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一種民間小吃“臭豆腐”在大街小巷流行起來了。臭豆腐，顧名思義，就是一種經特殊方法弄臭了吃的豆腐。別看這臭豆腐的名聲不大好聽，可它的“價值”或許全在這個“臭“字上。

這就好比政治方面的過去的五類分子，人人見了唯恐避之不急。可是某一天世道一變，某些人便變得意氣風發，一掃過去的倒霉相，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特別是某些人頭上原來如孫悟空的緊箍咒一般欲摘不能的“右派”帽子，一時竟成了一種身份和榮耀的象征，可吃香了，以至于有人公開地說自己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根本用不著平反”，真邪了門了。不過見識多了誰都能猜透個中原因——原來“右派”“吃香”還是離不開那個“臭”字。

“臭豆腐”說到底是一種有損健康的垃圾食品，不可多吃。 我奉勸那些“流行食客”們，早點戒除“臭癮”，還是多吃些綠色食品為好。

杜導正先生在他自己主編的《炎黃春秋》今年第4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新民主主義的回歸和發展》的文章，主張“新民主主義回歸論”。他在文章中說，中共八十年經驗教訓，可概括為一句話，成也新民主主義，敗也新民主主義。1949年奪取政權前，我們黨實行新民主主義，我們成功了。奪取政權后，我們拋棄了新民主主義，急急忙忙搞社會主義，搞烏托邦，我們失敗了，失敗得很慘。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重又回歸到新民主主義的建設思路，并在實踐中予以發展，我們又成功了，成功得舉世矚目。”杜導正說這樣的話，既反映了他對歷史的無知，也反映了他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無知。

作者對杜的觀點做了重點批駁，如其所謂“成也新民主主義，敗也新民主主義”、“有大功的毛澤東”和“有大錯的毛澤東”、杜把新舊三民主義混為一談、“毛澤東有濃厚的烏托邦情懷”、鄧小平的功過是非問題，作者總結認為杜文旨在造謠惑眾，而事實必須予以澄清。

本文作者簡單分析一下共和國60年來的人民生活水平的變化。 作者分析了決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條件因素：1.區分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活水平提高和科技普及帶來的生活便利 2.工資因素和社會因素并重 3.考慮物價因素 之后作者論述了共和國前30年的人民生活水平 1.名義收入增長不多，但很實在；2.人民生活現代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3.社會福利巨大發展；4.生活質量的隱性因素的改善 作者拿1978年到2008年的人民生活水平與之做比較：1.名義收入增長很多，但通貨膨脹嚴重 2.人民生活現代化程度繼續提高，但隱患嚴重 3.社會福利體系崩潰，新“三座大山”把人民壓彎了腰 4.生活質量的隱性因素的惡化。 作者認為如果黨中央能夠采取政策措施，繼承共和國前30年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養老等制度等成功經驗，糾正30年以來的失誤，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共和國的人民生活必將再次迎來一個翻天覆地變化的新時期。

在前些年的挫敗中，主旋律電影開始了進一步的摸索和發展，也漸漸掌握了觀眾心理，與時俱進地，由高高在上轉而走向了迎合觀眾爭取票房的道路。他們假惺惺地開始走到民眾的立場上去為民眾創作，走感動路線刮懷舊風。《高考1977》無疑是在這條與時俱進的改革道路上取得了一個小小的成功，它的叫好又叫座，在影評界和票房上取得了雙豐收。 而這雙豐收背后值得我們思考的是什么？是大多數群眾認可了它，意味著主謀者成功地達到了顛覆歷史愚弄民眾的目的。不得不承認的是，他的這一次成功真的是花了心思的，他不直截了當地去給你填鴨式地灌輸也不直抒胸臆地去與你感慨，而是用看似最樸實最平凡的情節不經意地加上他的意識形態對你進行一種“潤物細無聲”地思想滲透。因此本文作者取了幾個情節來分析一下這部電影中的各種潛臺詞。

在當代作家中，張承志似乎是不入流的，但是你能感覺到，他是一個有品位的作家，一個有堅持的學者，一個有胸懷的男人。他說：“滿足于狹窄生活的人不懂得：學會了或沾染了一種底層的、他人的、不是小圈子的、第三世界的聲音、立場、感情，是多么寶貴。” 他勇于堅持，毫不妥協；他做人純粹，從不偽飾；他勤于思考，并獨立戰斗。每年他都有一半時間四方游學，擴大自己的觀察范圍，用心靈感受著異鄉生動的歷史和文明。他開始比較主動和有意地，想在自己的心中樹立更多的文化參照。他說，到了現在這樣的年齡，自己逐漸有了一個固定的觀點：“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的文化參照系越多，知識就會越豐富。”事實證明，只有參照系比較多，才越會有一種獨立思考的本能。

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回國之前，特意向中方要求帶一套《毛澤東選集》回國作紀念。根據1972年尼克松來時，毛澤東和他們的談話，毛澤東在西方政要眼里，早就是一個充滿神秘，令人畏懼的中國領袖，毛澤東早就用他獨特的魅力征服了世界。在這個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的互聯網上，最容易產生的就是視覺疲勞，任何東西看多了，就沒有意思。實際上，在網上早就進行著一場悄無聲息的魅力大比拼，看誰的魅力大，誰就能堅持到最后，毫無疑問，毛澤東是最后的，最有魅力者！

非毛化陣營遠非統一體，可以初步分為左中右三派。這三派的共同點是反對毛澤東的大民主思想和群眾運動實踐，肯定官僚精英群體的政治利益不容侵犯，含糊地承認一種“打江山坐江山”理念。在時間序列上，非毛化左翼主要活躍在文革的中晚期，非毛化正統派從1978年開始獲得主導權并于1986年喪失，非毛化右翼也是從1978年開始活動的，1983年從正統派中間分離出來，后來認胡耀邦為共主，大體上《炎黃春秋》雜志算是非毛化右翼的喉舌。

《憶秦娥·婁山關》這首詞，一般鑒賞者都認為是寫景色的，連文學巨匠郭沫若也這樣認為。可是，毛澤東于1962年曾把郭沫若對本詞的解析內容全部刪去，并以郭沫若的語氣詼諧地寫道，“我在廣州座談會上所說的一段話，竟是錯了。解詩之難，由此可見。”

實際上，這首詞隱藏著老人家生前難以言說的情感，也是老人家留給我們后人的一道謎了。這道謎就是：這首詞吐露了老人家當時悲涼凄絕的心情，抒發了老人家當時勇擔大義的無私、無怨、無悔的大愛之心。這種心悲涼心情和大愛之心，深藏在老人家心底，他是很不愿意說出來的。

索德伯格并不想把觀眾關注的視野引入政治討論中，他說拍攝這部影片，不是古巴這個國家，真正吸引自己的是切-格瓦納二次放棄屬于自己的舒適生活和家庭，義無反顧地投入到為他人幸福的解放戰斗中。同樣是這段表述，在中國媒體的轉述中成了：索德伯格聲稱拍攝這部影片，不是為了探討政治，他感興趣的是人的故事。中國媒體故意把“放棄自己的舒適生活”“解放戰斗”這樣的關鍵詞屏蔽掉了，好像索德伯格是個對政治不感興趣對人物的精神實質不關心的導演，好像他只是在獵奇地拍這部影片。事實正好相反！

引進有漢奸電影嫌疑的《色戒》，引進有臺獨意識的《海角七號》，甚至在斯皮爾伯格號召抵制奧運會的情況下，廣電總局依然引進斯皮爾伯格的公司制作的《功夫熊貓》，但是，廣電總局不會引進英雄主義的《切格瓦拉》。

《Salt of the Earth》的故事取材自美國新墨西哥州格蘭特縣（Grant County）鋅礦工人1951年罷工事件。這是第一部具有強烈女性主義思想的電影，沖擊著仍然受到父權制、男性至上思想控制的美國社會，包括了工人階級。劇中展現了工人階級的力量。也怪不得當年美國政府要那么緊張，聯邦調查局還要去調查電影的資金來源，極端右翼的退伍軍人組織號召抵制這部影片。全國的12個院線都不愿上映這部電影。美國政府將這部電影列入反共的“黑名單”，很多幕后制作人都已經被列入“好萊塢黑名單”。電影的制作過程可謂是困難重重。沒有片商要資助這部電影，沒有任何片場愿意讓Biberman攝制這部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