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守成”和邊緣洞穿世事
——評2006年的中篇小說
孟繁華
2006年的中篇小說，似乎給人以“向后退卻”的總體感覺。這個退卻當然不是潰不成軍的無奈選擇，也不是韜光養晦伺機東山再起。在我看來，在時尚寫作引領風潮的時代，中篇小說“不進則退”、更加理性的“守成”形象，是相對時尚文化而言的。與時尚文化的青春性比較起來，中篇小說顯然是一種更為成熟的文學文體。文體和人的狀態有很大的相似性，青春需要張揚甚至瘋狂，剩余的力比多才會有去處；中老年可能需要守成或傳統一些。這不僅使社會心理取向不至于失衡，也符合各自的身份或形象。因此在我看來，就當下文化生產與文學創作的情況而言，并不是通俗與嚴肅、時尚與經典、大眾與精英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鴻溝已經跨越。而是越來越壁壘分明，越來越不能通約。時尚文化是一條靈敏的“創新之狗”，它一路狂奔不日翻新惟恐不能引領新潮。而嚴肅的文學創作則在貌似“守成”的狀態中，仍然凝視著人類的生存狀態、探詢處理著人類的精神事務，對人性、人的心靈這個幽深和具有無窮“解”的神秘所在，充滿了熱情和試錯的勇氣。
也正是包括中篇小說在內的文學的守成性，才使得文學在驚慌失措的“文化亂世”中，最大限度地堅持了文學的藝術性，為人類基本價值尺度的維護作了力所能及的承諾。在當下這樣的語境中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盡管對文學的各種非議和詬病已成為時尚的一部分，所幸的是，真正的作家并不為之所動。他們在誠實地尋找文學性的同時，也沒有影響他們對現實事務介入的誠懇和熱情。在過去不長的時間里，批評界曾討論過“純文學”的問題，這個問題迅速的不了了之，已經證實了它是否是一個真問題。我自然不知道什么是“純文學”，但我知道百年來文學界討論的重大問題從來就沒有“純”過，因為與文學相關的重大問題似乎都在文學之外。那些似乎要將問題“屏蔽”起來，在圈子里自我玩賞的企圖，就這樣結束了。在我看來，2006年的中篇小說大概也不符合“純文學”的度量標準。因為除了與語言或形式相關的所謂“純文學”的問題之外，它們所涉及的內容實在要廣泛得多。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2006年的中篇小說在張顯、強調文學性的同時，在許多方面都有了重要的突破。
對現實的關注，是百年中國文學的一大傳統。特別是在經濟崛起、文化紛亂的時代，作家將目光投向最為艱難的所在，不僅是良知使然，同時也是文學尋找新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徑。在這方面，青年作家胡學文的《命案高懸》（載《當代》2006年6期）是特別值得重視的。一個鄉村姑娘的莫名死亡，在鄉間沒有任何反響，甚至死者的丈夫也在權力的恐怖和金錢的誘惑下三緘其默。這時，一個類似于浪者的“多余人”出現了：他叫吳響。村姑之死與他多少有些牽連，但死亡的真實原因一直是個迷團，各種謊言掩蓋著真相。吳響以他的方式展開了調查。一個鄉間小人物——也是民間英雄，要處理這樣的事情，其結果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命案依然高懸。胡學文在談到這篇作品的時候說：
鄉村這個詞一度與貧困聯系在一起。今天，它已發生了細微卻堅硬的變化。貧依然存在，但以退到次要位置，困則顯得尤為突出。困惑、困苦、困難。盡你的想象，不管窮到什么程度，總能適應，這種適應能力似乎與生俱來。面對困則沒有抵御與適應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鄉村茫然而無序。
一樁命案，并不會改變什么秩序，但它卻是一面高懸的鏡子，能照出形形色色的面孔與靈魂。很難逃掉，就看有沒有勇氣審視自己，審視的結果是什么。
堤壩有洞，河水自然外泄，洞口會日見擴大。當然，總有一天這個洞會堵住，水還會蓄滿，河還是原來的樣子——其實，此河非彼河，只是我們對河的記憶沒變。這種記憶模糊了視線，也虧得它，還能感受到一絲尉藉。我對鄉村情感上的距離很近，可現實中距離又很遙遠。為了這種感情，我努力尋找著并非記憶中的溫暖。（《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06年8期）
這段體會說的實在太精彩了。表面木納的胡學文對鄉村的感受是如此的誠懇和切實。當然，《命案高懸》并不是一篇正面為民請命的小說。事實上，作品選擇的也是一個相當邊緣的視角：一個鄉間浪者，兼有濃重的流氓無產者的氣息。他探察尹小梅的死因，確有因自己的不檢點而懺悔的意味，他也因此在這個過程中洗心革面。但意味深長的是，作家“并非記憶中的暖意”，卻是通過一個虛擬的鄉間浪者來實現的?；蛘哒f，在鄉村也只有在邊緣地帶，作家才能找到可以尉藉內心書寫的對象。
與胡學文的命案異曲同工的，是曹征路的《霓虹》。不同的是殺害下崗女工——也是一個暗娼的兇手終于被繩之以法，但對那個被殺害的女工而言已經不重要了。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在這篇作品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從生活到心靈都完全破碎了的女人——倪紅梅全部的生活和過程。她生活在人所共知的隱秘角落，但這個公開的秘密似乎還不能公開議論。倪紅梅為了她的女兒和婆婆，為了最起碼的生存，她不得不從事最下賤的勾當。但她對親人和朋友的真實和樸素又讓人為之動容。她不僅厭倦自己的生存方式，甚至連自己都厭倦，因此想到死亡她都有一種期待和快感。最后她終于死在犯罪分子的手里，只因她拒絕還給犯罪分子兩張假鈔嫖資。
曹征路對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關注已久。2005年，他的《那兒》轟動一時。我在《中國的文學第三世界》一文中對《那兒》曾有如下評價：曹征路的《那兒》是……一部正面反映國企改革的力作。它的主旨不是歌頌國企改革的偉大成就，而是意在檢討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嚴重問題。國有資產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艱窘，工人為捍衛工廠的大義凜然和對社會主義企業的熱愛與擔憂，構成了這部作品的主旋。當然，小說沒有固守在“階級”的觀念上一味地為傳統工人辯護，而是通過工會主席為拯救工廠上訪告狀、集資受騙，最后無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氣錘砸碎自己的頭顱，表達了一個時代的終結。朱主席站在兩個時代的夾縫中，一方面他向著過去，試圖挽留已經遠去的那個時代，以樸素的情感為工人群體代言并身體力行；一方面，他沒有能力面對日趨復雜的當下生活和“潛規則”。傳統的工人階級在這個時代已經力不從心無所作為。小說中那個被命名為“羅蒂”的狗，是一個重要的隱喻，它的無限忠誠并沒有換來朱主席的愛憐，它的被趨趕和千里尋家的故事，感人至深，但它仍然不能逃脫自我毀滅的命運?！傲_蒂”預示的朱主席的命運，可能這是當下書寫這類題材最具文學性和思想深刻性的手筆。如果是這樣，我認為《霓虹》堪稱《那兒》的姊妹篇，它的震撼力同樣令人驚心動魄。
此外，象張學東的《堅硬的夏麥》、王大進的《花自飄零水自流》、溫亞軍的《落果》、李鐵的《我的激情故事》、孫惠芬的《燕子東南飛》、馬秋芬的《北方船》王新軍的《壞爸爸》等等還有很多，都是關注底層生活的作品。對這一寫作潮流，曾引起過不大不小的爭論。青年批評家邵燕君甚至發出“底層如何文學”的擔憂或質詢。但當我們讀過這些作品之后，我想問題應該不證自明。人間世事似乎混沌而迷蒙，就如同高懸的命案一樣。但這些作品卻以睿智、膽識和力量洞穿世事，揭示了生活的部分真相。
我之所以強調當下的中篇小說“守成”于邊緣地帶，除了上述我分析過的作品之外，還有一些作品在傳統的創作題材遺漏的角落發現了廣闊的空間。比如馬曉麗的《云端》（《十月》2006年4期），應該是2006年最值得談論的中篇小說之一。說它重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對當代中國戰爭小說新的發現，一是對女性心理對決的精彩描寫。當代中國戰爭小說長期被稱為“軍事題材”，在這樣一個范疇中，只能通過二元結構建構小說的基本框架。于是，正義與非正義、侵略戰爭與反侵略戰爭、英雄與懦夫、敵與我等規定性就成為小說創作先在的約定。因此，當代戰爭小說也就在這樣的同一性中共同書寫了一部英雄史詩和傳奇。英雄文化與文化英雄是當代“軍事文學”最顯著的特征?！对贫恕吠黄屏恕败娛挛膶W”構筑的這一基本框架。解放戰爭僅僅是小說的一個背景，小說的焦點是兩個女人的心理“戰爭”——被俘的太太團的國民黨團長曾子卿的太太云端和解放軍師長老賀的妻子洪潮之間的心理戰爭。洪潮作為看管“太太團”的“女長官”，有先在的身份和心理優勢，但在接觸過程中，洪潮終于發現了她們相通的東西。一部《西廂記》使兩個女人有了交流或相互傾訴的愿望，共同的文化使他們短暫地忘記了各自的身份、處境和仇恨。但戰爭的敵我關系又使她們不得不時時喚醒各自的身份記憶，特別是洪潮。兩個女性就在這樣的關系中糾纏、搏斗、間或地推心置腹甚至互相欣賞，她們甚至談到了女性最隱秘的生活和感受。在這場心理戰爭中，她們的優勢時常微妙地變換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但這里沒有勝利者。戰場上的男人也是如此，最后，曾子卿和老賀雙雙戰死。云端自殺，洪潮亦悲痛欲絕。有趣的是，洪潮最初的名字也是云端，那么，洪潮和云端的戰爭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戰爭，這個隱喻意味深長。它超越了階級關系和敵我關系，同根同族的內部撕殺就是自我摧殘。小說在整體構思上出奇制勝，在最緊要處發現了文學的可能性并充分展開。戰爭的主角是男人，幾乎與女性無關。女性是戰爭的邊緣群體，她們只有同男人聯系起來時才間接地與戰爭發生關系。但在這邊緣地帶，馬曉麗發現了另外值得書寫的戰爭故事，而且同樣驚心動魄感人至深。這是一篇可遇不可求的優秀之作。
魏薇這些年來聲譽日隆。她的小說溫暖而節制，款款道來不露聲色。在自然流暢的敘述中打開的似乎是經年陳酒，味道醇美不事張揚，和顏悅色沁人心脾。讀魏薇的小說，很酷似讀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有點懷舊略有感傷，但那里流淌著一種很溫婉高貴的文化氣息，看似平常卻高山雪冠?！都业馈罚ā妒斋@》2006年5期）也是這樣的小說。大戶人家常有“家道敗落”的慨嘆，說的是家門不幸，或遇天災人禍或后人不爭氣，家道破落又回到原處?！都业馈分懈赣H許光明原本是一個中學教師，生活也太平。后來因寫得一手好文章，鬼使神差地當時了市委秘書，官運亨通地又做了財政局長。做了官家里便門庭若市車水馬龍，母親也徹底感受了什么是榮華富貴的味道。但父親因受賄入獄，母親邊也徹底體會了“家道敗落”作為“賤民”的滋味。如果小說僅僅寫了家道的榮華或敗落，也沒什么值得稱奇。值得注意的是，魏薇在家道沉浮過程中對世道人心的展示或描摹，對當事人母親和敘述人對世事炎涼的深切體悟和嘆謂。其間對母子關系、夫妻關系、婆媳關系、母女關系及鄰里關系，或是有意或是不經意的描繪或點染，都給人一種驚雷裂石的震撼。文字的力量在貌似平淡中如峻嶺聳立。小說對母親榮華時的自得，敗落后的自強，既有市民氣又能伸能屈審時度勢性格的塑造，給人深刻的印象。她一個人從頭做起，最后又進入了“富裕階層”。但經歷了家道起落沉浮之后的母親，沒有當年的欣喜或得意，她甚至覺得有些“委頓”。
還值得圈點的是小說議論的段落。比如奶奶死后，敘述者感慨道：“很多年后我還想，母子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種男女關系，那是一種可以致命的關系，深究起來，這關系的悠遠深重是能叫人窒息的；相比之下，父女之間遠不及這等情誼，夫妻就更別提了。”如果沒有對人倫親情關系的深刻認知，這種議論無從說起。但有些議論就值得商榷了，落難后的母女與窮人百姓為鄰，但那些窮人“從不把我們當作貪官的妻女，他們心中沒有官祿的概念。我們窮了，他們不嫌棄；我們富了，他們不巴結逢迎；他們是把我們當作人待的。他們從來不以道德的眼光看我們，——他們是把我們當作人看了。說到他們，我即忍不住熱淚盈眶；說到他們，我甚至敢動用‘人民’這個字眼?！边@種議論很像早期的林道靜或柔石《二月》里的陶嵐，切不說有濃重的小“布爾喬亞”的味道，而且也透著作家畢竟還涉世未深。
同樣是女性作家的須一瓜，這些年來聲名鵲起好評如潮。她的小說疑竇叢生多有懸念，情節絲絲相扣內在結構極端嚴密，特別在細節的處理上，顯示了須一瓜不同凡響的藝術想象力?！痘貞浺粋€陌生的城市》（《收獲》2006年3期）有須一瓜一貫的后敘事視角，沒有人知道事情的結果甚至過程，即便是當事人或敘述者也不比我們知道的更多。于是，小說就有與生俱來的神秘感或疏異性：因車禍失去記憶的“我”，突然接到了外地寄來自己多年前寫的日記，是這個日記接續了曾經有過的歷史、情感和事件，最重要的是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制造的那起“三人死亡、危機四鄰的居民區嚴重爆炸案”?！拔摇睕Q定重返失去記憶的陌生城市調查這起爆炸案。當“我”置身這座城市的時候，“我”依然斷定“是的，我沒有來過這里?！边@注定了是一次沒有結果的虛妄之旅，荒誕的緣由折射出的是荒誕的關系。一些不相干的人因這起事件被糾結在調查的過程中，但彼此間沒有真正的理解和溝通，甚至連起碼的愿望都沒有。存在主義的遺風留韻和荒誕小說的敘述魅力，在《回憶一個陌生的城市》中再次得到呈現。
隨著世俗化生活不可抗拒的彌漫，都市世俗畫卷在小說中恣意展開。對都市超級現代生活的向往，曾是我們并不遙遠的一個夢。當這個夢境已經兌現為現實的時候，我們陡然發現，現代都市生活并不是天堂。過去的夢想不過是一相情愿的現代相思病，現代都市生活是攜帶著我們都不曾想過的一切同時降臨的。遲子建的《第三地晚餐》（《當代》2006年2期）以冷俊悲涼的筆觸，從一個方面撕開了都市華麗的面紗。都市生活是今天社會生活結構的中心，但《第三地晚餐》避開了紅塵滾滾的中心畫面，它從一個鮮為人知的生活渠道揭示了生活的荒誕性和戲劇性。“第三地”應該是一個與心靈或歸宿有關、與寄托或渺小的愿望有關的隱喻。情感上的隔膜讓一對夫妻都有難言之隱，他們在“第三地”不期而遇：要求做一頓晚餐的人和愿意免費為人做一頓晚餐的人，競是夫妻雙方。當一切釋然的時候，丈夫卻沒有吃上這頓晚餐而撒手人寰。這個荒誕的悲劇顯示了遲子建藝術地把握生活的能力。她持久的創造力更是令人嘆為觀止。
比較《第三地晚餐》，更為殘酷的是葉舟的《目擊》（載《青年文學》2006年5期）。表面上恩愛有加的夫妻，卻隱藏著巨大的秘密。妻子不惜長跪街頭苦苦尋找丈夫死亡的目擊者，然而，丈夫的意外死亡竟緣于一次偷情之后。李小果、李佛、王力可以及死者之間的關系撲朔迷離。除了當事人之外幾乎沒有人清楚他們的情感和欲望。但是，真正的悲劇也許不是死者，而是在隱秘之情背后的活著的女人。死者的妻子才是悲劇真正的主角。
從不同側面觸及邊緣生活狀態的作品同樣有許多。比如北北的《右手握拍》、王松的《福升堂》、騰肖瀾的《藍寶石戒指》、蘇童的《棄嬰記》、方方的《春天來到曇華林》、蔣韻的《心愛的樹》等等。這些中篇小說的作者游離于主流生活之外，他們在邊緣處氣定神閑看風景。似乎就在不經意之間，卻洞穿了紅塵滾滾中的人間世事。守成的文學不再處于文化的中心，但這種守成卻是免于文化失衡的重要力量。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的存在不僅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作者單位：110034 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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