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影片的故事主題來看，我覺得仍然沒有跳出1980年代以來，電影和文學作品以解構“宏大敘事”，“告別革命”為鵠的的窠臼。影片截取了從清末到1938年的一段歷史，這個期間，中國連續發生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華民族的命運，開始從甲午戰敗、八國聯軍入侵以來的谷底回升，但透過導演王全安的鏡頭，觀眾并沒有看到這些轟轟烈烈的革命和救亡運動給白鹿村帶來任何的進步或正面的變化，相反，人們只是看到這些運動帶來了折騰和混亂，并最終導致白鹿村這座“鄉紳伊甸園”的毀滅。

邱會作不但在四野部隊而且在全軍素以勤奮好學、博聞強記、精明干練著稱，前面所舉數例，對邱會作來說，都是大事，即使他晚年再健忘吧，怎么競能被他攪得如同一盆糨糊?這哪里是人們印象中的邱會作?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同一個邱會作，在《對話》和《回顧》兩書中講的許多事情，同他在《回憶錄》中講的卻截然不同!那么，對兩書所述“歷史”的真實性，就不僅僅是一個懷疑問題了!

改革開放電視劇其實不少，《潮起潮落》那也是社會主義，至少是30年堅持的社會主義，因此我們講的所謂社會主義回來了，其實是五六十年代那種，比較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創造新時代，新社會，重新創造一個時代的社會主義。所以像《激情的燃燒歲月》能夠打動我們。但是《激情的燃燒歲月》它是社會主義嗎?我覺得其實不能代表，如果說能夠說到社會主義，我覺得大概有那么幾部，一個是《奠基者》，寫王進喜，另外一個《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寫中國的兩彈一星，抗美援朝的，東方紅那個。還有《鋼鐵年代》寫建設，大家注意在這個里面還有一條農村的土地改革，也就是說實際上我們對于50年代并不是在說他是社會主義，或者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說我們現在懷念的是50年代，我們國家欣欣向榮，犧牲精神，獻身精神渴望這種東西。

「但每次談新自由主義，很少從臺灣自己的脈絡談，」看穿了臺灣人總是習于藉由西方民主自由想像來看待自身的處境，《幸福大廈I》蒐集起臺灣不同世代的「新自由主義經驗」，硬生生揭露的卻是不堪與絕望：「影片不是要提供廉價的感動，感動根本不作為方法，因為我們根本不敢面對我們的不堪，這種要先被描述出來，只是先承認80后的年輕人已經被經濟制度宣判了『在地流放』，才能在這個基礎之上發展方法。」
在當代藝術生產的過程中拉出歷史縱深和復雜面，提出批判或發展改變的方法，是陳界仁每次創作不斷思考的事。如先前引起古根漢美術館和收藏家熱切詢問的《自我盜版——自由樂捐計劃》，在陳界仁嘻笑卻認真的口中，是「拿反動物資做進步事業」。雖然作品仍然賣給資本家，但「賣給資本家和盜版的內容是一樣的，差別只是有保證書。」敢于想像、認真去實踐、把不可能化為可能，成為陳界仁企圖改變結構的「精神勝利法」，他挪用毛澤東的語匯和精神，每一次都是較量快狠準的賭局：「毛澤東說美國是紙老虎，他當然知道美國很厲害，但精神上要先認為自己可以勝利，在這個基礎上想方法。態度上藐視敵人，內在上認真思考。」乃至現在「我早期拍酷刑的黑白照片，當時根本沒有人買，但現在可以賣到很貴。在資本主義的邏輯理，藝術品的價值是取決于人相不相信它，當我比你還認真的時候，這件事就會成真。」
 

前不久，中國有某位W先生獲得了美國普利茲克建筑獎。該獎被稱為“建筑界的諾貝爾獎”。的確是建筑界的諾貝爾獎，諾貝爾文學獎在授給非西方人士時，多是授給歸順西方、反共、文化自我叛逆的人，如叛逃西方的波蘭詩人米沃什、流亡西方的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的中國作家G某人、否認自己文化的印度裔英國作家奈保爾等人(投靠西方的捷克作家昆德拉也六獲諾貝爾獎提名)，分裂中國的達賴、迷信西方憲政的中國L先生……也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與諾獎一樣，普利茲克獎背后也潛藏了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文化戰略。

正如我把以裝置、行為、概念為主要形式的藝術稱為“美國式藝術”，這種以楞形-硬邊-非裝飾為主要形式的所謂“現代主義建筑”或“國際主義風格”，其實是一種“美國式建筑”。在美國文化勢力的推動下，半個世紀以來，這種楞形-硬邊-非裝飾的建筑，像瘟疫那樣在全世界蔓延!

中國建筑界是洋奴的重災區。中國眾多大學的新校區，都是清一色這種楞形-硬邊-非裝飾的建筑。無數中國的中、小學校舍建筑，還有無數的中國城市建筑，也大規模地是這樣風格的建筑。當今中國人生活起居、面對目睹的建筑景觀，壓倒性地是楞形-硬邊-非裝飾建筑。而中國自己的建筑種類和類型，慢慢被淹沒于無影，中國自己的建筑文化精神慢慢被消解于無形。這種楞形建筑，直棱直角，在中國人的日常景觀中到處給人硬邦邦的感覺，散發著戾氣。
 

擺在那里，印著字的東西那是書嗎?在我看來書店里的那些東西多數不叫書，那只能叫“印刷品”。

我覺得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東方的、西方的知識分子都很苦悶。我們通過自己的專業，表面上研究歷史，研究哲學，研究社會學，其實我們共同在找人類發展的模式。美國的文明模式顯然是野蠻、霸道的，讓大家活著不舒服，顯然不是理想的模式。這就是我們古人所批評的霸道，我們古人推崇的是“王道”，“王道”和“霸道”是兩種，美國是搞霸道，搞的大家不舒服，他的人民也不舒服。舒服的是美國中產階級男人，美國中產階級和大款們舒服，而且是男人，其他人都不舒服。過去蘇聯模式也不是理想的人類發展模式，蘇聯的模式我不敢說它是背叛了馬列主義，起碼是在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道路上走入了歧途，導致了他后來迅速的崩潰。

 文章以翔實的資料(特別是近幾年俄羅斯書刊、報紙新披露出來的大量歷史資料)、生動地描述，深刻地辨析蘇共二十大以來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尖銳對立與斗爭。讀起來，猶如把一個電閃雷鳴般的歷史場景再次展現在我們面前。

文章以大量事實，揭露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給蘇聯、東歐各國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并揭示出深刻的教訓。正如文中所描述的：蘇共二十大召開以來的五十年里，整個世界發生了驚心動魄的變化。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已在政治地圖上消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分裂，走向了低潮。如今世界上呈現出的是一種帝國主義國家橫行霸道、剝削和欺壓別國人民的景象。時光似乎倒轉了，歷史似乎走了回頭路。這一切都發端于蘇共二十大，確切地說，發端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五十年來無數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

由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開場的反斯大林的鬧劇已演了五十年，到最近十余年捧場者和觀眾愈來愈少，看來該是收場的時候了。但是演出者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們是不會甘心悄然離開舞臺的。不過他們再要演出，也只能背幾句早已成為陳詞濫調的臺詞，已引不起多少觀眾的興趣了。

作為一個國際主義者，斯大林任何時候都未脫離世界的發展來研究俄羅斯、蘇聯，總是把蘇聯和蘇聯共產黨看成世界革命過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不單單發表了一個報答兄弟黨表達聲援的講話(代表大會上宣讀了來自全球5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發來的賀電)。他實際上預言了會出現反對帝國主義斗爭的基本隊伍，這些隊伍決定了從20世紀中葉到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的世界發展。

斯大林對代表大會的工作是滿意的，大會決定，蘇聯共產黨人全都要意識到自己既是蘇維埃社會、也是世界革命運動和工人運動的突擊隊。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之后，斯大林又活了差不多四個半月。他死后，1952年10月代表大會確定的航行指南被明顯地修正了。

斯大林的這個講話今天看來比當時更具有現實意義，斯大林的評價對認識21世紀初的俄國現實竟是驚人的準確。“所謂‘個人自由’已經不復存在了——現在，僅僅那些擁有資本的人們才被承認有個人權利，而其他的一切公民則被當作只適于供剝削的人。人人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則被踐踏了，代替它的原則是從事剝削的少數人享有充分權利而公民中被剝削的大多數人則毫無權利。”

今天我們討論電視劇的問題，或者比較視野下電視劇的問題，如果把它僅僅歸納到文化層面上是永遠沒有辦法解釋清楚的。我們會認為這些流行文化的東西看上去很和諧，或者說完全互相滲透，但是如果重新把它政治化之后，發現背后實際上還是一種文化角力，而文化角力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亞洲怎么、為什么接受中國的問題。

獄中的革命者們預見到國民黨政權在潰敗前夕很可能實行瘋狂的大屠殺，他們有話要對黨講，“獄中八條”就是他們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的最后訴說和囑托——切實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防止歷史悲劇重演。

它雖樸實無華，明白簡潔，卻揭示了黨內生活和社會生活中一些帶規律性的東西，經受了歷史的檢驗，發人深思，至今仍然有著巨大的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