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學”傳統的復蘇和它的力量

 季亞婭：“左翼文學”傳統的復蘇和它的力量

“左翼文學”傳統的復蘇和它的力量

——評曹征路的小說《那兒》

季亞婭

　　如果用一種創作上的傾向來形容“左翼文學”，“左翼文學”傳統應該是這樣一種傳統：它以骨肉相親的姿態關注底層人民和他們的悲歡，它以批判的精神氣質來觀察這個社會的現實和不平等，它以鮮明的階級立場呼喚關于社會公平和正義的理想。代表一種思想政治傾向的“左翼文學”傳統，從上世紀20－30年代以先鋒姿態出現開始，經過延安文學，17年文學再到文革文學，它經歷了從“異端”到“主流”，又從“主流”復歸“邊緣”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以來，“左翼文學”一直處于被壓抑、被冷落的狀態，這其中有各種復雜的社會因素，也和“左翼文學”自身的僵化和喪失活力有關。但無論如何，“左翼文學”已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經過半個世紀的體制化的灌輸，已經滲透到人們的意識深處，成為集體無意識，并且深刻的影響到中國的現實”[1]，“在當前和未來的文學創造中，可以繼續提供給我們資源性的東西”[2]。今天， 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語境下，左翼文學的“這種‘異質化’，這種‘異類’的聲音，更表現出它的意義和價值”[3]。

　　曹征路的《那兒》（發表于《當代》2004年第四期）就是一部具有“左翼”精神氣質和血統標識的作品。小說描述的是某礦機廠工會主席“我小舅”試圖阻止企業改制中國有資產的流失，失敗后自殺身亡的故事。與其它反映國企改革的小說不同，《那兒》不再以“分享艱難”的姿態站在政策制訂者一邊來強調國企改革的歷史合理性，而是側身于改革中 “沉默的大多數”的情感和立場，描寫他們的被壓抑、被損害的命運和顯然是力量懸殊的抗爭。如果說以《喬廠長上任記》為代表的80年代的“改革小說”講述的是一個“結束過去，朝向未來”的現代性神話，《那兒》所書寫的就是這種現代性的代價和對這種現代性的置疑和反思；如果說以《大廠》為代表的90年代“現實主義沖擊波”講述的是一個各階層的人們共同“分享艱難”的故事，《那兒》要說的是這種艱難最終卻由底層人民來默默承擔。最引人注目之處在于，小說第一次描寫了處于社會最底層的下崗工人們的抗爭和反抗，更通過主人公“小舅”的家庭出身把這種抗爭和反抗與革命史上的工人運動相聯系，從而暗示了這種反抗的“合法性”和歷史必然性。這不僅使得他的作品帶上了鮮明的階級立場和情感傾向，而且具有了與當下文學不諧的某種異質性和反叛性。具有特別意味的是，這種異質性和反叛性不是通常意義上理解少數精英分子的反叛，而恰恰是大多數人的異質和反叛。這讓我們確確實實聞到了歷史深處的某種氣息——“左翼”文學傳統的氣息。“政治家關注歷史的車輪呼嘯而過，文學家卻必須關注車輪碾過的那一抹鮮紅”[4]。或許如小說所言，“小舅”的鮮血最終被歷史的大雪所掩蓋，文學卻必須記載這鮮血、這掩蓋和伴隨這場大雪飄落的徹骨的寒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關注和討論這篇小說的價值。可是，我們還必須追問另一個問題：為什么這樣一篇小說會受到我們的關注？它滿足了我們怎樣的期待視野？

　　如果說，成功的現實主義作品能為讀者提供一面意識形態詢喚之鏡，使我們每個人在這面鏡中照見自己，那么，對一篇現實主義小說的關注，必然投射著讀者的某種現實情懷，寄托著某種共同的情感體驗。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最近因“郎咸平事件”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有人指出有些國有企業改制“對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蝕”，“為了制止或糾正這些他們認為是對他們的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剝奪，他們甚至開始用對抗的方式進行抗議” [5]。這些都對“私有化”與“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思路反不無反省意識。《那兒》是對這種反省意識形象化的呈現。它把反思國企改革這樣一個敏感的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命題，變成了作品中如臨其境的對這個“過程”的描繪。面對這樣一個日益市場化與同質化的世界，《那兒》以一個人悲劇性的抗爭，展示了被拋棄者在這一過程中的絕望，更將這種絕望與抗爭演繹成一曲盤旋在作品中的“英特納雄奈爾”的主旋律。小說中的工會主席“我小舅”是一個新時期工人領袖的悲劇形象，在他周圍環繞著諸多矛盾：他反對“化公為私”的改制，力圖阻止廠領導和將入主企業無恥的貪污掠奪行，但“工會主席”、“省級勞模副縣級領導”的身份，使他與普通工人不處在同一“利益集團”，不能“代表”他們去反抗。當最后工人終于受其感召起來反抗時，現實再次無情地出賣了他。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只能選擇了自殺。當小說結尾處，絕望的“小舅”用空氣大錘砸碎了自己的頭顱，一曲久違了的關于公平和正義的《英特納雄奈爾》再次在我們的心中響起。小說的標題“那兒”就來自于“英特納雄耐爾”最后兩字的口誤。顯然，作者是想向我們暗示這樣一個問題：“英特納雄奈爾”所蘊涵的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理想及其實踐，作為一種保護性力量，是否能再次成為我們借用的歷史資源，為現代性的發展開辟另外一種可能性？

　　《那兒》的人物描寫帶著“左翼文學”特有的神性光輝。李楊在談到“左翼文學”時曾說：“革命對日常生活的超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革命的神性色彩，在這個層面上，神性體現為對世俗性的超越。神性將個體從具體的規定性中抽象出來，使個體疏離于現實，成為一種新現實。在某種意義上，現代性革命實際上內在地暗含著一個使人成為神的過程。革命的神性力量，使個體突破日常倫理的行為獲得了直接通向終極的價值確認，進而使‘人成為神’”[6]。“小舅”這個人物似乎一開始就具有理想主義的本質：不考慮個人利益得失，一心為工廠和工人利益著想。就連他的親人“我”看來，這“也太崇高太偉大了，所以我不太相信。”小說多次描寫“小舅”神話般的傳奇經歷：他文化不高，但膽識過人，青年時代當技工時就曾有過為國爭光的輝煌歷史，而他北京上訪的經歷則可謂智勇雙全。在維護工人利益和保護國有資產流失上，他屢敗屢戰，屢戰屢敗，最終以自殺的方式來祭奠自己的理想。就連小說設置中顯然和“小舅”具有同構性的“義狗羅蒂”，也具有與眾狗不同的忠義和剛烈，被拋棄在異鄉后百里尋家，不能忍受再度被驅逐的命運，竟從龍門吊上跳下自殺身亡。小說提到“小舅”的臉上有“一種神性的光輝”，提到他在社會轉型期的“歷史使命”，更借用下崗工人組成的教友會里歌頌主的贊歌來贊美“小舅”。顯然，作者是把“小舅”當成了工人階級的救世主來描述。為了使“小舅”這種明顯不同于普通工人的品質合理和可信，作者為他設置了“工人運動英雄”的家庭血統，向血統和出身來尋找“小舅”崇高品質的來源。這又讓我們想到左翼文學作品的借用“血統”表現“階級屬性”的慣用手法。這似乎也體現了作者的無奈和苦心，現實生活中“小舅”這樣的人物到底是否存在？但這樣說，并不是要否定“小舅”這個人物形象的價值。面對超越凡俗的“神性光輝”，我們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真實一旦和信仰相聯系，它就不再存在于我們的感覺里，而存在于我們的理想和希望之中。類似的還有小說神話般的大團圓結局，這種想象性的解決方式也許并不意味著虛構，因為它恰恰就是人們愿意看到的解決方式。如果一種關注現實的文學不能為我們提供一種希望，寄托我們的理想，那我們是否需要這種文學？小說感動我們的，恰恰是這些對凡俗生活的超越。

　　這樣強調《那兒》的階級立場和傾向，也許會讓人忽略作品本身的豐富性和多義性。事實上，任何一部藝術作品，特別是優秀作品，都不可能簡化為某種單一、純粹的意識形態，《那兒》也是如此。仔細研究，可以發現小說至少存在三種不同的立場：“小舅”的理想主義是式的抗爭立場，“我”所代表的知識分子啟蒙主義立場，“我媽”和工人們所代表民眾立場。對于“小舅”的似乎是螳臂擋車的反抗，我先是一副見怪不怪的不以為然，“這種事早就不稀奇了，連新聞價值都沒有，礦機廠要是以一塊錢轉讓那才叫新聞”。但逐漸，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我發現我也染上了某種宏大的毛病，我居然相信小舅能帶回一點好消息回來，居然”。而“我媽”代表的市民的態度則是，“誰愛貪就叫他們貪去，他能把長江水都喝干嗎？咱們安安分分過咱們的日子”，“這年頭沒有是非只有利益，誰出頭誰倒霉”。這些立場互相交織并試圖說服對方，終于因為“一種絕境中生存的本能”，抗爭立場占了上風。作為知識分子的我最終對小舅的認同和贊賞，體現出作者的某種民粹主義傾向。小說中寫到，股權認購風波后，“我”離開報社，選擇了在工地上做民工，“什么也不想，只是為當天的工錢擔心。” 這不禁使我們想起 “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思路。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批判現實的故事，也可以說，這是一個知識分子走向底層的故事。小說中所體現的這種思想的復雜性，各種話語眾聲喧嘩的狀況，甚至使我們想到巴赫金所說的“復調小說”。

　　雖然作者在談到小說的寫作時聲稱，“不要形式，不要技巧，只要說出皇帝新衣真相的那一點點率真”[7] 但我們還是說，與反映同類題材的作品相比，《那兒》在藝術上還是有特色的。這不僅體現在精心設計的主副線同構的藝術結構，刻意追求糙感和質感的工人階級式語言，更涉及到作品的藝術風格和筆調：作者寫到“羅蒂”和“小舅”的筆調是溫情和理想化的，寫到自己和父母等人物時是略為嘲謔的，寫到著名作家“西門慶”和領導們時則是尖刻辛辣的嘲諷。作者對義狗“羅蒂”和“小舅”的故事的同構化處理，更加深了作品的悲劇氣氛和象征意義。政治和市井流行話語的反面運用和略微夸張的人物描寫則帶來了些微的反諷效果，這使得小說接近但又有別于新聞報道式的直錄筆法，更體現出作者在諷世和救世之間的猶疑。這些都是作者的用心之處，體現了作者對“這種關注做審美展開的耐心”[8]。曹征路有自己的文學追求：“在主義之上我選擇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膚”[9]。當本質純粹的先鋒文學和紅男綠女的欲望書寫充斥著整個文壇，曹征路走向了當下和底層，并以切膚的疼痛說出了被忽視了和壓抑的真相，這就是曹征路感動我們的獨特魅力。

　　我們談論《那兒》的“左翼文學”特征，仍然要保持對這個立場的警惕。即我們不要以一種二元對立的方式站在所謂“左翼”的立場來描敘和看待這個世界。事實上，所有的描寫都是一種遮蔽。正如羅蘭?巴特所說，“現實主義仍是一套高超的修飾、剪輯、刪改、和涂抹技巧，但是，作家卻聲稱這是一種如實的反映。總之，符號的刻意表現被毫無戒心的當成了客觀再現時，這種表現所敘述的意義就會得到不知不覺的認可”。《那兒》在堅持它的工人階級立場時，也就放棄站在其它立場觀察和思考問題的角度。在這個意義上，我愿意把《那兒》稱為一部單純的作品。但是，正因其單純，它保留了銳利和鋒芒。只是，這種銳利和鋒芒，在全球資本主義來臨的今天，似乎注定了它邊緣的命運。畢竟，借用這種過去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遺產的書寫方式是否有效？“階級”和“階級壓迫”這些50－70年代的官方概念，在《那兒》中獲得了“現實對應物”，可是，在經過90年代大眾文化的消解之后，這套話語方式是否依然有著“意識形態詢喚”的力量？也許我們不得不說，左翼文學一體化和體制化的時代已成過去，但是，它對現實的批評性和干預性，它關注時代、歷史和底層的價值立場，它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呼喚，仍然彰顯出它的價值。至少，我們看到，《那兒》的種種努力，為一種似乎已經死亡和已被淡忘的文學再次注入了活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左翼文學不死，左翼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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