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結號》中所包含的文化轉基因工程
[ U$A ] 于2008-01-14 21:20:24 上帖 [ 發短信 ] [ 表狀 ]
《集結號》的上演，使得一大群原本對它抱有很高期望的中國憤青大感失落。何也？因為集結號充分肯定了怕死是正義的，證明了組織是陰險的，這樣一來，其主調自然而然就是反戰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之際，中國大陸首次出現了一部以反戰為主調的影片，而且立即被某些主流媒體奉承為“主旋律”，這不能不讓人感到意味深長，同時燃起對于中國前途的強烈擔憂。
《集結號》之所以值得擔憂，是因為它帶有某種可能導致文化轉基因的誘因。當然，文化轉基因工程并不是《集結號》的首創。如果要進行追根溯源的研究，那么這項工程可以回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自從八十年代初期以來，就始終有一些自命為真誠“人道主義者”的文藝和思想“精英”，在探索所謂的“個體生命價值”，并將其探索結果表現在一系列的文藝作品和研究成果中。
最先浮出水面的是戰俘問題。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學術界和文藝界就戰俘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討論。導火索是關于朝鮮戰爭戰俘的爭鳴。爭鳴的結果是：不少中國人開始接受“當戰俘并不可恥”的觀念。隨后，把英雄凡人化，或者說致力于表現英雄人物所謂“人性”一面的努力持續進行到今日。在把英雄凡人化甚至問題化的過程中，甚而至于出現了以問題人物作為英雄人物原型的做法。
與此同時，淡化戰爭的意識形態色彩的工作也在默默地進行著。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現了一股為國民黨正面戰場整容變性的新潮勢力。相關作者不再強調戰爭本身所固有的價值觀，而把“犧牲”當作唯一的審美價值，使得本因國民黨領導無能而導致的巨大人力和物質損失變成了深受推崇的美德和壯舉。這就是所謂的“一寸山河一寸血”，讓人感覺流血越多越好越光榮，這事實上已經嚴重背離了“以最小代價贏得最大勝利”的戰爭美學，成為誤導國人戰爭觀念的一大思想來源。
《集結號》所要體現的，正是這種流血美學與個體生存價值觀的矛盾混合體。一方面，它試圖展示以現代科技重構的暴力之美，在形式上證明其真實性；另一方面，它試圖在暴力的形式之下體現個體生存價值的至高無上性，從而使人們在感受到戰爭暴力之美的同時，不自覺地戴上“個體生命價值”的沉重枷鎖。
就此而言，《集結號》的導演是一個太監版的斯皮爾伯格。他試圖模仿斯皮爾伯格對于形式暴力的再現能力，同時又自覺地閹割了自己的男性氣質和國家精神。如果斯皮爾伯格來導演《集結號》，他絕對不會讓主角整天象個娘們兒似的哭哭啼啼地去尋求所謂的“真相”。相反，他會讓他的演員們充分表現男人的氣概，以比男人更男人的風格去作戰、去死亡，而讓不懂“草蛋”為何物的知識分子成為觀眾嘲笑和唾棄的對象。
這正是精神太監馮小剛永遠不能成為斯皮爾伯格先生的根源所在。一個真正的太監，即使貼上胡須、弄啞嗓子，也不可能因此而成為雄風橫溢的猛張飛。令人悲哀的是，馮小剛先生不僅為自己的太監狀況而驕傲，而且試圖把自己的太監思維和氣質推廣給全中國的男人。
于是，就在美國和全球觀眾都在觀看斯皮爾伯格所表現的大男子主義和美式愛國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中國觀眾卻在馮小剛導演的《集結號》中，感受著馮小剛指認的“人性”，亦即在戰火中為自己的生存前景而哭泣和尿褲子的閹人情懷。當然，馮小剛讓他的閹人們在絕境中奮不顧身地戰斗，但這種戰斗說到底只是形式的需要：一旦脫離絕境，他們又會為了“個體生存價值”而眼淚汪汪地四處“尋找真相”。
這完全不是內戰的真相。內戰充斥著陽剛之氣、理想主義和犧牲精神的驚人故事。然而，馮小剛卻試圖否定眾多內戰老兵親身經歷和親口述說的故事，而力求通過韓國人的仿真技術，強有力地告訴我們：那才是內戰的真相，你必須相信它。
然而，“相信”就意味著在精神上被閹割。
這是一種真正的文化轉基因工程。而更令人傷感的是，它竟然被主流媒體當作“主旋律”而大加褒揚。這是一個民族的不幸。隨著《集結號》的“主旋律”化，類似的題材將注定逐漸占領中國的文藝領域，真正成為主流媒體宣揚的“時代精神”，從而以不可遏止之勢，瘋狂而又悄然地改變中國人的戰斗精神，塑造著新型的中國男人。也許我不敢說它將把中國男性社會變成一個娘娘腔的太監世界，但至少可以說：它將使很多男人認為膽怯和逃避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美德。
在《集結號》所展示的“正義”世界中，我們看不到民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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