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南宋滅亡后，蒙古貴族與漢族官僚大地主勾結起來建立了聯合專政的元王朝。元朝統治者有意制造民族仇恨與糾紛，把人分為四等，以便于其統治。對各族的大地主大官僚階層加以籠絡，給他們官當；大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則給蒙古貴族出謀獻策，教給他們統治人民的反動經驗。元朝統治90多年，對人民殘酷剝削，橫征暴斂，人民根本無法生活！各族人民的武裝起義一直沒有中斷，最后終于在公元1351年爆發了紅巾軍大起義，吹響了推翻元朝的號角，于公元1368年元朝滅亡了。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早年投入農民起義中，在這期間逐漸背叛革命，成為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最終竊取了農民起義果實并擊敗其它地主割據集團，建立明王朝，當了皇帝，成了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反動統治者。明代土地高度集中，皇室貴族和官僚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這些特權階層占田雖多，但不納賦稅，全國負擔大部都轉嫁到農民身上。到明代中期，階級斗爭日益尖銳，封建統治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當時程朱的學說已經成為僵化的教條和地主階級士大夫獵取功名的工具，逐漸失去束縛人心的力量。于是王守仁（即王陽明，生于公元1472年）站在官僚地主的立場上，繼承并發展了南宋陸九淵的主觀唯心主義，強調人的主觀意識，宣揚封建道德是人人心中內在固有的先驗意識，企圖用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代替程朱學說，作為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精神力量來挽救當時的政治危機，他本人更是一個瘋狂鎮壓農民起義的大劊子手。
王守仁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得出“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王文成公全書》)的反動結論！所謂山中賊是他對起義農民的誣蔑，所謂心中賊是指一切不利于封建統治的思想。他認為，武力鎮壓農民起義還是比較容易的，而要徹底消除人民反抗封建壓迫的思想就困難了。他建立主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的目的，就是企圖用來消除一切不利于封建統治的思想，以加強封建道德的控制力量。王守仁認為封建道德觀念就是人人心中固有的先驗的意識，就是心中之理，這心就是一切的根本。于是就提出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的主觀唯心主義體系。堅決否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是不依賴人的主觀而獨立存在的唯物主義觀點，斷言“心”是“物”存在的基礎。王守仁認為人心是宇宙的本體，也是天地萬物的主宰。他說:“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是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王文成公全書答季明德書》)又說:“心之本體無所不賅”。(《傳習錄》)即是認為心這個本體無所不包，整個宇宙萬物都在人的心中。把自然和人類社會的一切事物以及各種道德觀念，都說成是心所派生的。
王守仁用詭辯的方法，論證客觀世界不能離開人心而存在。在《傳習錄》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先生(指王守仁)游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于我與汝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是不會因為人沒有看見它就不存在的，這是最普通的生活常識。但是王守仁卻說:人未去看花時，人沒有感覺到它，這時花也不存在，與人心“同歸于寂”；人去看花，有了花的感覺印象了，于是“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這就是說，花的存在完全依靠人的感覺。這是十足的主觀唯心主義的詭辯！列寧曾在批判主觀唯心主義時指出:“如果物體像馬赫所說的是‘感覺的復合’，或者像貝克萊所說的是‘感覺的組合’，那么由此必然會得出一個結論:整個世界只不過是我的表象而已。從這個前提出發，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認別人的存在，這是最純粹的唯我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 王守仁就是根本否認客觀物質存在的“最純粹的唯我論”者。他不承認離心獨立的客觀世界的存在，但卻又承認別人的心的存在，這是唯我論者不可避免的矛盾。王守仁宣揚露骨的主觀唯心主義，武斷否認物質世界的客觀存在，反映了封建地主階級的日益反動和沒落，反映了當時封建社會陷于嚴重的政治危機。他們不愿看客觀事實，無限夸大主觀意識的作用，借以自欺欺人。他的主觀唯心主義是處在重重矛盾中的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一副自我安慰的強心劑。
在認識論上，王守仁從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的觀點提出“致良知”的學說，這是一種先驗論。他否認客觀物質世界，否認客觀規律，當然不承認人的認識來自對于客觀世界的感覺經驗。相反，只是對本心良知的自我認識。他認為人都有良知，就是生來固有的關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是對心中之理的自我認識。他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傳習錄上》)。良知是心的本質，是先天固有的認識。良知也就是天理，一切事事物物及其規律都包括在良知之中，達到本心的良知，也就達到了對一切真理的認識。因此，他提出對于所謂“格物致知”的主觀唯心主義的解釋。他認為致知不是尋求對于外在事物的知識，而只是達到本來固有的良知。格物不是考察客觀的事物，而只是改正自己的所思所念。他以為所謂物就是所注意的內容，即所思所念。格是改正，格物即改正那些不正當的思念。他又舉例說:“如意用于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為一物；意用于讀書，即讀書為一物” (《答顧東橋書》)。這是說，物不是離開人的主觀意識而獨立存在的，而是主觀意識的內容，即所思所念的內容。事實上，“事親”，親是客觀存在的；“治民”，民是客觀存在的；“讀書”，書是客觀存在的。所謂“事親”、“治民”、“讀書”等事是主體對于客體有所活動，其中固然表現了主觀能動性，但仍以客觀事物為對象。王守仁以物為事，這是偷換概念的詭辯手法！客觀世界中的變化也可叫作事，但他所謂事是指人的活動，這事與物是有區別的；以物為事，就是把客觀對象僅僅看成主觀活動，取消了物的客觀實在的意義，認為意識的對象不能離開主觀而存在，這是完全錯誤的謬論。
王守仁還講過:所謂致知格物，就是把我心的良知推致到事事物物上。我心的良知就是天理。把良知的天理推致到事事物物上，那么事事物物就都合理了。致我心的良知是致知，事事物物都合理就是格物，這是合心與理而為一的。這所謂事事物物不是離開心而獨立的，而是依靠心而存在的，事事皆得其理，也就是心中所思所念的內容都符合封建道德的原則。王守仁把良知說成是一切知識的來源，同時，良知也是一切是非善惡的唯一標準。他說:“良知之外，別無知矣”(《答歐陽崇一書》)，又說:“凡所識善惡之機，真妄之辯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答顧東橋書》)。意思是說，除良知外，別無任何知識，是非善惡離開了良知也就無法得到衡量。一切都離不開個人心的良知，王守仁在這里，完全取了事物的客觀獨立性，取消了知識的客觀內容，赤裸裸地鼓吹主觀唯心主義的先驗論。
王守仁認為認識都來自內心，不承認外在世界是認識的源泉，當然不會承認實踐是認識的基礎。但他又提出“知行合一”，這在他的主觀唯心主義認識論中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他的先驗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他所謂知行合一不是認識與實踐的統一，而是把知行“合二而一”，以知為行。他反對程朱學派的知先行后論，強調知與行的不能分離。他曾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傳習錄上》)。知是行的主導，行是知的體現，知是行的開端，行又是知的完成；知中含行，行中含知。這些話只是強調知行二者不可分離的關系。他的知行合一論就是把知行說成一件，其主旨在于行歸知，以知為行，把行說成為“一念發動”，完全抹煞了真正的行的客觀意義。王守仁講知行合一，常常閃爍其詞，牽強附會。他從知行的不能相離。進而認為知行只是一事的兩方面，只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切實用力的方面叫做行，覺悟理解的方面叫做知，兩者是不能分開的。即所謂“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他更進一步提出“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即以知為行的論斷。一念就是行動，動機即是行為，這樣他就把所謂行歸結于知，取消了行與知的區別。這是王守仁知行合一論的中心意義，這也表明了他的知行合一論的目的所在。這和他的主觀唯心主義是一致的，既然心外無事，心外無物，當然心外無行，行只是心內的活動。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論否認了行與知的區別，消行歸知，完全抹煞了作為實踐的行的重要意義。他明確地說:“外心以求理，此知行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門知行合一之教”(《答顧東橋書》)。“知行合一”，就是“求理于吾心”，這也就是說把知和行在主觀內心合一起來，而不是統一于客觀物質世界。所以，王守仁所謂知行合一，也就是他所謂的致良知，良知是知，致的工夫就是行。他所謂知指道德意識，不是我們所謂認識；他所謂行指道德修養，不是我們所謂實踐。他所謂知行合一，就是強調封建道德意識和封建道德修養是一回事，教人把封建道德觀念和封建道德修養密切結合起來，而不是講認識與實踐的關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它與辯證唯物主義所講的知行統一觀絲毫沒有共同之處！如果認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講認識與實踐的對立統一，這不過是把二者的關系倒置了，這種說法是故意抹煞先驗論和反映論的根本對立，用主觀唯心主義來冒充辯證唯物主義的欺人之談！！！
王守仁之所以提倡主觀唯心主義的“知行合一”,其用意也是十分明確的。他說:“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 雖是不善，然卻未行，卻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傳習錄下》)。這就是說，他所以要提倡“知行合一”，是要從思想上根本防止任何違背封建統治制度的念頭出現，這也就是他所謂的“破心中之賊”，目的是為了維護和鞏固明王朝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動統治。王守仁認為心的內容就是“天理”，良知也就是心中的天理的自我認識。但人除了良知之外還有私欲，私欲就能遮蔽良知。于是他特別強調“存天理去人欲”，他說:“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傳習錄上》)。他所謂天理只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則，而封建道德只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的反映。他是把封建專制主義的社會制度當作天理，當作天經地義，當作永恒不變的最高原則。而他所謂的“人欲”則是一切違背封建制度的思想感情和行為。“存天理去人欲”的說教，主要乃是反對勞動人民的反抗封建壓迫、要求提高政治和經濟地位的階級斗爭。
王守仁還認為，只要能“致良知”，那就不必死記關于封建道德的教條，而一切行為自然就合乎封建道德的標準，到什么時候應該怎樣做，良知自會知道，不必背誦傳統的禮節儀式等等。在王守仁看來，程朱的理學過于煩難，不易一般人所了解，不易起麻痹人民意識的作用。所以他提出一個以簡易為特點的主觀唯心主義體系，以便于更有效地愚弄人民。王守仁的“致良知”論，本質上就是把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說成為一切人所生來固有的東西，這樣讓人把封建道德看成是自發的而不是強制，內在的而不是外來的，使人更容易接受封建道德的束縛。他又強調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只要信仰封建道德的最高原則，在實際行動上可以靈活運用。他所宣揚的道德說教在當時有很大的誘惑性！
王守仁以“萬物一體”為修養的最高境界，他講什么“圣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對于天下的人，不論內外遠近，都看作“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答顧東橋書》)。在《大學問》中他更詳述了這種精神狀態，認為這種境界也就是“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他的這些話是剝削階級最虛偽的說教，目的是用來麻痹人民的斗爭意識！他所謂“安全教養”，實際上就是讓勞動人民更馴服地接受封建道的約束，不使一個人有反抗封建統治的意念。他雖講“萬物一體”，卻又反對愛無差等，強調“厚薄” 之分的合理。他講“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買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厚薄的分別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越”(《傳習錄下》)，王守仁一邊高談什么“萬物一體”，什么“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對于農民的起義，又一邊加緊鎮壓、瘋狂屠殺。王守仁自身的言與行充分暴露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偽善面目，令人作嘔！
王守仁還講了所謂“拔本塞源之論”，即要求拔掉一切反抗思想之本，塞著一切造反行動之源。他講圣人“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讓天下人民都除了提高物質生活的要求，安于受剝受壓迫的地位，“終身處于煩劇而不以為勞，安于卑瑣而不以為賤”(《答顧東橋書》)。這樣，封建統治就安穩了，封建制度就永世長存了。這不過是官僚地主階級的癡心妄想！王守仁主觀唯心主義的主要意義就是把封建地主階級的道德觀念說成為一切人心中固有的先驗原則，這樣給予封建道德以內在的根據，使封建道德重新在人心中生根。他企圖用這種說教來維護當時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宣揚人人都天生具有以地主階級的封建道德為內容的“良知”，以靈活的良知來代替程朱學派的呆板煩瑣的教條，提供了一副易于被人接受的精神麻醉劑。他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特別強調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富于誘惑性和吸引力，在明代后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晚明時期，陸王學派的心學廣泛流行，幾乎取代了程朱理學的地位。陸王心學和程朱理學都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世界觀，他們的爭論是唯心主義陣營內部的爭論。王守仁發言立論的主要矛頭都是針對唯物主義的，這里表現出了哲學上兩條路線的激烈斗爭。王守仁的唯心主義流毒很廣，反動派大力宣揚所謂“陽明心學”，當年獨夫民蔣介石鼓吹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結合帝國主義法西斯思想，宣揚反動透頂的“力行哲學”，一些政治騙子也吹捧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繼承了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同志們必須有所認識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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