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的覺醒和發現——評《白鹿原》

陳忠實的覺醒和發現

——評《白鹿原》

 
  2007-6-22 2:27:03 【左岸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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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鹿原》問世15年來,新聞不斷,爭議不斷。秦腔版、話劇版的熱演和電影版的擱淺，帶來了許多話題。這一切皆源自人們對民族宏大敘事文本的殷切期望。北京人藝的話劇《白鹿原》雖然場場爆滿，一票難求，但觀者看法卻有很大分歧,有人認為華陰老腔的使用,陜西腔的對白,都不免外在生硬,而戲劇結構未能傳達出白鹿原的"真精神"。近日，又有舞劇《白鹿原》即將上演的消息傳來，或許又會是別一個《白鹿原》？

一

　　我從未像讀《白鹿原》這樣強烈地體驗到，靜與動、穩與亂、空間與時間這些截然對立的因素被渾然地扭結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異的魅力。古老的白鹿原靜靜地佇立在關中大地上，它已佇立了數千載，我仿佛一個游子在夕陽下來到它的身旁眺望，除了炊煙裊裊，犬吠幾聲，周遭一片安詳。夏雨，冬雪，春種，秋收，傳宗接代，敬天祭祖，宗祠里繚繞著仁義的香火，村巷里彌漫著古樸的鄉風，這情調多么像吱呀呀緩緩轉動的水磨，沉重而且悠長。可是，突然間，一只掀天揭地的手樂隊指揮似的奮力一揮，這塊土地上所有的生靈就全都動了起來，呼號、掙扎、沖突，碰撞、交叉、起落，訴不盡的恩恩怨怨、死死生生，整個白鹿原有如一鼎沸鍋。在從清末民元到建國之初的半個世紀里，一陣陣颶風掠過了白鹿原的上空，而每一次的變動，都震蕩著它的內在結構：打亂了再恢復，恢復了再打亂。在這里，人物的命運是縱線，百回千轉，社會歷史的演進是橫面，愈拓愈寬，傳統文化的興衰則是精神主體，大廈將傾，于是，人、社會歷史、文化精神三者之間相互激蕩，相互作用，共同推進了作品的時空，我們眼前便鋪開了一軸恢宏的、動態的、縱深感很強的關于我們民族靈魂的現實主義的畫卷。
　　我也很少看到當代作品中像《白鹿原》這樣，把人在歷史生活中的偶然與必然的復雜微妙關系，揭示到了如此出神入化的境界。那種常見的，作者受某種觀念驅使，又讓人物去體現這種觀念的“手”放松了，一任隱蔽的規律性在作品中自由前行。近五十年歲月，在白鹿原這塊土地上，盛衰興替，人事滄桑，變動不可謂不劇烈，但是，你將奇妙地感到，一旦舍棄了表層變動，后面是一個深邃的海；幾乎每個人的生死禍福，升降沉浮，都是難以預料的，出人意表的，卻又是不可逆轉的，合情合理的。書讀到一半的時候，沒有人能像讀有些作品那樣，預知主要人物的命運歸宿。好像有種不可見的“道”主宰著一切，又好像高踞云端的上蒼默默注視著人群，每個人都恪守著自己的性格邏輯行動，每個人都被自身的利欲情欲驅遣，他們爭奪著，抵消著，交錯著，平衡著不斷地走錯房間，最終誰也難以完全達到預想的目標，誰也跳不出辯證法的掌心，大家訪佛都成了命運的玩物、天道的工具，共同服從于一種不可抗拒的強大的必然。這可真是令人驚訝的真實，它既不同于非理性的、不可知的歷史神秘主義，也不同于把人當作“歷史本質”的理念顯現符號的先驗決定論。
　　在閱讀《白鹿原》的整個過程中我強烈感到，原先的陳忠實不見了，一個陌生的大智若愚的陳忠實站到了面前。他在什么時候悟了“道”，得了“理”，暗暗參透了物換星移、魚龍變化的奧秘？在陜西灞橋鎮閉門謝客，著書五載的陳忠實只是樸素地說：“當我第一次系統審視近一個世紀以來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時，又促進了起初的那種思索，進一步深化而且漸入理想境界，甚至連‘反右’、‘文革’都不覺得是某—個人的偶然判斷的失誤或是失誤的舉措了。所以悲劇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這個民族從衰敗走向復興復壯過程中的必然。這是一個生活演變的過程，也是歷史演進的過程。”同樣的話，別人也說得出，但理性的感知與飽和著生活血肉的感悟是大不一樣的。對于創作出《白鹿原》整體意象的陳忠實來說，這是了不起的覺醒和發現。陳忠實的全部努力，就在于揭去覆蓋在歷史生活上的層層觀念障蔽，回到事物本身去，揭示存在于本體中的那個隱蔽的“必然”。
　　由于廓清了某些觀念的迷霧，浮現出生活的本相，盡管《白鹿原》的取材、年代、事件已被許多人寫過，《白鹿原》依然呈現出全新的面貌，給人以刮垢磨光后的驚喜；驚喜于那么多本在的人物、心理、文化形態何以到了今天才被發掘出來。
　　《白鹿原》是一個整體性的世界，自足的世界，飽滿豐富的世界，更是一個觀照我們民族靈魂的世界。說它是民族靈魂的一面鏡子，并不過分。對一部長篇小說而言，它是否具有全景性、史詩性，并不在于它展現的外在場景有多大，時間跨度有多長，牽涉的頭緒有多廣，主要還在于它本身是否一個濃縮了的龐大生命，是否隱括了生活的內在節奏，它的血脈，筋絡，骨路以至整個肌體，是否具有一種強力和輻射力。《白鹿原》正是以這種凝重、渾厚的風范躋身于我國當代杰出的長篇小說的行列。

二

　　若僅就聚攏生活的手段、概括生活的基本方式而言，《白鹿原》并無多少標新立異之處，它不可能逃出許多經典的現實主義作品已經提供的范式。白鹿原是一片地域，黃土高原上一塊聚族而居的坡塬，散落著幾個村莊。最大的白鹿村由白、鹿兩姓組成，形成一個大宗族，一個典型的基層文化單元，一個血緣共同體組成的初級社會群體，“它具有初級性和穩定性，外延可以很方便地伸向廣大社會，內涵可以是廣大社會的縮影”。于是，《白鹿原》采用了“通過一個初級社會群體來映現整個社會”的方法。事實上，《紅樓夢》、《靜靜的頓河》、《喧嘩與騷動》、《百年孤獨》從大的結構框架來說，莫不如此。我國當代長篇小說中，《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創業史》、《艷陽天》、《芙蓉鎮》、《古船》等，也概莫能外。
　　然而，方式終究只是方式，問題在于你究竟翻新了什么，注入了什么，有多少獨特的、重要的發現，概括了多少新的社會歷史內容和民族文化底蘊。我們不妨拿《白鹿原》與《艷陽天》略作比較——兩作的時代背景和主旨不同，但也不是絕對不可比。兩作相比，真有恍若隔世之感。按說，白鹿村與《艷陽天》里的東山塢，同是北方農村，同屬一個文化源流，不是沒有一脈相承之處的。可是，東山塢的一切生活形態，一切人物及其心理，都用階級斗爭的漏斗分解過了，盡管浩然在當時允許的范疇內還是表現了難得的才情，全書也不乏細節的生動與豐富和某些人物的活脫的生命，但觀念化畢竟排擠和鉗制著生活化，肖長春們，焦淑紅們，馬之悅們，馬老四們的一言一動，一怒一笑，無不與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掛鉤，只有在“斗爭”的間隙，才流露出少許自然的世俗感情和人間氣，與《白鹿原》的寫法相比，它不知遺漏了多少文化意蘊和精神空間啊。對于中國農民性格和靈魂的探索，以及養育他們的文化土壤和精神血緣的挖掘，它都淡化掉了，因而它只能是一部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的作品。《白鹿原》寫了“最后一個地主”白嘉軒，這個人與傳統文化有千絲萬縷聯系，甚至他本身就是傳統文化的象征；《艷陽天》倒也寫了個地主馬小辮，這個人除了念念不忘破壞和變天，他那“心不死”的“心”里就沒有更多的東西可言了。誠然，地主也是多種多樣的，但他屬觀念的工具還是鮮活的生命，有無豐厚的文化內涵，還是不難判別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艷陽天》對于它的時代而言不失為比較優秀的長篇，但它的構筑太多“左”的階級斗爭觀念的廊柱，它在無情的時間的沖刷下東倒西歪也就不足為怪了。
　　同樣，《白鹿原》與《關蓉鎮》也不是不可以略加比較。這兩部作品的時代和主題不同，但概括方式近似，都是透過“小社會”旋轉變化來隱括大社會、大時代的變遷。《芙蓉鎮》也在對歷史進行深切反思，那反思集中在撥開“階級斗爭擴大化”（此系當時的提法）所布下的迷陣，尋蹤辨跡，力求還歷史和人物以本來面目。它的最大功績在于恢復和堅持了“寫真實”這一現實主義的要義，因而它對極“左”路線破壞下的中國農村現實的揭示是深刻的，它對“二中全會”的路線和政策的擁護也是由衷而熱烈的、加以作者奇妙地把湖南山鎮的風土人情與政治斗爭的狂飆巨瀾揉合起來，使作品煥發出久違了的藝術魅力。可是，冷靜—想，作者的眼光終究局限在一個短時期內，他雖然揚棄了“左”的“階級斗爭理論”，但沒有也不可能擺脫狹義的政治本位視角。這當然是當時的思想解放的程度和風氣所局限，但它不可能不影響作品去發掘更深邃更廣大的真實，尤其是影響了作品的文化意蘊的深度。
　　那么《白鹿原》呢？如果說，《芙蓉鎮》的寫法是對《艷陽天》的寫法的一次否定（哲學意義上的）和反撥，表現了現實主義發展的某些征兆的話，那么《白鹿原》又是對《芙蓉鎮》的寫法的一種提升和深化，同樣傳遞著現實主義在當今中國文學中推進的最新信息。就在《芙蓉鎮》發表后不久，我國思想界興起了研究文化的熱潮，文學界也掀起了一股“尋根熱”，無論其創作實績如何，這一思潮乃是思想解放運動的繼續，它擴大了人們的眼界，把“文化”這一塵封多年的、更為廣大的視角引入了思想界，大大擴充了人們審度生活的眼光和認識世界的圖式，打破了固守著單一的政治視角的狹局。人們意識到，看取生活的眼光，總會受到媒介和角度的制約，認識活動終究還是主觀世界的活動，怎樣使這個主觀世界更接近事物的本質，就需要多種視角的互補和矯正，這才有可能趨向本體的最大真實。這并沒有取消政治視角、經濟視角的意思，而是還須動用文化參照的眼光，學會把事物放到長時期中追本溯源、尋根究底的本領。《白鹿原》并沒有回避本世紀上半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國共合作、大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等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了，當然它的焦點始終聚結在白鹿原上的宗法制和禮俗化的農村，但是，在這里，無論是大革命的“風攪雪”，大饑荒大瘟疫的災禍，國共兩黨的分與合，還是家族間的明爭暗斗，維護禮教的決心，天理與人欲的對抗，以至每一次新生與死亡，包括許許多多人的死，都浸染著濃重的文化意味，都與中華文化的深刻淵源有關，都會勾起我們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深長思考。這也許就是《白鹿原》與《芙蓉鎮》在把握生活、反思歷史上的最明顯的不同。《白鹿原》無疑具有更大的文化性、超越性、史詩性。雖然都在觀照一個村莊，從《艷陽天》到《芙蓉鎮》再到《白鹿原》，作家們的眼光發生了怎樣深刻的歷史性變化呵。
　　為了使《白鹿原》達到足夠的心理深度和文化深度，作者切入歷史生活的角度和倚重點也很值得注意。作者在卷首引用了巴爾扎克的一句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不管巴爾扎克說這話的本意是什么，也不管它有無奧義，由這句話再證之以作品，可看出陳忠實獨特的追求。秘史之“秘”，當指無形而隱藏很深的東西，那當然莫過于內心，因而秘史首先含有心靈史、靈魂史、精神生活史的意思。《白鹿原》的敘述風格確乎具有很強的心理動作性；它的筆墨也確乎不在外部情節的緊張而在內在精神的緊張。更重要的是對“民族秘史”的理解。那自然是相對于歷史而言的。民族歷史通常是指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和一般意義的文化史，那么陳忠實所理解的“民族秘史”是什么呢？簡而言之，家族秘史。家族制度在我國根探蒂固，有如國家的基礎，故有“家國一體”之說。重在寫家族，也就深入到了宗法社會的細胞。但作者又不是一般地寫家族秘史，他的寫法，帶有濃重的“家譜性質”，也就是說，他要力求揭示宗法農民文化最原始、最逼真的形態。在作者看來，白鹿原所在的關中地區乃多代封建王朝的基地，具有深潛的文化土層，而生成于這個土層的白、鹿兩族的歷史也就典型地積淀著我們民族的文化秘密。我們不會忘記，《白鹿原》以怎樣精細曲折的筆墨描寫了“天然尊長”借鄉約、族規、續家譜來施展文化威力，甚至不吝篇幅把族規的原文都存留下來。《白鹿原》固然是個宏大的建筑，但究其根本，它的礎石乃是對中國農村家族史的研究；它是枝葉繁盛的大樹，那根系扎在宗法文化的深土層中。所以，與其說它是“通過一個初級杜會群體來映現整個社會”，不如進一步說，它是通過家族史來展現民族靈魂史。
　　寫宗族制度、宗法文化自然并非《白鹿原》的新發現，魯迅先生開創的新文學運動早就省察及此，洞若觀火；冥頑不靈的趙太爺、魯四老爺之流也早在一些中短篇小說里露面，這些代表人物的可憎面目我們決不陌生。在現代文學的發展中，矛頭直指宗族罪惡的也不在少數。可是，我們細細檢點一番后發現，正面剖視農村家族內部結構的作品并不多，家族尊長曲面目也多少有點凝固化、模式化了，更多的作品把重點放到沖出家族牢獄的新生代身上，家族本身的文化形態和歷史變遷反倒被遺落了。《白鹿原》恰恰是把白、鹿兩族的生存狀態作為宗法文化的完整模型置放在風雨縱橫的歷史進程中，進行正面的、系統的、深刻的綜合審視。作者的視線有時也隨白、鹿兩家的子孫活動，轉向城市、根據地或抗日前線，但那視點始終又回落到家族的歷史文化變遷上。而且，最重要的是，作者的審視是站在今天思想文化高度的重新審視，那諸多的新發現，那宗法文化的余暉和臨近終結，就不是過去的文學可以包括。

三

　　《白鹿原》的思想意蘊要用最簡括的話來說，就是正面觀照中華文化精神和這種文化培養的人格，進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運和歷史命運。倘與另一部政治文化色彩濃厚的長篇《古船》相比，可以說：《古船》寫的是人道，《白鹿原》寫的是人格。
　　《白鹿原》的作者，對于浸透了文化精神的人格，極為癡迷，極為關注。他雖也渲染社會的變動，但真正的目的是，穿越社會，深入腠理，緊緊抓住富于文化意蘊的人格，洞觀民族心理的秘密。在他看來，一個富有文化價值的人格，猶如一把鑰匙，可以打開民族文化的庫藏。支配中國社會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它的人倫精神，思維方式，生活觀念以至倫理型文化的特征，均可通過人格的結構反映出來。《白鹿原》有多少充滿魅力的人格啊，白嘉軒、朱先生、鹿子霖、黑娃、白孝文、田小娥、鹿兆海、鹿三……哪一個不是陌生而復雜！其中，白鹿村族長白嘉軒，尤被作為中華文化的正統人格代表突現于作品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面對白嘉軒，我們會感到，這個人物來到世間，他本身就是一部濃縮了的民族精神進化史，他的身上，凝聚著傳統文化的負荷，他在村社的民間性活動，相當完整地保留了宗法農民文化的全部要義，他的頑健的存在本身，即無可置疑地證明，封建社會得以維系兩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他這樣的棟梁和柱石們支撐著，不絕如縷。作為活人，他有血有肉，作為文化精神的代表，他簡直近乎人格神。
　　白嘉軒是作者的一個重大發現。現當代文學史上，雖不能說沒有原型，但的確沒有人用如此的完整形態，如此細密的筆觸，如此的評價眼光描寫過他。在經濟上，他當過地主，盡管因解放前三年鹿三已死他未再雇長工，恰好“漏了網”，但這并不能說明他不具備地主階級的思想意識。作者寫他，不是糾纏在常見的階級斗爭眼光下的善善惡惡，也不是按著常見的反向形象的模式來處理，而是超越了簡單化的批判層面，從文化的根因上來寫。對于他的狡黠，迷信風水，視土地如命，作者倒也沒有放過。小說開始不久，他就精心策劃了一場買地戲，內心欲火中燒，外表上顯出可憐和無奈，可謂深諳人心之道，目的則在把鹿家的風水寶地弄到手，保佑白家福運綿長。這不是典型的地主階級的思維嗎？但這些不是白嘉軒的重心所在，由于他終生不脫離勞動，生活方式與自耕農并無不同，他表達的實際是農民的思想情緒，這個深沉的精靈似的人物遠不是一般的地主可以望其項背。其實，在靜默的、較為封閉的農村，至今我們仍能嗅到白嘉軒的靈魂的殘余氣息，這種封建精英人物長久地活在我們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陳忠實終于捕捉到了他。
　　白嘉軒一出場，就以他的“六娶六亡”以至不得不娶第七房女人的傳奇經歷先聲奪人。小說劈頭第一句話便是：“白嘉軒后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里娶過七房女人。”有人發現這一段有聲有色的描寫與后面的情節關系不大，就認為不過是有趣的楔子或嘩眾的手段罷了，或認為無非是寫其傳宗接代的生活目標而已。其實不然。這里既有生殖崇拜的影子，又在渲染這位人格神強大的雄性的能量，暗喻他的出現如何不同凡響。作者寫這位白鹿原的族長，有意疏離其社會性，強化其文化性。白嘉軒對政治有種天然的疏遠，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內省、自勵、慎獨、仁愛上去，監視著每一個可能破壞道德秩序和禮俗規范的行為，自覺地捍衛著宗法文化的神圣。控制他的人格核心的東西，是“仁義”二字。“做人”，是他的畢生追求。“麥草事件”中，于情急中長工鹿三代他出頭，他大為感動，那評價是這樣一句話：“三哥，你是人！”這個評價也是他自己的心跡表露。人者，仁也，包含著講仁義，重人倫，尊禮法，行天命的復雜內涵。他未必受過系統的儒家教育，但他對儒家文化精義的領悟和身體力行，真是活學活用，無與倫比。他淡泊自守，“愿自耕自種自食，不愿也不去做官”，一生從不放棄勞動。他的慎獨精神仿佛是天生的，說“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他的心理素質的強韌，精神紀律的一絲不茍，確實讓人驚嘆。他有如一只逆歷史潮流而行的舟子，一個悲劇英雄，要憑著自身的最后活力堅持到最后一息。正是這種精神力量，使他享有桃李無言的威望。
　　按說，白嘉軒所信奉的文化，所恪守的戒律是最壓抑人性的，他卻表現出非常獨立的人格，不能不說是個奇跡。這大約也是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的一個方面吧。如果權且拋開階級屬性和文化屬性僅僅作為一個人來欣賞，白嘉軒沉著，內斂，堅強，不失為大丈夫，男子漢，具有強大的魅力。他的身形特點是“腰板挺得太直太硬”，后來被土匪打斷了腰，自然“挺”不下去了，佝僂著腰仰面看人，如狗的形狀，但在精神上，他依然“挺得太直太硬”。這個人，真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勇毅，“尚志”精神貫徹始終。當然，這里的獨立人格與近代民主思潮所謂個性解放、人格獨立不可同日而語。
　　為了維護他的人格尊嚴和他所忠誠的綱常名教，白嘉軒遭受的精神打擊異常殘酷。在家族內部，他把教育視為頭等大事，言傳身教，用心良苦。他深夜秉燭給兒子講解“耕讀傳家”的匾額，惟恐失傳，強令兒子進山背糧食，為的是讓他們懂得“啥叫糧食”。長子白孝文新婚后有“貪色”傾向，被他警覺，及時遏制；小女兒白靈是他掌上明珠，任其嬌縱，可是一發現白靈有離經叛道的苗頭，他即不惜囚禁，囚禁失效，他居然忍痛割斷父女關系，“只當她死了”。凡是事關禮教大義，他就露出了很少表露的殘忍性。對于白孝文的墮落，他痛心疾首地說：“忘了立身立家的綱維，毀了的不止是一個孝文，白家要毀了。”孝文倒向蕩婦田小娥的懷抱一節，是深刻揭示白嘉軒的靈魂最有力量的情節。起初這只是“殺人的閑話”，等到眼看就要證實的瞬間，作品寫來真有驚天動地，萬箭鉆心之力：
　　“白嘉軒在那一瞬間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了終點，猛然狗似的朝前一縱，一腳踏到窯洞的門板上，咣當一聲，自己同時也栽倒了。”這真是靈魂的電閃雷鳴!能夠承受一切的白嘉軒，在這個靜靜的雪夜體驗了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死亡和徹底絕望，他被真正擊中了要害。我們不能不贊賞作者的誅心之筆。然而，即使面對如此摧毀性的打擊，白嘉軒也還沒有倒下，可見他的精神之可懼，生命力之潑旺。他說：“要想在咱莊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鹿三的一句：“嘉軒，你好苦啊”，道盡了他為維持禮教和風化所忍受的非凡痛苦。
　　白嘉軒的人格中包含著多重矛盾，由這矛盾的展示便也揭示著宗法文化的兩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溫情，而是永遠貫穿著不可解的人情與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與抹煞人性的尖銳矛盾。這也可說是《白鹿原》的又一深刻之處。白嘉軒人情味甚濃，且毫無造作矯飾，完全發乎真情，與長工鹿三的“義交”，充分體現著“親親、仁民、愛物”的風范；對黑娃、兆鵬、兆海等國共兩黨人士或一時落草為匪者，他也無黨派的畛域，表現了一個仁者的胸襟。可是，一旦有誰的言行違反了禮義，人欲冒犯了天理，他又刻薄寡恩，毫不手軟。他在威嚴的宗祠里，對賭棍煙鬼施行的酷刑，對田小娥和親生兒子孝文使用的“刺刷”，令人毛骨悚然。他的一身，仁義文化與吃人文化并舉。田小娥死后，尸體腐爛發臭，后來蔓延的一場大瘟疫據說就是由她引起的，村人們無不栗栗自危，對這昔日的“淫婦”、“婊子”燒香磕頭，還許愿要“抬靈修廟”。白嘉軒卻不顧眾怨，沉靜如鐵，說；“我不光不給她修廟還要給她造塔，把她燒成灰壓到塔下，叫她永世不得見天日。”他果然在小娥的舊居上造了塔，連同荒草中飛起的小飛蛾一并燒滅。這個最敦厚的長者同時是最冷血的食人者。
　　的確，白嘉軒把“仁義”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程度，他的私德也幾乎無可指摘，這容易使人產生作者是否無條件地肯定傳統文化的疑問。只有把與白嘉軒對立的另一人物鹿子霖拉出來一起考察，才能看出作者的思考是深刻的。如果白嘉軒是真仁真義，鹿子霖就是假仁假義。白、鹿兩家的矛盾貫串始終，這兩家也確乎為爭地爭權發生過一些沖突，特別是鹿子霖的巧設風流圈套拉孝文下水，深重地傷害過白嘉軒。但我以為，白、鹿兩家的矛盾并不像有些作品，糾纏于一般的政治、經濟紛爭，它是高層次的，主要表現為人格的對照，精神境界的較量。鹿子霖是白鹿原的“鄉約”，是反動政權布置在村社里的爪牙。他貪婪，陰險，自私，淫蕩，舍不得放棄任何眼前利益。他也耐不住半點寂寞，“官癮比煙癮還難戒”；他被欲望和野心燃燒著，一面在上司田福賢面前搖尾乞憐，一面在田小娥身上發泄瘋狂的占有欲。他的兩個兒子都很成材，兆鵬是中共高層領導，兆海是國民黨內的抗日軍官，他除了在不同時期從兒子們身上分些余炎，夸耀鄉里，井無多少真摯的骨肉之親。真是尊長不像尊長，父親不像父親。白嘉軒對官職堅辭不受，他卻為謀官極盡鉆營；白嘉軒不靠官職聲威自重，他卻必須惜一個官名撐持門面。冷先生一語：“你要能摻上嘉軒的三分性氣就好了”，點穿了他極端自私的卑污人格。他有時毒辣得驚人，看著因捉奸而氣昏倒地的白嘉軒，“像欣賞被自己射中倒地的一只獵物”；有時又怯懦得可鄙，受兒子牽連入獄后逢人表白，以淚洗面。當然，他也不是天良泯絕到了萬劫不復，“麥草事件”中他與兒媳婦在性心理上一報一還，耳熱心跳，潛臺詞豐富，但終究還是在亂倫的邊緣收住了腳。再說，他的貪婪燥熱，急功近利對白鹿原的沉滯生活也許還有點推動作用呢。作者把白嘉軒的道德人格與鹿子霖的功利人格比照著寫，意在表明；像白嘉軒這樣的人，固然感召力甚大，但終不過是鳳毛麟角，他所堅持的，是封建階級和家族長遠的、整體的利益，他頭上罩著圣潔的光環，具有凌駕一切富貴貧賤之上、凜然不可犯的尊嚴，但是，真正主宰著白鹿原的，還是鹿子霖、田福賢們的敲詐和掠奪，敗壞和褻瀆，他們是些充滿貪欲的怪獸，只顧吞噬眼前的一切。于是，白嘉軒的維護禮義，就面臨著雙重挑戰：一面是白鹿原上各式各樣反叛者的挑戰，一面是本階級中如鹿子霖們的挑戰。江河日下，道將不存，他怎不倍感身心交瘁呢？
　　毫無疑問，白嘉軒是個悲劇人物，他的悲劇那么獨特，那么深刻，那么富有預言性質，關系到民族精神生活的長遠價值問題，以至寫出這個悲劇的作者也未必能清醒地解釋這個悲劇。質而言之，白嘉軒的悲劇性也即民族傳統文化的悲劇性，就是二十世紀末葉的今天，這個悲劇也沒有絕跡，現代國人不也為找不到精神家園和文化立足點而浮躁、焦灼嗎?我們看到，雖然白嘉軒在白鹿原上威望素著。但在幾十年顛來倒去的政治斗爭中，他愈來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空間，愈來愈陷入無所作為的尷尬。懷抱著仁義信念的白嘉軒發現．昔日滋水縣令授予“仁義白鹿村”的榮耀已成舊夢，暴動、殺戮、災禍、國難、流血的武裝斗爭卻接踵而來，他無力回天，只能和他的精神之父朱先生一起，把白鹿原喻為“烙燒餅的鏊子”了。縱觀白嘉軒的一生，可謂憂患重重，創巨痛深。他為反對橫征暴斂發動過“交農事件”；大革命時他被游街示眾，事后并不參與血腥報復，他被土匪致殘；他經受過失女之痛，喪妻之悲，破家之難，不肖子孫的違忤之苦……但這一切都不能動搖他的文化信仰。他堅持認為，“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腳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遲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頭”。他的文化態度決定了他既看不慣共產黨，也看不慣國民黨，在現實斗爭中無所憑依，就只能做些積德行善，維持風化的事務，到了最后，他除了在冷寂中續續家譜，已無所事事。這不是一個抱著農民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者嗎?
　　究其根本，白嘉軒的思想是保守的、倒退的，但他的人格又充滿沉郁的美感，體現著我們民族文化的某些精華，東方化的人之理想。我同意這樣的看法：“白嘉軒的悲劇性就在于，作為一個封建性人物，雖然到了反封建的歷史時代，他身上許多東西仍呈現出充分的精神價值，而這些有價值的東西卻要為時代所革除，這些有價值的東西就顯出濃厚的悲劇性。”“我想，只要我們懂得把封建思想和傳統文化區別開來，白嘉軒的某些精神品性在今天仍具某種超越性和繼承性，是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在于，作者缺乏更清醒的悲劇意識，小說臨近尾聲如強弩之末，白嘉軒的悲劇性本應愈演愈烈，作者卻放棄了最后“沖刺”，逆使“生于末世運偏消”的悲劇力量的挽歌情調大為減弱，實為全書最大之遺憾。

四

　　《白鹿原》終究是一部重新發現人，重新發掘民族靈魂的書。在逆歷史潮流而行的白嘉軒身上展現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環，這是發現；但更多的發現是，在白嘉軒們代表的宗法文化的威壓下呻吟著、反抗著的年輕一代。《白鹿原》一書中交織著復雜的政治沖突、經濟沖突和黨派斗爭、家族矛盾，但作為大動脈貫穿始終的，卻是文化沖突所激起的人性沖突——禮教與人性、天理與人欲、靈與肉的沖突。這也是全書最見光彩，最驚心動魄的部分。無數生命的扭曲、荼毒、萎謝，構成了白鹿原上文化交戰的慘烈景象。人不再是觀念的符號，人與人的沖突也不再直接訴諸社會觀和價值觀的沖突，而是轉化為人性的深度，靈魂內部的鼎沸煎熬。
　　如果拋開一個階級—個典型的成見．我們將發現，黑娃也好，白孝文也好，田小娥也好，他們都是直接從生活中提取的異常復雜的形象。田小娥不是潘金蓮式的人物，也不是常見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性，她的文化內涵相當錯雜。她早先是郭舉人的小妾，實際地位“連狗都不如”，是一種特殊的錦衣玉食的奴隸__性奴隸。她與黑娃的相遇和偷情，是悶暗環境中綻開的人性花朵，盡管帶著過分的肉欲色彩，畢竟是以性為武器的反抗。她和黑娃都首先是為了滿足性饑渴，但因為合乎人性和人道，那初嘗禁果的顫栗，新奇的感覺，寫來可以當作抒情詩讀。小娥的人生理想不過是當個名正言順的莊稼院的媳婦罷了，可這點微末的希望也被白嘉軒的“禮”斬絕了，不準她進祠堂，因而也不被白鹿原的社會承認。黑娃出逃后，她伶仃如秋燕，無依無靠，鹿子霖趁機占有了她，她雖出于無奈，但也帶著出賣性質。社會遺棄了她，她也開始戲弄社會；她是受虐者，但也漸漸生出了施虐的狠毒。只是，她常常找錯了對象。她誘騙狗蛋，已有為虎作倀之嫌，至于在鹿子霖的教唆下，把白孝文的“褲子碼下來”，則已墮為宗族爭斗詭計的工具。白嘉軒用“刺刷”讓人當眾打得她鮮血淋漓，這固屬封建禮教對她的摧殘；她以牙還牙，誘白孝文成奸，給“清白”潑污水，也不失為于與汝偕亡的決絕；可是，受鹿子霖操縱，卻等于助紂為虐，又使僅有的一點正義性打了折扣。這是多么復雜的糾葛啊！善耶？惡耶？是反抗，還是墮落？是正義，還是邪惡？實難簡單判斷。
　　這個“龍物”、“淫婦”以僅剩的性為武器在白鹿原上報復著，反抗著，褻瀆著，肆虐著，她是傳統文化的棄兒，反過來又給這文化以極大的破壞。設陷阱敗壞孝文的名聲，本出于報復的惡念，目的達到后她卻沒有歡悅，只有沉重；她對孝文原本滿懷敵意，待孝文倒入她的懷抱后，她又頓生愛憐之情；她教孝文抽大煙本是出于愛惜，結果使孝文加倍地沉淪。這心態又是何等復雜！她是連自己也以為下賤的，但在構陷孝文成功后的“狂歡”之夜里，性事完了后她卻“尿了鹿子霖一臉”！這個奇怪的舉動，可說是她對鹿子霖卑鄙人格的一種最奇特、最惡謔、最蔑視的嘲弄，只有她才干得出來。這一筆堪稱絕唱。魯迅先生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指出：“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到萬難忍受的境遇里，來試煉他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的處死，竭力要放他們活得長久。”作者的寫田小娥，真也近乎這樣的人性深邃程度。她以惡的方式生，又以惡的方式死。她被自己的公公鹿三殺害，但鹿三并不是真正的兇手；鹿三是善良的篤信禮教的勞動者，"義仆",連鹿三都不能見容，可見宗法文化對她是何等的深惡痛絕。她當然斗不過白嘉軒，白嘉軒有巨大的靠山，那就是經過幾千年積淀和磨礪的道統，她沒有靠頭，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只有還算年輕的肉體和盲目的報復心理，她的毀滅是必然的。她死后尸體腐爛了，居然引發了關中地區一場大瘟疫，這個恨世者用她年輕的生命表達了對舊文化的抗議，盡管是病態的、有毒的抗議。
　　同樣怵目驚心的，是白孝文的命運突變，大起大落。如果田小娥是被傳統文化從外面壓碎的話，那么白孝文就是從舊文化營壘中游蕩出來，險些自我毀滅的浪子，他的文化拷問意義比田小娥更深刻。為了培養這個族長的接班人，白嘉軒耗費了多少心血啊，真是惕惕厲厲，如履薄冰，孝文也果然不負厚望，一副非禮勿親、端肅恭謹的神態，他從精神到行動都儼然新任的族長了。可是，這個孝子賢孫卻像沉默的活火山潛藏著危險。這一點連白嘉軒都沒有覺察，他自己也不知道。田小娥的誘惑等于打開牢門放出了他軀體中的野獸，盡管他起初怒斥著這下賤的女人，但惡獸放出便不可收拾，禁錮解除后便欲海難填。他通奸，他吸毒，他沉迷在幻覺中無力自拔，成為人人不齒的敗家子。這個從德高望重的白家門樓逃逸出來的不肖子孫，經過了從靈的壓抑到肉的放縱的迷狂；他不具備任何革命性，因而只能受軀殼支配，“世界也就簡單到只剩下一個蒸饃和一個煙泡兒”了。小說寫他與田小娥最初的性活動，“那個東西”戲劇性地忽而中用忽而不中用，其實是在寫靈與肉的分離、禮教的壓抑對人的殘酷的戲弄，頗為深刻。
　　誠然，揭露禮教對人性的壓抑并不是個新話題，但是，站在二十世紀末重新發現人的高度，以文化批判的眼光深入探究民族靈魂，揭示宗法文化下人的可憐、扭曲、變戀的慘象，就具有了現代意義。作者的筆伸向人的潛意識深層。比如，鹿子霖的兒媳婦，新婚一夜后，就不能再過正常生活，丈夫兆鵬十分厭棄她且渺無蹤跡，她漸漸產生了性妄想，公公的性挑逗加劇了她的譫妄，肉體成為罪惡的牢獄，這個善良本分的農村婦女最終陷入不能自拔的絕路，患上淫瘋病，終于死去。禮教殺人，殺得慘酷，她的犧牲幾乎找不到兇手。
　　也許我們會感到困惑：作者一面不無贊賞地描寫白嘉軒的仁義境界和人格魅力，一面又毫不留情地揭露宗法文化的噬人本質，這不是自相矛盾的悖論嗎?其實，作者的出發點是共同的，這出發點就是一切為了“人”，怎樣使人從人之暗夜走向健全、光明之路。由于“人”回到主體位置，對民族靈魂的探索占壓倒地位，因而人的歷史不再是與政治經濟發展史相平行的被動的活動史，獲得了本體意義上的相對獨立性，才出現了這種貌似悖論的現象。試想，如果不是把表現“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馬克思語)放在首位，不是突出了文化性格，《白鹿原》與許多反映農村歷史變遷的作品又有多少區別呢？它還能拒絕平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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