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先鋒隊消亡可不是說不要先鋒隊了，取消先鋒隊的領導是機會主義的歪曲，他們妄想將無產階級革命拖進自發性運動的泥潭。因此我們說的先鋒隊的消亡恰恰是要先鋒隊的領導，只有先鋒隊的領導才能一步步達到先鋒隊的消亡，這對矛盾是統一的還不是對立的。通俗的說是讓整個無產階級達到先鋒隊的標準，而不是讓先鋒隊消解在無產階級中。無產階級成為先鋒隊，那么自然先鋒隊就消亡了，無產階級成為真正的自為的階級。
2、先鋒隊消亡和先鋒隊領導絕不是兩個相互矛盾的原則。先鋒隊的領導是貫徹到底的，世界上只有無產階級政黨這樣的政黨才能自己領導自己走向消亡。“要給群眾監督權嗎？”這毋庸置疑，群眾從一開始就有監督權，但是成熟的民主集中制就要保證群眾的罷免選舉只有在符合正確路線時才通過，不符合正確路線時就要被否決；群眾專政的擴大，根本上還是群眾先進意識的擴大，而權力擴大只是隨著先進意識擴大而表現出來的表象。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群眾的政治經驗已經如此成熟，以至于他們能夠根據具體情況靈活地舉行選舉、罷免、推薦、委任乃至專政，因而任何法權規范也就不再存在了，先鋒隊也就自然消亡了。
在辯證法中，否定不是簡單地說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隨便一種方法把它毀掉。——《反杜林論》恩格斯
在人類社會如何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先鋒隊如何伴隨著階級的消亡而消亡的問題上一直存在著不少誤區。有些向“左”演變成先鋒隊“高尚的”主動把權力放讓給群眾自治，有些則向“右”要求限制先鋒隊的領導權力讓他被動的接受“群眾改造”。歸根結底，所有在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的時期把先鋒隊和群眾對立起來，也就是把先鋒隊的領導和先鋒隊的消亡看做是兩相矛盾的觀點，實則是沒有意識到無產階級先鋒隊有著與人類以往歷史上任何政黨都全然不同的特殊性。要消滅階級社會也就是要消滅階級誕生的物質基礎，而我們知道這件事情是不可能憑自發性來做到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先鋒隊這個無產階級自覺因素的代表不僅絕不能被取消，也不能被限制，反而要大力的加強他才能“消滅”他。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再到共產主義，這其中最根本的變化莫過于社會生產關系的變化了，因此我們可以嘗試從社會分工的消亡來理解先鋒隊是如何消亡的。消滅分工不是單純的宣布不再分工了，這只不過是在形式上拒絕承認分工而已。隨著現代大工業的繼續發展，科學創新、社會生產只會涌現出更多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生產過程也會更加的細化，更多的需要人們進行分工協作。消滅分工不是要消滅這個客觀事實，這是根本做不到的，而是要消滅分工用物的關系代替人的關系的特殊作用，當人們自覺的組織起分工時，固定著人為人的創造物而服務的異化的分工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沒有等級分別的各盡所能。
同樣的，先鋒隊的消亡也不是簡單的否認他，不是使他倒退而是使他從特殊上升到普遍。如果把政黨視作政治上的分工，那么先鋒隊的特殊職能（既政治領導）隨著群眾越來越普遍的掌握而不再特殊，因而先鋒隊也就變得“用不上”了。但是我們知道，這樣的變化是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的，人類社會的改造一定是一個較長時間跨度的尺度。如果我們按照無產階級中先進分子的占比變化，也就是按先鋒隊的政治覺悟在社會中普遍化的程度來劃分幾個階段，階級的消亡是一個有順序分階段的過程。先鋒隊消亡革委會消亡革代會消亡人類社會進入高級形態。
因為政黨本身只是一個組織機構，他的性質要看他內部的填充物，他的變化也就是看他新陳代謝的情況。始終走在前列踐行著正確路線的先鋒隊是絕不容許落后分子的，所以我們用黨員和群眾之間在政治覺悟上的差距來判斷階級社會消亡達到了哪個階段的標桿是最合適不過了。
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立即以巴黎公社原則組織起的革委會時期，這時候社會上還有大量資本主義復蘇的殘余土壤，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還只占社會中的小部分。這時候的社會生產和政治活動，雖然已經由群眾自主的廣泛參與和管理了，但先鋒隊必須起到一個復核、掌舵的作用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在具體上實現和保證掌舵的能力，當然是通過黨在革委會中所委任的干部。群眾的社會主義意識正在跟各種機會主義既企圖在社會主義下復活的資本主義意識的斗爭中成長，但他們這時所選舉的代表在政治上還不穩定，經常受騙上當。所以需要先鋒隊代表群眾對革委會進行領導和監督。
而到下一個階段，革代會還沒正式掛牌成立，但是社會主義意識在社會中的普通程度已經提高了一個階段，即群眾在其決策管理社會的表現上已經壓倒了機會主義和自發性，社會中還有不少資本主義的殘余，但已經不存在資本主義復蘇的要素了。這個表現具體來說就是先鋒隊的領導和復核監督的效果跟群眾自己處理的是一樣的。這時候先鋒隊的特殊職能就已經被革委會掌握了，也就是被占群眾相當一部分的先進分子掌握了。即使先鋒隊還沒有在名義上消亡，但也已經在事實上消亡了。
革委會消亡的過程可能是比較“悄無聲息”的。如前文所說的，先鋒隊這個標桿當然是堅決的和落后因素劃清界限，不降低自己的標準。但是這時候大量群眾的政治覺悟水平本身就已經很高了，即使黨的標準是“苛刻”的也不能“阻攔”他們入黨，因而黨員的數量大量增加質量也更好了。這時社會中的大部分人，一邊是以群眾的身份選舉代表，一邊又以黨員的身份參與黨內選舉委任干部。那么干部與代表之間也就沒什么差異了，而且隨著黨的擴大，這些干部實則更像代表了。
而最后一個階段的變化可能就顯得十分“平凡”了。這時候絕大多數人的政治覺悟都已經達到職業革命家的水準了，社會主義意識的普遍就像成為了一種社會常識一樣，可能誰不懂得社會主義政治就像不懂1+1=2一樣讓人感到詫異奇怪。因而通過一個代表機構來處理社會問題只是流程形式上的業務需要，人們碰到問題就自覺的組織起來解決問題，組織已經變成無需贅述的常態了，已經完全變成像筷子一樣隨心所欲使用的工具了。這個時候形式上的代表也已經在實質上消亡了。這個時候階級社會的最后一點殘余也消滅的無影無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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