體制改革”座談會，鼓吹要做“私有企業的代言人”(后因此被開除出黨)。張賢亮這封信是專門寫給這個座談會的書面發言。顯然，他將會上的書面發言，同時公開發表，就是要造成南北呼應之勢，配合溫元凱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論，為其制造輿論、加強火力。

在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支持下，經歷了兩年多自由化與反自由化的尖銳、復雜的斗爭，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日益猖狂。1988年(“八九風波”的前一年)5月，張賢亮等堅持自由化立場的“精英”們，應法國文化部的邀請，參加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召開的“中國文學的覺醒”國際討論會。會上，張說：也許法國的朋友不理解講真話還需要沖動，“如果有一個三十年沒有說真話，光說假話，到了讓他講真話的時候，他就會像我這樣沖動。……最近我聽到中國提出一個口號：‘允許人們說真話。’全國人民對此都歡欣鼓舞。這一方面說明這許多年來沒有允許人們說真話，同時埋伏著也許有一天又不允許人們說真話。所以現在我趁允許人們說真話的時刻來寫小說。”(參見本書附錄：《1988：一個中國作家代表團在巴黎》)

作為中共黨員作家的張賢亮，竟公然在外國人面前，在國際講壇上，公開宣布他過去三十年(1957—1988)“沒有說真話，光說假話。”如此說來，在此其間，他用假話寫的作品豈不是謊言了!謊言還有什么價值可言呢!這難道不是徹底的自我否定嗎!而且如此造謠中傷自己的黨和國家，他起碼的愛國心和黨性到哪里去了!

打著“講真話”的幌子說假話，是一切堅持資產階級立場的人慣用的伎倆。1989年1月“八九風波”前夕，張賢亮拋出了所謂“趁允許人們說真話的時刻來寫小說”的《習慣死亡》，旗幟鮮明地宣揚“告別革命”論。張賢亮明確提出：“(新中國的)不正常的社會進程(劉按：指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著重號為筆者所加)造成了眾多命運的不正常”，而要改變這“眾多命運的不正常”，就必須使社會進程恢復到正常的狀態。那么“讓時光倒退到什么時候重新開始?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抑或一九一一年還是更早一點?索性倒退到戊戌變法時讓我們中國人再干一遍”重走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這一段話的意思朗如白晝，張賢亮不僅要全面否定中國共產黨革命斗爭的歷史，而且連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推翻了我國幾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也要被否定!因為“告別革命”論的要害是反對一切“暴力革命”。特別要指出的它也是“補課”論在實踐上的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這部小說采用了大量現代派的表。現手法，如主人公的人稱我、你、他交替混用，時空顛倒錯亂，非理性的自由聯想，不講任何邏輯，等等。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在1957年劃為右派，現已走紅、正在美國亂搞女人的作家。他所以要墮落，是因為“你(劉按：指主人公)要努力掙脫30多年(1957—1988年)來給你施加的影響和教育，但你無力，只能用墮落來表示你的抗議。”張賢亮說：“主人公經歷的大框架，的確和我相同”，并且要求讀者“別誤會了我的痛苦”(《我必須要告訴你》，見《中篇小說選刊》1989年第4期)。這就明白地告訴人們，主人公的傾向就是他的傾向。其要害是謾罵毛澤東同志和詆毀馬克思列寧主義，詛咒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和民主政權，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譬如，他罵毛澤東同志是靠《笑話大全》進行決策的玩笑家，像某些人“熟悉男女間調情一樣”，“熟悉挑動群眾斗群眾”，“常常做出些莫名其妙的事”，“我記得我曾愛過我的母親，但是我的導師卻告誡我‘不應該’愛她，按階級分析法她屬于官僚階級．．…?茫然四顧，只見他說我應該愛他，他是普天之下的救星……由此我的愛就一敗涂地，如同患了陽痿癥，在任何可愛的東西面前都不能勃起。”等等、等等，俯拾即是。

這部小說確實有些不同于張過去寫的小說，確實毫不掩飾地講出了他心底的一些真話。同年春夏之交，張賢亮則直接參加了北京20位名作家支持動亂、給政府施加壓力的簽名，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三）

“八九風波”平息后，張賢亮不得不有所收斂，但只要一有機會，他是無法抑制胸中的“家仇己恨”的。1991年4月5日，在寧夏作協召開的“小說創作研討會”上，張賢亮肆意貶損毛澤東同志，他公然說：“……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劉按：張說這話是因為會上有人談起毛主席是一個偉大的詩人而引起的)，但他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秦始皇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六國……”作為寧夏文聯主席、廳(局)級黨員領導干部的張賢亮，“六?四”過去還不到兩年的時間，就公開在大庭廣眾之中，貶損黨的領袖，引起一些同志的極大憤慨。我除向主持會議的區文聯副主席提出意見：為什么不制止這種錯誤的發言外，并于會后專門向未參加研討會的自治區宣傳部主管副部長作了反映。結果是不了了之。為不留口實，《寧夏作協通訊》1991年第2期刊登的這次“小說創作研討會發言紀要”上，編者將張賢亮貶損毛主席的有關發言，悄悄改為“中國到現在，幾十年來，出了一個大藝術家——毛澤東。他既是偉大的政治家(劉按：這是截至目前能夠見到張賢亮唯一的一次肯定毛澤東是“偉大的政治家”，豈不怪哉!)，又是一個大藝術家。”盡管有人為張賢亮掩蓋其公開“詆毀黨的領袖人物”，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江澤民語)的錯誤行徑，但是，張又一次公開非毛的事實是無法篡改的，因為有眾多與會的人在；更因為除了僅此一次肯定毛澤東之外，再找不到第二次。這就充分證明是弄虛作假，故意掩蓋事實真相。

張賢亮除了在寧夏作協召開的“小說創作研討會”上的發言外，一段較長的時間內保持沉默，沒有公開發表作品。后來，突然于美國對我國發動“人權攻勢”的浪潮中(1992—1994年)，陸續分兩次創作、發表了《煩惱就是智慧》上、下部(在出版單行本時更名為《我的菩提樹》)。這部作品以他在勞改時的所謂“日記”為內容，采用“注釋”的表現形式，編造了一個“人間地獄”的故事，以攻擊社會主義中國的“人權狀況”，攻擊人民民主專政，攻擊人民領袖毛澤東。

我曾撰文嚴正指出：“張賢亮所寫，完全是子虛烏有的謊言。”由于《煩惱就是智慧》的上、下部一味重彈張在勞改農場里那點陳芝麻爛谷子的老調，實在毫無一點新意。該小說在國內發表后沒有產生什么反響，連張賢亮自己也對此感到失望和懊惱。可是卻受到西方敵對勢力的重視，被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行。英國《文學評論》1994年4月號發表題為《在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活地獄中》的配合文章，攻擊中國的“人權狀況”。文章說：“這是一部關于中國知識分子的羞辱的書。它是中國知識分子默認他們自己的恥辱和受壓迫的一個記錄。”“勞改營實際上沒有內外，1960年(以后許多年)，在中國，人人都判勞改。”惡毒地誣蔑中國是一個毫無人權的大監獄。這就是《我的菩提樹》在客觀上迎合了西方敵對勢力的政治需要所產生的惡劣影響。記得《文學家與企業家》報曾報道過張賢亮乘出訪之機，歸途特轉道英國安排該書的翻譯、出版等事宜。

緊接著，1995年張賢亮在中國作協主辦的《中國作家》第5期上推出了中篇小說《無法蘇醒》。編者說這部小說“藝術上的荒誕卻表現了現實的真諦”。張以荒誕的表現手法，通過主人公趙鷲(“照舊”的諧音)所做的一場噩夢來影射改革開放的現實，誣蔑當時社會已經“極‘左’回潮”了，中國又回到了“文革”時期，一切又都“照舊”，無法蘇醒了。對于這種惡意的攻擊，敵對勢力一片喝彩。香港反共刊物《爭鳴》的題為《改革回頭路的死亡信號》一文的“導言”這樣寫道：“張賢亮的新作《無法蘇醒》，是他創作的一大飛躍。他探索出人們靈魂深處根深蒂固的極‘左’，觀念，讓人們看到只要有適當的政治氣侯，‘左’就會興風作浪，‘改革不可逆轉’只不過是神話而已。”

張賢亮的作品，為何如此受到境外敵對勢力和反共報刊的青睞和吹捧，難道還不值得善良的人們深思嗎!

除政治傾．向上的上述等問題外，張賢亮的作品，還充斥著大量的色情渲染，尤其是《早安，朋友》，．專寫中學生的早戀和性心理，把當代中學生丑化成一群小流氓。發表、出版后，激起了寧夏教育界和學生家長們的強烈憤慨，普遍指斥張賢亮是個“流氓作家”，群起而攻之，并紛紛上書中央有關部門。此書終因社會輿論反對強烈而被查禁。

張賢亮對婦女的看法和言行，是頗成問題的，1994年，他作為中國作家的領隊在以色列訪問期間，一個女學生問：你認為什么樣的女人是最理想的女人?他回答說：“上床是將軍(劉按：指像拿破侖將軍那樣勇于拼搏，不怕死)，下床是奴隸。”(張同吾：《海濤?玫瑰?張賢亮》，見《作家》1994年第7期)，在國際上造成極壞影響。

上海有一個叫江迅的女人，因向港商和外國人賣淫被勞教兩年，后定居香港，更名宮雪花。張賢亮居然在《廣州文藝》1996年第4期上公開發表題為《宮雪花現象》的文章，饒有興味地向世人詳細披露他與宮雪花從相識、相知一直到住進她家的過程，竟把肉麻當有趣。比如張說：“一個男人(劉按：指張自己)住進一個既漂亮又有性感的女人家，而且這個女人再三聲明這個男人是第一個得此榮幸的男人，就很難不讓這個男人有非分之想”。“你真是個‘妙人兒’，如果我是個億萬富翁，一定包下你來做香港的‘二奶’!”此文一出，輿論嘩然，海內外十幾家報刊紛紛發表文章或“讀者來信”提出批評。即使是張的好友，對此也有微詞。叢維熙說：“北京朋友李國文和天津馮驥才，在與我通電話時，都提及他的這篇奇文，認為散了神兒。”(曹繼軍：《文化人，當給不良文化亮紅牌》，見1996年7月3日《光明日報》)。一個黨員作家，竟將自己見到“既漂亮又有性感的女人”就生“非分之想”，并有想“包下來做香港‘二奶”’的隱私，津津樂道地公之于眾，其坦率固然可嘉，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卻極為少見!

（四）

繼《無法蘇醒》出版兩年后的1997年，張的一部20萬字的政論專著《小說中國》出版了，這部書的奇談怪論頗多，具有極大的尖銳性和鮮明性。張賢亮提出要按照他的理念和設想“改造共產黨”，他說：“在歷史的新時期，當務之急是改造中國共產黨。”他還說：“在市場經濟逐漸成為社會主要經濟體制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不再是代表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政治組織，而是應該代表包括資產者在內的社會各個階層和各種利益集團的議會式組織，將所謂的‘黨內斗爭’，轉化為‘調解、綜合、歸納各種不同意見’的黨內民主，從而徹底實現政治民主”。這部政論專著不僅從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全方位地否定社會主義，呼喚資本主義，他還提出，不但工人階級要在現代企業家的統治下老老實實地干活，而且還要“革”我國工人階級的“命”了，他說：“我們還面臨著資本的積累過程，這個過程有一定的殘酷性。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而且應該盡量減少其殘酷性，卻絕對做不到讓工人群眾都高高興興地在生產力還不允許的情況下，繼續享受‘不當利益’”。“工人享有的特殊優越的地位當然屬于改革的范圍。”這就是說，建國后工人階級翻身做主的社會地位和創造性勞動應得的報酬是一種“不當利益”!即工人享受到的利益超過其所做出的勞動貢獻的價值。這種“特殊優越”的不應當得到的“不當利益”，不能再繼續享受下去了，應該改革掉!張賢亮已經公開站在工人階級的對立面，磨刀霍霍，向工人群眾開刀了!否定我國工人階級的勞動價值，他要“革”工人階級的“命”，已經昭然若揭。

《小說中國》是黨員作家張賢亮發自靈魂深處的具有體系性的不同政見的自白，是他要變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變共產黨為社會黨，變國家主人為雇傭奴隸的立場觀點的全面性的闡釋。全書圍繞“私有制萬歲”這一主題，提出一整套具體的實施方案和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其要害是：首先重提為資本主義“平反”和資本主義“不可逾越”的老調，旨在從理論的根本上否定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徹底清算那段(劉按：指我國社會主義的前三十年)歷史”；進而具體解決如何“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問題，而其關鍵在于“呼喚‘精神貴族’”(張說：“產生不了‘精神貴族’的國家是可悲的”)來“改造共產黨”的性質，以達到中國全盤私有化的目的。這就是二十萬言《小說中國》的基本要點。可以斷言，張賢亮的《小說中國》是他向共產黨的階級性質、執政地位以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發出的公開挑戰書，也是他的政治綱領的具體說明書。

《小說中國》發表兩年后的1999年，張賢亮在《收獲》第6期上發表了他的二十世紀末最后一部“封箱”之作的自傳體小說《青春期》，這是一部絕妙的自我“平反”書和對中國共產黨的控訴。這里，只先談其中的一個細節，這個細節是描寫張賢亮他手拿大哥大，儼然一副新貴加黑社會龍頭老大的神態，訓斥、嚇唬他“出賣荒涼”的杰作——“華夏西部影視城”附近的農民：我冷冷一笑：“好，沒有人領頭就是你領頭，我今天就認你一個人!要法辦就法辦你!你看我拿手機是干什么的?我打個電話下去，就能叫一個武裝連來!……我能讓這一帶繁榮起來，我也有本事讓一家人家破人亡!……明天要是我還看見你們在這里，你告訴你‘上面’那個人，他家里有幾口人就準備好幾口棺材!誰都知道我勞改了二十年，沒有哈壞點子想不出來!……”(見《收獲》1999年第6期第20頁)

張賢亮通過這一細節把他的化身“我”呼風喚雨，為所欲為，黑白兩道渾然一身、新貴加流氓的“霸天”嘴臉，描繪得活靈活現，惟妙惟肖。窺一斑而見全貌，僅此就可見．這個“我”，靈魂深處究竟是些什么。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半期的五年中，張氏只發表一部政論專著《小說中國》和一部自傳體小說《青春期》。與他前期發表的作品相比，這是他創作的減產歉收期，就連預告在1995年出版他“下海”的《錢歌》也恐怕會和《唯物論者的啟示錄》一樣，是放了一枚“空炮”。新世紀以來，再未見張賢亮有新作發表，不知是江郎才盡抑或令有難言之隱?不過，我還是真誠地希望并歡迎張賢亮以徹底不同于過去的全新面貌出現在新世紀的中國文壇上。畢竟他是曾寫出過好作品的作家，只要是他能轉變觀點立場的話。

（五）

最后，要談談有關張賢亮著文對我進行人身攻擊的問題。本來這是我和張賢亮因意識形態的立場、觀點的不同而產生的原則性的大是大非的矛盾。但這一矛盾卻被張氏故意扭曲為我和他個人之間小是小非的恩怨問題，而且是他首先通過他的作品以造謠、誣蔑、謾罵的形式公之于眾的。因此，在這里談論它，我認為是有必要的，可以讓廣大讀者來評判是非，以正視聽。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99年9月24日，我去北京展覽館參觀“光輝的歷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成就展”，看到“寧夏館”在顯著的位置展出了張賢亮的0.55米×1.2米的巨幅照片。當即就在留言簿上寫下了我的意見：建國50周年成就展“不宜展覽張賢亮”。因為把這樣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作為建國50周年的“成就”參加在首都的展出，會造成極壞的影響。而且，參展的全國各省市中，唯獨寧夏把一個很有爭議和問題的作家作為建國50周年建設的“成就”參展，實屬咄咄怪事。我在列舉張賢亮長期以來詆毀人民領袖毛澤東，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呼喚資本主義的具體事實后，“要求拆除張賢亮個人的巨幅照片，不要再給寧夏丟人現眼了，不要再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光輝的歷程’抹黑了!”嗣后，我又將此事上書中央和地方的有關領導同志。

張賢亮在得知我上書反映此事后，十分惱怒，專門撰寫了一篇題為《請用現代漢語及現代方式批判我》的文章，對我進行人身攻擊，發表在他控制的寧夏文聯機關刊物《朔方》2000年第3期和他的好友馮驥才創辦的天津《文學自由談》2000年第2期上。兩文不同之處是后者刪去了我給有關方面寫的信——“我的意見”和一些太不像話的謾罵、侮辱性詞語。這篇文章未征得我的同意就擅自將我寫給黨內有關方面領導同志的信件內容，全文公開發表。尤其惡劣的是，張氏得了便宜還賣乖，硬說我的“信中并未注明‘未經作者同意不得發表轉載引用’等字樣，這就在法律上給我(張賢亮)鉆了空子……。”(天下有誰給組織和領導寫信，會作如此之注的?這簡直是最蹩腳的無賴式的詭辯!)但對我上書反映的具體事實卻只字不提，不作任何反駁(他根本無法反駁，因為都是鐵的事實)，只能采用“王顧左右而言他”的故伎，回避我揭露的問題，并轉移視線，譏諷我劉某人是個“批張專業戶”，想要以“批”他這個“名人”而“揚名”，“成為文壇上的一匹老‘黑馬’，在寧夏，這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而且，我和他又并非同一重量級的、站在“同一個拳擊臺上”的“對手”，等等。倘若能把文藝創作和文藝評論的關系界定為拳擊比賽的話，這就等于說，我這個小人物根本就沒有資格批評他這個“準諾貝爾獎”的大作家。更有甚者，張氏竟不擇手段，編造事實，誣蔑我的人格，造謠說他在寧夏文聯“當權”后，我專門去文聯求過他“幫忙”，結果忙也幫了，我卻反而對他愈批愈烈，“達到了批判的頂峰和極端”，且是個“瘋瘋顛顛的老者”，“擅長反嚙好意幫助過他(劉按：指我劉某)的人”，“本身根本談不上有什么明確的觀念’，“北京某些文藝界的前輩及同行”是我“后面的人”．并威脅所謂我“后面的人”，千萬不能支持我這個“到處散發‘小字報’的文人”，否則將“名譽掃地，晚節不保”。張氏并堅決表示，他要“繼續向劉某人深惡痛絕的道路走下去”。(我劉某所深惡痛絕的道路是“資本主義道路”)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向有關方面直至黨中央寫信反映個人意見，這是黨章賦予黨員的權利。張賢亮竟然把我這個光明正大地行使此種權利的黨員稱之為“向領導告黑狀”的小人。沒想到一個頗有知名度的“大作家”，竟如此霸道，蠻不講理，甚至造謠誹謗，以售其奸，真乃罕見。

對于張賢亮不擇手段公開造謠誹謗我的人身攻擊，我不能不做出應有的反應來以正視聽。所以，寫了一篇題為《張賢亮的又一次自我暴露》的答辯文章，為了不分散筆墨，沒有糾纏在他造謠誹謗我的人身攻擊這一點上，只就幾個原則性的問題，談了點自己的看法，投寄《朔方》，要求發表，以便平等爭鳴。但時隔半年，卻是泥牛人海，查無音信。無奈，只好投寄《中流》，請他們考慮刊載。所幸《中流》主持公道，于2000年第9期發表了我的答辯文章，否則我輩平頭百姓可真沒有說理的地方了。

2000年12月初稿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