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子女財產申報制度如果真正執行起來，應該會是一個“反腐利器，但也會因為它的打擊面很寬、威脅到整個官僚系統，受到他們的聯合阻礙。如新出臺的《副處級以上領導干部財產申報新規》就是一個例子：《新規》始終沒有提到干部過去的整體資產如何申報，現有的存款是不是在申報之列；規定的是“共同生活的子女”；官員的父母財產不在申報之列；離退休干部沒有列入申報之列；財產申報的結果還是遠離人民的監督；人事部門沒有多少人來落實官員的申報真實性等。

極端右翼勢力出于解體共和國的特定目的，總是反復渲染一個偽命題，這就是把當今中國究竟應該建立什么民主制度的斗爭，歪曲成為是所謂民主與專制之間的斗爭。其實，各個階級、各個集團之間，都在努力爭奪本階級的民主，爭奪本集團的民主。而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大眾民主則是比精英民主更加高級的社會政治制度，應該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正確方向。

教育產業化政策的主要措施有兩條，一是高校擴招，二是收費增加。高校擴招導致了教育資源大幅稀釋，教育質量下降。收費增加則使得貧困農民家的孩子大量出現上不起學的現象，斷絕了廣大農村農民的子女通向社會上層的主要路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