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與路徑
最近有消息說，“廣電部”點名表揚影片《集結號》：“深刻的人文關懷、獨特的藝術構思、現代的電影語言、真實的歷史場景”、“在思想內涵、藝術創新、文化意蘊、科技含量等許多方面正在形成符合中國電影觀眾審美取向、符合中國電影市場實際情況的創作特色和規律”、“為國產電影的發展做出了值得借鑒的有益探索”。我沒有查出表揚的時間，不敢說是最后的官方表態。
我們看到，中央電視臺、新華社、人民日報都對《集結號》作了報道和正面的評論，周祖榮說的對，“具有宣傳主流引領輿論導向的《新聞聯播》，是不會無緣無故的報道這樣一個題材的。”現在看來，幾大官方媒體的表態，并非一家之言；是不是如精英們所講的，要張揚某種
“人性主義精神”，肯定“對于英雄個人化的性格的表現”，這還難說，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確是認為，“在幾年的大片歧途之后，馮小剛們終于接過了精神價值的敘述”，“希望處在和平年代的我們，在看了這部電影以后，能清楚的認識到現在的幸福是那些英雄烈士用生命的代價換來的！”
我在2008年1月3日的《文藝拿什么來引導現代人》文中提到，“這些年來，江澤民提出共產黨是先進文化的代表，但是實際上，我國的文化舞臺卻把工、農、先進知識分子趕下來，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已經成床上戲）、奸商盜匪、牛鬼蛇神占領了，最近還上演了漢奸劇。這些顯然不是先進文化，不能拿這樣的東西來引導我們這一代人。難道就是拿這樣的東西來告訴后人，我們這個時代就是這個樣子？！是我們這個時代沒有可歌可泣的事和人嗎？果如此，我們就完了。既然我們的生活還要前進，我們的文藝就應當反映、彰顯引領這個時代發展的主流，而不是泛起那些沉渣，觀賞流水面上的泡沫。”這是文藝的方向問題。
從近來的央視看，從官方媒體對《集結號》的評論看，中央已經重視了文藝的正確方向；但是主觀愿望太強烈了，賦予了《集結號》所沒有的東西。我認為，《集結號》擔當不起這個重任。《集結號》的編導也沒有想擔此重任，他們都否認自己在講述“宏大”的主流意義，并且說的很清楚，“第一，我們不討論戰爭有沒有意義；第二，我們不討論犧牲有沒有價值。”“傳統的戰爭片是為政治服務的，這個電影，還是從市場切入，希望在市場上能夠贏得大部分觀眾。”
這件事情說明，我們不僅要有正確的方向，要找到正確的方向，而且還必須找到正確的路徑；我們賦予了《集結號》以“接過了精神價值的敘述”，“希望處在和平年代的我們，在看了這部電影以后，能清楚的認識到現在的幸福是那些英雄烈士用生命的代價換來的”，但是《集結號》實際還是商業片，“還是從市場切入”，它在說明解放軍戰士是被騙、被逼著去犧牲的，表現他們在戰爭的“人性的沖突，這種壓抑和悲哀，恐懼”。饒曙光點出，這反映了馮小剛“對主流社會心理的深刻的體察和把握”，“如果說他把英雄主義也淡化了，那這個影片肯定在主流意識形態就過不了關。那么我覺得這一點上，淡化了盲目的廉價的樂觀主義，另一方面體現了人性主義精神。我覺得這是馮小剛的聰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領導者沒有看清事理，受了騙了。在就說明，即使大方向正確，如果路徑沒有選對頭，就會是南轅北轍。
“南轅北轍”是個成語，只是說路徑與方向反了。現在，張維迎等精英們把它發展了，叫“打左燈向右轉”，變成了欺騙。他說：“許多改革措施必須在‘名不正、言不順’的情況下進行，許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說，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燈向右轉’”，這是“為了政治上的安全”。張維迎“打左燈向右轉”，騙了幾千萬人“下崗”，騙取了萬億計的社會財富，騙得了他們需要的社會制度。
看來這種“打左燈向右轉”的欺騙手法頗受饒曙光欣賞，他說馮小剛的聰明，說他成功地表面上迎合著主流社會心理，而實際上淡化了盲目的廉價的樂觀主義，另一方面體現了“人性主義精神”。
馮小剛是不是搞欺騙官方，我不敢肯定，但是，《集結號》敘述的團長約好要吹響而存心是根本不想吹響集結號，肯定是欺騙，謀害了46條生命！最后還把這把欺騙，謀害了46條生命的集結號，高高地置于紀念碑的頂端，升華為當今時代的精神！使許多人為此掏腰包，流淚，稱贊，又一次說明，“打左燈向右轉”確實是高超的騙術。
現在又有個說法，說是資本主義已經太強了，領導者只能“打右燈向左轉”。無論是不是這樣，也不管是何種用意，我都認為——委婉地說——不可取！“打左燈向右轉”也好，“打右燈向左轉”也好，都是欺騙，共產黨人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再說，資本主義也還沒有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逼得共產黨要出此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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