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把井岡山斗爭時期犧牲的烈士及其付出的生命和鮮血代價，看作是一種“心理負債”，看作是生者對死者無可改悔的承諾。所以，無論有多少人反對他，他依然堅持繼續革命——繼續革命者的理念并繼續革命者對于人民的承諾。還有一種人把烈士的鮮血看做是自己的“政治資本”，由此他就獲得革命的當然代理人資格，以黨的化身、政府代表、人民利益的當仁不讓的代理人自居。這樣，革命和犧牲就成為這種人完成政治資本積累的一個自然過程，把歷史粉飾、虛飾成為代理人的英明偉大成為唯一選擇。馬克思曾經說過資本主義制度下有著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這體現的是資本家群體對于貨幣資本積累的無限欲望，一些人既然把革命歷史想象為政治資本的積累過程，就必然地與資本家的積累邏輯具有可比性。相應的，非毛化時期這一社會現象的背后，有著重大的政治歷史意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階層中間的“債權人共識”，這種債權人共識滲透到精英新時代的一切歷史敘述中間。

《鋼的琴》是中國近期最好的一部電影，此電影好就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真相、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真相。如《鋼的琴》所展示的，毛時代中國的工人階級是最勤勞、最辛苦的階級，所謂懶漢僅僅是極少數人。改革開放后，改革派按照新自由主義思維搞國企改革，認為人都是自私的，要靠物質刺激激勵國企官員們的積極性，先是擴大了廠長和管理層的權力，提高管理層官員和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而工人的民主監督被取消，鞍鋼憲法（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被廢除。結果，一些國企的官員權力大增、待遇大增，而為人民服務的積極性反而沒有提高，他們想的是如何個人暴富，于是大搞腐敗，自己到外面搞個人企業，把國企資源轉移到個人企業里，掏空國有企業。而后國企由于管理不嚴、逐漸衰敗。

那些真誠的靈魂，那些為祖國焦慮，奮斗，奉獻，流血犧牲的靈魂，日日夜夜都和我們在一起。過去在一起，今天依然在一起。這是理想的靈魂，這些靈魂深愛著這片故土山河，深愛著血脈相連的歷史文化，深愛著在這片土地上辛苦勞作的迭經苦難的人民。他們不會計較個人恩怨，或者糾纏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因為他們不是為任何個人在工作，他們做一切事情都是為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們就在歷史中并且創造著歷史，困難、挫折、失敗、幼稚、誤解、委屈和打擊都是經常要發生的，他們不會因此怨天尤人放棄擔當，所以才如此真實地和我們感同身受。他們才是大寫的人，由于他們的存在，人性才被重新度量，推上了極至，動物性和低級趣味才越來越少，高傲奇崛浪漫美麗的花朵才越來越多。這樣的人性從來都不是抽象的，這樣的大愛從來都是具體的真切的：它就在方志敏的清貧里，在趙一曼的堅貞中，在渣滓洞的皮鞭下，在刑場上的婚禮時。有這樣的人性在前，使我們這些后來人每每自慚形穢。但他們永遠活著，我們活著，他們就活著。因為他們活在我們心里，和我們的心臟一起跳動，熱血奔流。

研究中國革命戰爭史的視野，如果僅僅聚焦于運籌帷幄的統帥和將軍，那么，很容易迷失于某些具體歷史過程層出不窮的偶然性，甚至落入西方敵對勢力"欲亡其族者，必先誣詆而滅其史"的意識形態陷阱，而一旦將視野拓展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億萬民眾，浩浩蕩蕩歷史大潮的必然趨勢，也就毋庸置疑地昭然于天下了。

當今我們在文化上的中心命題是：自覺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以此鍛造出能夠指引中華民族復興與崛起，指導未來國際社會公平、正義、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主流文化”。謀求中國的民族解放、階級平等，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第一步結合而造就的成果。經過六十多年艱苦卓絕的社會變革和經濟建設，我們已經是國際社會具有獨特發展模式、獨特政治經驗、獨特價值立場的大國。我們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影響力日漸提高。在可以預期的未來，我們所奉行的文化立場、文化價值和文化精神，發揮效用的地理范圍和政治范圍將會越來越大。革命戰爭年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的第一步結合，鍛造出了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革命文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第二步結合，將會鍛造出幫助國際社會走向公平、正義、和諧相處的“大同文化”——這就是我們所要尋找和鍛造的社會主義主流文化。
 

1967年1月和8月，外交部一些持過激觀點的人先后兩次篡奪外交部的大權，打倒陳毅外長，拼湊領導班子，妄圖推行“左”傾外交路線。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干預下，他們的陰謀最終沒有得逞。這些人手握“文革”的重要權力，煽動極“左”思潮，推行無政府主義，促成了運動的消極面，是“文革”的一大禍害。文革運動之所以失敗，重要原因之一是來自“左得出奇”、形“左”實右的干擾以及一些別有用心兩面派的恣意對抗和破壞。

戈培爾說，謊言重復一萬遍就是真理，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一個謊言漫天飛的年代，我們面臨著一場史無前例的“信息心里戰”，這場戰爭直接針對毛澤東，針對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歷史，每個人的心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即便是經歷過毛時代的老年人。如彌天大謠言所謂的“大躍進餓死三千萬”。國家統計局、國家民政部編寫的《中國災情報告》曾經指出：我國1959-1961年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04萬，其中1959年1.8萬人，1960年37.5萬，1961年64.7萬。該書特別說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凍、餓、自殺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腫病死亡的。當然，餓死一個人也是悲劇。但其責任，在中央主要由狂熱鼓吹浮夸風共產風的當時一線領導人承擔，而不是毛主席承擔，毛主席是最早發現最早糾正浮夸風等大躍進失誤的。在地方上，則是由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這類熱衷于搞浮夸風共產風的干部承擔。有意思的是，像這些大搞浮夸風的干部，都在文革期間受到群眾批判，而改革開放后卻被平反。大躍進失誤的責任則被離奇地推到毛澤東頭上……

在蔣正華先生文獻【1】—【4】的研究以及近二十年來其他關于中國非正常人口死亡的研究中，完全忽視了我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所出現的史無前例的人口大遷移運動的基本事實和戶籍管理制度發生的根本性變化，完全忽視了這兩個重大事件對戶籍統計人口的異常變動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比如，由于戶籍遷移原因造成1960年至1964年這一期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減少2654萬，而一些研究卻把這樣的減少也全部荒謬的歸結為數千萬人口非正常死亡。所以，蔣正華以及最近二十多年來國內出現的其他一些關于我國這一時期非正常死亡數千萬人的“研究”沒有、也不可能反映這一時期我國人口變化的真實情況。

聚斂是導致社會危機的根源。在經濟貨幣化的資本主義體制下，利潤極大化機制的聚斂效率遠高于歷史上的土地兼并。而中國特色的官僚資產階級，擺脫了內外制約，經濟、權力手段兩手抓，兩手皆硬，其聚斂效率更是超群絕倫。歷史上的聚斂往往需要數代人的過程，方能造成社會危機。人們稱此為“隔世報”----上輩造孽，子孫遭報。“效率優先”的中國特色官僚資產階級，無論洋務派、北洋軍閥還是南京政府，都面對了“現世報”----當世即遭到歷史的清算。史鑒歷歷，得無秫惕呼？

署名“姜萊”在選舉與治理網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革有民主，母豬上了樹”的毒文，其用混淆視聽和謊言欺騙來抹黑了文革時代的社會主義大民主，同時，也完全暴露了姜萊的反動立場。我們并不否認，在人類歷史上迄今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實踐中不可避免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和不足，一個要用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人民徹底當家作主制度來取代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是前無古人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這個事業的勝利，是需要千千萬萬革命者為之奮斗、為之探索、為之犧牲的。甚至是需要若干代人努力的，列寧說的好“重要的是，堅冰已經打破，航路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我們堅信：社會主義民主的徹底勝利和一切屬于少數剝削階級的虛偽民主的覆滅是同樣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