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產力，新在總結新時代，糾正長期以來慣常的認識誤區。有人以為新質生產力只是換了個名詞，這是不準確的。
1， 新質生產力不是中性生產力
1959年12月21日，毛主席批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講生產力的問題，沒有講清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有什么不同的特點。”
《資本論》指出的“如果整個勞動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二者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這個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馬恩文5，581）毛澤東的批評，是對馬克思這一觀點的進一步解釋。
社會主義生產力以生產使用價值為主要目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力則以壟斷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產力發展中，“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發展是硬道理”等的混亂折中理念應當得到辨析和擯棄。
習近平同志在2024年1月31日中央集體學習中最新總結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
在原有生產力類型基礎上發展新質生產力，是要在生產資料的科技創新中，深化改革，以勞動中平等、能動的動態分配關系，建立有效率、可持續、有活力的以客戶為中心的市場主體，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所有制變革。
培育新質生產力，應該對從中性生產力出發的所謂“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原理”做出檢驗和甄別。例如對于市場經濟中的價值規律，清楚認識“商品不只是當作商品來交換，而是當作資本的產品來交換”（馬恩文7，1014）不混淆價值規律在社、資兩種商品經濟中不同生產方式的特點和適用范圍，例如利潤最大化原理只能運用在最大程度地滿足社會需求前提下，競爭規律必須服從全國一盤棋和良性競爭等。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政府有為的自覺性、方向性，準確引導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
2， 從生產力的量度到認識論高度
生產力由人與生產資料構成。馬克思認為，生產資料具有測量生產力發展和指示人際關系的雙重作用（馬恩文5，210）。生產力有哪些新發展，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是認識世界，即科學發現的廣度和深度，二是改造世界的效率。
“科學主要講的是怎么正確認識世界，而技術主要講的是怎么更有效地改造世界。科學常用的詞是探索發現，科學探索發現的是本來就客觀存在，只是人類目前還不曉得的物質運動規律。技術常用的詞是發明創造，是發明創造出世界上原本沒有的東西。”（《毛遠新：毛主席談科學技術》，新文化研究公眾號，2023.11.18）
毛主席的這一觀點，教科書中少有，卻是科學和技術發展的唯物主義。
科學發現是科學實踐中新的認識，是對具體物質運動從雜亂零碎的感性認識向相對系統的理性認識的飛躍，包括從相對初步的理性認識向更深層次理性認識的升華。科學發現是技術創新的先導。
OpenAI和深度求索作為語言類大模型，通過海量數據訓練，具備跨語言跨領域文本生成、邏輯推理和多模態交互能力，特別是深度求索的開源，實現技術普惠。大語言模型具有強大的產業賦能意義，但其性質依然是認識世界，反映世界的科學發現和知識傳播。
把科學發現運用在改造世界，就是技術創新。這是理性認識投入實踐并接受實踐檢驗。是從認識世界向改造世界的飛躍，既是人類實踐認識鏈的運動，又是新質生產力的物質生產主體。
在人工智能中，在語言類模型的通用平臺作用下，應用類模型，如操控機器人進入生產資料的生產各應用系統，也進入物流、醫療、金融、軍事等應用系統，協作性空前提高，是總勞動中“總體工人”的器官延長，是空前效率的改造世界。
大語言模型可作為應用系統的“智能中樞”，調用外部工具或數據接口完成任務，把人類改造自然界中的理性認識功能提升到空前階段。而創新鏈和產業鏈“無縫對接”，就是理性認識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
可見，科學發展是改造世界的必要條件，技術創新，提高為人類無止境地生產使用價值的效率，是科技創新、改造世界的目標。
3，新質生產力是經濟決定論的生產力
人類按目的和需要改造世界，是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馬恩選三，776）為基礎的，包括其前提生產資料的生產。
縱觀歷史，對于手推磨、蒸汽磨以及人工智能對應的社會，馬克思主義不斷總結出了社會矛盾運動中物質生產的經濟決定論：由恩格斯代表馬克思總結的“合力論”、“中軸線”（馬恩文10，593、669）；由列寧總結的辯證的唯物主義，而不是以唯物主義為重點的辯證唯物主義（參見列選二，224）；也即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階段，“政治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的抓革命，促生產。
經濟決定論始終存在著與脫離物質生產及其意識形態的矛盾，除了赤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特別是與假馬克思主義的矛盾：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矛盾，與本質上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的唯經濟決定論的矛盾，以及與唯經濟決定論、西方經濟學合流實現的實用主義的矛盾。現階段與實用主義的矛盾最為普遍，它們對于市場經濟，以“對生產一般適用的種種規定”為入口，忘記本質差別，“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記這種差別”。（馬恩46上，22）
正如習近平在10年前總結指出的：“經濟學雖然是研究經濟問題，但不可能脫離社會政治，純而又純。”（求是，2020.8.15）這個觀點，是向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政治經濟關系觀點的回歸，其實踐，首先在于用對立統一的觀點對待市場經濟，包括對“市場一般性原理”的去偽存真。習近平提出的“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以及“新質生產力”，就是不斷思想解放的成果。
歷史一再證明，經濟決定論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特權、修正主義折中的矛盾，構成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矛盾。這是新質生產力矛盾運動的基礎。
4，新質生產力是物質的生產力
GDP僅僅計量了市場交換規模，包括了市場優勝劣汰中，重復生產、交換的盲目性。特別是利用信用制度和有價證券的市場交換，對創新項目尚未貨幣交換實現的剩余價值，蛹化成貨幣資本，設法取得利潤和收入，形成和項目本身無關的一個“死荷重 (dead weight) ”（馬恩文6，561）。馬克思認為，這個“死荷重”完全是非生產的。
自列寧時代以來，金融、產業資本融合，金融衍生品等虛擬資本加入，按照所謂“市場一般性原理”，證券投資、債務融資和政府以“擴大支出規模”的債務等，擴張貨幣發行，取代周轉次數，寅吃卯糧，將“死荷重”的投機放大為天文數字，構成當今世界資本流動的十之八九，G-G‘的流通窒息生產資金的自由流動，產生排斥產業資本的傾向。正如斯大林總結，剩余價值規律“過于一般”，利潤最大化成為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而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成為“最好‘生意’”（斯選下，567）。參照歐美北約、對華島鏈七十多年來始終的軍事沖突角色，反襯出和平和發展“兩大主題”論的麻醉性和機會主義。
在美國國家力量的拱衛下，金融資本通過匯率、息差潮汐收割，在既寄生又排斥中，吮吸全球產業資本，緩和本國階級矛盾。在金融霸權及其意識形態下，以市場的“一般性原理”，影響中國國家機器，接受世界價值形態轉移“秩序”，國內債務⇒M²⇒匯率的影響，使得中國的制造業占比越大，被榨取的可能性和現實性越多。
與此同時，金融資本遠離了直接的物質資料的生產，壟斷優先，阻遏科技創新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如近幾年發達國家拒絕5G，新能源、高鐵和深度求索等等的多快好省。
因此，人工智能的發展，無論市場交換規模多大，利潤差別多少，資本追逐的多么不同，都依然屬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兩大類；而物質生產，是改造世界的承擔者，包括圍繞物質生產的服務業，而不是龐大的金融投機服務業。
習近平在商飛提出（人民日報，2014.5.24）“過去有人說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這個邏輯要倒過來”。沒有這種鮮明的思想解放和歷史路線總結，就沒有中國制造2025計劃；而抓不住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物質基礎，只關注GDP圍繞資本增殖的交換規模量度，也就沒有了新質生產力。
5，新質生產力反對脫離物質生產的意識形態
隨著上世紀金融壟斷導致的產業脫實向虛，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聚焦于馬克思早期的異化理論，關注文化、意識形態和主體性等上層建筑，如葛蘭西的“文化霸權”批判，法蘭克福派的“意識覺醒”，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僅僅停留在哲學和道德上，缺乏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批判，以抽象的人性自由解放，和哈耶克異曲同工，淪為隱晦的資產階級代表。
總之，西方馬克思主義是發達國家經濟脫實向虛，以高福利緩和階級矛盾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脫離經濟決定論，站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對立面，成為現代修正主義支脈。
本世紀歐美出現的數字資本主義和認知資本主義批判，是對生產、交換社會化新階段的認識。揭露了開源、用戶生成內容（UGC）、情感和注意力（如點贊）、零工的不穩定就業等無償勞動，被平臺和算法無償占有，反映了資本和勞動軸心矛盾的新發展，是對現代資本主義最新內容的初級理性認識。
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脫離物質生產傾向的影響，有些觀點順應資本的技術壟斷，認為知識、情感、信息是價值的主要來源，回避經濟兩大部類的物質生產。其部分相關理論停留在形式上，沒有從抽象勞動角度認識勞動時間的碎片化、彈性化、勞動空間的流動性、勞動主體向用戶、網民、零工勞動者轉變的個體化，即具體勞動特別是腦力勞動的多元性，強調技術中介性和去中心化，試圖以技術決定論脫離勞動二重性分析，回避階級，所謂的“后馬克思主義”，掀起又一波“馬克思過時論”歷史潮汐，回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
所不同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只要空泛的意識形態批判，而技術決定論繞過資本支配，主張技術自主邏輯，認為算法和平臺可以重構社會關系，僅以數據自主，技術民主抗拒算法專制，建立技術烏托邦，取代對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筑革命。
毛澤東從認識論出發，對科學和技術的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劃分；關于科學屬于上層建筑，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首要因素是勞動的人的觀點，階級斗爭的觀點，是堅持經濟決定論，破除GDP代表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剖析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認知資本主義中的技術決定論等形形色色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迷霧的利器，可以以更加廣闊的歷史視野，看到來自經驗主義、實用主義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觀點的新危害。
6， 新質生產力新在否定唯經濟決定論
由于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度，唯經濟決定論自十月革命以來，始終成為修正主義比較頑固的意識形態。
唯經濟決定論，早期反映在反對十月革命上。伯恩施坦認為是“一件需要幾個時代才能實現的事兒”（《伯恩施坦言論集》，99），考茨基稱“活不成”的早產兒（《考茨基言論》，57），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中斷定的沒有做好社會主義革命準備，“必然要失敗”。
在中國共產黨內，先是陳獨秀的先發展資本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后是劉少奇在建國后的“剝削有功、有理”論。八大決議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十三大初級階段理論的基礎前提是判定前三十年“長期把發展生產力的任務推到次要地位”，以生產力中性概念，唯經濟決定，脫離社會主義過渡歷史階段的基本社會矛盾，產生兩極分化、階級分化和階級固化。這是毛澤東劉少奇最后見面時，談論到的機械唯物論。
由此，新質生產力不是機械唯物論和資產階級共同強調的“勞動者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沒有社會性質的區別，只有手工勞動與機械化、自動化之類的區別”，他們忘記了馬克思提出，毛澤東提醒的重要原理：“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馬恩選一，141）
2013年12月4日，新華社發表了習近平的文章《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文章堅持經濟決定論，堅持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兩對矛盾及其辯證關系，從邏輯上，堅持了毛澤東晚年理論和實踐的重要觀點。
7，新質生產力以活勞動為首要元素，是經濟健康增長的生產力
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以客戶為中心的，共享、共管、共有的勞動主體合作謀生、合作生產的非雇傭生產方式，這樣的市場主體，最有利于科技創新，適應互聯網時代勞動時間的碎片化和彈性化，與之相適應的不論國營還是民營，都屬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創新，是最有生命力的持久生產關系。在深化改革中建立這種生產關系的關鍵是，正確處理資本和勞動關系，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把生產首要目的從利潤最大化轉向生產使用價值，就可以把民營經濟引導向公有制主體，從根本上增加初次分配和勞動福利保障，解決消費不足。
這種建立在高效率生產方式前提下，又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變革，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最終結果，發展了核算、分工、生產規模，發展了對價值規律的認識，對信用、銀行手段的運用，克服了計劃經濟時期早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普遍短板，增強了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競爭力，其迸發的生產力，就是新質生產力。
8， 新質生產力創造的財富是勞動者的自由支配時間
作為人口大國又是人工智能發展迅速的國家，失業矛盾隱患比其他國家更為尖銳。消費能力不足，不敢婚育，人口銳減，農村養老、留守兒童等社會問題，公共服務以及低收入階層基本生活資料數量和質量的保障不足，和財富向少數人集中、階級固化形成巨大反差，社會等級化向全社會蔓延，封建等級意識形態死灰復燃，反映了前期市場經濟探索的曲折和積重難返。
另一方面，在數字化的變革中，新質生產力生產規模更大、協作程度更高、物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節奏更快，直接勞動減少。中國對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創新鏈、供應鏈、產業鏈、黨建鏈的對接結合，全國一盤棋，一張藍圖畫到底，反映了人類經濟史上空前程度的社會化大生產。
因此，通過生產關系變革，堅持意識形態中的不忘初心和守正創新，以使用價值而不是利潤最大化為生產目的，生產力可持續大幅度提升是有可能的。在這種條件下，“財富的尺度決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馬恩文8，200），從這個角度，著力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如解決農村養老，取消加劇就業矛盾的推遲退休政策等。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勞動者有充分的帶薪休假時間，有豐富多彩、發揮余熱的老年自由支配時間。勞動者自由支配時間豐裕，可以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的一個顯著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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