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公元581年，隋王朝統治者結束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封建割據局面，由于隋王朝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不久便爆發了以李密、竇建德為首的農民革命，嚴重地打擊了門閥士族勢力。后來以李淵為首的封建貴族集團竊取農民起義成果，又在鎮壓農民起義軍的基礎上建立起唐王朝。唐朝的封建統治者，在隋末農民大起義打擊后，為了麻痹農民的斗爭意識，防止農民革命的再起，竭力扶植各種宗教迷信。并把儒、釋、道三教都看成是官方的正統思想，采取三教并用的統治政策，企圖以神權論作為鞏固地主階級專政的精神武器。封建貴族和門閥世族地主集團仍舊是唐代佛教勢力的支持者。他們把佛教看成是為自己爭奪政權的工具。由于貴族們的提倡和寺院經濟的發展，在唐代，佛教內部形成了許多不同的宗派，互相競爭，造成了佛教神學空前繁盛的時期。這些宗派，其中有的在唐朝以前便存在了，到唐朝又得到了發展。每一大的宗派都有自己的后臺，依附于某一貴族集團勢力。由于寺院擁有自己的經濟，寺院的首領實際上是大莊園主和大地主，首領死后，需要有人繼承寺院的財產，統治其占有的農民和奴婢。這樣，佛教內部各宗派便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唐代佛教各宗派的對立，具有強烈的封建宗派性，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斗爭和寺院經濟的發達在佛教神學中的反映。
佛教是唐代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地主階級對農民進行專政的精神支柱之一。盡管其內部存在許多宗派，甚至互相攻擊，但通過佛教教義，愚弄人民群眾，麻痹人民的革命意識，為貴族、地主階級的利益作辯護，卻是一致的。因此，唐代佛教各宗派，一方面各立門戶，另一方面，彼此之間在教義上又相互影響，互相吸收。唐代佛教各宗派，在競爭中，適合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為了論證自己的教義至高無上，大肆宣揚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在唐代佛教學空前發達的時代，佛教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成了這個時期唯心主義陣營的主要代表。這里我們要批判的佛教唯心主義，以唯識宗、華嚴宗和禪宗為主。
玄奘和唯識宗
玄奘，生于公元602年，唐初名僧，佛教唯識宗的創始人。他在天竺(古印度)留學17年之久，取得了印度佛學的最高成就。他在天竺留學時，曾同天竺佛學家和婆羅門等教徒展開大辯論，戰勝了天竺佛教大小乘各宗派幾乎所有的論敵，名震一時。回國后，從事佛典翻譯工作。經他手譯出佛教經論有1300多卷。他也是我國古代著名的翻譯大家。唐太宗李世民有《三藏圣教序》，贊揚了他宣揚佛教的功績。他在天竺留學時，學的是大乘唯識有宗的經論，回國后，在中國建立起唯識宗。他編譯了《成唯識論》，他的弟子窺基又做了記述和發揮，成為這一派宣揚佛教唯心主義的代表著作。
唯識宗著重從分析事物的現象，特別是分析意識現象入手，建立起自己的唯心主義體系。它對事物和意識現象的分析極其煩瑣，許多都是出于主觀的虛構，例如，它把煩惱就分析為20多種，這是一種典型的唯心主義的煩瑣哲學。唯識宗不滿意般若宗的某些說法，認為如果把心或意識也看成是不存在的假象，便動搖了佛教的靈魂不死信仰和成佛的理論依據，所以極力主張“心”為實有。從這一點出發，它提出了“萬法唯識”和“一切唯識所現”的理論：把宇宙一切事物都看成是意識所創造出來的影像，認為一切事物只存于人的意識之中，除意識外，一切都不存在。這種理論又稱之為“唯識無境”，這是一種十分露骨的主觀唯心主義學說。玄奘和窺基在他們編譯的《成唯識論》中，宣揚了“唯識無境”說，企圖論證物質世界的虛幻。他們把世界分為“我”和“法”兩大部分，“我”指生命的主體，如人的情欲、求生的意志、自我意識等，屬于“我”；“法”指事物及其規律，如山河大地，人的肉體和精神作用等，都屬于“法”。總之，他們認為“我”和“法”包括了一切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玄奘宣揚的這種唯識無境的理論，在哲學基本問題上，是鼓吹精神第一性的唯心主義。上面的這些議論，涉及到主觀(意識) 和客觀(外境)的關系問題。在唯識宗看來，不是“外境”引起意識的活動，相反，而是意識的活動生出類似“外境”的表象。他們根本就不承認有客觀的世界的存在。窺基述說:“由分別心，相境生故；非境分別，心方得生(《成唯識論述記》卷二)。意思是說，不是客觀決定主觀，而是主觀決定客觀和對于客觀事物的映象。這種謬論的形成有其認識論上的根源。首先，它把人的認識能力片面夸大，把對事物的映象看成是主觀自生的東西。其次，由于他們不肯承認主觀映象是客觀事物的反映，結果把認識的對象也看成了主觀的東西，認為客體只存于意識之內。這樣，便導出了“唯識無境”的謬論。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就是這種謬論的理論基礎。
“唯識無境”說，是一種非常荒謬的唯心主義，不能不遭到人們的駁斥。據《成唯識論》記載，當時有人提出八個問題，非難“唯識無境”說，這些駁難，都是建立在樸素的唯物主義的反映論的基礎上的。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任何沒有進過瘋人院或向唯心主義哲學家領教過的正常人的‘素樸實在論’，都承認物、環境、世界是不依賴于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意識、我們的自我和任何人而存在著。”(《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這些駁難，堅持了從物到感覺和思維的唯物主義路線，尖銳地打擊了唯識宗的“唯識無境”說及其理論基礎唯心主義的先驗論。但唯識宗還是進行了答辯，他們的答辯總起來說不外三條:一條是搬出“夢幻”說，說什么人的認識活動同做夢時的意識活動是一回事，“外境”如同“夢境”一樣，人做夢時，自以為夢中所見之物為實有，實際并不存在；一條是搬出來“幻覺”說，說什么患熱病的人，很力受到損害，把青色看成黃色，人的認識也是這樣，一切都是幻覺；一條是搬出唯心主義的經驗論，說什么“現量”(指覺經驗)所到的只是意識的一種“相分”，經驗所證明的，并不表示它是客觀存在的東西。其結論是，人生是一場大夢，只有覺醒以后，才能真正認識到世界是虛幻。所有這些答辯，都是唯心主義的詭辯，也是古今中外的主觀唯心主義者經常使用的手法。列寧曾說，把荒唐的夢當成事實，把錯覺，假象當成真理，這是“最徹底的詭辯論者”。唯識宗就是這種詭辯論的古老的制造者之一。
為了論證“唯識無境”，唯識宗進一步對意識的作用進行了分析。他們把意識分為三大類，八種……。從哲學上看，唯識宗如此繁瑣的虛構意識的活動，更加暴露了它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實質。把人的認識看成是純粹主觀自生的東西，不承認客觀真理的存在，最終要倒向唯我論，這是一切唯心主義的先驗論邏輯上無法擺脫的結論。玄奘所宣揚的“唯識無境”說，目的是為佛教神學服務的，唯心主義一向是宗教迷信的理論支柱。唯識宗的唯心主義，不僅把客觀的東西說成是主觀的產物，而且公開宣稱客觀世界是不存在的假象；用主觀唯心主義宣揚虛無主義，編造成佛的話。它的反動意圖就是叫人們把階級對立以及由階級壓迫造成的各種苦腦，都看成是虛幻的東西，看成是個人主觀意識的產物，用來麻痹被壓迫階級的斗爭意志，鞏固反動的剝削階級的統治地位。它把佛教的因果報應，生死輪回和死后成佛等迷信，用大量的唯心主義的煩瑣的辭句和詭辯裝璜起來，用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宣揚佛教教義，以此欺騙和愚弄人民群眾。所以這個宗派得到了唐朝貴族們的歡迎，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贊揚。但它對意識所做的那套繁瑣的分析，對一般群眾說，是不容易理解的。中唐以后，唯識宗便消沉了。唯識宗的主觀唯心主義，對后來唯心主義哲學的發展起了相當大的影響，成了在中國鼓吹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的重要哲學流派之一。到了近代，在西方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影響下，這個流派又流行起來。“五四”運動后，出現了一批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的文化人和反革命的和尚，大講“新唯識論”，鼓吹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反對和攻擊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這個哲學流派后來又成了國民黨反動派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幫兇。
法藏和華嚴宗
法藏，生于公元643年，唐代著名僧侶，華嚴宗的創始人。他曾參加玄奘主持的譯經工作，后來與玄奘意見不合，建立起華嚴宗。他為武則天講解《華嚴經》，受到武則天的寵信，被封為“賢首大師”，得到三品大官的獎賞。后來又為唐中宗、睿宗授戒，得到帝王師的地位。他的三傳弟子澄觀，被唐王朝封為“國師”，主持全國佛教。他所創立的宗派，也得到了王公貴族們的大力支持。華嚴宗把自己這一派的教義稱為“圓教”，把其它宗派判為“偏教”，自認為其教義圓滿無礙，調和了佛教經論中諸矛盾的說法。
佛教學本來是奴隸主和封建地主階級為了麻痹奴隸和農民的革命意識而編出來的一套謊言。佛教各宗派又都用自己一套唯心主義的邏輯虛構和形而上學的詭辯為他們那套宗教的謊言制造更大的謊言。謊言加詭辯，他們之間，對教義的解釋，必然是矛盾百出，不能自圓其說。
華嚴宗自居為“圓教”，不過是以更加詭辯的形式和煩瑣的辭句，制造謊言和欺騙而已。從佛教教義的發展看，華嚴宗不滿意唯識宗的某些說法，認為識所變出的境是虛妄的，能變的識也不能是真的。他們認為，圓滿的說法應該是，物質世界是虛幻的，佛性是實有的；事物的現象是假的，其本體是真實的。他們企圖把空、有二宗的說法揉合起來。為了論證佛性是世界的實體，他們著重討論了本體和現象的關系問題。他們的論證充滿了形而上學的詭辯。同唯識宗比起來，他們的學說具有客觀唯心主義的傾向。華嚴宗把世界區分為“理”和“事”，本體和現象兩個世界，這是他們的唯心主義世界觀的出發點。他們把物質世界說成是“事法界”，宣布為現象世界，在物質世界之外，又虛構出一個本體世界，稱為“理法界”，這種區分，無非是宗教神學把世界劃分為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翻版。唯物主義認為，物質世界是唯一的世界，在物質世界之外，沒有什么本體世界。本體世界是唯心主義者回答世界統一性的問題時虛構出來的精神性的實體世界，認為在物質世界之上，還有一個精神世界為萬物萬事的根本，這是客觀唯心主義的胡說。他們宣揚這種唯心主義無非是為佛教虛構的彼岸世界制造理論根據。
華嚴宗把“理”作為事物的共同本質，把“事”看成千差萬別的現象，他們關于“理”、“事”關系的辯論，涉及到本質和現象的關系問題，但是卻做了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回答。他們把“自性清凈”的“如來藏”作為事物的本質，這是唯心主義的胡說，他們以本質為其實，以現象為虛幻，這是一種形而上學思想。本質和現象是有區別的，但二者是統一的。本質決定現象，現象表現本質。列寧說:“本質具有某種假象。假象是本質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現。”又說:“河水的流動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連泡沫也是本質的表現。”(《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可是華嚴宗卻以現象為虛幻，以泡沫為幻有，抹煞了本質和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系，將本質與現象對立起來，否定了現象的客觀性。這是他們在本體論上宣揚虛無主義的手法，也是他們區分兩個世界的認識論上的根源。因此，他們所說的“理事無礙”，不是講本質和現象的統一，而是以一個虛構的精神性的實體吞并物質世界，企圖把一切都說成是絕對精神的表現而已。華嚴宗的“理事無礙”說，同樣是為佛教神學服務的。他們宣稱“理徹于事”，本體存于現象之中，是用來宣揚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不是截然脫節的。他們認為，佛性本來存于人性之中，一旦覺悟便顯露出來了，所以不脫離世俗生活，同樣可以成佛。按照這種說法，身享富貴榮華，可是思想上把它看成是空的，便是菩薩。法藏的這些說法，非常投合王公貴族們的口調，所以武則天賜給他三品大官的爵位，武則天也就成了“菩薩”的化身。佛教神學本來是封建剝削階級虛構出來的騙人的把戲！但是它們所以這樣或那樣的胡說八道，說到底是被他們的階級利益決定的。
為了論證物質世界的虛幻，華嚴宗進一步又提出“事事無礙” 的命題。這個論點是說，既然萬事萬物都是本體所顯現出來的虛幻現象，每一現象又都包含本體，所以各種現象彼此也都互相包容，沒有差別和對立。法藏關于“事事無礙”的辯論，涉及到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別性的關系問題。事物具有同一性，但又有差別性，二者是統一的。恩格斯說:“同一性自身包含著差異性。”(《自然辯證法》)法藏從形而上學出發，把事物之間的同一性片面夸大，否認了其中的差別性，從而導出了每一個東西都包括其他東西的詭辯。佛教神學一向靠詭辯來騙人的。華嚴宗所以這樣進行詭辯， 在自然觀上，就是企圖否認事物具有自己的質的規定性，抹煞事物發展的特殊規律，取消事物間的矛盾和對立，把事物說成是沒有 “自性”的虛妄現象，以此來論證物質世界的虛幻。說每一個東西都包括一切東西，事物間的差別只是虛幻現象，這種詭辯，實在太荒謬了！事物的差別和對立，畢竟是事實。人們不禁要問:既然事物的本質都相同，為什么會現出各種各樣的不同現象？這個問題，華嚴宗的客觀唯心主義是無法回答的。于是他們又抬出主觀唯心主義來，把現象的差別和對立，歸之于個人的意識的產物。“事事無礙”說，同樣是為佛教神學服務的，按照華嚴宗的說法，每個東西都包括一切東西，一粒塵土中也有“佛國”存在，所以每個人在他所處的那個階級地位上都可以達到“佛”的境地。一個奴隸或農民，如果領悟到“事事無礙”的道理，了解到他和奴隸主、封建地主本來“圓融無礙”，雖然身受剝削和壓迫，也就不感到痛苦了。社會上的人，都懂得“事事無礙”的道理，大家也就相安無事，各自求虛幻的彼岸“樂土”，李唐王朝的統治也就鞏固了。華嚴宗所構的“理事無礙”和“事事無礙”說，說到底，是階級調和論在宗教學中的翻版，這就是唐朝的王公貴族們也推崇華嚴宗的原因。華嚴宗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是荒謬而反動的，其虛構的唯心主義的本體論，對后來宋明理學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響。
慧能和禪宗
慧能，生于公元638年，中國禪宗正統派的創始人。他本姓盧，出身破落地主階級家庭，家境比較貧苦，曾以賣柴為生。后來投靠寺院，為行者(未剃發，在寺院服役的人)，在寺院從事打柴、推磨等勞動。由于他對佛教義理很有領悟，得到了禪宗第五祖弘忍的賞識，傳給他衣缽(法嗣的標志)，后來成了禪宗第六祖。在法嗣問題上，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同他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弘忍以后，禪宗分為南北兩派，北派以神秀為代表，南派以慧能為代表。神秀曾被武則天奉為“國師”，他這一派受到了唐朝的王公貴族們的寵信。慧能一派，曾遭到神秀一派迫害，直到唐肅宗時，才得到朝廷的支持。此后，慧能一派的禪宗，便成了中國禪宗的正統派，關于慧能一派禪宗的著作，有《壇經》流傳下來。
慧能所創建的禪宗是中國佛教史的一大變革。禪，意思是坐禪或靜思，是印度各宗教共同的修行方法。佛教也把禪定作為修行的方法。這種方法是打坐靜思，使心中任何念頭都不發作，最后進入一種如同死人一樣的境界。佛教認為，得到了這種精神境地，死后靈魂便超脫生死輪回，進入涅槃世界。這是一種神秘主義的修煉方法。他們都注重“漸修”，即不斷地修煉，甚至累世的修行。神秀所倡導的北派禪宗，推行的就是這種禪學。慧能所創建的南派禪宗與此不同，它不追求煩瑣的宗教儀式，不講累世修行和布施財物，不主張念經拜佛，不研究經典，甚至不講坐禪，主張專靠精神的領悟，把握佛教義理，總之，提倡“頓悟”。顯然，這樣的宗派，是中國所特有的，是對佛教傳統教義的一次大的改革，它的鋒芒在于打擊當時煩瑣的經院神學。
以慧能為代表的禪宗的出現和流行，是唐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階級斗爭的激化在佛教內部的反映。在慧能活動的時代，均田制遭到破壞，土地兼并激化了。大量破產的小農流入寺院，成為僧侶貴族剝削的對象，在地主階級內部貴族和庶族之間，展開了爭奪土地和勞動力的斗爭。這種情況，反映在佛教內部，便出現了以慧能為代表的禪宗。慧能本人出身微賤，屬于僧侶中的下層。他的教義實際上是不滿意貴族們在成佛問題上的特權思想。例如，佛教其它各宗派，當時都講布施財物。按照因果報應的理論，對寺院捐獻的財富越多，集善就越多，成佛的可能性就大。照這種說法，首先成佛的，當然是貴族或門閥士族。地主階級下層和一部分破產的小農，便望塵莫及了。又如，唯識、華嚴等宗派，都講研究經典，通過對佛經的煩瑣注釋和分析來宣揚佛教教義。這種對佛教教義解釋的特權，只有擁有文化特權的貴族和士族才能享有，地主階級下層和一部分破產的小農便難做到了。當時經營寺院經濟的都是貴族，庶族地主也沒有這種特權。慧能創建的宗派，打破了貴族們對佛教的壟斷，反映了地主階級下層和依附于寺院的破產的小農的宗教要求。其同神秀一派的斗爭，實際上是封建階級內部的斗爭在宗教問題上的表現。中唐以后，隨著庶族地主勢力的擴大， 慧能倡導的禪宗，終于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上最流行的佛教宗派。
從佛學本身的發展看，慧能倡導的禪宗，既不屬于空宗系統，也不屬于有宗系統，而是依據中國固有的唯心主義的傳統：孔孟一派的人性論、先驗論和莊子一派的虛無主義，對印度大乘佛教空、有二宗的說法進行了改造。它不以外境為虛幻，也不以“空”為實有，而是講心空一切空，身處塵世之中，精神上卻一塵不染。它主張人人都有佛性，但不把佛性看成虛靜的實體，而是看成人的本性和領悟佛教義理的良知良能。它不大講三世因果報應和“西方極樂世界”，而是講“運水搬柴，無非妙道”。所有這些，都是對印度佛教教義的一種改造，從而使佛教在中國的傳布，取得了更加精致的形式。從哲學上看，慧能派的禪宗是主觀唯心主義的鼓吹者，突出地宣揚了地主階級的人性論和唯心主義的先驗論。他們拋棄了那種煩瑣的經院哲學，把佛教學中的主觀唯心主義推向了一個新的境地。為了鼓吹“頓悟成佛”，慧能提出了“本性是佛”說，作為他的教義的理論基礎。他認為人人都有成佛的本性。他說:“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綠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壇經》)。認為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這不是慧能提出來的，他以前的佛教宗派，也有這種說法。慧能的佛性說的特點，在于把佛性看成是人的唯一本質，宣揚抽象的人性論。
他說:“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意思是說人性即是佛性，“佛”不是別的，就是自己的本性。所以他又說:“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把佛性說成是唯一的人性，這就為人人都能成佛，提供了理論根據。慧能曾對弘忍說，人有南北，佛性并無南北，我的身份和你不同，佛性并無差別。顯然，他這種說法具有反對封建特權的意義。但是，他把佛教所虛構的佛性，看成是人的本質，這便是唯心主義的胡說了。既然佛性即是人性，為什么又有佛和眾生的區別？慧能認為，他們的區別在于覺與不覺。他說:“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他所說的“迷”和“悟”，指對佛性的了解和不了解。“自性”，指個人的心，也呼“自心”。在他看來，“佛”不在遙遠的彼岸世界，而在個人的心中。“自心”不覺悟，即使終日念經、拜佛、坐禪，營建佛寺，也是凡夫俗子。慧能把實現成佛的途徑全部轉移到對自己“本性”的覺醒上來，提倡內求于心，這是他的“頓悟成佛”說的出發點，也是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立足點。
在慧能看來，所謂佛在心中，不是說佛性作為一種實體，住在心中，而是心中不存住任何觀念，連“空”的觀念，甚至成佛的念頭都不追求。他認為這種精神狀態，即是“佛”的境地，也是人的本性。據《壇經》記載，慧能和神秀爭奪法嗣時，弘忍寺叫中群僧各作一偈，看誰對佛法領悟深刻，便將衣缽傳給誰。上座大弟子神秀作的是:“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慧能認為神秀作的未見“本性”，自作一說: “善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弘忍看到后，感到比神秀的道行高，于是改變打算，把衣缽傳給了慧能。慧能和神秀的區別是，神秀追求“清凈本性”，沒有把佛性本身也看成是空的，空的不徹底，在方法上講“漸修”。慧能把佛性都看成是空的，對神秀講的空又來一次否定，空的最徹底，在方法上講“頓悟”。從佛教觀的立場看，慧能的境界比神秀高一層。其實，神秀和慧能都是主觀唯心主義者。主觀唯心主義者竭力吹漲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成佛的途徑上，慧能把人的主觀能動性擴張到最高程度，認為靠個人“靈知”的領悟，馬上可以進入佛國。這是不要任何條件的徹底的主觀唯心主義。他們所說的“靈知”指超經驗的先天的認識能力，同孟子說的“良知良能”是一類的貨色。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就是“頓悟成佛”說的認識論的根源。
為了宣揚“頓悟成佛”，慧能又提出了“無念為宗”說。他說他的教義是，“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壇經》)。在慧能看來，“頓悟成佛”在修養方法上就是心不受外物的迷惑，這就是“無念”。“無念”不是萬念除盡，對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說，在與外物接觸時，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響，“不在境上生心”。這種方法，又做“無住”就是說，心不執著在外境上，對任何事物都不思念和留戀它的形色聲味。例如，眼看到美色時，心不住在美色上，不是眼不看它，這就“無住”。這種方法，稱“無相”，是說“外離一切相”，心中不存有任何關于事物的表像，不是說不同事物接觸。慧能認為，能做到這些，雖處于塵世之中，卻無染無雜，來去自由，毫無滯礙，精神上得到了解脫，這就是“極樂世界”，即是天堂。與此相反， 心受外境的影響，追求形色聲味，念念不忘相，必然無限煩惱，這就是地獄。慧能的“無念”說，涉及到主觀(心)和客觀(境)的關系問題。所謂“不著境”和“不著相”，無非是說，主觀不受客觀的決定，主觀不反映客觀，在同客觀事物的接觸中，主觀永遠保持獨立自主的境地。這種境地，只是一種虛構，在人的認識活動中并不存在。人的認識總是對他所接觸的事物和所思考的問題，有所肯定或否定。這就是存在決定意識，不著相，那是唯心主義的胡說。慧能還提出了“后念悟即佛”，這是鼓吹主觀唯心主義的修養經。按照慧能的這種說法，一個人無論做了多大的壞事，只要念頭一變，便成了好人。這就是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謂念頭一變，無是說，用“空”的念頭，去克服“有”的念頭，在靈魂深處來個突破。這樣說來，人屠匪幫便成了菩薩，牛鬼蛇神便成了好人。按照這種說法，一個人的階級本性，靠他的念頭一轉就改變了。慧能提出的這種修養經，排除了社會實踐對人們的認識和思想起的決定的作用，有鮮明的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的性質。毛主席說: “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丟掉幻想，準備斗爭》)這就是對“頓悟成佛”說的最有力的批判。
慧能從主觀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出發，認為一念覺悟即是佛，佛不在天上，而在個人的心中，不必出家為僧也可以成佛，這種觀點，對傳統的佛教教義是一種打擊。但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他把僧侶變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變成了僧侶。”“他把肉體從鎖鏈中解放出來，但又給人的心靈套上了鎖鏈。”(《<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在禪宗的“本性即佛”說的影響下，僧侶中出現了一批“不著相”的酒肉花和尚，世俗地主中又出現了一批住在家的“活菩薩”。一派說佛在天上，一派說佛在心中，都承認有佛存在，本質都是一樣。慧能的說法，不過是主觀唯心主義的神學囈語而已。禪宗作為佛教的一個流派，它絕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佛教的教義，走上無神論的道路。有人問慧能，人死以后如何？他說:“無生無滅，無去無來” (《壇經》）。意思是說成佛之人死后，他的靈魂超脫了生死輪回， 所以“無生無滅”。這套說法不過是以更加精致的形式來掩蓋其有神論的實質而已。
為了論證“頓悟成佛”和“無念為宗”的教義，最后，慧能終于拋出來主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他宣稱個人的心不僅是成佛的基礎，也是客觀世界的基礎，他說:“自心是佛，更莫孤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這就是所謂“心生種種決生，心滅種種決滅”，萬事萬物都隨人心而生滅。總之，心空一切皆。他不像唯識有宗那樣公開宣稱整個世界都在我的意識之中；也不像般若空宗那樣公開宣稱整個世界都是空的。而是說，世界依賴于人心而存在，所以它是空的。按照這種說法，其欺騙性就更大了。慧能一派禪宗宣揚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對后來宋明道學中的心學一派起了很大的影響。
慧能倡導的禪宗，盡管在宗教問題上反對了封建貴族們的特權思想，但對人民群眾來說仍舊是一種精神鴉片，而且是一種精致的精神鴉片。它同樣是封建剝削階級用來麻痹農民革命意志的工具。禪宗的發展是和唐代社會階級斗爭形勢緊密聯系著的。唐末，統治階級更加腐敗，經過“安史之亂”，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廣大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中而又看不見出路。這時，禪宗提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頓悟”說，妄圖從神上麻痹群眾的斗志，要他們在宗教中求得安慰。禪宗的這種反動教義，正適合當時的反動統治階級需要，因此也就得到了發展。按照慧能的“頓悟成佛”說，農民受到地主階級的壓迫，不需起來反抗以改變自己的處境，只要對自己身受的痛苦，不著相，煩惱就變成了菩提，即使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也很快樂。所以慧能的教義又被稱為“忍為教首”。后期禪宗進一步發展了慧能的這種主觀唯心論的認識論，認為除了自心之外，沒有任何對象(包括佛在內)存在。因此，只能向心內求佛，反對超出心外去追求佛法。這是更加徹底的主觀唯心論的先驗論。慧能以后的五宗，對禪宗的主觀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思想都有所發展，但基本上和慧能的思想都是一致的，都是教人們忍受苦難，把苦難看成無足輕重，甚至當作快樂去迎接，以達到所謂思想解脫。對勞動人民說，念念不執著，就是教唆人們忍受一切剝削和壓迫而毫無怨恨之心；對剝削者說，所謂“頓悟成佛”，正像列寧所指出的:“廉價地售給他們享受天國幸福的門票”，那些屠殺人民的劊子手，只要一念不執著，便成了大菩薩。禪宗的教義又是為剝削階級的罪惡作辯護的工具。“頓悟”也好，“漸修”也好，統統是騙人的鬼話！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地主階級的人性論和形而上學的詭辯論，就是他們制造這些鬼話的工具。唐朝的統治階級企圖靠佛教迷信來麻痹農民的反抗意識，但歷史是不以他們那一小撮寄生蟲的意志為轉移的。唐朝末年，終于爆發了農民大起義，佛教各大宗派，它們的寺院財產和神學體系，都被農民革命的風暴橫掃殆盡，以破產而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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