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明的中篇小說《啟蒙》(《天下》2012年第3期，《小說選刊》2012年第10期)，為我們講述了一個不同的“右派”故事，讓我們看到了歷史與現實的另一面。1980年代以來，一些曾經被劃為“右派”的作家集體歸來，為我們講述了“受難”的故事。在這樣的敘述模式中，“右派”知識分子歷盡苦難癡心不改，一心為黨、為國、為民，他們崇高的理想與悲慘的境遇構成了強烈的戲劇性沖突，沖擊著1980年代中國人的心靈，在文學界也引起了極大的關注。一時間“右派”成了受難知識分子的一種光環(huán)，象征著在苦難中堅守、為人民而受難等豐富的含義。這一敘述模式流傳甚廣，不僅在1980年代家喻戶曉，而且影響至今，“右派”幾乎成為了一種光榮稱號。但是，“右派”真的像他們所描述的那么高尚嗎?在1980年代重新登上歷史舞臺后，他們又說了什么、做了什么?當他們的境遇不再悲慘而是眾星捧月時，他們是否仍在堅持當初的“理想”?《啟蒙》所回答的正是這些問題，在這一右派敘述模式停止的地方，《啟蒙》開始了它的講述，并向我們揭示出上述右派敘述模式的裂隙，以及歷史與現實的另一種“真相”。
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講述，“我”是1980年代的文學青年，也是蕖伯安的崇拜者，一直在關注蕖伯安，對安然也不無好感。正是在訴訟案期間，“我”通過與安然、蕖小椿的交談，拼貼起了對蕖伯安的整體認識，這是一個發(fā)現的過程，也是一個失望的過程。“我”發(fā)現，蕖伯安并不像他小說中所表現或者像他宣稱的那樣，是一個為人民受難的人，事實上，他不僅站在民眾的對立面，而且在私人生活中，他也是自私自利甚至不負責任的。“我”是一個曾經的崇拜者，又是一個與各方無直接利益關系的“旁觀者”，這一視角既可以讓故事以更客觀的方式呈現出來，也使呈現的方式更加曲折，而這則構成了小說獨特的探尋式結構。在小說中，蕖伯安首先是作為一出訴訟案的主角出場的，由此引發(fā)了我的回憶與“探尋”，小說在當下與30年前兩個不同的時空建立起了連接，向我們展示了蕖伯安的不同形象及其變化。
最初出場的蕖伯安是一個文化偶像，小說通過魏東、安然和“我”對雷平的崇拜，以及雷平對蕖伯安的崇拜這樣一種曲折的關系，顯示了蕖伯安在文壇的重要性及其對青年學生的影響，安然拋棄魏東與蕖伯安相愛，也顯示了蕖伯安的吸引力，來自于文學與“受難”的魅力甚至轉化為了對女性的吸引力。但是，我們很快就會發(fā)現，在這一吸引力下面，隱藏著蕖伯安扭曲的人格和難言的隱秘，“可就在這時，我發(fā)現了蕖伯安的一個秘密。有一次，我在書房里找一本書，翻出一沓厚厚的信件。我好奇地打開一封，通篇都是些讓人臉紅的情話，接連幾封，不，所有信的內容都是如此。有的句子十分露骨，不厭其煩地描寫男女之歡，比小說還要細膩。從筆跡和署名看，寫信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幾個女人……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敢相信，一個男人同時和幾個女人保持著性關系;可就是這個被我當做偶像的男人，曾信誓旦旦地宣稱他愛我!”安然的這一發(fā)現，讓我們看到了蕖伯安的另一面，也打破了他自我塑造的完美形象。不僅如此，蕖伯安并非后來才是這樣的，在椿樹島勞動改造時就已經如此了，如同他的兒子所談到的，“我們島上有不少人看過那部小說，但他們告訴我，除了那場婚禮，小說中的許多情節(jié)都是‘瞎編’的。他們說的有鼻子有眼，容不得我不信。按照他們的說法，我父親平反回城后立馬和我母親‘打脫離’(即離婚)，早就在他們的意料之中了。”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兩個蕖伯安，一個是帶著受難光環(huán)的文化偶像，另一個則是“勾引姑娘的高手”，而在新時期以后，前者不過是后者的“面具”，相反相成地構成了蕖伯安的不同側面，顯示了這一“文化偶像”內在的黑暗與混亂。
不僅在私人情感領域，在更為廣泛的公共領域，我們也可以看到，蕖伯安的“光環(huán)”在逐漸褪去，他并非像他宣稱的那樣“為人民受難”，恰恰相反，在真實的問題面前，他不禁站在了民眾的對立面，而且利用自己的社會資源與影響力，在竭力壓制民眾的聲音。他為了追逐經濟利益，開發(fā)“大好河山影視城”，不惜在椿樹島上砍伐所有的椿樹，不惜讓阻礙他的上訪者丁子槐“消失”，也不惜得罪他的前妻與兒子。正是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另一個蕖伯安的形象，這是一個赤裸裸的資本家形象，在金錢利益的驅動下，他壓制民眾，破壞環(huán)境，對自己的親人也毫不留情，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他不僅走到了民眾的對立面，也走到了大自然的對立面，走到了自己親人的對立面。這樣一個人，與他在小說中自我描述的那個“受難者”簡直有著云泥之別。而他在小說中所貶低的“勞動婦女”，以他的前妻為原型的“蓮子”，在現實中卻與他有著巨大的差別。在與蕖伯安離婚后，江中蓮獨自將兒子撫養(yǎng)大，并盡自己的可能給蕖伯安以關懷，在椿樹島平靜地生活著。只是在蕖伯安要砍伐所有的椿樹時，她才與他決裂，并堅定地站在了丁子槐一邊，站在了民眾一邊。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江中蓮，并非蕖伯安在《椿樹淚》中所塑造的形象——那個愚昧的，沒有文化的農村婦女，相反，在她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千百年來優(yōu)秀文化的積淀，這是一個深明大義、憐弱惜貧的女子，也是一個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女子。我們可以看到，正是這樣一個女子，在蕖伯安“受難”時給他以安慰與拯救，而當他平步青云時，不僅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她，而且在他的書中對她加以貶低與丑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蕖伯安要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蕖伯安處于個人精英知識分子的“立場”，從未真正理解底層民眾的情感與內心世界，他以知識分子的“傲慢與偏見”俯視大眾，自以為高人一等。當一個時代強調勞動者的價值觀時，他們將自己打扮成“為人民受難”的人，而當一個時代推崇“成功者”時，他們?yōu)榱藗€人意義上的成功，便走到了民眾的對立面。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蕖伯安不僅破壞椿樹島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壓制反對他濫伐樹木的民眾，而當訴訟案發(fā)生時，他更是動用個人的資源與影響將之消弭于無形，在這里，他不僅僅是違背民眾的意愿，而且是以非正當手段達到的，這個昔日頭頂光環(huán)的“文化偶像”，已經墮落到與黑社會分子無異了。
在文學史的脈絡中，1980年代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為我們塑造了“為人民而受難”的右派知識分子形象，形成了一種典型的敘述模式;1990年代，王安憶在《叔叔的故事》中表達了對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失望，但也只是在情緒與情感上感到他們不可信任;而進入新世紀后，劉繼明的《啟蒙》則讓我們看到，這一代知識分子如何褪去了光環(huán)，走向了民眾與人性的反面。思想的穿透力讓這部小說飽滿扎實，它不僅向我們揭示了歷史與現實的“真相”，讓我們反思精英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更讓我們在歷史的斷裂處重新思考“啟蒙的辯證法”，重新選擇未來的道路，“在此刻，我環(huán)顧著W大校園里滿目的青翠和遠處高樓玻璃幕墻被陽光反射的耀眼光輝，心緒一片蒼茫。腦子里不知怎么閃現出我曾經去過一次的椿樹島，還有那些消失的椿樹，耳邊仿佛響起了一陣喑啞的喊叫……”——這是新一代知識分子在偶像倒塌后的猶豫與彷徨，更是在精神的廢墟中別尋新路的先聲。
(《文學報》2012年10月11日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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