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原始社會的人們，只能用簡單的工具進行生產。原始社會的人們屈服于自然力，幻想出超自然的神靈，認為有一種離開現實世界的力量主宰著人類社會，主宰著現實世界。這就是唯心論思想的萌芽。但是，另一方面，人們在長期的生產過程中，也逐漸認識到自然界中某些因果關系的簡單規律。在舊石器時代，人們知道用打制的石器進行狩獵；到新石器時代，又知道把石器磨制得更加銳利，并且知道了種植谷物。這說明，原始社會的人們，在長期生產勞動中，必然要對客觀外界采取現實的態度，承認周圍的事物是客觀現實有的；并且認識到，只有服從客觀規律，才能在生產實踐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種認識，就是唯物論思想的萌芽。在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前，唯物論思想與唯心論思想都處于萌芽狀態，并具有自發的對立傾向。只有到了奴隸制的階級社會，才產生了為階級斗爭服務的哲學。
哲學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是直接為階級斗爭、政治斗爭服務的。夏王朝的建立是我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的開端。社會進入了奴隸社會，便產生了階級，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夏代的奴隸主，已開始利用宗教迷信來為其統治的合理性論證，作為欺騙、壓迫勞動人民的工具。
公元前十七世紀末，商湯滅夏，建立了奴隸制的商王朝。統一國家的建立，因而宗教也就必然要出現一個具有新特點的至上神，叫做“帝”或“上帝”，形成一種與巫術密切結合的宗教迷信。這種宗教認為“帝”是整個自然、社會的主宰。奴隸主貴族統治者經常利用“天罰”來威嚇人民，假托神意來迫使奴隸等去從事戰爭、耕作和向奴隸主貢納財物。商奴隸主貴族為了加強其統治，制造了政權神授的謊言。借助這虛無縹緲的“至上神”對各種族的奴隸實行血腥的統治。
商的奴隸主頭子說:“帝立子生商”(《詩經·商頌》),這就是說其祖先是“帝”的兒子。實際上就是宣稱他們自己是“帝”的子孫，商最大的奴隸主-王，就是這“帝”在人間的代理人。他們的政權則宣揚是“帝”賜給的，因而也是永恒的；他們的一切言行都宣布是“帝”指命的，鬼神庇佑的，誰違背了他們的意志，就是違背了上帝和祖先的指命，那就要大難臨頭。商人不僅經常祭天祭祖，乞求降福消災，而且在事事之前都必須進行占卜，如作戰，筑城，開河，種獲等，都要燒灼龜殼和獸骨，觀其裂紋(兆)，來預定兇吉，決定行動。
商奴隸主貴族不僅炮制這個最高主宰“帝”，而且還壟斷了“帝”和人間的聯絡。這樣，商奴隸主貴族便可以為所欲為。為了自己的淫糜享受，商的奴隸主貴族不僅在活著的時候要敲榨奴役大批的奴隸，而且在死后，還要用幾十幾百甚至上千的奴隸進行殉葬和祭牲。他們把這一切都看作是授命于“帝”。在他們看來，奴隸的生存就是為著讓奴隸主奴役玩弄享受。奴隸們稍有反抗，他們則大聲叱咤:你們奴隸的生命，是我從上天那里給保留下來的，如果你們不服從我，“帝”及我的祖先就要大大的降罰你們，那時候，我就要把你們斬盡殺絕，滅子絕孫。
公元前十二世紀末，周部落在今陜西的渭水流域興起，先后滅掉了周圍若干的戎族，成為商王朝的一個強大藩國。后經周武王東征并在商奴隸前線倒戈的幫助下，滅掉了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這也說明了當時奴隸們反抗斗爭的激烈和他們在推動社會歷史前進中的決定作用。周王朝的建立，意味著奴隸制度國家的高度完成。周王朝的奴隸主貴族承襲了商奴隸主貴族祭天祀祖、敬事鬼神和君權神授的宗教迷信思想，并在商奴隸主貴族的這些思想基礎上，使宗教迷信思想更加系統化，理論化。總之，這時的宗教已不同于原始社會的迷信了，它已經完全成為奴隸主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充滿了階級壓迫的內容。從此以后，宗教迷信成為了歷代反動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得力工具。
周滅掉了商后，為了加強對被征服種族的統治，周奴隸主貴族首先把“帝”和祖先分開，加強了“帝” 這個“至上神”的絕對權威，從而提出了“天命”說(天的意志或天的命)，來論證自己統治的合理性。周奴隸主貴族為了維護自己統治的永恒性，為了從思想上征服商奴隸主貴族，進而抬出了“德”和“以德配天命”的理論。他們用統治者的道德行為作為補充，以說明“上帝”不斷更換統治者的理由，這樣也就使它的欺騙性更大。《召誥》中說:“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這就是說，做王的要認真崇尚德政，用德行事，才可以求得永保天命。周奴隸主貴族所說的德，具體內容仍是“從天命、勸人事”。這樣他們就在理論上說明了，商王朝之所以滅亡，是因為商的后代不能修明其德以從天命，故失天下，周先祖能修明其德配天命，上天就改變了他的大兒子，授命于周。周奴隸主貴族周公旦就假惺惺地對商奴隸主貴族講:“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唯天不畀”(《尚書·多士》)。
被稱為奴隸社會“大圣人”的周公旦，是西周初期最著名的奴隸主貴族政治家。他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為了鞏固周王朝的統治，他制造了一系列的措施，發表了一整套為奴隸主思想統治服務的言論。“天命”說可以說是他炮制的。他不僅提出了“德”，也提出了“孝”，弄出一套制禮作樂的規則。禮，本來是婚、喪、衣、食、住、行的規則。但經周公旦整理和其后人的修飾，禮便成了奴隸社會的等級名分制度，樂也成了為這種等級名分制度服務的工具。
周公旦由于親自參加了武王東征和親自平定了殷商貴族的叛亂，看到了由于奴隸的前線倒戈使殷商王朝滅亡的事實，從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訓，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不可忽視，產生了對“天”的一些新認識。他提出了: “天命靡常”(《詩經·大雅·文王》)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引《泰誓》)的思想。在這思想的基礎上，他還提出了“保民”才能“享天之命”(《尚書·多方》)。“保民”也就是告誡奴隸主頭子要勤于人事，要注意統治之術，好好地控制奴隸不讓他們逃亡和失散，才能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這不過是把赤裸裸的階級壓迫涂上一層“保民”的欺騙色彩而已，但保民思想的提出，是當時大量奴隸起義暴動的結果，是“天”的權威削弱的結果。
商周的宗教迷信是維護奴隸主貴族階級專制統治的思想武器。它隨著奴隸社會的產生、發展和衰落不斷地變換著形式，但萬變不其宗，“宗”就是君權神授。奴隸主貴族階級的政權離不開“神”來保駕，以后的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也離不開“神”來護航，因而“君權神授”這一剝削階級的反動理論，發展成為了我國兩千多年來鞏固封建專制統治的主要思想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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