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在拋開其意識形態話語后，我們才可以透析二者作為體制的背后，到底意味著什么樣的制度性質。
在詳細討論“社”“資”差異之前，必須厘清二者生產目的的本質區別。先說說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生產是為了追求利潤，以資本增殖為根本導向，無論是各種改革的“縱深化”（即對于剩余價值的進一步榨取，例如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與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擴大化），還是諸多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偏心”，我們都可以明晰這一問題。
然后就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第一，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機器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無論是利益取向還是建設問題上都沒必要把利潤生產放在第一位，因為利潤的絕對擴大化生產根本就不是無產階級的生產目的；第二，無論是從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上來講（搗毀剝削階級的“顛倒的”歷史）還是從對于生產的“否定之否定”來說（取消掉生產者對生產的間接性掌握），價值規律都完全沒有必要居于一種統治性的地位，支配著生產，并使無產階級以被支配的形式盲目地生產著。
這里，集中說一下價值規律的問題，我們可以簡單理解其為——“勞動創造價值”，總的來說，就是整個勞動價值論得以存在的社會關系所展現出來的規律。第一，價值規律是商品交換中的規律，無論是從進一步發展生產力，通過生產關系的革命化解決發展問題的角度上來講，還是從顛倒資本主義的向度上來說，都無法把商品交換視作一種必須承認并永久得到發展的關鍵，商品交換本身就是亟待消滅的舊的社會關系，更何況其中的資產階級法權（在商品交換中，買賣雙方以“等價交換”為原則，表面上體現自由與平等的法權關系）更是整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嚴肅指涉對象。
第二，社會主義是一個過渡性的階段，是一個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無論是否承認，在這個階段，即使當下的物質上資產階級不復存在，精神上和客觀上的產生條件也一直存在著，并且意識形態斗爭總是你死我活的斗爭，是在政權上的爭奪戰。以胡風和梁漱溟為例，前者試圖通過所謂“傳承魯迅精神”來反對我黨在文藝陣地上的正確方針、路線，而后者企圖通過打出支持我黨在農村的建設紅旗來否決黨的正確方針、路線。無論是毛澤東時代還是后毛澤東時代，我黨都經歷過這種嚴肅的意識形態斗爭。
此外，我想接著強調另一個問題，這個也是我在《市場社會主義——一場社會主義者之間的爭論》里看到的。“當人們談到使整個社會革命化的思想時，他們只是表明了一個事實：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一致的。（馬克思語）”然而其中的辯護者不過只是為改良主義做著辯護，他們甚至自己也沒有認識到，這種對于社會關系的工具理性化最終只會導致整個社會的完全失序。繼而讓我們通過歷史談談看法。
如果我們遺忘了歷史，歷史就會作為最為尖銳的武器刺向我們的后背。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騰飛事實上造成了這樣一種言論——“中國如果早點實行市場經濟就好了”。我想分兩個視域展開討論，第一，我黨的歷史決策從來不是什么單純的意識形態的結果，無論是我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井岡山道路”，還是我黨社會主義探索時期的計劃經濟改革，都不是作為意識形態話語所出現的，而均是從屬于“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客觀分析而出現的。
“前三十年打基礎，后三十年起飛”
讓我們先從毛澤東時代獨特的計劃經濟說起。大躍進時期，“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實行工人、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在當時還并不作為企業管理制度的指導方式，這時大部分企業實質上是采取蘇聯的“馬鋼憲法”（“一長制、專家治廠與物質刺激”）。如果有人說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是通過“學習”蘇聯所建設的，這絕對是不合適的，首先是工廠管理制度，毛主義在工業生產上用一個詞就可以概括——“政治掛帥”，而彼時的蘇聯卻是“利潤掛帥”。再者，當時我國對企業的放貸不是刺激利潤，而是進一步節省資源，因為生息資本的回流完全是渺小的，這同蘇修對利潤的進一步攫取完全不同。
與此同時，財政收支權、物資管理權也再次下放。此后，周恩來、鄧小平適度加強了中央政府的主導權，但到“文革”結束時，中國已經是一個相當分權化的國家，與蘇式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迥然不同。與蘇式體制相比，中國成百萬中小企業的存在、各地相對完整的產業體系，以及分權的計劃體制為改革開放后的市場競爭創造了有利的制度條件。除此之外，盡管歷經波折，毛澤東時代不僅取得了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見圖2），也為改革開放后的高速經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硬件”與“軟件”基礎。
——王紹光《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探索，“軟”“硬”兼具》
中國有著高度分權化的計劃經濟體制，這一點是與蘇聯完全不同的特點。如果我們說，吃了第一口饅頭沒吃飽，于是又吃了兩口才吃飽，但我們總不能說“早知道吃第三口饅頭就好了”吧，以此類推，這就是長期養成的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習慣造成的后果。（限于篇幅，這里建議去讀《中國·政道》當中的“前三十年打基礎 后三十年起飛”的原文部分）
第二，立足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性質與階級力量的歷史情況，無產階級的政權無法忍耐民族資產階級篡奪革命果實，并且在一個沒有充足的資本原始積累的地方，無論是從農村上通過小農經濟強行支撐資本積累，等待著漫長的階段性發展再完成過渡，通過維護已然是落后的生產關系的再生產，無疑只會遭臨世界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還是說通過發展資本主義來做到達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都是完全烏托邦性質的幻想，在帝國主義時代，如果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特別由于中國是后發國家，就只會淪為老牌帝國主義的附庸，這樣，革命根本就沒有必要了。
那么，無論是中國初期的經濟情況，還是中國的資源儲備量，都無法忍受“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的市場經濟，反之，在國家統一調劃當中，一方面可以做到合理調度資源，另一方面可以顧及國防問題（參考抗美援朝與中蘇對峙）。并且我們也可以通過抗美援朝看出，民族資產階級或許在反帝反封建斗爭時是一位革命的同盟者（縱使其同時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階級），但是在面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建立政權時迅速地由于其階級本性轉到反革命的陣營當中，而三大改造的和平過渡也是在我國已經進行了各式各樣的殘酷的階級斗爭之下才完成的。
盡管，歷史的真相如此，依然會有人強調市場經濟是為了滿足人民需要，前文已經闡明，這里做個總結，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價值規律對于生產的調控。（需要注意的是，蘇修的經濟體制是相較于南斯拉夫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更加高級的“計劃的”資本主義，即壟斷資本主義，這個時候無論其改革重心是否調整到市場的擴大化上，其利潤掛帥以及政權性質方面都已經使蘇修成為事實上的資本主義帝國了）那么通過商品交換中介了的生產活動，就會使“滿足需要”成為次于利潤擴大化的行動，這個只需看柯西金改革后蘇聯消費品生產與奢侈品生產的失衡問題便可明白。
到此，簡單談談“新經濟政策”的問題，簡略說一下吧，列寧自己都強調過，新經濟政策是“倒退回國家資本主義”去的政策，這樣，我們就可以批駁掉某些人把新經濟政策放在社會主義之下強調合法性的言論的謬誤了。那么，列寧“憑什么”？就憑這種暫時的“倒退”有我們手里最堅實的“物質基礎”——“無產階級專政”。
自覺性問題
在我看來，“前三十年”的后半部分的思想，并非毛一時的“天才”，特別是近日回讀黨史發覺——“整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探索中對于自覺性的強調，都是‘人民戰爭’和‘放手發動群眾’的思想體現”。對于自覺性的引導和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都是我黨在戰爭時期早期的偉大實踐的再次彰顯。
在私有制的反動世界中，意識形態所扮演的角色是對“大多數”的奴役，也就是對于群眾的“愚化”，而在公有制社會里，歷史必須來到這種“被顛倒”當中，也就是說，意識形態的目的不是對于革命的反動，恰恰相反，它是對于反革命的反動。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這在無政府主義者那里被視為所謂的“對革命的背叛”，然而正如階級斗爭的目的是消滅階級一樣，成為統治階級的目的是永遠地消滅統治階級，拔除其社會根源。
只有群眾切實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武器，無產階級專政才得以被“自覺地”保衛，革命才得以不會被背叛（CR的最大敗筆之一，就是它根本沒有完成對群眾的足夠教育）。除此之外，還需注意一個問題，就是公社原則當中的人民武裝問題，亦即群眾對于鎮壓性國家機器的真正掌握與否，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明晰的是“人民戰爭”的要點包括人民群眾對于武器的掌握，群眾應當掌握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這兩者，才能夠從兩方面牢牢地捍衛革命果實。
自覺的群眾如果喪失了對于武器的掌握，就會完全落入上層的操縱當中，若是掌握不了鎮壓性國家機器，且不說先行的武裝對于群眾的激烈鎮壓，單單是整個領導權的被篡奪（見蘇修之后的群眾抗爭）都會引起極其嚴重的反動勢力反撲。
群眾有權知道更多
群眾能夠做到更多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