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對20世紀70年代初期福柯的政治行動及其思想構建產生了一定影響。“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一口號促使福柯走出歷史話語研究、積極介入現實，由此展開以“監獄信息小組”為主導的監獄調查。作為監獄調查的學術總結，《規訓與懲罰》背后的中國啟示值得關注。然而，福柯的監獄調查以“傳遞聲音”為核心，而非“改造監獄”,這與毛澤東調查的革命實踐導向有著本質差異。“監獄信息小組”時期的福柯對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接受，更多是思想上的共鳴，這種“六經注我”的化用使他未能充分把握其內在的復雜性與深刻性。在“毛澤東—福柯”之間，“調查—知識生產”的觀點實現了某種視域融合，但是以福柯為代表的“1968年一代”理解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相關誤區，也需嚴肅指出。
關鍵詞：
福柯；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調查；共鳴；知識生產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20世紀70年代主導的“監獄信息小組”(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GIP)與毛澤東思想的聯系,目前國際學界已有相關論述。英語學界中，除了影響頗大的《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The Wind from the East:French Intellectuals,the Cultrual Revolution,and the Legacy of the1960s,2010)、《毛澤東的小紅書：一部全球史》(Mao’s Little Red Book:A Global History,2014)兩本論著中略有提及，最重要的一篇論文當屬“Foucault, Maoism, Genealogy: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Militancy in Michel Foucault’s Thought”,文章開篇就指出，除了已經顯露出的“尼采影響”外，福柯的歷史研究方法論中有一個不太明顯的“對話伙伴”,即“法國毛主義”,因此要去考察“毛主義政治活動中形成的原則不僅體現在福柯在監獄情報小組(GIP)的活動實踐中，還體現在他關于系譜學、權力和批判的講堂論述中”。總的來說，現有成果揭示了福柯思想構境中的中國因素，這不論對于理解福柯的思想發展，還是理解20世紀中西之間的文化交流互鑒，均具有重要意義。
但是，這些研究呈現出的一個共性問題是，在以福柯參與“監獄信息小組”的調查活動為中介描述“毛澤東—福柯”之間的關系時，多是一種模糊的、簡單的敘事，似乎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一經在法國傳播，加之“五月風暴”過程中福柯思想“左轉”的大背景，其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思想，從而走向實踐，開啟監獄調查。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一方面，在理論旅行的過程中，理論本身就可能發生變形、變異，當一個中國思想開啟它的法國之旅，福柯接受的注定不是原原本本的毛澤東式的調查；另一方面，作為一位有一定哲學積淀的思想家，福柯在了解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以后，也有可能出于自身的理論旨趣而展開選擇性接受。“福柯受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影響”這一論斷依舊有一系列問題沒有解釋清楚：福柯是通過什么渠道接觸到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福柯自己是怎么理解毛澤東的調查的?這一時期福柯調查實踐的背后驅動力，僅僅是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思想嗎?福柯式調查與毛澤東的調查是否存在異同?只有辨析清楚這些問題，我們才有可能回答在福柯寫作《規訓與懲罰》前后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同時，亦有可能借助福柯的外位性視角，更為全面地理解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
一、福柯與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相遇
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法國傳播，與法國共青盟(馬列)(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es Marxistes-Léninistes, UJCM-L這一毛派組織密切相關。1967年，在籌備共青盟(馬列)第二次全國會議(7月14日—16日)前，《共青盟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的活動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發布，其中專門用一部分討論了調查(enquête)問題。《報告》一開始就強調了“在反帝戰線上密集動員”的危險，“如果不進行必要的整頓，就會產生負面影響”。如何避免這種危險?《報告》指出需要完成一個“意識形態轉向”(tournant idéologique),其具體辦法就是高度重視調查的重要性，即“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Qui n’a pas fait d’enquête n’a pas droit à la parole)。盡管《報告》中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翻譯與中國外文出版社的翻譯不盡相同，但這種“異域”的“另一種”譯法，側面顯示了此口號在法國的影響力。緊接著《報告》中對調查給予了更為細致的說明：“與知識分子的自發性不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法國社會現實各方面的分析，需要耐心地進行具體分析和調查工作，需要有一個堅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建立路線，對形勢進行局部分析，逐步落實綱領的各項內容。……僅僅與工人建立聯系是不夠的。培訓這些工人，鼓勵他們組織起來，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在這項工作中，你有可能會摔斷牙齒。”這里可以看出，“調查”不僅是知識分子理解法國現實的重要方法，也是共青盟(馬列)展開毛澤東思想中群眾路線的重要途徑。總的來說，經過共青盟(馬列)的中介，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在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群體中廣泛傳播，走向工廠、走向大眾的調查方式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以至于1968年6月共青盟(馬列)被法國官方取締后，不少成員重新組建的“毛派”組織“無產階級左派”(Gauche Prolétarienne, GP),再一次強調調查的重要性。
在一定程度上，福柯領導的“監獄信息小組”,是“無產階級左派”倡導調查的一個具體實踐。因為這一時期福柯的密友丹尼爾·德菲爾(Daniel Defert)就是“無產階級左派”的地下成員。但是，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這些宏大事件具體是怎樣影響到福柯參與調查行動的?試圖從福柯的遺存文字中去詳細地展開類似實證性的考察可能是徒勞無功的，正如德菲爾所言：“福柯極少主動談及中國，但他經常思考中國。”福柯到底是怎么接觸到“調查”這個概念的?英美學界多是從“五月風暴”的大背景中展開相關論述。誠然，福柯也受到相關影響，從1968年見證突尼斯學生反抗專制政府的抗議活動之后，福柯的政治熱情被逐漸喚起，由此開始“左轉”的歷程。但是，上述解釋并不充分，因為影響本身是在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在時代思潮與個體之間，必然有一些“中間人”或“中間物”扮演了更為具體的角色。從這個角度上說，以福柯的“附近”為起點，描述福柯與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相遇，是一個較為理想的路徑。
第一，德菲爾扮演的中介角色需要高度重視。不少福柯的傳記中，均提到了德菲爾對1968年“五月風暴”以后福柯思想左轉的影響，特別是福柯走向監獄調查過程中的重要推動作用。因為這一時期德菲爾是一位忠實的“毛主義者”,同時也是“無產階級左派”的成員之一。其實在與福柯展開監獄調查以前，除了參與籌備了1970年9月毛派政治犯的第一次絕食斗爭，德菲爾就已經參與了由“毛主義者”發起的“政治犯組織”(Organisation d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 OPP),此組織的任務之一，就是面向監獄政治犯的調查，這背后深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在德菲爾的自傳性訪談《政治生活》一書中，提問者問道：“毛派有一句口號：‘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在當時的無產階級左派盛行……”德菲爾非常干脆地回答：“完全正確。”同時，德菲爾本人也回憶道，他經常把自己在“無產階級左派”中的經歷和聽到的見聞告訴福柯：“我聽得如癡如醉，經常向福柯匯報這一總結，而福柯卻認為這是學術性的。”這樣看來，“調查—德菲爾—福柯”的影響路線已經形成。然而，情況卻不是這樣簡單，這也是多數福柯傳記和相關英語學界研究者沒有意識到的問題：德菲爾本身就是社會學專業出身的，而調查就是社會學的基本專業能力。《政治生活》一書為我們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細節。1968年“街壘之夜”之前，德菲爾已經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一名助理研究員，他的論文討論的是社會知識作為一門學科是如何從18世紀的德國統計學發展而來的，為此，他還專門選修過布迪厄的幾門課程。在“街壘之夜”發生的時候，德菲爾正在參與法國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成立的一個社會調查小組，德菲爾回憶道：“正是這次經歷讓我真正了解到什么是社會學調查……我代表的是機構：職業健康醫生、社會保障醫生或農業基金醫生。就這樣，我了解到采訪者和被采訪者之間，或者說居民和醫療機構之間關系的真相。”然而，“五月風暴”依舊給思想原本“左傾”的德菲爾(他當時已經是國家科研工會的工會代表)予以極大震撼：“作為一名社會學家，我一直在努力獲取信息，但我發現了群眾運動的解放效應，以及人們對醫療系統的非凡洞察力。從那天起，對我來說，社會分析者不再是社會學家這一職業，而是群眾運動。”由此可見，德菲爾關于調查的認識，有一個法國現實政治經驗刺激后的轉軌，即從“社會學的調查”到“毛主義式的調查”,前者是知識分子的專業技術，后者的目的則是“到群眾中去”。但是，德菲爾能夠完全與他的專業知識割裂嗎?這種“轉軌”,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德菲爾關于調查認識構成的混雜性，那么對于福柯而言，通過德菲爾的中介，他接收到的已然是“變異”后的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
第二，福柯在萬森大學哲學系期間的經歷也是他接觸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一個重要中介。德菲爾在訪談中曾論道：“福柯剛剛被召入該校，與其他人一起組建了一所大學的‘合作核心’,以應對1968年的危機。這里不是重溫萬森動蕩歷史的地方，那是它自己的故事，但‘監獄信息小組’的部分歷史確實是在那里建立起來的。”此一觀點頗值得重視。在萬森大學，福柯不僅親身參與到了學生運動中，同時也在哲學系招募了大量的毛派分子，包括埃蒂安·巴利巴爾(Étienne Balibar)、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等等。其中巴迪歐就對毛澤東的調查思想情有獨鐘，他深受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啟發，認為法國的調查不能限于城市和工廠，農村和貧困的農民也應該是調查對象，在此思路指導下，他領導法國馬列主義共產同盟(Union des Communistes de France Marxiste-Léniniste, UCFM-L)自1970年起對法國農民的生活狀況展開詳盡的調查，并于1976年出版調查文集《貧農之書：毛主義在法國鄉村的五年工作》(Le livre des paysans pauvres: 5années de travail maoïste dans une campagne français)。福柯是否直接受到巴迪歐的影響，目前還無材料可以證實，但是巴迪歐對調查的重視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萬森大學哲學系的一種氛圍。在萬森大學哲學系中，雅克·阿蘭(Jacques Alain)和朱迪斯·米勒以及雅克·朗西埃對推動福柯參與調查實踐是具體可考的。在1971年，德菲爾等“無產階級左派”成員開始第二次絕食斗爭時，他希望福柯可以公開地支持他們的行動，但是德菲爾擔心打擾福柯的工作而沒有開口，最后還是阿蘭和朱迪斯“向福柯發起了圍攻，主張采用美國參議院監獄委員會的公開調查模式”。朗西埃對福柯的影響，或許曲折一些，他是通過影響德菲爾間接影響到福柯的。德菲爾回憶道，他自己最初想加入“無產階級左派”,并和朗西埃分享了這個想法。朗西埃聽后立刻給予肯定，并建議德菲爾首先可以參加他本人所在的“政治犯組織”,“政治犯組織的目標之一是讓被監禁的毛派分子獲得政治犯身份，以擴大與這些囚犯的交流”,可以說，這是德菲爾以監獄為對象展開調查的開始，也是推動福柯走向監獄調查的一個間接因素。
還需要交代的一點，是關于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在法國傳播的文本問題。在1967年福柯的信件中，他稱“我對中國發生的事情非常感興趣”,很顯然這是受到當時法國“毛主義”的影響，對“文革”形成了一種異域想象，但這也可以證明，這一時期福柯確實關注了中國。目前可以確定的是，福柯是肯定知道“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句話的。至于毛澤東其他的作品呢?從當時的出版情況看，毛澤東關于調查研究的重要篇目，基本已翻譯至法國。其一，是單行本，如《反對本本主義》。其二，法文版《毛澤東選集》中收錄的相關文章，如《“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們的學習》等篇目。第三，是“紅寶書”。法文版“紅寶書”第23個主題就是“調查研究”,其中摘錄了《“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反對本本主義》《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4篇文章中的9段話。這大致構成福柯在參與監獄調查之前可以閱讀到的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主要文本。
二、福柯的監獄調查實踐述要
1971年2月8日，在巴黎的圣貝爾納教堂(Chapelle Saint-Bernard-de-Montparnasse),福柯在記者媒體面前宣布“監獄信息小組”的成立。因為“監獄信息小組”并不是一個組織紀律嚴密的團體，所以它具體何時解體，目前學界還未達成一致。共識度較高的一個觀點，是德菲爾主編的《文與言》(Dits et écrits)開篇所列福柯年表中指出，“監獄信息小組”于1972年12月解散，新成立的“囚犯行動委員會”(Comite d'Action des Prisonniers, CAP)和“囚犯權利協會”(Association pour la Défense des Droits des Détenus, ADDD)部分延續了“監獄信息小組”的功能，同時在1973年1月兩個新組織協作出版了監獄調查“不可容忍”(Intolérable)系列的第四本(也是最后一本)小冊子。當然，“監獄信息小組”雖然以“信息小組”為名，但這一團體的行為活動并不限于“信息”本身，圍繞“抗議”這一主題，此團體采用了絕食、公眾示威、傳單、新聞發布會、街頭劇院、戲劇、紀錄片等多種方式。不止于此，“監獄信息小組”有兩個非常獨特的活動，一個是組織全國性的監獄串聯，即策劃了1971—1972年冬天在法國各地爆發的監獄起義，而另一個則是出版了一系列作為調查結果的信息小冊子。圍繞“毛澤東—福柯”調查研究思想之聯系這一問題意識，這一部分重點需要回答的問題是：(1)調查對象：福柯為什么會選擇調查監獄?(2)調查目的：福柯是本著什么樣的目的進行調查的?(3)調查過程：福柯到底是怎么調查的?(4)調查結果：在完成基本的調查以后，福柯繼續展開了怎樣的工作?
首先是作為調查對象的“監獄”。盡管上文已經初步分析了福柯從學院知識分子走出書齋的一些原因，這兒依舊需要對具體的“監獄”調查做一些說明。在德菲爾主編的福柯論著文集《文與言》第二卷中，《監獄信息小組宣言》之前有一段文字，簡要地記錄了福柯組織監獄信息小組的發生過程。德菲爾“向福柯提議，由福柯本人來組建一個調查監獄情況的委員會……考慮到對監獄的歷史研究是對《瘋狂史》中分析的延續，福柯積極回應了這個提議。”可以說，之所以調查對象是“監獄”,是福柯的主觀需要和當時法國“毛主義”運動客觀情況的契合。1961年，福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整理成的專著《瘋狂與理性：古典時代的瘋狂史》出版。不同于一般的醫學、病理學研究，福柯在此書中將精神病視為一種社會性建構，是理性對于非理性的壓抑，并在知識話語的作用下形成諸如瘋人院這樣的管理機構。這項研究不僅凸顯出福柯對話語權力的重視，也是他獨特研究方法的體現，在1957年《科學研究與心理學》的論文中，福柯就論道，心理學的“運動是朝向一種正在解構的真理，一個被摧毀的對象，一種只尋求去神秘化的科學”,它需要圍繞“消極經驗”(expériences négatives)展開研究。這樣看來，福柯進行監獄調查并不顯得突兀，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從邊緣解構權力的又一次實踐。這里需要注意一點，福柯調查盡管是“被壓迫的主體”,但是多為普通刑事犯，甚至一些是“流氓無產階級”,他們有著反抗的激情，但是卻缺乏革命的能力與信念，故而很難成為“革命的主體”,而在毛澤東的調查中，對象基本是以工農為主體的革命群眾。所以，從調查對象的選擇上，福柯與毛澤東之間已經呈現出根本性的差異。
其次，從調查目的上看，是“日常生活政治化”的民眾喚醒。福柯對“監獄信息小組”有著非常清晰的調查定位，在福柯主筆的《監獄信息小組宣言》中，他呼吁道：“關于監獄的信息鮮有發布，它是我們社會制度中的一個隱秘領域，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個黑匣子。我們有知情權……我們的目標是讓大家了解監獄……我們無權建議改革。我們只想讓人們了解現實。而且要立即公布，幾乎每天公布，因為時間緊迫。我們需要提醒公眾輿論，讓公眾保持警惕。我們將嘗試使用所有媒體……”這是福柯非常重視，也一以貫之的立場。在《監獄調查：打破沉默的鐵欄》一文中，對話者向福柯問道，當時法國關于監獄總體情況的報道已經很多了(如監獄電影等),國民其實已經知道了監獄鐵欄桿后的一些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是否會給福柯的工作帶來困難。福柯非常干脆地回復道：“不，重要的是要明白我們是誰。我們不扮演調查委員會的角色。我們要成立一個信息小組，負責尋找、煽動并傳播信息，并確定目標，采取可能的行動。這是我們要做的。”從這個角度上看，福柯的調查已經偏離了傳統社會學意義上的調查，它不僅僅是了解現實、掌握情況，客觀地展開研究，福柯賦予了“調查”以意識形態的功能，所以他說調查需要“確定目標”和“負責尋找、煽動并傳播信息”。在這一點上，福柯的調查觀與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思想有一些相似之處。但是，正如在《監獄信息小組宣言》中提出的，福柯并不贊成知識分子直接介入社會斗爭。不能說福柯是“半截子”的革命者，與其說當時的福柯是從階級斗爭的角度思考知識分子的功能，不如說福柯從來思考的都是知識分子如何參與現代社會意義上的“反權力”“反規訓”抗爭。他認為知識分子有自己的斗爭方式，他的任務是喚醒民眾、刺激思考，“從現在起，信息必須通過口口相傳，在群體與群體之間傳播。這可能是一個令人驚訝的方法，但仍然是最好的方法。信息必須重新流通起來；個人經驗必須轉化為集體知識。換句話說，就是政治知識。”這種純粹的“批判型知識分子”的身份限定，顯示出與毛澤東的極大差異，因為在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中，調查不僅是搜集信息，同時要解決問題，用馬克思的話說，問題的關鍵在于“改造世界”。
第三，圍繞“信息傳播”,福柯在監獄調查小組時期主要的活動是對囚犯家屬做調查問卷或訪談。如果僅僅聚焦“調查監獄”行為本身，福柯的調查顯然有些“不合格”。因為福柯基本沒有走進監獄的內部進行實地觀察，換言之，他缺乏對監獄切身性的經驗感知。當然，這也不能夠完全“怪罪”于福柯，因為根據20世紀70年代的法國監獄制度，除了囚犯、監獄看守和律師，一般公民是無權進入監獄探視的，更不用說在監獄內部展開調查。福柯唯一一次進入監獄內部，是1972年4月21日參觀美國的阿提卡監獄。這次監獄之行給福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福柯坦言，對于法國人而言，阿提卡所見簡直是“一次可怕的經歷”(une expéricence terrifiante)。他稱在此次參觀之前他確實在法國聽過不少囚犯講述監獄內部的事情，但是阿提卡監獄所見依舊是與之前的聽聞有著很大的不同，這讓他親自見證了作為“機器”的監獄，并且是從“機器的內部”(l’intérieur d’une machine)進行感知的。盡管缺乏實地的監獄考察，這一時期福柯的調查行為依舊頗為活躍，他積極走出書齋，通過與囚犯家屬、被釋囚犯的采訪和交談，以及通過向獄中囚犯發放調查問卷，他還是間接地獲取了不少關于監獄的信息。在1972年的一次訪談中，福柯曾比較詳細地講述了他在桑特監獄門口對囚犯家屬調查的經歷。因為每周六囚犯的家屬都會在監獄門口排隊等候探視，福柯和調查小組的其他成員便會一起向他們發放問卷。福柯說：“第一周，我們很不受待見。第二周，人們仍然心存戒備。到了第三周，有人對我們說：‘這只是說說而已。早就應該這樣做了。’然后，這位女士突然告訴了我們一切。她怒火中燒，大談探視、她給犯人的錢、那些沒被關進監獄的有錢人、那些骯臟的東西。每個人都能窺見便衣警察豎著長長的耳朵……第四個星期六更是不同尋常。在排隊的人群中，甚至在我們到達之前，人們就在討論我們的調查問卷、監獄丑聞……那天，我們沒有像往常一樣讓他們在街上等到下午一點半，而是提前三刻鐘打開了桑特監獄的大門……”這反映了伴隨著時間的推進，“監獄信息小組”的調查在囚犯及其周邊人群中取得了相關信任。從相關文獻中記載的調查問卷內容看，福柯設計的內容可以說是非常的“日常生活化”,問題主要包括“訪問”“信件”“權利”“電話”“散步”“食物”“餐廳”“閑暇時間”“工作”“醫療處理”“紀律”等多個方面。隨機瀏覽問卷中的一些問答，很難看出這是對囚犯監獄生活的采訪，如“問：你一周能吃幾次肉?答：四次豬肉，兩次魚肉。問：水果呢?答：三次。一個蘋果或者橘子、梨子或者香蕉，這得看季節”,這些生活細節問題在問卷中占有不少比例，這一方面說明福柯確實在執行他對于“信息小組”的定位：傳遞聲音；另一方面，福柯在調查之初就預設了囚犯本身所具有的“人”的權利，這種超越善惡或者說完全不顧犯罪事實的立場預設，其蘊含的抵抗意味其實是非常激進的。
最后，在調查結束之后，除了“傳播聲音”以外，福柯最終還是回到了書齋，在基于自身經驗的基礎上，他以“監獄”為對象，展開了對現代社會權力運作的深度剖析。階段性的調查成果，福柯基本會整理成冊，并予以出版。1971年6月—1973年1月，福柯參與了4本關于監獄調查結果的小冊子發布，它們總體冠以“不可容忍”系列。其中影響較大的，是1971年6月出版的第一本小冊子，名為《二十所監獄調查》(Enquête dans20prisons)。小冊子內容依舊本著“發出聲音”的原則，完整地收錄了兩份調查問卷，還有一些囚犯關于監獄生活的陳述，以及一些關于問卷的答復。這本小冊子前有一篇序言，雖然沒有署名，但是基本可以斷定是福柯執筆的，它的開篇就顯示出強大的火力，幾乎是對所有的國家機構展開激烈的批判：“法院、監獄、醫院、精神病院、職業醫學、大學、新聞機構和信息中心：通過所有這些機構并在不同的面具下，一種壓迫正在實施，這種壓迫的根源是政治壓迫。”這種對微觀權力的激進批判，已經呈現出《規訓與懲罰》的理論前奏。其實，閱讀這一時期福柯關于監獄的談話，可以明顯地發現福柯已經不再僅僅是抽象地用概念批判監獄，福柯會用一些具體的案例來佐證他的觀點，從這些形象話語中，已經顯示出他是在調動自己的調查經驗來思考監獄問題。例如，在1971年的一次采訪中，福柯談及囚犯在獄中權利的缺失，他旋即便脫口而出一個例子：“一名囚犯報名參加了文學院的函授課程。他在給監獄長的信中寫道：‘這一段時間以來，當我收到批改過的作業時，我看到檢查員的印章蓋在老師批注的正中間，感到非常不高興……很明顯，蓋上這個章會破壞我的學業，我看不到這些作業批注代表的文獻材料，而且我也不能在我希望留存的文件中保留這些痕跡。’”更為重要的可能是《規訓與懲罰》的寫作。這本1975年出版的論著，完全可以視為福柯監獄調查的理論性總結，在此書的第一章末尾，福柯就交代到，他關心的不是歷史，而是現在，這本書的目標是“寫一部關于現在的歷史”,而其中關于懲罰的思考“與其說得自于歷史，不如說得自于現實”。至少從目前德菲爾編輯的福柯年譜上看，其實在1972年9月，福柯就已經開始構思一本關于懲罰的書，這便是《規訓與懲罰》的最初構想。1973年2月，《規訓與懲罰》的初稿便已完成。換言之，《規訓與懲罰》成書時間，基本就是“監獄信息小組”最為活躍的階段。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也為《規訓與懲罰》的寫作奠定了基礎，主題最為相關的課程即1971—1972年的《刑事理論與刑事制度》和1972—1973年的《懲罰的社會》。上述種種均可以看出，福柯切身地把調查所獲得的知識、調查過程中的具身性感知，化入了對監獄的理論化分析中。“化”可以視為一種頗為高超的智慧，或許也透露出福柯的狡黠，因為在《規訓與懲罰》中，他更多是在調動檔案和史料，而對他身處時代的法國監獄問題閉口不談。這是一種“借古諷今”嗎?但無可否認，調查之后，福柯最終回歸了學者的生活。
三、福柯接受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限度
經過以上史實簡述，現在有必要回答本文最為根本的一個問題：福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影響?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兩個較為偏頗的答案首先需要予以指出。一方面，以詹姆斯·米勒為代表的《福柯的生死愛欲》一書中，僅僅將“監獄信息小組”時期福柯的激進調查，視為尼采式的“極限體驗”,這一“去毛澤東化”的結論，顯然不夠準確。另一方面，麥斯·彼得和卡斯帕·維拉森于2015年發表的論文，在與米勒的結論對比之下，視野顯得開闊了很多，文章強調僅看到這一時期福柯的“尼采影響”,會忽視福柯思考知識和權力行使之間關系的其他方法論靈感來源，所以這篇論文專門強調了“毛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對福柯譜系學、權力批判等主題上的影響。然而，麥斯·彼得和卡斯帕·維拉森的論文依舊有兩個問題。第一，撇開尼采而只述法國“毛主義者”對福柯的影響，這種單一性的影響研究有將問題簡單化的傾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夸大“毛主義”影響福柯的嫌疑。第二，“毛主義”對福柯的影響，從根本上說，和毛澤東對福柯的影響，不是一回事。盡管在福柯接受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過程中，法國“毛主義者”確實發揮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但那已經是經過法國“想象”之后進行“再編輯”的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所以這篇論文依舊沒有討論到問題的關鍵。在一定程度上，我認為法國學者克里斯托弗·伯勒的下面這個論斷比較中肯：“我們能說米歇爾·福柯是1971年的毛派激進分子嗎?當然不能。和許多學者一樣，他也對‘五月風暴’狂熱，與其說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主義者，不如說他與左派的自由主義精神有更多的聯系。”英國學者大衛·梅西就“福柯與毛澤東”的關系，說得更為具體，福柯“采取行動支持毛派分子，但并沒有抱持跟毛派相同的‘文化革命’信念以及內戰即將來臨的想象……他認為自己只是與毛派分子一起工作……他的行為有一項固定不變的元素，就是愿意在政治上與身體上全力投入，同時對自己認為不可容忍的事物深感厭惡”。梅西簡短的論斷中，充分彰顯了福柯與毛主義者之間的同與異，非常符合福柯作為思想者獨立思考的氣質。
因此，福柯之于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接受，可以概括為“共鳴式接受”。“共鳴式接受”基于一定歷史事實，肯定思想之間關聯性的同時，但又不完全依賴于直接的文本證據，而是表現為“間接影響和接受的同質雜糅”。這種接受方式或許正體現出并非所有影響都能被語言平滑地呈現或清晰地捕捉。“共鳴式接受”強調思想互動的開放性與創造性。它表明，理論接受并非一定要以直接的文本引用或明確的學術承認為標志，而是可以通過情感共振和選擇性契合實現思想相遇。這是比較符合福柯接受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行為特征的，因為福柯并非基于對毛澤東思想的系統性研讀，而是通過法國“毛主義者”的中介，對毛澤東革命的調查觀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毛澤東所強調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以及調查作為革命實踐重要工具的觀念，激發了福柯對現實介入的強烈興趣，然而，問題的關鍵可能僅在于“共鳴”,福柯始終在自己的知識視域中理解“調查”,所以他的調查與毛澤東的調查有著極大的差別(具體的差別上文已有分析)。上文通過德菲爾的回憶可知，福柯是知道“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這一經典口號的，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致力于在調查之后知識分子“發言權”的建構。在“監獄信息小組”之后，我們很少看到福柯在文獻中直接對毛澤東的引用。在一次訪談中，福柯曾論道：“我認為有三類哲學家：我不知道的哲學家；我知道并談論的哲學家；我知道但是并不談論的哲學家。”毛澤東之于福柯，或許就是“知道但是并不談論”的類型。這是福柯的膽怯或者有所顧忌嗎?恰恰相反，我以為在這種福柯式的沉默中，顯露出一種自由的精神交往，正如他自己所言：“沉默是體驗同他人的關系的特定手段。我以為這種對待沉默的態度真是值得發揚光大。我提倡把沉默發展為一種文化氣質。”“我理解他”“我以我的方式理解他”或者“他的思想直接啟發了我的思考”,這可能是理論旅行中最具魅力的時刻。
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與福柯調查觀的差異，從根本上說，是“革命者眼中的調查”與“學者眼中的調查”之間的差異，前者是方法、更是實踐；后者僅僅是一種方法。盡管福柯賦予了調查意識形態的功能，將其視為反抗現代社會權力的必要環節，但是毛澤東的調查并不僅僅局限于此。在毛澤東的調查中，“調查”是走向群眾、了解問題、發起動員、解決問題的“綜合體”。孟慶延概括得好：“作為革命者的毛澤東，并沒有僅僅將‘調查研究’作為一項了解中國的工具，他并不滿足于將自己的農村調查定位在純粹實用的方法層面，而是嘗試對這些‘眼光向下’的農村調查進行提煉、歸納與總結，從中‘提取’出對中國農村乃至中國革命的總體性理解。”這也是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不同于一般社會學調查最大的差異。此后，這種調查研究思想不斷被方法論化，它不僅成為中國共產黨人一個重要的工作方法，也是一種根本的思維方式。它通過強調深入實際、依靠群眾、從具體問題出發，確保共產黨員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始終與中國的現實情況緊密結合。這些都是福柯不知道，也不關心的問題。從這一點上說，福柯對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理解，完全是去歷史化的。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在“毛澤東—福柯”之間，“調查—知識生產”的觀點實現了某種視域融合。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思想，其重要目的之一在于反對本本主義，強調革命者必須通過切身的、經驗性的實踐來了解中國的社會現實。正如毛澤東所言：“一般地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于社會情況的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毛澤東“調查—知識生產”的觀點，其實可以視為晚清以來，儒家知識道德體系在“西學東漸”中遭遇危機后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努力，所以在中國，從近代以來，“作為一種知識生產模式的社會調查最好不要被理解為一種狹義的學術努力或研究活動，而是一種文化和政治實踐”。這一點，福柯也頗為相似。在監獄調查的過程中，福柯依舊保持敏銳的思考，在自身經驗的基礎上，開始對監獄的刑罰機制展開考察，矛頭直指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學說，揭示出現代社會如毛細血管一般的權力控制機制。此一無意識的共鳴，或許福柯本人也未曾察覺。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共鳴”的限度。毛澤東“調查—知識生產”的馬克思主義品格及其扎根中國的歷史向度，是福柯的調查實踐中所缺乏的。毛澤東“調查—知識生產”背后，是對中國傳統“知行”哲學經馬克思主義改造后的具體呈現。在《實踐論》中，毛澤東明確指出：“認識從實踐開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這一觀點為調查作為知識生產的核心方法提供了哲學基礎。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進一步強調了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與普遍性，這一方法論為調查提供了具體的指導原則：調查不僅是對現象的簡單描述，更是對矛盾本質的揭示與分析。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思想正是通過深入社會現實，揭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而為革命實踐提供理論依據。毛澤東的“調查—知識生產”不僅體現了對“當下”現實的高度重視，還特別強調“我”的切身性參與，其中是“了解”“學習”和“創造”的辯證統一。調查不僅是獲取經驗材料的手段，更是主體通過實踐參與現實、改造現實的過程。這種知識生產方式既非形式邏輯的推演，也非先驗性的抽象，而是馬克思主義能動性創造的具體實踐。通過調查，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初步建構了一套適合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知識體系的基本范式。這種知識生產不僅具有學術意義，更是一種深刻的政治實踐。
透過福柯對毛澤東調查研究思想的接受，也折射出“1968年一代”理解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大誤區：僅將其視為一種批判的理論，或者成為支撐“造反有理”的理論武器。在“五月風暴”的狂風驟雨中，出于對資本主義壓抑社會的批判，法國一些激進學生和左翼知識分子選擇了毛澤東思想，想象出“毛主義”,但當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自我改良，完成特定條件下的自我修復后，這一代人基本走出了“毛主義”。福柯最終轉向了倫理與生命政治，探索的眼光投向了古希臘；原樣派的領袖索萊爾斯，也走出“革命中國”,轉向了“古代中國”,說得更具體一些，就是“道家中國”。或許對毛澤東思想一以貫之的是巴迪歐，自1968年以來，毛澤東思想一直是他進行哲學思考的重要資源。應當說，“批判”只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方面，毛澤東思想更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是以《新民主主義論》為代表的一整套建設性宏偉方案。胡繩曾指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提出來，就使人們眼界豁然開朗，一下子清楚了，明確了。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確是為中國革命的當前任務和它的前途作出了科學的、符合實際的、易于了解的論斷。”建設性地規劃未來，可能比解構性地批判過去和當下更為重要。從中外互鑒的角度上看，西方左翼或西方“同行”對《新民主主義論》似乎關注不夠，這是今后面向全球講好中國故事需要嚴肅對待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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