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東漢末的黃巾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是東漢王朝的統治卻被農民革命推翻了。經過長期地主軍閥的混戰，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曹魏的勢力在當時最強大，景龍四年(263年)滅了蜀國，司馬氏在曹魏政權的基礎上建立了晉王朝，又于咸寧五年(279 年)滅了吳，統一了封建政權。魏晉時代，中國的封建社會進入了以門閥世族當政的地主階級專政的時代。門閥世族是極少數擁有各種特權的地主階級的一個階層，霸占大量社會財富，對廣大農民實行農奴式的壓迫和剝削。當時，司馬氏為了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實行了按官品占田和占有勞動力的制度，這是我國歷史上封建國家正式承認地主庇蔭依附農民，用法令來保障地主的這種特權，同時又恢復了過去的分封制度。這樣一些措施，雖然表面上暫時可以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但是助長了門閥世族勢力的發展，加深了階級矛盾，同時在實際上也在加深著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社會動蕩不安，門閥地主階級要維持其反動統治，就要麻痹勞動人民的斗志；同時，地主階級本身也感到內心空虛，需要精神寄托。于是他們便打著“曠達不羈”的招牌，以“老”、“莊”、“易”為思想資料，建立起唯心主義的思辯哲學--玄學。玄學的出現為維護門閥世族利益作了理論上的論證，其主要代表是何晏與王弼。
何晏、王弼的玄學唯心論
玄學是魏晉時期唯心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它以《老子》、《莊子》和《周易》的唯心主義哲學為思想資料和理論依據，崇尚虛無，空談玄理，所以又稱玄學為“清談”。 創始者何晏、王弼都是曹魏“正始”年間的人，所以也稱玄學為“正始之音”。
何晏(公元190-249年)是鎮壓黃巾起義的頭子何進的孫子。著有《道德論》、《論語集解》。王弼(公元226-249年)，曾任尚書郎。著有《周易注》、《老子注》。何、王繼承了先秦以來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反動觀點，拋棄了兩漢以來的神學目的論的形式，用“本與末”、“一與多”， “動與靜”以及“自然與名教”、“言與意”等哲學論題，論證世界“以無為本”，建立了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玄學。何晏與王弼，用虛無主義的世界觀說明客觀世界。他們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晉書·王衍傳》) 何晏認為: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客觀事物，都是由超乎現實的“無”生成的。“無”是萬物的主宰，它是無影、無形、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的。他認為，正是因為有這樣玄虛的東西，才產生了宇宙萬物。“有”所以為“有”，是由于“無”產生的；“事”所以成為“事”，是由于“無” 生成的。他說:“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列子·天瑞篇》注引《道論》)天地萬物都是由它生成的，宇宙萬物的運動變化都是由它發動的。這種神秘主義思想，尤其是在王弼那里更作了詳細的闡述和進一步發揮。
在王弼看來，事物有“本”有“末”。他說老聃的哲學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崇本息末”。他認為“本”就是老聃哲學中的“道”或“無”。它是沒有形象，不可見聞，不能用言語表達的東西。但一切有形跡的東西都是由它生成的，都要依靠它才能存在，才能發生作用。它是萬物或“有” 的本源。所以他說:“凡有皆始于無”。(《老子注》)并教人們一言一行都要抓住這個根本，只有這樣，才能“言不遠宗，事不失主”，才能符合封建“道”的原則。王弼根據每一事物都有一個“本”，推論出天下萬物必有一個總的“本”，這個總“本”便是天地之“本”。這是他“崇本息末”的理論根據，并影響到以后的宋明理學。王弼的哲學陷入客觀唯心論，從它的認識論根源上說可以歸納為兩點:
第一、王弼在現實世界之外虛構了一個精神性的東西(無)作為它的本體，但是世界萬物之外是不可能有什么東西的。如果要在世界萬物之外找一個本體，那無非是為它找一個造物主，正如列寧所指出:“唯心主義不過是信仰主義的一種精巧圓滑的形態” (《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王弼不說這個虛構出來的精神勝利的東西是造物主，而是把它作“道”或“無”，無非是為了更好的欺騙人了。這樣的唯心主義從其認識論的根源上說是由于人們對于千變萬化的現實世界沒有辦法把握它的規律，不能從現實世界自身中去尋找它的變化的原因，不能從現象中把握本質，因此不得不從它外面去找原因，這樣就不能不虛構出一個與現實世界對立的本體來，成為唯心主義。
第二、抽象有兩種，一種是科學的抽象，一種是非科學的抽象。科學的抽象就是要通過對事物的分析，把它的本質性質概括出來， 因此科學的抽象概念是有客觀內容的，是對事物本質屬性的概括，所以列寧說:“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話，那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哲學筆記》)。然而王弼對“以無為本”的論證，卻是運用著非科學的，瞎說一氣的抽象方法。他不是從對事物的科學分析中概括出事物的本質屬性來，而是在頭腦里虛構了一個把事物的任何性質全都抽掉的“無”來，然后把這個“無”說成是“有”的本體或是事物的本質。然而沒有任何客觀內客的“無”怎樣能是事物的本質呢？怎樣能把一種不反映事物本質的抽象的精性的東西說成是產生事物的根據呢？這種唯心主義的花招，正表現王弼哲學的虛妄和詭辯！
王弼創造出這一套“以無為本”的唯心主義體系，就是要用它來欺騙人、麻醉人，使人們感到他的哲學好像是和現實沒有什么關系的“純粹哲學”。其實王弼的哲學是有強烈的階級性的！他所要肯定的“無”和“以無為本”的思想無非是要肯定“至寡”和“治眾者至寡” 而已，他企圖給這種封建的專制統治披上玄虛的外衣，使人們不易識別其反動性。他所說的“理”就是封建的秩序，人們不應該違背，也不能違背。他所說的“常道”就是董仲舒所說的不變的“天道”，這無非是要證明封建的統治與服從的關系不能改變，或者說根本的封建關系不能改變。一句話，王弼的“以無為本”的哲學不是超階級的，而是為了繼兩漢天人感應目的論神學之后再度建立和鞏固封建專制統治的，這就是這種哲學的階級實質。
王弼還從“體”和“用”、“動”和“靜”的關系中，進一步闡述他的“以無為本”的唯心主義觀點。他說:“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周易注》), 都是由不動的“無”決定的。“天地以本為心”，“本”就是“無”，表現具體事物上，便是“靜”、“體”、“少”、“寡”。因此他認為在“動與靜”、“體與用”、“少與多”、“寡與眾”的關系中，“靜”、“體”、“少”、“寡”是“本”，是決定者；“動”、“用”、“眾”、“多”是“末”，是被決定者。這個“本”體現在人事道德上，就是“無為” “不爭”，他甚至說:圣人的作用就是在于使老百姓閉目塞聽，讓他們無知無欲，無知無欲的狀態是最可貴的順應自然的狀態。他還用嬰兒作比喻，認為老百姓都應像嬰兒一樣不要用頭腦想問題，這才是合乎“自然之智”的。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看出王弼“以無為本”的唯心主義在認識論上必然是一種愚民政策的不可知論。這實際上就是要求勞動人民放棄為改變政治經濟地位作斗爭，老老實實地服從門閥世家的反動統治。
在認識論方面，玄學唯心主義的特點集中反映在“言不盡意”和“得意忘象”的謬論上。所謂“言不盡意”，就是說人們的語言不能如實地表達思想和反映客觀實在的事物。所謂“得意忘象”，就是說人們在認識客觀事物，把握人的思想時，必須忘掉(拋開)具體事物、具體人，才能得到對它們的了解和認識。他把語言(言)、具體事物(象)、事物的規律(意)完全割裂開來。這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認識路線，最后必然導致神秘主義的不可知論。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王弼通過“少與多”、“寡與眾” 的關系，論證封建君主制度的“合理”性。他從“少”、“寡” 是“本”的唯心論觀點出發，在誰應當是社會的統治者的問題上，即認為“眾不能治眾，治眾者至寡也”。(《周易略例》)意思是說人民大眾不能管理社會，不能成為社會的主人，只有皇帝才能治眾，才能成為國家的主宰。
這是為皇權、為君主制度提供理論根據的英雄創造歷史的反動觀點。他把統治階級剝削、壓迫廣大勞動人民說成是合乎法則的，是天經地義的。同時又指使統治者要用“以無為本” 的思想去麻痹、欺騙人民，使之“無為不爭”。 因此，我們從王弼的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和唯心史觀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結論:(1)鼓吹“天才論”的，必定是唯心論的先驗論，王弼鼓吹圣人有高于老百姓的“神明”，他就必然認為認識不必通過感性，更不必通過實踐；(2)鼓吹“天才論”的，必定認為普通老百姓是不能認識事物本質的群氓，因此在認識論上同時又是不可知論；(3)鼓吹“天才論”就是要論證“壓迫有理”，王弼正是這樣，他認為只有圣人才是最適合作統治者的，而君主則應該是居于統治地位的圣人。“天才論”，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從來就是為反動階級服務的。
王弼還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論題，以論證封建主義的政治制度和倫理道德都是合理的。所謂“名教”，就是“三綱”、“五常”等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和倫理道德的總稱；所謂“自然”，就是魏晉玄學所講的總規律“道”。 “名教出于自然”是說封建社會的倫理綱常是合乎“道”的，是“道”的自然的表現，這就給封建的統治披上一些超現實的外衣，使之具有更大的欺騙性。王弼所虛構的“道”，也就是他所說的“自然”。王弼認為，“自然”的本性是“無為”的，人們應該效法“自然”，對任何事情都采取“無為”的態度，這樣才能體現“自然”的要求。因此，他提出，不僅統治者應該“無為”，被統治者也應該“無為”。從統治者說，“行無為之治”，才能達到“無不為”的目的。因為在上的統治者既然“無為”了，下面的被統治者就應該效法，就像子效法母，末反映本一樣，他說:“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為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老子注》)意思是統治者如果有什么欲望要求，老百姓也就很快的跟著來了； 如果統治者宣揚說:“我所想的就是無欲”，那么老百姓也就會沒有什么欲望要求，而自己過著樸素安靜的生活。
王弼鼓吹“無為”，當然不是要統治者的什么事也不干，而是要統治者宣傳“無為”，以便使老百姓無知無欲，任其宰割。把反動統治者的腐敗墮落、荒淫奢侈也說成是合乎“道”的法則。所以他在《老子微指略例》中提出:老百姓的“邪惡”，“淫欲”之所以發生，井不是在于“邪惡” “淫欲”自身，而在于“有為”的欲望存在；如果能在這些“邪惡”、“淫欲”發生之前就把它們消滅，那才是最保險的辦法。他說:“故不攻其為也，使其無心于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無心于欲也。謀之于未兆，為之于未始，如斯而已矣。”并把這種辦法稱之為“崇本息末”、“任自然無為之道”，使老百姓過著無知無欲的安分守己的生活。
這是一種企圖從思想上麻痹人民群眾，解除人民群眾反抗剝割和壓迫的反動思想，是一種愚民哲學！這種哲學在我國封建社會中和儒家的“仁義道德”一樣，是非常反動的。儒道兩家在我國長期封建會中之所以是鞏固封建統治的思想武器就是這樣的。王弼這種觀點，表明了董仲舒以來所提倡的儒家學說經過漢末農民革命的打擊，作為鞏固封建統治的工具已發生動搖，于是又加上了新的花招，這個花招的特點就是用玄之又玄的欺騙方法，用愚民政策來建立門閥世族大地主集團的統治秩序。但是，歷史的辯證法是不以像王弼這樣的唯心主義玄學家的意志為轉移的，他所宣揚的“名教”出于“自然”的謬論，不可能消除農民反抗地主的斗爭，在魏晉時代農民起義一直是此起彼伏的。總之，魏晉玄學的虛無主義世界觀，實質上并不是真的“虛無”，而是妄圖讓勞動人民安于被統治、被剝削的奴隸地位。魏晉玄學就是專門為當時門閥世族地主的統治服務的反動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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