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 颯
《天涯》 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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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17日，正當北半球的中國人歡度年三十之夜時，在南半球盡頭的阿根廷，一大群戴著白頭巾的老太太正在成千上萬阿根廷人的簇擁下，慶賀她們的特殊節日——“生命戰勝死亡三十周年”。
當今的世界，網絡覆蓋全球，但無數真正值得我們了解的信息卻被有形無形的“網管”無情篩去。本應相互更多了解的我們，仍然像部落時代一樣被冷漠隔絕，只有以帝國為中心的富國強權成為當今所謂世界公民的飯后茶點、口中參照。
當電視畫面偶爾顯示那群頭戴白色三角巾的老太太出現在阿根廷，出現在巴西阿萊格雷港的“世界社會論壇”，出現在阿拉法特被猶太排他主義分子圍困的中東，出現在世界其它斗爭舞臺時，我們并沒有意識到白頭巾的閃爍，并不知道她們是誰。
也許，有兩部關于阿根廷的電影曾給中國人留下印象，尤其是給影迷、碟迷們。一部是1985年拍攝的《官方說法》，另一部是最近出現的《想象阿根廷》，后一部由西班牙影星安東尼奧·班德拉斯出演。兩部電影的背景都影射阿根廷二十世紀下半葉一段傷心的歷史。
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的重要時代。除了幾場顛倒乾坤的重大革命、最后一批老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還出現了一個以理想主義為旗幟的世界性的“60年代”——這是一個象征性大于時間性的概念。同時，大約自1980年代開始的、對革命的反動也幾乎是世界性的。
這一切都折射到拉丁美洲，折射到阿根廷。
拉丁美洲的“60年代”接續著五百年來的解放斗爭，因而有別于西歐北美的嬉皮、搖滾；拉丁美洲的“60年代”又煥發著美洲大陸特有的烏托邦精神，因而格外富有創造力：城市及叢林游擊隊、議會式社會主義、解放神學、解放教育學、新歌運動……與此同時，后來的白色鎮壓也表演著統治者積蓄了五百年的野蠻。也正因為如此，那里的人民對其后的反動時代感受著更沉重的心理打擊。
在阿根廷，這個反動的代表即1976年靠軍事政變上臺的魏地拉軍人獨裁統治。他們不僅在馬島與英國人打了敗仗，而且在國內制造了30,000“失蹤者”的白色恐怖。失蹤，這個曖昧的政治詞匯，基本上就是秘密殺害的同義詞。所以，“失蹤者”生還是極少的例子，而“失蹤者”的親人就將永遠生活在猜想、懷念親人的夢魘中。阿根廷著名作家埃內斯托·薩瓦托曾主持調查了“失蹤案”，其調查報告題為《絕不能再重演》。在《想象阿根廷》里，班德拉斯扮演的父親密訪的也許就是那個曾使一兩千人“失蹤”的“田徑俱樂部”；而《官方說法》講述的則是那個年代里一個真實情況：軍人獨裁者們不僅使許多作為人父人母的左翼人士、進步青年“失蹤”，而且還偷走了他們的孩子，包括剛出生的嬰兒……
阿根廷女歌手梅塞德斯·索薩在那個黑暗的年代里唱過一首歌，描述了人們沉重的心情：
誰說一切都已了結？
我來獻上我的一顆心。
多少鮮血隨波流去，
我來獻上我的一顆心。
用心來交談并不輕松，
我知道它的含義，
那是用愛的尖刀打開胸膛，
剜出深藏的靈魂。
窮人的月亮永遠睜著眼睛，
我來獻上我的一顆心，
月亮她像一個萬古不變的證明，
我來獻上我的一顆心。
當遠近再沒有旁人，
我來獻上我的一顆心，
當衛星失去效應，
我來獻上我的一顆心。
我要講述各個國度和各種希望，
我要為生命講述一切，
我要講改變我們的家園，
我要講改變她就是為了改變她再沒有別的目的。
誰說一切都已了結？
我來獻上我的一顆心。
阿根廷軍人獨裁統治早在1983年已經結束，如今是屬于左翼的基什內爾總統在執政。如果我們看過2003年發行的另一部阿根廷紀錄片《掠奪備忘錄》（市面上的碟盤譯為《社會性檔案》），就應該目睹2001年12年19日“阿根廷起義”的場面，這場人民暴動使當時的阿根廷連續三任總統下臺，使新自由主義的饑餓經濟政策受到清算。
歷史的變化證實了阿根廷女歌手的預言：一切不會了結。但是，從冰凍到雪融，冰下的潛流淌過了一條什么樣的軌跡呢？“五月廣場母親”三十年的足跡印證著一顆不死的心。
一切緣起于偉大的母性。再沒有比找回兒子更瘋狂的堅決。在那個年代里，她們是一般市民眼中的“恐怖分子”家屬，有些人不愿意理睬她們，有些人不敢答理她們。但是不要緊，我們豁出命也要找到兒子、女兒、孫子、孫女；我們不相信他們已經“失蹤”，我們寧肯堅信他們還活著。于是，共同的命運——或者說是死亡——把她們聚集在警察署的接見室里，法院的大門口，傳說中關押左翼分子的一處處地點……最后，對體制絕望的她們來到了阿根廷象征性的歷史“O”起點——五月廣場。
五月廣場位于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中心，最早是十七世紀耶穌會的建筑，后以“五月革命”（即1810年5月阿根廷人民發起的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獨立斗爭）命名。
三十年前，即1977年，絕望的母親們來到了這個廣場，從此，她們再也沒有離開，連她們的集體名字都與這一地點相聯。他們之中也有尋找孫子的奶奶、尋找兒子的父親、尋找孫女的爺爺，但是，“母親”不僅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也是他們共同的響亮名字。后來，她們正式命名自己的組織為“五月廣場母親協會”；今天，她們隆重慶祝“生命戰勝死亡三十周年”，即五月廣場母親運動的三十年歷程。
奇妙的是，這群倔強的老太太不僅走過了極其艱難的斗爭道路，而且創造著將被載入史冊的人民政治，她們在尋找為著理想主義而死去的兒子們的道路上，接過了理想主義的大旗。還有比捍衛生命的母親更勇敢的旗手嗎？
警察和體制并沒有因為面對的是母親而心慈手軟；像對付她們的兒子一樣，警察放出了狼狗，開啟了高壓水龍頭。廣場是母親們的課堂，這些過去整天圍著廚房轉、用飯菜的溫馨款待兒女的婦女，像兒子們當年那樣學會了身帶碳酸氫鹽和一瓶水對付警察的催淚瓦斯。不過，她們在斗爭中學會的最珍貴的一招是——團結。這難道不也是人類昨天、今天、明天賴以生存的秘密嗎？資本主義讓人類忘記了團結，是母親們在召喚它的蘇醒。
母親們剛開始并不具備后來的眼光，她們只是死死咬住一條簡單的原則：每個星期四在廣場聚集，讓斗爭堅持下去。她們僅僅在心里默默地相信，沒有堅持，就永遠失去了未來。警察開始威脅和分化，拉出一人檢查證件，抓住一個帶上警車。但是短暫的驚慌很快就過去了，因為她們學會了“團結”這個最基本的戰術。你要檢查證件嗎？好吧，把這三百個證件都遞過去，等你一份份核對完，我們已經達到了在廣場上聚會兩小時的目的。你帶走我們一個人嗎？好吧，我們全體都到警察局去要求被捕。在警察局里，她們機智地利用傳統的力量，一遍遍合掌祈禱：“圣母瑪麗亞，讓這個警察局的警察別成為殺人犯，讓他們放下拷打的刑具吧”，弄得警察也不得不劃著十字出出進進。就這樣，她們三年里將辦公室、文件、卷宗、傳單扛在肩上，直到在國際人權組織的援助下，有了第一處辦公地點。就這樣，有一天，她們有了自己的標志——飄揚的白頭巾。
阿根廷人在跳民間舞時常常揮舞著一條小方巾，母親們也常常在游行示威時晃動一條條小手絹。一次，她們為參加一場多組織的盛大游行時商量用什么統一的顏色來標志自己，絕妙的建議出現了：“嗨，我們戴上白色的頭巾，白色，那是孩子們尿布的顏色啊，難道這不是我們心中褪不去的記憶嗎？”從那時起，母親的白頭巾，戴白頭巾的母親的身影，就成了阿根廷民眾斗爭隊伍中的鮮明標志。
在當今這個背著文化包袱的世界上，政治日益遠離了它的原始含義，民主也蛻變為強權的遮羞布、政客的游戲。然而，對生活有著更直接感受的母親們，卻從本能開始、逐步到有意識地塑造著一種人民的政治。首先是“廣場政治”。她們在其它的體制內外組織中，看到的是一種隔著辦公桌和秘書的不同程度的官僚政治，而在她們的五月廣場上，人人都是群眾中的一員。人們直接用最樸素的話語交流思想、達成協議。用母親們的話說：“我們在馬黛茶和聊天中孕育我們的政治。”這種行為方式在2001年底的“阿根廷起義”中得到了傳播。比如“敲鍋運動”，它并沒有什么人組織、發起，常常是一個居民先敲起來，其他鄰居跟著敲，慢慢就成了勢頭。又比如居民區的群眾大會，沒有固定召集人，會議通知往往是一傳十、十傳百。臨時推舉的代表隨時可被替換，以防止傳統政黨政治的弊病。
就這樣，母親們從尋找“失蹤”的兒子開始，走上了兒子們的道路，但她們似乎更有想象力和創造力。也許，母親本來就應該是這個世界上最有創造力的人群。她們不懂體制化了的舊政治，但她們渴望純潔的新政治。她們的領導人，“五月廣場母親協會”主席埃韋·德·波納費尼在一次演說中說：“當母親們死后，人們會說，這兒躺著的是一個幻想家，這兒躺著的是一個瘋人，但是這兒躺著的絕不是一個背叛原則的人。”就這樣，母親們用想象，用操持家務一樣的細致行動，一點點地在阿根廷打造她們心目中的“人民政治”，幻想著從中能誕生一種“人民的政府”。2002年．面對經濟緊缺，“五月廣場母親”在國會廣場設立了一個“實物交換俱樂部”，每個星期日下午5點開張。她們堅信這個辦法能建立一種不要貨幣的社會經濟，讓個人擺脫資本主義市場的束縛，她們更相信這樣的市場能還給人們尊嚴。
五月廣場母親最大膽的想象、最成功的創舉，可能是她們建立的“民間大學”。母親協會在大學的章程中明確表示，民間大學的目的是“鼓勵批判精神，提供創造性思考的空間，讓理論聯系實際，爭奪知識領導權，讓民眾階層和新涌現的社會組織能夠參與政治文化建設和創造政治文化的新形式”。也就是說，母親們不僅闖進了政治的大門，又在進行她們自己所說的“文化冒險”。
她們并沒有異想天開，她們得到了社會進步勢力的積極支持。目前這所大學擁有八百多名大學生，有一百四十多名教師擔當各種專業、講習班、訓練班的教學，此外還得到一大批各界知識分子的協助。大學的注冊費是象征性的，專業從兩年到五年不一，基本是晚間授課，每周一至兩次。各專業的必修課是“切·格瓦拉講座”、“卡爾·馬克思講座”之一，其它選修專業為政治與社會經濟、社會心理學、調查性新聞、資本主義與人權、民眾教育、合作社運動、新聞電影、心理戲劇等，其中社會工作、律師和教育史學士專業的畢業生可領取到資格證書。其他的畢業生則“在一個公眾場合領取一份由母親們精心制作的結業證明，同時宣誓從政治上和道義上支持五月廣場母親的斗爭，支持為30,000失蹤者伸張正義的斗爭，參加革命文化的建設事業”。今天，民間大學的畢業生已經成為阿根廷民眾運動的中堅。在2007年2月17日慶祝五月廣場母親運動誕生三十周年的紀念活動中，人們觀看了民間大學電影專業的學生攝制的錄像《用生命戰勝死亡的三十年》。除了專業教學之外，民間大學還舉辦各種報告會、討論會、講習班、演出，多為免費入場。每當阿根廷和世界其它地方發生重大事件，都能聽到這所民間大學的回聲。
如今，母親們看見了始料未及的輝煌。她們擁有鏈接世界的網站（www.madres.org），擁有大學、電臺專用頻道、出版社、書店、圖書館、資料館。她們受到很多國際民眾運動、人權組織和各種國際會議、活動的邀請。但最難能可貴的，是她們正在為全人類的兒子們斗爭。在2001年12月巴勒斯坦抵抗運動領袖阿拉法特被圍困在拉姆安拉的日日夜夜里，我們從電視畫面的瓦礫和硝煙中，竟然看到了來自遙遠阿根廷的、包裹著白發的母親的白頭巾。
今年，五月廣場母親協會主席埃韋·德·波納費尼受法國政府邀請，到巴黎參加簽署被聯合國采納的“反對使人強制消失國際公約”。她在公開場合鄭重表示，“如果在伊拉克繼續存在拷打人的現象，如果關塔那摩監獄里使人類感到羞辱的現象仍不消失，那么這個正在簽署的公約將沒有任何效應”。
阿根廷的30,000“失蹤者”，不知有寥寥可數的幾人生還？母親們仍在為孩子們可能遭到的折磨煎熬著。她們仍然抬著一幅幅“失蹤者”年輕的肖像，行進在阿根廷的大道上，要求嚴懲殺人犯，企盼悲劇“絕不要再重演”。剛剛過去的3月9日，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韋斯來到阿根廷，在抗議布什收買拉丁美洲之行的群眾大會上，一一擁抱前來問候的母親們，并說：“我們都是你們的兒子，我們是母親們的兒子。”
早在1981年，已故阿根廷作家胡里奧·科塔薩爾在《否定遺忘》一文里寫道：“五月廣場母親們為我們樹立了令人尊敬的榜樣，這個立在那里的榜樣就是人們所說的尊嚴、自由，尤其是——未來。”
飄揚吧，母親的白頭巾。
索颯，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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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ye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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