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學習著作，特別是《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文選》，我的體會是毛主席一生都在踐行實事求是的路線，考慮問題、安排工作都是從實際出發的。這就是為什么黨史上每一次左傾錯誤盛行時，毛主席都被做為右傾的典型批判，而當右傾錯誤泛濫時，毛主席又被指責為極左。實際上，毛主席終其一生既沒有過極右，更沒有過極左。

2011年12月25日，蘇共莫斯科市委最后一任第一書記尤里•普羅科菲耶夫在俄羅斯戰略文化基金會網站刊發《蘇聯解體20年：誰之罪?怎么辦?》一文。文章指出，導致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是三類人：一是蘇聯黨政精英，他們無力應對時代挑戰，一些人甚至走上背叛道路;二是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他們從自身政治和經濟利益出發，目的是要摧毀蘇聯;三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人們，他們不清楚社會政治體制更替會造成何種后果，沒有奮起捍衛國家免于分裂。

各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都由群眾民主選舉產生，選民對不稱職的代表和工作人員，隨時可以提出質詢;代表犯有重大錯誤，只要10個以上的選民提議并經半數以上選民同意，即可以罷免其代表資格。蘇維埃民主政治的落實是動真格的，例如1933年冬天上杭縣下才溪鄉選舉時，選民們在事先公布的候選人名單下面，注了“好”、“不好”、“官僚”等很多意見，選舉結果有23名前任代表落選。

“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于康衢，或有觀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擊壤歌》可能是中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宣言。“帝力于我何有哉!”從根本上否認公權力的價值。

這是一個畏戰的政權造成的，這是一個在面對僅為自己7%兵力的敵人的情況下選擇“壯士斷腕”的軍隊，而且僅延緩了日軍三個月的進攻，淹死自己人89萬，淹死敵人7000.國民政府干下的這樁事就是個定時炸彈、是戰爭時期河南老百姓的催命符。 最讓人悲憤的是，河南人民們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犧牲了幾百萬人的生命養活的這100萬軍隊卻換來了1944年兵敗如山倒的豫中會戰（豫湘桂會戰），人民最終還是做了“皇民”，日軍發現了足夠供應湯恩伯20萬軍隊一年的糧食（100萬袋面粉），而此前1943年間日偽政權和日軍竟然不定期的救濟災民，所以，在豫中會戰期間，一件駭人聽聞的事發生了：有5萬國民黨軍隊被災民繳械。

國民黨大陸統治時期的腐敗究竟有多嚴重?蔣介石應該最有發言權。1948年11月24日，蔣在日記中寫道：“黨、政、軍干部之自私、無能、散漫、腐敗不可救藥。若要復興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棄現有基業，另選單純環境，縮小范圍，根本改造，另起爐灶不為功，現局之成敗，不以為意矣。”其絕望之情，可見一斑。

作者用大量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詳細論證了紅四方面軍在渡河期間、紅西路軍西退及在甘西轉戰期間，兩條路線的斗爭狀況，同時用確鑿的文獻資料證明張國燾路線是這個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起著主導性作用，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則是這個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起著輔從性作用。這就說明，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做出的“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結論是正確的。

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國際歌》被譯介到中國以后，這首經典革命歌曲在現代中國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大的政治影響。本文考察了《國際歌》首句中les damnés一詞的漢譯演變，并從文化史的角度揭示出它的翻譯實際上是與中國革命敘事的主體性范疇——“受苦人”之間實現文化對接的過程。從les damnés到受苦人，體現了中國革命現代性實踐中自外與自內兩條文化線路的一次歷史交匯。

俠早已成為一種泛化的精神氣概與處世風范，沉淀在一代代炎黃子孫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中，俠文化更是作為中國文化的獨特產品而閃耀世界。從某種意義上講，俠的人格魅力在當今時代有增無減，這從如今武俠文學、影視的高度繁榮可見一斑。筆者以為，無論是中華文化傳承與創新，還是針砭矯正社會時弊，抑或塑造理想人格模式，俠的當代價值都是圭璧連城的。

無論是亂世，還是治世，俠都如影隨形地出沒世間，與中國歷史和文化伴隨始終，正如章太炎在《儒俠》中的評價：“當亂世則輔民，當治世則輔法”，俠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代中國依然大有可為。

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了強大的文化沖擊。本土文化在強勢經濟的壓力下出現了許多問題。后殖民理論用其獨特的視角揭示出文化殖民的種種表現。運用后殖民理論不僅有利于更進一步看清“文化霸權”的實質,而且可以幫助第三世界的人們面對現實,夯實民族文化的根基。在文化沖擊的態勢中應該重視文化、增強理解、提高民族文化認同感以應對文化沖擊的挑戰。

西方文明的膨脹過程也是一個文化殖民的過程，全球化的積極響應者是西方,占主導地位的是西方文化,在這場不見硝煙的文化斗爭中要步步為營,努力提升民眾對本土文化的認同感;要把握分寸,因為稍有不慎可能全盤皆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