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核恐怖平衡威懾下，大國博弈依然走向了極化。冷戰后的三十年，美國新保守主義鷹派連續挑動顏色革命，發動戰爭，妄圖獨霸世界，并將全世界都變成他們的附庸。這些愚蠢瘋狂的行動早已透支了國力，讓美國徹底陷入困境。然而，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不但不吸取教訓，反而變本加厲，歇斯底里。為了維持美國霸權，這群戰爭狂人不惜將世界引向毀滅。他們挑起俄烏戰爭充分展示了其瘋狂。
冷靜的務實派在美國被邊緣化，反華反俄成了各方勢力共同的喧囂。本來美國精英集團的如意算盤，是通過極限施壓占盡便宜，最大限度地擠壓中俄等國的發展空間；同時脅迫其“盟友”建立圍堵中俄的包圍圈，迫使中俄讓步屈從，成為美國的附庸。這只是他們的一枕黃粱。對中俄來說，讓步屈從等于滅亡。中俄只能奮起反擊。早已開啟的中美全方位混合戰爭、俄美全方位混合戰爭即將步入新階段。
正是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帶來了內政外交180度的政策轉向。特朗普新政令人眼花繚亂。這一切究竟意味著什么？特朗普能否挽救美國經濟？對大國關系和世界格局會造成怎樣的擾動？特朗普最大的特點是不確定性，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上一輪全球化的舊秩序正在瓦解，世界新秩序正在成型。
如此動蕩的大爭亂世，全球大衰退已經無可挽回，中國該如何應對？本文主要從經濟角度切入，展望大變局。
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及認知敘事，本來是渾然一體密不可分的，但由于經濟牽涉的內容太多，又是各國實力的底盤，把經濟放入相對獨立的分析框架，文章的層次感會好一些。因此本文集中分析中美俄英法德的經濟，以及大變局下這些全球主導力量將如何博弈。結尾綜述，對大變局前景給出整體預判，闡明中國如何應對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只有立于不敗之地，才能贏得最終的勝利。
文章很長，共分七篇，本想用連載，但為了讓讀者能直接一覽全貌，先把全文發出來，隨后我們每天發一篇。
另外，除了注明的文獻出處，本文引述的訪談和美國參議院聽證會等材料，某·站都有視頻。
第一篇：中國必須倒掉新自由主義迷魂湯
第二篇：美國經濟——無處不在的蹺蹺板游戲
第三篇：浴火重生的俄羅斯經濟
第四篇：撒切爾對英國做了什么
第五篇：法國失去貨幣主權
第六篇：德國被動去工業化
第七篇：重置世界秩序
第一篇：中國必須徹底倒掉新自由主義迷魂湯
關于中國經濟的困局及如何破局，馬霞老師早已給出了詳盡系統的分析和解決方案。大家在“馬姐談投資”搜破局系列視頻。講得非常清楚。本文不打算重復這些內容，只想做一點理論上的梳理。
一、何謂新自由主義
改開之初，準備擁抱世界的中國，迎面撞上的正是新自由主義。那么，什么是新自由主義呢？
諾姆·喬姆斯基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說，新自由主義是在亞當·斯密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理念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強調以市場為導向，并且包含一系列關于全球秩序的理論和思想體系，其核心主張集中體現為“華盛頓共識”。大衛·哈維則認為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場政治運動。那么，新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主張是什么呢？
其核心主張：經濟市場化，經濟金融化，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企業私有化，金融去監管化，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資本可以跨境自由流動，政府盡可能不要干預經濟活動，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讓市場自由發揮，經濟就會自動平衡。說穿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對凱恩斯主義的一場反動。
時至今日，很多美國人還拿里根當英雄，認為是他領導美國贏得了冷戰。其實蘇聯崩潰的主因，是蘇共統治集團的腐朽和背叛，而備受尊崇的里根，恰恰摧毀了美國工業地基。里根經濟學的精神內核就是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全稱新古典自由主義（Neo Classical Liberalism），以區別于修正自由主義或現代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成形于20世紀20年代。1920—1940年代發生了兩場大論戰。1920年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發表短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算》，挑起了第一場論戰。米塞斯完全不相信中央計劃有實行經濟計算和合理配置資源的可能性。第二場論戰發生在1930年代，哈耶克作為奧地利經濟學派一員和米塞斯的學生，單方面挑起了與凱恩斯的論戰。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問世不久就遭遇了大蕭條，這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致命打擊，因為大蕭條是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必然走向崩潰的最好證明。大蕭條之前，凱恩斯已經開始反思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1924年11月，凱恩斯在牛津大學發表題為《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的演講，標志著他與當時主流傳統經濟學的決裂。
凱恩斯寫道：“我們過去所依據的經濟原則建立在自由放任主義和自由競爭的假設基礎之上，而現在我們的社會卻正在迅速地與這類假設相脫離。如果我們繼續把這種經濟原則運用到現實社會中，將是一次不理性的冒險。”
凱恩斯幾乎推翻了自由放任經濟學的全部假設。他說：“讓我們來徹底清理一下那些時常被作為放任自由主義依據的抽象或一般原則。假定個人在他們的經濟活動中擁有約定俗成的“天賦自由”，這是不真實的，世上也不存在賦予那些權利的擁有者和獲得者以永恒保證的“契約”。宣稱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必定會相互一致，這是沒有根據的，上天并非是如此來統治世界的。說兩者在實際上是一致的，這也是不真實的，在現實生活中并非是照此來管理社會的。斷言開明的自利必定會促進公共利益，也不是根據經濟學原理得出的正確推論。
而所謂自利一般是開明的，同樣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個人在追求他們各自目標的實現時，常常是太愚昧、太懦弱，以至于甚至在這方面都難以如愿以償。經驗也并未表明，當人們組成一個社會單位來行動時，會總是不如他們各自單獨行動那樣目光敏銳。 ”
大蕭條加速催生了拋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凱恩斯經濟學和羅斯福新政。凱恩斯經濟學和羅斯福新政是資本主義誕生以來最大的一次自救行動，同時宣告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理論的全面破產。
正是因為拋棄了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市場至上理論，凱恩斯強調政府干預市場，加大政府開支，以修復供求平衡。
凱恩斯也向美國政府和羅斯福本人大力推銷其國家干預方案。不能確定羅斯福新政的各項政策措施是否直接源于凱恩斯的建議。可以肯定的是，羅斯福新政為凱恩斯經濟學做了最有力的背書。
緊接著，二戰爆發，各主要國家都轉入戰時經濟。所謂戰時經濟，其實就是管制經濟，也叫指令經濟、計劃經濟。凱恩斯本人不完全支持用傳統通脹式融資和配給制度，來支付戰爭費用。他希望用一整套辦法盡可能建立一個自然價格信號體系，并廢除許多已經實施的管制政策。當時的工黨在政府中有相當的影響力。為了贏得工黨的支持，凱恩斯不得不把他的政策建議包裝成“社會主義”的樣子。但無論如何，已經成熟的凱恩斯經濟學畢竟強調國家深度干預經濟的必要性，而這正是戰時經濟最需要的。
二戰后，凱恩斯主義已經如日中天，成為世界主流經濟學。40多年間，凱恩斯經濟學都是西方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跟凱恩斯經濟學的內在邏輯也是相通的。總之，1930—1960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不吃香的。
1970年代初的兩次石油危機，誘發了西方世界長期的經濟滯脹。這次經濟滯脹，自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但新自由主義學派硬說這是凱恩斯經濟學的失敗，將其歸結為國家干預過度、政府開支過大、人們的理性預期導致政府政策失靈。這是典型的倒果為因，以偏概全。但當時西方各國政府確實拿不出有效的辦法，而凱恩斯學派的信徒們又缺乏創新活力，無法應對新的挑戰，于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改往日受冷落的境遇，一躍成為顯學。
恰在此時，推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撒切爾和里根先后上臺。在里根和撒切爾政府的大力推動下，新自由主義思潮把反對國家干預上升到了全新的系統化理論高度，對帶有社會主義/國家主義色彩的凱恩斯經濟學進行了全面清算。其政策成果的最高峰，就是“華盛頓共識”。
二、華盛頓共識是發達國家給后發國家量身定制的毒藥
1990年，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出面主持，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討論80年代中后期以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的研討會。與會者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國財政部、拉美國家和其他地區部分學術機構代表。正是在這次會上，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原所長約翰·威廉姆森宣稱，參會者在拉美國家已經采用和將要采用的十個政策工具方面，達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識，史稱“華盛頓共識”。
十個政策工具共識：
1、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確保按時償還債務，特別是外債，降低通貨膨脹，穩定宏觀經濟形勢。
點評：這就是財政緊縮政策，實際上壓縮了國內經濟發展，使得后發國家的金融和制造業進一步依賴西方發達國家。
2、把政府開支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文教衛生和基礎設施）。
點評：這其實是主張不保護關鍵產業。所謂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就是指出口，也就是實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戰略。這使得后發國家進一步淪為發達國家的原材料出口地和工業品傾銷地。
3、開展稅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
點評：這是把本應向資本征收的稅負轉嫁給廣大中低收入階層。這導致民眾生活成本大幅上漲，工資也不得不隨之上漲，工業制造越發沒有競爭力。
4、實施利率市場化。
點評：這正是金融賭博游戲的開端。最有利于強勢的外國金融資本控制后發國家的金融命脈。
5、采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
點評：這是后發國家失去金融主權的開始。拉美國家始終陷在泥潭里，根本原因就是沒有金融主權。而失去金融主權的根本原因，就是國家搞所謂的自由浮動匯率，無法穩定貨幣。一個貨幣持續貶值的國家，是沒有經濟主權的，更談不上持久的經濟發展。
6、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
點評：后發國家玩這套把戲，就是中了最毒的一招。
7、放松對外資的限制。
點評：后發國家失去經濟主權，都始于放松對外資的限制。
8、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
點評：國企私有化，國家就失去了對經濟命脈的控制，而后發國家的資產階級幾乎不可避免地會成為發達國家資本集團的附庸。于是，跨國資本集團憑借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優勢，可以對后發國家予取予求。
9、放松政府的管制。
點評：政府去監管化，特別是金融去監管化，是發達國家操控后發國家經濟命脈的大前提。
10、保護私人財產權。
點評：名義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奠基石。冷酷的現實卻告訴我們，這不過是個說辭。跨國資本集團要保護的，只是他們自己小圈子掠奪本國人民及世界人民的財產權。他們會用盡各種手段劫掠后發國家的財產。如果是敵對國家，即便是那里統治階級的財產，他們搶起來也毫不手軟。
所謂“華盛頓共識”，本來是針對拉美國家經濟問題的，但新自由主義浪潮將這些政策工具推向了全世界。特別是用于前蘇東地區的所謂轉型改革，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休克療法”，給這些國家的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給那里的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
諷刺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一整套主張也摧毀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地基。在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中，美西方都經歷了去工業化。這場去工業化消除了西方的制造業優勢，造成了西方不可逆轉的衰落。這完全出乎新自由主義吹鼓手的意料之外。這就是歷史的回旋鏢。
喬姆斯基指出，“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并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實施。”這群新自由主義推手，完全沒有料到他們為后發國家量身定制的毒藥會讓西方中毒更深。就像美國研制病毒生化武器，卻沒料到疫情會先打垮自己。也像奧巴馬-希拉里指望社交媒體在對手國制造顏色革命，卻沒料到社交媒體的反噬力量更沉重地打擊了美國建制派深層政府，而成為特朗普上臺的火箭助推器。
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幻覺與欺騙的合體
中國經濟三大痛點：貪腐、三角債、內卷。中國經濟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外貿。外貿始終強勁，消費一直疲弱，房地產和基建拉動的投資則難以為繼。這就造成今天中國經濟的奇葩景象：擁有全球最強生產力，以及與生產力完全不匹配的疲軟消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經濟甚至是外貿主導的外向型經濟，即所謂“兩頭在外”，進出口的GDP占比一度接近40%。
這其實是發達國家為后發國家量身定制的“畸形二元經濟”。目的是壓制后發國家的工業化，使其始終充當先發國家的工業品傾銷地、原材料及廉價勞力供應地，也就是一輩子給發達國家扛長工。
2025年3月18日，萬斯在美國活力峰會上發表演講時說，二戰后美國主導設計的世界秩序，就是讓落后國家生產低端產品，而美國生產價值鏈高端產品。萬斯不打自招，是因為工業空心化的美國急于讓制造業回流，只好承認當初的算計失敗。美國的精心盤算雖然玩脫了，但在改開之初，這套新自由主義方案確實給我們造成了不小的危害，甚至今天中國經濟結構還帶有其后遺癥。
造成這種困局的根本原因，是改開之初我們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蠱惑。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領軍人物弗里德曼于1980、1988、1993三次訪華。1988年陪同弗里德曼訪華的張五常認為，中國后來的貨幣制度改革深受弗里德曼學說的影響。
“兩頭在外”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很大程度上就是聽信了所謂“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等理論，誤以為中國經濟的優勢就是廉價充沛的勞動力，一直走低工資路線。這導致廣大工薪階層的收入始終很低。加上房地產、教育、醫療、養老四座大山壓得民眾透不過氣，自然沒有消費底氣，消費當然也起不來。產業鏈無底線的內卷進一步壓低了民眾的收入，低工資低消費成為惡性循環。
事實上，英德美等國先后實現工業化和經濟騰飛，都不是靠低工資。除了殖民掠奪戰爭，用武力霸占、壟斷市場和原材料產地，強推有利于自己的貿易規則，列強的經濟政策都是高工資加貿易保護主義，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贏得價格優勢，并把由此獲得的貿易順差轉化為國內投資，進一步推動科技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形成制造與出口的正反饋。這才是英德美等國崛起過程中真實的政策取向。這些政策主張在西方古典經濟學中占有相當地位，在當時執政的精英集團中更是占據主導地位。
取得了巨大的先發優勢后，歐美列強開始忽悠后發國家，全面推銷自由貿易理論。到1920年代，西方學界推出了新古典自由主義（后來簡稱新自由主義）。這其實是對古典經濟學的反動。時間來到1980年代，隨著里根-撒切爾上臺，新自由主義演變為席卷全球的浪潮。這場持續了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學術運動徹底刪改了經濟史，編造了一套“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的理論。
這套過度抽象的經濟學理論，建基于一些基礎假定，而這些假定恰好抽掉了最關鍵的分析要素，諸如“生產率的變動和差異、生產多樣化、資本品貿易、基礎設施建設、國民教育水平、對外移民和資本外流、貿易赤字與外債、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欠發達國家的二元經濟特征、制度和政策的阻礙或促進作用等等。”剔除了這些現實經濟的基礎變量，憑借空想式的推理，自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美西方的資本和技術優勢是天然形成的，而不是靠武力支撐的帝國主義政策塑造出來的。聽信了這套理論的后發國家，會一輩子心甘情愿為發達國家砍柴挑水。
相關問題，邁克爾·哈德森教授講得最透。在《國際貿易與金融經濟學——國際經濟中有關分化與趨同問題的理論史》一書中，教授系統梳理了資本主義興起幾百年來的經濟理論斗爭史，揭秘了列強崛起的真相。
四、中國的成功源于市場與政府兩條腿走路
今天中國沒有成為美西方的附庸，而變成了世界工廠，因為我們畢竟是黨領導下大一統的獨立自主的巨量社會主義經濟體，沒有被新自由主義忽悠，沒有落實那一套荒謬的經濟政策。而且老一輩革命家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早已成為全民共識，實現工業化，邁向產業鏈高端，始終是我黨堅定不移的戰略目標。
中國雖然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干擾，經濟發展方向一度走偏，新資產階級也有很多賺快錢的急功近利，相當程度上扭曲了中國經濟結構，但黨還是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堅定地走向了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我們有前30年打下的扎實的工業底子，有高素質產業大軍，加上艱苦奮斗、忍辱負重，中國人民贏得了過去數十年的全球化競爭，把美西方推到了非常尷尬的經濟困境。
西化派天天鼓噪，中國經濟要走出困局，就要實行徹底的市場化、自由化，其實是要求徹底的私有化。他們心中的“深化改革”，就是要中國學拉美，把糧食、能源、交通、通信、銀行等國計民生要害領域的國企都私有化，政府徹底退出經濟管理，然后經濟就好了。中國經濟成功的根本原因，恰恰是我們沒有被新自由主義思潮困住，而是走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中國特色，其實就是市場和政府兩條腿走路的混合經濟模式。每當失控的市場把經濟帶向邪路，政府就會出手調控糾偏，確保中國經濟大船不偏離航向。
五、金融泡沫與債務經濟
這中間我們走了很多彎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最大的代價就是今天的債務困局。這個債務困局的理論源頭，就是迷信西方的債務經濟。我們誤以為債務驅動經濟是好事，會加速發展。“內債不是債”這種鬼話能大行其道，就是崇拜西方債務經濟的必然結果。
美西方推動債務經濟學的根本算計在于，讓西方工業國始終處于先發地位，控制后發國家的經濟金融命脈，讓后發國家為了還債一輩子當長工。
他們失算了。或者說，他們的計劃在執行中走樣了，因為先發的歐美工業國衍生出了龐大的金融虛擬經濟。
資本的貪婪，不僅把后發國家變成債奴，也把本國的廣大中低收入階層變成債奴。由于資本利得的增速遠超GDP增速，遠超制造業利潤的增速，大量資本涌入金融市場，制造了天量金融泡沫。
自從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登堂入室，里根-撒切爾開始將美西方經濟金融化。經濟金融化的本質，就是金融去監管，也就是以金融創新的名義鼓勵金融賭博。這場金融賭博狂歡已經在美西方持續了幾十年，而金融泡沫化與工業空心化是同步推進的。如今，美西方工業國的去工業化已經不可逆轉。
本來西方工業國計劃通過貿易順差成為后發國家的債權國，進而掌控其經濟金融命脈，并把賺到的順差轉化為國內經濟增長動能，保持科技研發能力和生產制造能力的持續提升。但金融市場的暴利，把順差賺來的錢、海外投資的利潤回流、外國熱錢，以及后發國家的外逃資本，都吸引到了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導致金融市場和房地產持續膨脹，而工業制造利潤卻越來越薄，工業制造能力也越來越差。
美國很多大企業早已不再專注于投資研發和提高制造工藝，而是把賺來的錢用于回購股票，推高股價，增加高管和股東分紅。幾十年下來，美國反而成了全球最大的債務國。今天的美國經濟是靠金融賭博游戲在維持。這就把國家經濟命脈交給了金融賭徒。這就是美西方金融與實體的兩層皮。這也是“畸形的二元經濟”。
六、中國必須掙脫債務經濟的迷思
債務是負擔，是經濟增長的成本，這一點必須成為共識。“內債不是債”“內債不用還”的鬼話，必須唾棄。靠債務驅動經濟，成本很高，風險很大，因為借債投資的回報不一定能覆蓋貸款利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借錢投資房地產的投機客，房租收益有可能覆蓋不了按揭，結果當然是資不抵債，止贖破產。
過去20年，我們學美國債務經濟，搞得民眾大面積負債，特別是很多年輕人深陷債務困境，已經影響到民族的繁衍生息了。
36.2萬億的美債根本不可能償還，這是地球人的共識。債就是債。債總是要還的。“美債不是債”“美元是搖錢樹”，這類胡話囈語只出現在中國學界。美國的國債鐘就是一顆不定時金融核彈。
美債規模還在攀升，只意味著一件事——美國的未來已經被徹底透支。債務經濟的本質就是透支未來。一個健康有序的經濟體根本不需要搞債務經濟。
七、政府發行貨幣不必舉債
當代法定貨幣是政府的預付信用，關鍵是政府如何用好這個信用。管理貨幣的秘訣，是讓資金閉環運行。如果能做到資金閉環運行，讓錢去該去的地方，而不是四處亂竄，政府完全可以自己創造貨幣，而不用舉債發行貨幣。
新中國前30年，老一輩革命家發行貨幣就不舉債，因為他們能讓資金閉環運行。
基于當時的內外條件，老一輩革命家實際上是讓工業領域的生產資金和民生領域的消費資金隔離閉環運行。民生消費領域的資金大多用現金支付，現金支付的部分才需要發行紙幣，當時國家嚴控紙幣發行量。企事業單位之間大宗商品的交易，都采用銀行轉賬。
這就有了兩套支付系統：銀行轉賬和現金支付。老一輩革命家這么干，就是既能嚴控通脹，又能提供工業化所需的大量資金。工業領域的生產資金，實際上在工業部門之間閉環消化了。
這樣就不用舉債發行貨幣。因為沒有內外債負擔，中國經濟增速更快，質量更高。
建國初，蘇聯用固定年息1%給了我們3億美元貸款。其實是給了價值3億美元的機器設備和工業原材料，我們則用農產品和礦產品分期償還。后來我們幾乎沒有借過外債，也幾乎不發公債。
1975年1月13日，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我國財政收支平衡，既無內債，又無外債……”前30年，我們的經濟增速一點都不慢。而且是實打實的物質生產能力的增長，是真正的長筋骨，強肌肉。
當年老一輩革命家靠銀行轉賬和現金支付兩套支付體系，再輔以票證制，完成了資金閉環運行，既嚴控通脹，又快速發展工業。今天我們有大數據區塊鏈平臺化管理手段，一樣能做到資金閉環運行。
老一輩革命家的做法，也得到了當代學者的呼應。1995年之后，邁克爾·哈德森教授曾擔任俄羅斯杜馬自然資源委員會的顧問，并在杜馬就私有化問題多次發表演說。1999年11月2日，哈德森教授在俄羅斯杜馬自然資源委員會發表演講。（《金融帝國——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中央編譯出版社，第二版，363~364頁）
他說：“幸運的是，俄羅斯還有一條出路。首先，它可以創建自己的貨幣。它無需借進外國的美元為其國內預算融資，而是需要印發盧布。借進的美元并不能降低盧布印發后的通貨膨脹率。這些美元其實并不必要，它們的主要作用只是幫助資本外逃。
美國的貨幣主義顧問稱，這種政府開支或印發貨幣用于政府開支會造成通貨膨脹。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在非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新貨幣的創建往往能使勞動力和有形資本運轉起來，這在芝加哥學派的“福音”出現之前的200多年時間里，一直是基本的貨幣理論。”
哈德森教授講的200多年時間里的基本貨幣理論，還是沒有徹底掙脫金本位束縛的貨幣理論。老一輩革命家當年的貨幣實踐才是獨一無二的創造。但二者都認同一點：政府可以直接創造信用貨幣，而無需舉債，或倚仗外匯儲備。
大道至簡，大道相通。今天的中國正需要這樣的貨幣創造。
今天中國經濟面臨著重大困難，但我們的困難有解。只要倒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迷魂湯，以信貸改革為綱，重塑經濟結構，摒棄債務貨幣，啟動財政供應貨幣的第三條線，就能逐步打通產業鏈信貸堵點，消除三角債，化解內卷。具體的貨幣創造路徑，馬霞老師的破局系列視頻早已講得清清楚楚。
具體操作中，要貫徹分而治之的原則：用低息甚至無息貸款讓保障命脈產業的國企不差錢。這樣，為承擔社會責任和戰略任務很難有短期收益的國企，就不會因負債累累而氣喘吁吁；讓有效益的產業鏈不差錢，這樣既能充分激發經濟活力，又不會浪費投資。還要保證戰略高地科研不差錢。總之一句話，讓錢流到該去的地方。這樣既能控制住通脹，又能推動經濟持續健康快速增長。
當下中國最急需的，是一場“債務大赦”。就是根據各個人群不同的經濟處境，分類施策，由中央建立特別資金池，接手或減免債務，至少暫時凍結債務。這樣中國經濟才能重新輕裝上陣。
我們有超強的生產力，物價低，只要路線對頭，完全有能力走出困局。
只要經濟走出困境，中國就立于不敗之地。美國經濟無解。勝利必將屬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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