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革命•在路上
——觀《摩托車日記》
“讓我們面對現實，讓我們忠于理想”——切•格瓦拉
這是一個偉大傳奇的開始。當23歲的埃內斯托•格瓦拉踏上了橫越南美的征程。時間是1951年12月29日，外號叫做火暴小子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系學生格瓦拉此時不僅面臨一年多后的畢業考試，還在一個過敏實驗所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同時有了一個漂亮并且家境富裕的女朋友。但是，格瓦拉注定是一個永不停步的游子，不斷追求理想和自由。
他叫罵著“去他媽的無聊的日子！”，毅然決然地和大他6歲的朋友阿爾貝托一起跨上了一輛“諾頓”牌摩托車。 在隨后的八個月間，他們由南向北，穿越了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等太平洋沿岸主要南美國家，行程將近一萬公里。
50年代對于青年來說是一個在路上的年代。在經歷了戰爭的殘酷及戰后的繁榮之后，歐美的青年陷入了一場精神危機之中。他們對傳統價值觀和現實的種種制度都感到不滿，卻又沒有一個改變的方法，于是他們四處游蕩，不斷上路——肉體和靈魂雙重的，尋求一種解脫。他們被稱做“垮掉的一代”。杰克.凱魯亞克在1957年發表的被“垮掉的一代”視為《圣經》的小說《在路上》中所說的：“我還年輕，我就要上路”，便是一代青年的精神寫照。青春的心靈不甘被世俗束縛，自由的騎士總是渴望上路。不是為了游山玩水的閑情逸致，也不是為了探險獵奇的標新立異，只是為了尋找生活的真諦，而聽從那遠方傳來的不可抗拒的神秘召喚。正如為格瓦拉所推崇的詩人波德萊爾在《惡之花》中所說的：“真正的旅行者是那些為出門而出門的人，他們輕松愉快如同飄游的氣球，然而他們絕不會偏離自己的目的地。也不知為什么，他們總是說：上路吧。”
民謠歌手鮑勃•迪倫在《blowing in the wind》中唱道：“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一個男人要走多遠，才會被稱為一條好漢？一萬公里夠不夠？在這漫長的旅途中，格瓦拉接觸到了真正的南美洲。正如他在日記中所說的：“我的皮鞋沾染上了真正的泥土。” 這是一個貧富分化懸殊，社會極度不公的大陸。他見到了智利銅礦工人遭受的重重剝削；他見到了秘魯原住民的悲慘生活；他見到了委內瑞拉因營養不良而患病的窮人。格瓦拉的樸素的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在這一階段開始形成。他在日記中記述道：“在這些沒有明天的人的身上，我們可以窺見全世界無產階級所深受的苦難悲劇”。他泛美主義和革命暴力主義也開始形成，他大聲疾呼：整個拉丁美洲應該聯合起來。同時他反問他的朋友：不開一槍怎么搞革命？這些理論雛形在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斷發展，在60年代形成了“格瓦拉”主義，并和“毛主義”一樣，共同成為了60年代左翼青年的“造反《圣經》”
60年代對于青年來說是一個造反的年代。在經歷了戰后十幾年的穩定繁榮階段之后，各種社會矛盾都不同程度的在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顯現出來，一時間，各種社會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對種族歧視運動、工人運動、環保運動……方興未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年學生運動。
1964年，美國加州柏克利大學的學生在“公民參與的民主”的口號下，反對校方家長式的管理及陳舊的校規，發起“言論自由運動”，拉開了西方學生運動的序幕；
1965年，美國密根歇大學發起反對越戰的運動，哥倫比亞、哈佛、耶魯等名校學生積極響應，形成遍及全國的學生反戰運動；
1966年，在西德、法國、英國等國也出現反對越戰的學生運動；
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紅衛兵運動興起；
1967年，西德學生運動廣泛開展，出現高潮；
1968年4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占領學校的幾座大樓，抗議學校為越戰服務的研究項目和種族主義政策，學生與軍警發生沖突，引發全國性的抗議運動；
1968年，墨西哥大學生運動；
1968年5月，法國爆發波瀾壯闊的“五月事件”，一千萬學生、專業人士還有工人走上街頭，引發全國性的罷課、罷工，巴黎街頭出現像1789年大革命和1871巴黎公社那樣的街壘和巷戰，整個社會達到了革命的臨界點；
1968年3-10月，英吉利海峽對岸的英國學生罷課、上街，抗議越戰；
1968-1969年，意大利的學生和工人運動掀起高潮，出現“火熱的秋天”（Hot Autumn）；
1968-1969年，北愛爾蘭學生要求民主，導致內戰；
1970年5月，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入侵柬埔寨為導火索，美國學生反戰運動達到高潮，全國罷課學校900余所，一半以上的高校教師和學生參加這一運動，學生運動達到頂峰……
這些青年學生運動，或激進，或浪漫，或曇花一現，或延續了很長時間，都或多或少地滌蕩著骯臟的社會和沖擊著腐朽的制度。
青年天生就有一種造反的沖動，無法容忍社會的黑暗和不公。尤其是當異化的社會企圖將青年按照統治階層的意志塑造成單向度的人，并扼殺青年的活力和創造力時，青年便會奮起反抗這種扭曲的制度。因此，在60年代的西方社會，無數的青年們唱著THE BEATLES的《REVOLUTION》，走上街頭，為了一個理想的社會而奮斗。當純潔的理想在黑暗的現實面前碰壁時，青年們將學會思考并將更熱情地追求真理的指導。他們找到了毛澤東、胡志明、卡斯特羅，還有格瓦拉。
革命的實踐需要革命的理論指導，革命的理念則在革命的實踐中得到不斷的發展。當格瓦拉于1952年6月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后，他整理了整個旅途的日記（后來被命名為《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并總結道：“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至少已經不再是以前的那個我了。這次南美的旅行，對我的改變比我想象中的還要深刻和劇烈”。的確，這次旅行使格瓦拉從之前的一個中產階級富家子弟轉變成為一個傾向于無產階級立場的有著樸素革命理念的思想青年。世俗的欲望再也無法束縛住他了。1953年，格瓦拉通過了14門考試，最終獲得了醫生資格。但他卻拒絕了一家麻風病醫院每月800美元的高薪聘請，而選擇再一次踏上征程。這一次，他的目的更加明確：考察拉美各國的社會狀況。
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在即將開動的火車上，向著前來送行的母親呼喊：“一個美洲戰士出發了！”在隨后的日子里，格瓦拉先后游歷了玻利維亞，秘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巴拿馬，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他在危地馬拉參加了保衛阿本斯總統政府的斗爭，在阿本斯政府被顛覆后流亡墨西哥。格瓦拉的閱歷不斷增加，革命思想也不斷地“在路上”明確和堅定。1955年，格瓦拉在墨西哥遇見菲德爾•卡斯特羅并加入了古巴的革命隊伍，與此同時，他的名字中間也被他的古巴戰友加上了一個“切”字。他終于成為了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當他的名字從“火暴小子”變成了“切.格瓦拉”。
以后發生的事情就是我們所熟悉的了。切.格瓦拉征戰古巴、剛果、玻利維亞；訪問蘇聯，中國，捷克斯洛伐克……。他不斷的在路上，他的革命也不斷的前進。直到1967年１０月９日的一聲槍響，他的生命永遠地定格在了39歲……切死后被稱為“浪漫冒險家”、“紅色羅賓漢”、“共產主義的堂•吉柯德”、 “塵世的那穌”……薩特稱他為“這個時代最完美的人”。而他自己卻在給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寫到：“請不要忘記20世紀這個渺小的征人”。是的，切.格瓦拉永遠青春，永遠革命，永遠在路上！
“如果說我們是浪漫主義者,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分子,我們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們將一千零一次地回答,是的,我們就是這樣的人。”——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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