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文藝理論與批評》二十年感言

路漫漫……——《文藝理論與批評》二十年感言

□李正忠

  （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年第5期，此為未刪節版）

1986年春節剛過，我參加了一個由陳涌、梅林同志主持的小會。會上主要研究創辦一本文藝理論與批評方面的刊物問題。從那時起，我就被借調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參加刊物創辦工作。當年9月1日，刊物正式出版，最后定名為《文藝理論與批評》。

《文藝理論與批評》一面世，就面臨十分嚴峻的形勢，各路人等，眾說紛紜；有熱烈支持，也有堅決反對，還有等著看笑話的。20年來，換了幾任主編，第二任主編程代熙同志是任上去世的，至今已有七年多了；編輯部組成人員也是換了一茬又一茬。但，刊物的初衷沒有變，刊物所處的比較困難的局面，也沒有變。對于我這個在刊物工作了近20年的人來說，回想以往的辦刊歲月，心情肯定不會很輕松的。

上個世紀80年代的我國思想界、文藝理論界，活躍異常，歧義叢生，常常是風起云涌，浪高潮急。

1979年3月30日，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臨近結束的時候，鄧小平同志受黨中央的委托，發表了重要講話，提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并重申：“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三中全會以來》上，第83—84頁，人民出版社）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講話，受到黨內外絕大多數人的擁護。但也毋庸諱言，在當時的思想文化界領導層，對這個講話的反應并不一樣，持反對態度的也不止一兩人。我國的思想文化界、文藝理論界，正是帶著這樣的狀況跨入80年代的。

在《文藝理論與批評》創辦前，先是鄧小平同志1983年10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嚴肅指出：“理論界文藝界還有不少的問題，還存在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現象。”“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于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前年黨中央召開了思想戰線問題的座談會，批評了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和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現象，那個會議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沒有完全解決問題。領導上軟弱渙散狀況仍然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沒有克服，有的發展得更嚴重了”；“現在有些同志對于西方各種哲學的、經濟學的、社會政治的和文學藝術的思潮，不分析、不鑒別、不批判，而是一窩蜂地盲目推崇。對于西方學術文化的介紹如此混亂，以至連一些在西方國家也認為低級庸俗或有害的書籍、電影、音樂、舞蹈以及錄像、錄音，這幾年也輸入不少。這種用西方資產階級沒落文化來腐蝕青年的狀況，再也不能容忍了。”小平同志在講話中特別講道：“解決思想戰線混亂問題的主要方法，仍然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現在的情況是“一則批評本身的質量和分量不夠，二則抵抗批評的氣勢很盛。批評不多，卻常被稱為‘圍攻’，被說成是‘打棍子’。其實倒是批評者被圍攻，而被批評者卻往往受到同情和保護。”小平同志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站出來講話。思想戰線的共產黨員，特別是這方面擔負領導責任的和有影響的共產黨員，必須站在斗爭的前列。”（《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9—46頁）親歷過那一段時期的人都清楚，小平同志的講話是有根有據的；對當時那種“混亂”狀況的估計，也是準確的。但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實際上沒進行多久就被“叫停”了。這使某些人欣喜若狂，原本“混亂”的狀況更加幾分。

接著，在1985年1月召開的全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前后，傳出了關于召開作協四大的“中央指示精神”——“兩個不提”（即“不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兩個不提”，影響既廣泛且又很不好，正如1987年一份中央文件所指出的：“助長了文化界搞自由化的人的氣焰。”但當時一些人可不這么認為。他們歡呼雀躍，說作協四大是“中國革命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來臨了。會后，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等人，到處進行煽動性的宣傳演說，說我們民族的文化是“封建主義的大醬缸”；說我們的社會是“封建的社會”，是“涂上了社會主義油彩的封建主義社會”，是條絕路。其所指已不是什么學術問題、文藝問題，而是嚴肅的政治問題了。從這里也可看出作協四大的惡劣影響。面對這一嚴重狀況，當時的中宣部負責人卻拋出了“三寬”（即“寬厚、寬容和寬松”）口號，其立場和原則的錯誤，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提起1985年，自然不能不提“85新潮”。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大潮的興起，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想蜂擁進入中國，對我國新時期的文藝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有時甚至是“轟動效應”。對這股文藝新潮，程代熙同志將它的內涵概括為四個“反”字，即“反傳統”、“反主流”、“反現存秩序”、“反一切行之有效的規范。”他認為，這是70年代末我國社會上開始滋生并迅速蔓延的“三信危機”（即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仰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危機和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危機）所直接引發的。（參見《新時期文藝新潮評析》第6頁，河南大學出版社）到了1985年，正是本文前面提到的或未提到的種種因素交相作用，這股文藝新潮呈現出一種大爆發的態勢，其代表性論點有“體系性移入”、“文學的主體性”等，其矛頭旨在消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消解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這也是不言自明的。當時的狀況是：每天都有“新”的理論介紹，不幾天就有一套“新”的體系移入；前面剛剛唱罷，后面旋即登場，都在言說著自己對于未來的永久性意義；瞬間詞語大爆，形成一個語言的牢籠，包圍著、催動著、進逼著每個人。就在這風云變幻莫測的時候，陳涌領著我們一班人踏上了《文藝理論與批評》的辦刊之路。今天想來，歷史注定了那肯定是一條崎嶇不平的路。

關于如何辦好刊物的問題，陳涌同志突出強調的一點就是要“開展革命的科學的文藝批評”；“我們要旗幟鮮明，要有明確的是非，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我們決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文藝理論與批評》1986年第2期第15—16頁）在刊物的名稱上，他堅持必須包括“批評”一詞。為此，我們想了好多個刊名；刊物正式登記后因為原先的刊名不滿意又去有關部門更改刊名；直到創刊號稿件基本都準備齊全后才正式確定下如今這七字長名；刊物封面設計因為這七字長名一度搞得手忙腳亂。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許多令人可樂的事。如今回想起來，那可是一串“幸福的笑話”。當年參與創刊的同志，如今一見面，一提起創刊的往事，都會想起這些“笑話”，照舊是樂不可支。

敢于批評，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為指導，實事求是地進行批評與反批評，是我們這本刊物的一大特色。創刊號上，既發表了批評文學主體性理論的文章，同時又發了一篇與我們主編的一篇批評文學主體性文章進行商榷的文章。我們這樣做，是真誠的，不是擺樣子。這一作法我們始終堅持，一直沒有變。《文藝理論與批評》這種開展批評與反批評的嚴肅認真的態度，贏得了許多同志的支持，包括一些不大同意本刊辦刊宗旨的學者的尊重。但這在當時，消解主流意識形態，消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之風狂吹，吹得思想文化界眾多人心迷亂的時候，《文藝理論與批評》這樣做畢竟不大合時宜，因而招致不少人的反對。盡管我們一直努力“用思想要求和藝術要求相統一的標準來觀察、衡量、評價文藝創作，既不同于教條主義的、機械的、公式化的批評，也不同于那種放棄思想要求和藝術要求的單純的形式批評。”（同上）當年9月9日，在創刊匯報會上，余秋里、鄧力群同志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呂驥等老革命文藝家到會支持，給予了我們很大的鼓舞。我就聽到傳言——“讓他們自生自滅吧”！說這話的是當時文藝界的一位很是著名人物。興許他們經過清除精神污染和作協的四大等，已經猜想出了些什么。雖然直到今天，《文藝理論與批評》還未走到他們所謂的“自滅”的境地，但這些年來，批評難，馬克思主義批評更難，我們體會得太深了！不能開展正常的批評、爭論，它所帶來的惡果，如今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我們要創辦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與批評的刊物。“辦這個刊物的目的只有一個，我們希望能對文藝理論方面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個偉大而艱巨的工作，盡自己的一份力量。”（《文藝理論與批評》1986年第2期第11頁）這是一開始就明確了的。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的國家，馬克思主義在文藝上的指導地位，也和它在中國的整個政治生活、思想生活中的指導地位一樣，是早就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寫進《憲法》的。所以，這本來是不成問題的。對于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們歷來十分明確：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二、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和分析新情況，研究和解決新問題，力求在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當作萬古不變的金科玉律，套用到生動活潑、不斷更新的現實上。在這方面，我們既注意總結曾經發生過的右的方面的經驗，又注意汲取以往“左”的方面、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我們既反對“過時論”，又反對將科學當成迷信。同時，我們在創刊時就十分注意：“是否在思想上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文藝觀，和是否在政治上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擁護黨的領導，并不是同一性質的問題。”（《文藝理論與批評》1986年第1期第5頁）我們要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文藝理論研究和文藝批評，但決不強加于人。總之，在這些重要問題上，我們一直力求比較宏觀、辯證和全面，力戒片面性。但即使這樣，自從刊物面世后，就一直受到這樣或那樣的非難。開始我們還不甚明白，直到后來才悟出其中的一些原因。

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思想文化界彌漫著一種“激進主義”思潮，認為“五四”新文化活動反對封建傳統很不徹底，后來又被救亡運動所代替，造成“救亡壓倒啟蒙”，所以中國迫切需要進行一場“新啟蒙”。在這股思潮的盅惑下，“全盤西化”論，要以“藍色（海洋）文明”取代“黃色文明”論，資本主義“補課”論，以及為胡適翻案，為漢奸翻案，為殖民地翻案等奇談怪論，紛紛出籠。電視片《河殤》正是在這時出現的。在片中，龍文化，黃河，黃土地，長城，甚至是黃皮膚，凡一切帶有中華民族象征的東西，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嘲弄。與此同時，某些作家對我國革命文學的英雄主義和追求崇高的美學傳統，也大加貶斥，公開主張“躲避崇高”；那個被稱為“當代語感最好的”“痞氣”十足的作家，更是連篇累牘地在其作品中，以推倒一切的架勢戲弄美好的事物，以消解無產階級世界觀和集體主義的人生觀、價值觀。

但是，到90年代，情況卻發生了變化。由于80年代與90年代之交的國際、國內形勢的急劇變化，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走入低谷，一股反思和批判“激進主義”的新保守主義開始出現并顯示出很是強勁的勢頭。當然，反思和批判“激進主義”，早在80年代末的海外已經出現。1988年9月，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作了一次題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的講演，認為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就是一個思想不斷激進化的過程，“基本上中國近百年來是以‘變’、變革、變動、革命作為基本價值的”，過分微弱的保守力量幾乎沒有起到制衡的作用，中國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文革”就是這種思想不斷激進化的最高峰。（《文藝理論與批評》1997年第1期第130頁）宣揚這股新保守主義思潮的文章在國內報刊上頻繁出現是在進入90年代以后。1994年第5、6期《東方》雜志，發表了李澤厚與王德勝的《關于文化現狀、道德重建的對話》，在對話中，李澤厚說：“我認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清朝的確是已經腐朽的王朝，但這個形式存在仍然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當時立憲派所主張的改良來逼著它邁上現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斷革命：‘二次革命’、‘護國、護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澤東還要不斷革命。直到現在‘革命’還是一個好名詞、褒詞，而‘改良’則成為一個貶詞，現在應該把這個觀念明確地倒過來：‘革命’在中國并不一定是好事情。”這里的批判激進主義已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反省，而成了一種政治聲討，其改寫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意圖已十分明顯。其后，李澤厚、劉再復合著的《告別革命》一書在海外出版并迅速在國內流傳。一股“告別革命”的聲浪從此形成。在此影響下，“二十世紀的一大遺產正是理想主義碰壁”；拒斥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認為只能是“多元中的一元”，甚至其中一元的地位也不給；反對社會主義文學的提法，認為社會主義與文學不搭界等等謬談競相提出。長篇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在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在此片中，革命，革命領袖孫中山，被嘲笑、矮化；李鴻章，慈禧等，被拔高，給予同情，起碼罩上人性的光環；歷史被顛倒、涂抹得不成樣子。這股聲浪影響所及，使我們的文藝失去了遠大理想的燭照，造成許多真誠的作家、藝術家感到困惑甚至彷徨；少數投機分子紛紛反水，還美其名曰“轉型”；平庸地滿足于描寫身邊的瑣事，表現矮小的“自我”；受誘惑、被煽起欲望之火的追風者，則不惜“寫”自己的“身體”，以求得“利益最大化”。

“激進主義”思潮與新保守主義思潮，在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和作法上，是有分歧的。前者認為它不夠激進、徹底，后者則相反。但只要稍加分析又不難看出，在對待“五四”以后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并從此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產生積極而又重大的影響；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共產黨誕生，并從此領導中國的革命事業，雖歷經曲折，但最終克服重重困難，取得了1949年革命的偉大勝利，掀開了中國歷史嶄新的一頁，接著又在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等等重大問題上，“激進主義”與新保守主義都持否定、貶斥的態度。“激進主義”對傳統的激烈批判，旨在“全盤西化”；新保守主義對激進、革命的批判，最終目的也是如此。在對待馬克思主義、人民革命上，它們的立場是相同的，是一脈相承的。正因為如此，在對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文藝運動的態度上，也是相同的。從提出“重寫文學史”，到“《講話》后現象”說；從貶低趙樹理、丁玲，到把魯迅當成一塊“老石頭”，妄圖一腳踢開；一直到要把革命文學、社會主義文學徹底埋葬，并公開發表了悼詞，表現出它們一以貫之的態度和作法，且在輿論上他們又經常占據上風。而《文藝理論與批評》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中國共產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主張繼承和發揚“五四”新文化運動和革命文藝運動的寶貴傳統，繁榮社會主義文藝，這在持“激進主義”觀點或是持新保守主義觀點的人看來，都是一個障礙。我們的這本刊物受到種種非議，處境比較艱難，恐怕是必然的了。

當然，也不能把我們這本刊物的地位估計得過高。《文藝理論與批評》對于“激進主義”、新保守主義來說，確實構成了一個障礙，但卻不是主要的障礙。

20多年的事實，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80年代興起的“激進主義”，90年代取而代之、今天依舊勢頭很盛的新保守主義，他們旨在通過大造輿論，宣揚歪理邪說，以論證資本主義的所謂永久生命力，先攪亂人心；進而企圖通過施加各種影響，使改革開放迷失方向，踏上私有化和依附帝國主義大國的道路，將我們的現代化建設抹去“社會主義”的前提。其用心極其險惡。鄧小平同志早就明確指出：“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這一點，我希望宣傳方面任何時候都不要忽略。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0頁）這個問題，小平同志后來又多次反復強調。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十分重要。一是我們正在進行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二是我們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二者是互相聯系的，缺一不可。而這正是歷史賦于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并且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完成這一光榮的使命。新保守主義者妄圖將我們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前提抹去，那么，共產主義的目標也就談不上了，這等于讓我們黨放棄理想、信念，放棄革命的實踐和革命話語權。進而他們就可以挑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以達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因為“搞別的現代化”，資產階級政黨也可勝任，并不是共產黨的“專利”，憑什么由你執政，由你領導？最近在互聯網上受到許多同志批判的所謂“新西山會議派”，就是自以為他們已經看準了時機，輿論的、實際的等各方面準備已經很充分了，于是向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發起了挑戰。他們的這一舉動，可以說，是新保守主義的原形畢露。至此，那些還抱有不切實際想法的同志，是應該驚醒了！

新保守主義早就拋出了所謂的“共產主義終結”論。但歷史決不會按照他們設定的路線圖運行。

終結的，肯定是新保守主義。

但，新保守主義何時終結？眼下誰也無法預言。

在這種情況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辦刊宗旨不動搖的《文藝理論與批評》，肯定還將面臨許多新的風雨和考驗。放眼未來，依舊——

路漫漫……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原所長、《文藝理論與批評》原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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