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義（cynicism）顧名思義，就是言行像“犬”一樣的人。犬儒主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犬儒學派，它出現于公元前4世紀的古希臘雅典，由蘇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 (Antisthenes)創立。犬儒學派將自然與人類文明絕對對立起來，認為“文明已造成人的墮落和罪惡，所以要改造生活，使它返璞歸真，回復自然。”他們崇尚自然簡樸的生活方式，行為怪誕，放浪不羈，因而被雅典人蔑稱為像狗一樣活著的人。比如犬儒學派的代表人物第歐根尼 (Diogenes)常年居住在木桶里，并以此為樂，因而被當時的人稱為“住在木桶里的哲學家”。犬儒學派的主張帶有強烈的反抗色彩，它反思現存的一切世俗價值標準，認為文明社會的地位、金錢和名譽是一切罪惡的源泉，主張追求一種文明社會之外的自然生活方式。這種犬儒主義“標志著一種敵對文化價值的精神，一種不僅駁難而且蔑視由世界所提供的世界觀的傾向。”在公元5世紀以后，犬儒學派逐漸消失，“犬儒”一詞不再指代一種特定的哲學派別，而成為了形容某種處事態度的名詞。
犬儒主義再次進入學術語境，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1968年席卷西方的“六八風暴”失敗以后，西方世界的政治氛圍整體趨于保守，充滿了對政治理想失敗的幻滅感，犬儒主義情緒在西方社會蔓延開來。1983年，德國哲學家彼德·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針對這種現象，出版社了哲學著作《犬儒理性批判》，迅速成為當時德國的暢銷書。斯洛特戴克將犬儒主義定義為一種“已啟蒙的虛假意識”。在終結了基督教的神學統治、破壞了一切舊的道德、理想之后，啟蒙理性又無法兌現自身的承諾（即“一個合理自由的世界，一個整體和諧的主體，一種結束社會不平等的希望”），最終導致了價值理性的缺失和虛無主義的泛濫。啟蒙因而成為了一種“憂郁科學”或“現代的苦惱意識”，“啟蒙，恰恰就借助于這種現代化的苦惱意識奮然前行，一帆風順而又徒勞無益。”這種“憂郁”正是現代犬儒主義者生長的土壤。因此，犬儒主體被斯洛特戴克稱之為一種悲慘而不幸的思想精靈，他永遠處在自我懷疑、自我嘲諷的過程中，因而一直備受煎熬。喪失了對世俗價值和未來信念的現代犬儒主義者，始終處在抑郁和幻滅的邊緣。
作為一種“已啟蒙”的意識，現代犬儒主義者清晰地知道表象背后的本質與真相，但是他們對于這種表象采取了一種完全虛無主義的態度。他們不再信任一切反抗的的意圖和努力，而是順從地接受現實的假象，“他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不過依舊為之”。這種犬儒主義喪失了對現實的反思意識，從“憤世嫉俗”變成了“玩世不恭”。他們顛覆了一切世俗的價值標準，但是這種顛覆并沒有轉化為對現實的反思與反抗，反而轉化成了對現實的全盤接受。一切高低貴賤、一切高尚與丑惡，在他們眼里毫無區別。
德勒茲和瓜塔里指出：“犬儒主義的精髓在于：此地無銀三百兩，在壓根兒就沒有丑行地方宣稱有丑行；而且厚顏無恥地在根本就沒有膽量的地方時刻夸耀膽量。”正因為如此，揭露表象背后的本質的傳統意識形態批判方法已經失效了。斯洛特戴克提出要通過回歸希臘羅馬那種生機勃勃的犬儒學派的精神，來超越玩世不恭的現代犬儒主義。斯洛特戴克用“大犬儒主義”（Kynismus）來指代希臘羅馬學派的犬儒學派。他指出，大犬儒主義的核心精神是“放肆”（frech），這是一種充滿活力的、不被馴服的精神。它并沒有與統治者和官方文化同流合污，而是充滿著對現實社會的諷刺、挖苦和批判，是下層群眾反抗統治階級的武器。這種大犬儒主義“擁有神圣、低沉的音調，并將其提高到荒誕不經的高度，以此揭露隱藏在高貴意識形態用語下面由權力派生出來的自我利益、好勇斗狠和野蠻殘忍……它永遠從個人利益出發闡明一切。”比如當一個政客在群眾面前宣揚愛國的精神和自我犧牲的義務時，大犬儒主義者會毫不留情地諷刺和揭露政客這種虛偽的“愛國”面紗背后的齷齪的個人利益。
齊澤克繼承了斯洛特戴克對“犬儒主義”的定義，并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齊澤克指出，犬儒主義與啟蒙密切相關。從表面上來看，啟蒙理性瓦解了一切外在的權威，但這些權威依舊會從側門返回。在犬儒主義的邏輯之中，某種體制的最終合法性，取決于其是否“有效”。在這種有效性的名義之下，真理被懸置了，對權威的質疑和反抗也被消解了。犬儒主義者以為自己欺騙了權威，但卻成為了權威的犧牲品。齊澤克區分了兩種犬儒主義，即實存社會主義晚期的政治犬儒主義和晚期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犬儒主義。
作為一個斯洛文尼亞公民，齊澤克經歷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晚期的政治狀況。他指出，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后，蘇聯東歐存在著嚴重的政治犬儒主義的狀態。在這些國家中，意識形態日益成為了一種乏味、空洞的例行思想意識。盡管沒有人真正相信執政者在公開講話和政治文件中所宣揚的意識形態宣傳話語，但是大家在公開場合都遵從意識形態的表面儀式，形成了“我很清楚所有的官方意識形態都是假的，但我依然（公開）遵循它”的犬儒主義態度。正如齊澤克所指出的：“最重要的不是根據占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產生的內在信仰，而是要遵循外在的實踐和儀式。”這種對官方意識形態的犬儒主義態度，得到了黨政官僚的默認甚至鼓勵，因為他們自己也共享著同樣的犬儒主義邏輯。他們在公開場合高談闊論，宣揚正統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在私下場合卻完全是另外一套面孔。在這種普遍彌漫著犬儒主義的社會氛圍中，那些真誠相信官方意識形態的人，反而會成為黨政官僚的敵人，“官方意識形態的‘虔誠’信徒在骨子里比玩世不恭者危險得多：它已經超越了持不同政見的范疇。”
如果說實存社會主義的政治犬儒主義表現為公開的服從儀式與私下的犬儒默然，那么晚期資本主義的犬儒主義則表現為公開的假裝自由與私下的服從。在齊澤克看來，晚期資本主義犬儒主義存在的基礎，根植于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本身。曼德爾指出，晚期資本主義時期的壟斷資本，不再遵守任何的規則，“生活在法律邊緣”成為常態。因此，鼓勵越界行為成為了晚期資本主義的常態，這種對禁令的打破與越界，不僅不會危及到資本主義統治秩序，反而會鞏固起到鞏固這種秩序的作用，“現在的秩序召喚著逾越秩序本身的英雄式行為。”因此，在“逾越本身是被唆使的”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犬儒主義者的冷嘲熱諷不僅不會妨礙資本前進的步伐，反而成為了其前進和擴張的動力。與此同時，與第歐根尼等希臘羅馬時代的大犬儒主義者相比，現代犬儒主義者在“知”與“行”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分裂。他們看起來什么都不信，但“其實是最相信的”；他們看似玩世不恭，但是一旦涉及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事情，馬上就轉為錙銖必較。
現代犬儒主義成為了“后政治”時代意識形態的典型特點。博格斯指出，在“政治終結”的狀況下，民眾越來越明確地“逃避公共事務的而走向更加私人化的生活方式”，他們沉溺于普遍更普遍的犬儒主義、消極態度，或者與這種政治事業有關的悲觀主義。”現代犬儒主義雖然以“批判”或嘲諷主流意識形態的面貌出現，讓人誤認為我們已經進入了“后意識形態時代”，但是卻沒有對它造成實質性的損害。相反，他們自以為看穿了意識形態幻覺，但是在行動層面卻事實上支撐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幻象，強化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即“我們越是遠離意識形態，即保持一種‘犬儒距離（默然）’，我們越是受控于意識形態。”
（摘自《馬克思主義視域中的西方“后政治”現象研究》第155-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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