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隨著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數字資本主義應運而生。數字資本以海量的數據為核心，構建起新的資本模式和經濟形態，引發了關于資本本性、剝削機制等一系列問題的新思考。其中，數字資本的本性問題及其新樣態成為學術界討論的新熱點。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資本產生于人們的物質勞動，具有物質性，并異化為社會形式存在。而在數字資本主義那里，非物質勞動的數字勞動產生了數字資本的增殖，一方面具有不依賴于物質形態的非物質性，另一方面又無法脫離物質基礎和社會結構，其存在和運作都依賴于堅實的物質要素。同時，“數字資本”通過平臺、算法等對資源進行了重新配置，改變了市場結構和生產關系，決定社會資源的分配，并對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批判數字資本本性的兩面性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信息網絡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與規模滲透到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數字資本主義應運而生。這一新的經濟形態不僅改變了生產方式、勞動形態和市場結構，還引發了關于資本本性、剝削機制、生產關系等一系列問題的新思考。在此背景下，數字資本的本性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一方面，有觀點認為數字資本主要是物質要素的數字化表現，如數據、算法、平臺等；另一方面，也有觀點認為數字資本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社會關系，通過技術和平臺的構建來重新配置資源、影響分配機制并深化剝削。這種爭議，要求我們基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進行更深入的批判性分析。同時，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剝削機制變得更加復雜和隱秘，傳統的勞資關系被數字化勞動、平臺經濟等新形式所重塑，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也更加難以察覺。因此，如何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來揭示這些新變化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此外，數字資本主義還深刻地影響了生產關系。在數字平臺上，資本與勞動的關系、資本與資本的關系都發生了新的變化。這種變革要求我們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深入分析數字資本主義背后的生產關系變革及其對社會結構的影響。數字資本主義的興起還導致了社會結構與權力關系的重塑。數字技術和平臺成為新的權力載體，它們不僅影響著市場資源的配置和利益分配，還深刻地改變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方式和交往模式。因此，對于數字資本本性的探討，必涉及對其背后的社會結構和權力關系的分析。
綜上所述，關于數字資本的性質爭議，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問題，都需要我們通過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工具，深入剖析數字資本主義的本質、邏輯和發展趨勢，為理解和應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持。
二、馬恩視閾下資本的雙重性——從物質生成到社會異化形式
（一）馬克思的勞動理論與資本的物質生成
1.馬克思的勞動理論溯源與探析
馬克思的勞動理論萌芽于他的異化勞動理論，在物質生產勞動理論中得到確立，在勞動價值論中得到深化。
馬克思對勞動的認識，突出體現為兩點，一是勞動是人維持生命的手段，個體只有通過不斷的勞動才能獲取生存所需的基本生活資料；二是勞動是實現個人自我價值理想、確認自身對象性力量的唯一途徑。人所具有的這種對象性力量，如果不通過勞動得到表達和實現，就始終是一種潛在，而不是實在。在這種對象性活動中，人在對外部環境進行改造的同時，也在對自身進行不斷的改造，正如馬克思所說：“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人在改變世界的過程中，證明了自己的力量，人自身、人的本質也得到了實現。在馬克思看來，勞動對人的意義不僅僅體現在它是人獲取生存資料的根本來源，更對人的整個生命具有重要意義，是人實現自身理想、價值等的根本途徑。
但馬克思發現，勞動對人生命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人的勞動，僅僅變成了其謀求自身基本生存的手段，工人迫于生存壓力，不得不將自身出賣給資本家，以換取微薄的工資。一方面，工人是自由的，他們可以在市場上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出售對象；另一方面，他們除了自身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這迫使他們必須依附于資本家，才能生存。工人的這種勞動并非出自其本意，而是按照資本家的意圖進行，不是自由地發揮和展開其生命實踐，而是被迫的，因此勞動在工人身上只充當維持個人生命的手段而失去了實現自身的重要意義。勞動變成了對工人的束縛，讓工人陷入了空前的不自由。這揭示了勞動在工人身上發生的異化，由自由自覺的活動轉變為壓迫工人、支配工人的活動。馬克思將異化集中表述為四個方面，即勞動者同他們的勞動產品發生異化、勞動者同自身的勞動活動發生異化、勞動者同人的類本質發生異化、人與人之間相互發生異化。四個異化構成了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的核心內容，揭示了工人的生存困境。
異化勞動理論是馬克思勞動理論的萌芽，物質生產勞動理論是馬克思勞動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眾所周知，實踐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根本基石，也是其物質生產勞動理論的必要前提，正如馬克思所說，“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這一觀點鮮明地指出，物質勞動實踐是人類社會和人類歷史形成與發展的根本動力，也就是說，人類社會至今形成的一切成果都是靠人的勞動實踐創造出來的。既然一切都是人的勞動創造的，那么商品也不例外。馬克思認為，商品之所以能夠發生交換，是因為其中凝聚著價值，正是人的勞動創造了價值并凝聚在了商品中。這就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勞動價值理論是對物質生產勞動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該理論認為，商品自身存在二重性，也就是具有價值及使用價值。其中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是人的具體勞動創造的，正是人們彼此間對他人商品的自然需求，才發生了商品的交換，這是由現實需要引發的自然歷史過程；價值則不同，它是一般人類勞動的凝結，也就是抽象勞動的成果，是商品的社會屬性。馬克思把價值定義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凝結”，即由抽象勞動所凝結的一般物。一般等價物即貨幣的出現，使得商品的交換等流通空前便捷與廣闊。
2.資本的物質性與馬克思的勞動理論
資本在馬克思勞動理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當資本家把貨幣轉化為商品，使商品充當新產品的物質形成要素或勞動過程的因素時，當他把活的勞動力同這些商品的死的對象性合并在一起時，他就把價值，把過去的、對象化的、死的勞動轉化為資本，轉化為自行增殖的價值。”將貨幣轉化為商品，將包含過去勞動的價值轉化為資本，與馬克思勞動理論的一個重要概念密不可分，這一概念就是“對象性勞動”。
對象性勞動是勞動者將自己的目的、意圖等通過自己的對象性活動，表現在對象中，使對象按照自己的想法等發生改變，并以勞動產物的形式得到固定，在此過程中，“勞動與勞動對象結合在一起。勞動對象化了，而對象被加工了。在勞動者方面曾以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東西，現在在產品方面作為靜的屬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現出來”。以實物出現的勞動產品，一部分被用于人們的直接消費；另一部分則被用于再生產過程，即作為一個新的對象性勞動過程中的生產資料被投入。在后一種情形中，被投入的對象性勞動的產物，既是前一個勞動過程的結果，又作為再生產的原料，它以物的形式被保存，被稱為“死勞動”、過去勞動或對象化勞動。正如“死勞動”這個概念本身所揭示出的那樣，以產品或使用物的形式所保存的“死勞動”只是一些被堆放的物品，并不能自行組織進入再生產過程，而必須借助“活勞動”才能實現，也就是工人的勞動。在商品的價值形成過程中，“活勞動”是唯一創造價值的，是價值的源泉，不但創造新的價值，而且把原先保存在“死勞動”中的價值轉移到新的勞動產物中。“死勞動”即積累起來的勞動本身并不是資本，“只是由于積累起來的過去的對象化的勞動支配直接的活的勞動，積累起來的勞動才變為資本”，換句話說，“資本的實質并不在于積累起來的勞動是替活勞動充當進行新生產的手段，它的實質在于活勞動是替積累起來的勞動充當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
資本實質上就是“死勞動”對“活勞動”的支配權，一個人擁有了資本，就代表他擁有了可以支配他人生命時間的權力。也就是說，“沒有雇傭勞動，就沒有資本，就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資產階級社會”。正是在資本家雇傭工人為他工作的過程中，工人的“活勞動”將凝聚在生產資料中的“死勞動”一同轉移到了新的勞動產品中，與此同時資本家獲得的一定比投入的多，資本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增殖。
資本被分為貨幣資本和物質資本，前者主要是指以貨幣形式存在的資本，包括現金、股票、債券等，后者則指以物質形式存在的資本，包括土地、工廠、機器設備等。資本家雇傭工人在工廠中為其勞動的過程中，既投入了現金等貨幣資本，也投入了廠房、設備等物質資本。但不論是哪種形式的資本，本身都是以物質為載體，或者說以物質形式出現的。
（二）異化與資本：從馬恩資本批判理論出發
1.從馬克思資本批判理論看資本與異化
《資本論》是馬克思的鴻篇巨制，它圍繞資本這一核心概念展開。但馬克思并不僅僅是在經濟學意義上使用資本一詞的，而是以資本這一核心概念為切入點，展開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異化。馬克思從資本出發，是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社會背后異化的重要形式。
正如前文所說，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揭示了勞動者同他的勞動產品、同他的勞動活動、同他的類本質相異化、同人相異化的社會狀況。這些狀況在本質上是由資本引發的，資本在改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同時，也改變了以往的社會形式，社會在其本質上發生了異化。“對馬克思來說，異化勞動是一種由具體的社會經濟條件造成的歷史現象”，而不是“個人迷失本性的主觀錯誤、墮落沉淪的非本真狀態”，也就是說，異化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這種異化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人依附于物化的社會關系，即人依附于資本。隨著一般等價物貨幣的出現，商品交換的空間和規模得到空前的發展，與此同時，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現實關系被物與物之間的交換關系所取代，在資本主義市場上，人們不再關注人與人之間是如何交往的，而是關心怎么獲取更多的貨幣。資本家在市場購買勞動力，向勞動者支付工資，勞動者則“自由”地選擇出售自身勞動力的對象，從而建立了一種表面上的平等關系：工人提供勞動，資本家支付工資。這種關系，不僅掩蓋了資本家對工人在經濟上的剝削，也掩蓋了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造成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進而造成社會的異化。
另一方面，人的各項活動實際上是圍繞著商品流通進行的，而不是按照人的意愿展開的。商品交換按照資本的交換原則進行，可以說，資本的法則統治著人、統治著人之間的社會交往、統治著社會。也正是資本，造成了商品與人之間的顛倒關系，讓原本是人的勞動產物的商品，現在成為統治人的物。工人通過勞動創造出來的勞動產品，不僅不歸工人所有，反過來取代了工人，成為主體，統治著工人，這是一種顯而易見的主客顛倒。工人淪為生產的一個環節、一個部件，服從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變成了生產的從屬和附庸。這種主客顛倒，是社會異化的一種重要表現。人被當作物被并不斷再生產出來，本來是物的東西卻變成了像人一樣的東西。當工人使自身從屬于資本總生產的過程，資本成為生產的主導，整個社會活動都被納入資本的運轉過程中，仿佛資本的這種不斷運轉是自動發生的。資本打破了以往的生產方式，使得一切活動都是按照資本的方式進行，資本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機器，自身轉運并不斷增殖，對資本的總生產過程來說，人和其他生產資料一樣，被投入這個無情的機器之中，進而碾碎和吞沒，資本進行著與現實看起來毫無關系的自我運轉，從而實現了社會的全面異化。
2.從恩格斯資本批判理論看資本與社會異化
恩格斯對資本的批判，發源于他對古典政治經濟學中貧困理論的批判和對貧困社會的深刻認識。亞當·斯密認為，土地、資本與勞動，作為三種在類型上完全不同的財富源泉，也分別與社會中三種完全不同的階級一一對應，即土地的所有者、資本家與出賣自身活勞動的勞動者。其中，土地所有者憑借向外出租自己的土地從而獲得一定金額的地租，資本家則通過投入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資本，獲取高額的利潤，勞動者靠出賣自身的勞動力獲得微薄的工資。在斯密看來，既然他們都是通過合理的勞動取得財富的，相應地他們所獲得的財富多少也應該是合理的，那么勞動者的貧窮也是合理的。問題在于，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并沒有從歷史和批判的角度看待貧困問題，盡管他們看到了現代的貧困問題，但沒有對問題本身進行深入探究，未能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待貧困。事實上，斯密所認為的關于現代分工和競爭等永恒法則并不是真正永恒的，而是歷史發展形成的結果，正是這種分工導致了工人的普遍貧困，貧困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制造出來的。正是資本的掠奪和剝削，造就了工人水深火熱的貧困境遇和社會的異化。
恩格斯首先對他之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展開了猛烈的批判，批判的核心在于他們關于理性的經濟人的假設。這一假設，將具體的個人抽象為存在于想象中的、理性的經濟人，人與人之間只有經濟上的彼此算計和利益關系，只是為了經濟上的利益才參與生產，因此社會也就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社會。恩格斯批判了理性經濟人的空洞假設，指出“勞動并非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設定的抽象的、一般的勞動，而是感性的、具體的勞動，其間摻雜了無數社會的、歷史的、生理的、倫理的因素。勞動與資本在現實生產過程中并不總是表現為和諧一致，而恰恰表現為驚人的對立和分離”。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這種對立，是資本為了保證和擴大自身的再增殖，并維護資本統治，所必須建立的對勞動的統治和支配關系。“資本本質上不是積累起來的勞動，而是人統治人的社會手段。”作為一對孿生兄弟，資本與技術從誕生之日起，就開啟了它們之間的共謀，在相互促進的過程中，逐步確立并強化資本主義的統治。技術的發展并不是如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所設想的那樣，是為了整個社會的進步和全體成員的福利，而是首先服務于政治權力、服務于資本主義社會及其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無論社會總體財富怎樣成倍的增長，工人的貧困問題都無法得到解決，甚至這種貧困被不斷固化，成為他們與生俱來的悲慘命運。
在恩格斯這里，資本同樣是作為一樣異化的社會形式，使得工人陷入無法自拔的貧困之中，并不斷強化資本對勞動的統治。
綜上，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具有剝削性質，是物質性的存在，同時也是一種異化的社會形式。這種異化在數字時代得到了深化，資本的剝削性質在數字時代更加無孔不入，并且隱蔽，通過資本與技術的合謀不斷強化其統治。
三、數字勞動與數字資本：資本與技術的合謀
當下我們越來越習慣用微信、QQ、抖音、快手等移動互聯平臺進行社交、娛樂、發布短視頻、刷相關娛樂時事政治新聞等視頻，這個時候我們所產生的大量數據被各移動互聯平臺所提取、占有并通過基站、傳感器等進行傳播，而這也標志著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即數字化時代。在這種數字化時代，我們不再需要額外的實實在在的物質性勞動資料，而是僅僅憑借手中的一臺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抑或各種終端移動設備等就能夠及時有效地完成相應的工作，而這也是數字化時代最顯著也是發展最迅猛的勞動方式，即數字勞動。緊接著，數字勞動也就帶來了數字資本及其數字資本主義，也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基于數字平臺壟斷（霸權）獨占了世界大多數的龐大數據資源而形成的一種資本主義新形態。然而，我們如何正確地去看待數字資本與數字勞動之間的關系？這始終需要我們借助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理論進行批判性的思考與闡明。
（一）數字勞動的非物質性
當下數字化時代的數字勞動僅僅憑借手中的一臺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抑或各種終端移動設備而不需要額外的實實在在的物質性勞動資料就能夠及時有效地完成相應的工作。這也就使得人們開始質疑馬克思關于勞動的理論，乃至認為其已經不適用于數字勞動。這也就是邁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奈格里所說的，“在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數字化時代，勞動普遍滲透了生活的各方面而成為人之生活的重中之重，但形成了一種矛盾，即現有的關于勞動的理論已經不能涵蓋當下的實際勞動狀態，但勞動本身卻處處都存在著，并成為人們共同的唯一‘實體’”。這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當下數字化時代的數字勞動似乎無處不在，乃至于“讓數字勞動看起來不再局限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的產業勞動的概念，給人感覺今天所有行為都成為數字勞動”。
正因如此，人們開始質疑和爭論數字勞動是否還是馬克思所強調的物質勞動，或者說，有一部分人開始強調數字勞動乃是一種區別于傳統的機器化大工廠化集中性物質勞動的“非物質勞動”。意大利的毛里齊奧·拉扎拉托成為第一個在學理意義上提出“非物質勞動”概念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在他看來所謂數字勞動也就是“生產商品的信息與文化內容的勞動”。對此，邁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奈格里卻在《帝國》一書中將“非物質勞動”界定為“提供特定服務、生產文化產品或知識、發起信息交流等非物質商品的勞動”。這也就是說所謂非物質勞動乃在于其創造非物質性產品的勞動形式，而非絕對的不具有物質要素，也就是說，相對而言的物質勞動依舊支撐著數字勞動的物質屬性。這也就是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等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所強調的東西，在他們看來數字勞動究其根本依舊是物質勞動，因為在他們看來數字勞動并沒有剝離自然物質要素，任何計算性的數據等都植根于人自身物質性的大腦系統。同時，國內馬克思研究者藍江也認為把數字勞動解釋為非物質勞動乃是一種不合理的政治經濟學理解，也就是說，在他看來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數字勞動僅僅理解為一種非物質勞動。可以說，數字勞動在一定意義上是非物質勞動，但同時就人和世界本身的物質性而言又是物質勞動。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數字勞動生產中數據乃是來自實實在在的物質性勞動對象，并且作為物質性存在的人的精神力量才是數字勞動生產的核心所在；另一方面，把數字勞動解釋為非物質勞動乃帶有一種局限性。同時，馬克思也已經表明所謂勞動“只是指人借以實現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人類一般的生產活動”，因而在這個意味上則又可以說數字勞動乃是一種植根于馬克思所強調的物質勞動的非物質勞動。
因此，當我們把數字勞動理解解釋為非物質勞動，并非就等于說數字勞動完全或絕對地脫離了馬克思所強調的物質勞動所顯明著的物質屬性，我們乃是在數字勞動的勞動形式及其存在樣態，以及它所創造的非物質性存在的產品的意義上把數字勞動理解解釋為非物質勞動。而我們之所以在這個意味上把數字勞動理解解釋為非物質勞動，其目的也就是為了能夠更好地去把握數字化時代的數字勞動本身相比于馬克思所強調的物質勞動所具有的不一樣的顯著特征，并以此去抓住數字勞動與數字資本之間的一種內在邏輯及其關系。
相比于馬克思基于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所揭示的機器化大工廠集中性雇傭與被雇傭的物質勞動，當下數字化時代的數字勞動就其勞動主體、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勞動工具、勞資關系、勞動時間與空間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革新。首先，隨著數字化時代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與突破，數字勞動主體越來越普遍。當然，這既有利也有弊，也就是既使得數字勞動的受眾越來越寬廣，數字勞動所進入的領域越來越豐富多樣，也可能給數字勞動者自身的隱私等切身權益帶來風險，即數字勞動者自身成為數字資本可監視的身體，其言行都被數字資本家所監控。其次，數字勞動的勞動對象（包括勞動資料），以及勞動工具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革新，具體說來也就是相比于傳統產業勞動，數字勞動對象乃是作為非物質性存在的數據，而與之相應的勞動工具主要是互聯網移動設備（如智能手機、平板電腦、計算機操作系統，等等），以及虛化的算法、統計、分析處理公式等，這也就使得數字勞動更具針對性和一定程度的專業性。最后，數字勞動所構建的勞資關系在勞動時間與空間上也出現了變化和突破，具體說來也就是機器化大工廠集中性物質生產的雇傭與被雇傭的勞資關系被打破了，也就是“一般數據的全球化，導致的結果是傳統雇傭關系的解體，也是產業生產關系的解體，在辦公室和工廠里不再需要雇用大量的工人和雇員，只需要保障維持公司和平臺架構的基本員工就足夠了”。同時，數字勞動也打破了傳統機器化大工廠集中性物質生產的時空限制，也就是數字勞動除了發生在實實在在的辦公場所，也能夠時時發生在數字移動平臺。
最終，我們通過對數字勞動的內涵及其顯著特征的把握，從而進一步去把握在存在樣式或勞動形式上作為非物質勞動的數字勞動與數字資本的內在邏輯關系，也就是數字勞動的出現必然帶來和推升當下數字化時代的數字資本。
（二）數字勞動與數字資本增殖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由此，可以看到，商品的積累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資本家的資本積累的具體表現，也就是說，通過商品的積累也就構成著資本家的資本積累。相比于傳統機器化大工廠集中性物質生產的物質勞動所生產的實實在在的物質性商品，當下數字化時代越來越普遍的數字勞動所生產的則是虛化的數字化商品，而這種商品的積累與買賣也就構成了數字勞動。這種數字資本的通俗理解，既有其合理的地方，即資本就是一種以商品的積累為具體表現并對社會生產有支配作用的財富或力量，但也有其局限的地方，因為資本并不僅僅簡單地等同于物（商品）的積累或堆積。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被理解為物，而沒有被理解為關系”。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正確地理解資本，那么我們也就不能簡單地把它理解為物，而是要把它理解為一種關系，也就是“一種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權力關系，也是一種剝削關系，而正是資本讓資本家具有了凌駕于一切雇傭工人之上的權力”。由此，可以說，傳統的機器化大工廠集中性生產的物質勞動，以及當下數字化時代的數字勞動實則都異化為了資本家為了維護和增殖作為一種關系的資本的手段，而廣大的勞動者（包括數字勞動者）則始終處在這種作為關系的資本的壓榨、占有和剝削之中。這在馬克思看來就是資本在社會生產與生活中具有絕對的統治力，“對對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現為異化，以致工人生產的對象越多，他能夠占有的對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產品即資本的統治”。因此，這也就正如谷生然、張曉潔所說的，在數字勞動及其數字資本積累中資本家逐利的本性并未消失，而是數字資本與數字技術相合謀而實現并獨占了剩余價值，而數字勞動也就是數字技術的具體實行。正因如此，我們也就需要基于我們當下實際的社會生產情況辯證地看待數字勞動與數字資本的內在邏輯關系。這具體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把握和闡明。
1.客觀地從數字勞動對社會生產力的推動，以及它對社會發展、革新的推進來看，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數字勞動是當下數字化時代的社會及其國家的發展不可或缺的動力，它確實推升了社會及其國家資本的擴展和積累。這從數字勞動本身所具有的顯著特征和突破與革新來看具體也就是：首先，數字勞動主體越來越普遍，也就使得更多的人能夠參與到數字勞動之中；其次，數字勞動能夠打破傳統物質勞動的時空限制，客觀有效地推進數字資本增殖；再次，數字勞動能夠打破機器化大工廠集中性物質生產的雇傭與被雇傭的勞資關系，在某種程度上緩解數字資本所展現的數字資本家與數字勞動者之間的沖突與矛盾。由此，數字勞動與數字資本之間也存在著一種積極有效的相互推動作用。
2.從馬克思所揭示的異化勞動的層面來看，處于異化勞動狀態下的數字勞動是數字資本家進行數字資本增殖的手段。同樣，這從數字勞動本身所具有的顯著特征和突破與革新來看具體也就是：首先，數字勞動主體確實越來越普遍，但這同時也就表明被數字資本所支配、壓榨與支配的群體也越來越多，數字資本的增殖確實越來越迅猛，但數字勞動者所真正占有和獲得的東西卻越來越少，這在馬克思看來也就是“資本對補充勞動力的占有”；其次，數字勞動確實能夠打破傳統物質勞動的時空限制以及機器化大工廠集中性物質生產的雇傭與被雇傭的勞資關系，但其根本也就是馬克思所揭示的“工作日的延長、勞動的強化”，也就是說，數字勞動者本身的自由時間反倒被數字資本所滲透與把控了，并間接單方面強化了勞動。因此，這也就正如馬克思揭示的機器（包括現在的數字技術）就是對勞動者自身的剝削及其剝削程度的加大和加深，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數字勞動在異化勞動狀態下亦是如此。
3.我們還需要透過相關的客觀現象把握到，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數字勞動和數字資本的內在邏輯關系也是一種技術與資本的合謀。當然，我們同樣也需要辯證地看待這種合謀。首先，客觀地看，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數字勞動確實能夠加速數字資本的增殖，同時數字資本的增殖也能反過來推動數字技術的突破與革新，從而進一步推動數字勞動的發展；其次，數字技術完全淪為了數字資本家的手段，因而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數字勞動也就完全淪為了數字資本的支配工具，乃至于最終出現了我們當下需要極為警惕的數字資本寡頭，也就是數字技術帶來了數字資本生產方式的革新，但也推動形成了獨占數據及其產業的數字資本寡頭。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數字資本的本質問題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有助于理解當代經濟運行的核心機制。數字資本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重要推動力，其本質決定了當代經濟運行的核心機制。理解數字資本的本質，有助于我們更清晰地認識數字經濟如何影響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各個環節，從而把握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和新規律。二是揭示資本增殖的新手段。數字資本通過數據和技術的結合，實現了資本增殖的新手段。理解數字資本的本質，有助于我們揭示這些新手段背后的邏輯和機制，從而更好地應對數字經濟帶來的挑戰和機遇。三是分析數字資本主義的剝削機制。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數字資本的積累往往伴隨著對數字勞動者的剝削。理解數字資本的本質，有助于我們深入分析數字資本主義的剝削機制，揭示資本家如何通過技術和平臺的優勢，無償占有數字勞動者創造的價值。這對于維護數字勞動者的權益、推動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四是評估數字資本對社會的影響。數字資本的發展不僅對經濟產生深遠影響，還對社會關系、政治生態、文化環境等方面產生重要影響。理解數字資本的本質，有助于我們全面評估數字資本對社會的影響，從而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政策措施，引導數字資本朝著有利于社會進步的方向發展。五是探索數字經濟的發展路徑。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如何把握數字經濟的發展路徑成為一個重要課題。理解數字資本的本質，有助于我們探索數字經濟的發展路徑，明確數字經濟的發展方向和重點任務。這對于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綜上所述，數字資本的本質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關系到我們對當代經濟運行機制的理解、對資本增殖新手段的認識、對數字資本主義剝削機制的分析、對社會影響的評估以及數字經濟發展路徑的探索。因此，我們需要深入研究數字資本的本質問題，以更好地應對數字經濟時代的挑戰和機遇。
四、數字資本本性：物質要素與社會形式的統一體
目前的研究共識是，數字資本以數字平臺上的一般數據為最主要的資本形式。這些數據是由成千上萬的匿名用戶生產出來，但卻被數字平臺的擁有者所占據。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并未通過資本的具體形態來界定資本，資本在馬克思看來是能夠自行增殖的價值，無關乎資本是否具有何種物質形態。馬克思對于資本的界定往往是一種功能性界定，依據資本在生產和流通中的不同職能區分了貨幣資本、不變資本、商品資本等。不過，雖然馬克思揭示了資本邏輯的一般原理，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探討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資本形態所具有的獨特性。隨著歷次工業革命的推進，資本主義的形態也在不斷變化。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產業資本是主要的資本形式。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的融合形成了金融資本。隨著最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崛起，信息網絡深刻滲透到資本主義經濟文化各個領域，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引擎，數據成為最新的資本形式。
（一）數字資本的非物質性
數字資本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存在，這屬于數字資本的本質研究，我們需要回到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的界定當中，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所有的生產活動怎樣進行，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成為一種經濟活動體系，關鍵在于勞動一般的抽象及其具體化之后的貨幣。數字資本主義的到來同樣意味著一種經濟活動體系的建立，數字平臺構成了現代生產的基石，而這種經濟活動體系的建立依賴于通過數字勞動產生的數據產品和廣泛出現的數字移動支付。一般勞動已經不足以描述數字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數字時代的所有要素都被數據所包裹，一般數據成為數字資本的根本形態。一般數據只能在數字平臺中作為虛體存在，并且通過數字技術加工為數據商品才具有價值，從而在生產流通中成為自行增殖的價值，即數字資本。也就是說，從數據的存在到數據加工為數據產品，進而轉變為數字資本，都是非物質性的。
1.數據的存在是一種虛體存在，而非實體存在。實體存在通常指的是在物理世界中具有物質形態的事物，如石頭、樹木等，它們有明確的形態、體積和質量，可以被直接感知和測量。實體的存在是獨立的，不依賴于其他存在物的定義和描述。相反，虛體的存在并沒有獨立的物質形態，它更多的是以一種觀念、符號或者信息的方式存在，本身不占有物理空間，也無法通過感官直接感知。虛體的存在依賴于數據的編碼和解碼過程，通過數字技術展現其存在。在現代數字社會中，數據不能直接感知和測量，數據本質上是符號的集合，是通過編碼方式表達的信息。無論是數字、文字、圖片，還是視頻，都是由一系列二進制編碼構成的。數據的這種符號性和抽象性，決定了它并不是一種物質性的存在，而是一種虛體的存在。實體事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獨一性和排他性。一個物理對象在同一時間只能被一個主體占有或使用，而無法被復制或共享。但數據是可以復制的，且這種復制不會影響原始數據的存在和完整性。所有人都可以同時擁有和使用數據，而不會產生排他性。這種可復制性和非排他性，是虛體存在的一個顯著特征。
2.加工數據的數字技術屬于一般智力，而非勞動一般。一般智力這一概念源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又稱《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使用德語寫作的馬克思在“機器片段”中使用了英文的一般智力（Generalintellect）一詞，他指出：“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么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會生產力已經在多么大程度上，不僅以知識的形式，而且作為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直接器官被產出來。”“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而是取決于科學的一般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于這種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勞動工帶來了額外的智力分工，單個工人的智力被整合為總體智力，但它并不屬于工人，而是屬于工人相對的資本。科學技術被賦予了獨特的歷史使命，與具體的勞動過程相分離，它是以物質勞動生產出來的，并不具有物質的外表。
3.“數字資本”增殖的基礎是非物質性數字勞動，也就是建立在非物質性數字勞動所產生的剩余價值的占有之上。數字勞動通過三種方式產生剩余價值：第一，在傳統的雇傭勞動關系下進行數字勞動；第二，沒有明確的雇傭合同，依托于互聯網平臺進行數字勞動；第三，互聯網平臺的無酬用戶的數字勞動。第三類數字勞動者使用互聯網平臺來滿足購物、情感、娛樂等需求，而不涉及經濟交換。這些用戶在互聯網上花費時間，享受平臺提供的服務和內容，但他們并不從事有償勞動。創造一般數據的主要是第三類數字勞動，這類數字勞動不涉及物質性的勞動，且不參與經濟交換活動。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著重探討了這類非物質數字勞動，揭示了數字資本增殖過程。他的研究聚焦于社交媒體平臺Facebook，揭示了用戶在平臺上的行為如何被轉化為一種隱形的數字勞動。福克斯指出社交平臺用戶“不只是信息的消費者，而是產消者——生產性消費者，他們生產文檔、內容、聯系、社會關系、作為使用價值的網絡和社區。他們是具有創造性、積極性、網絡化的數字工人”。Facebook的使用者在平臺上互動、分享內容、建立和維持社交關系的過程中，實際上是在生產一種數字化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雖然看似是用戶之間的自由交流，但它同時也為Facebook創造了巨大的商業價值。通過用戶的活動，Facebook能夠獲取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不僅幫助其精準投放廣告，還為其文化理念的傳播奠定了基礎。福克斯的結論是，Facebook通過利用用戶的社交活動，免費獲得了大量的數字勞動成果。這種勞動并不是以傳統的工資形式得到回報的，反而是由Facebook直接占有了其帶來的經濟利益。用戶在享受社交平臺服務的同時，也在無償為平臺創造價值，而這些價值最終為Facebook帶來了廣告收入和市場份額，Facebook將相關數據產品出售，從而實現數字資本增殖。
（二）作為數字資本基礎的雙重性：物質要素與社會形式的統一
通過上文的討論可以發現，數字資本的非物質性主要體現在其存在形態、交易方式以及價值創造過程中與傳統物質資本的不同。首先是存在形態的非物質性。數字資本的核心組成部分是數據和信息，這些數據和信息以電子形式存在，沒有具體的物理形態。它們可以被存儲在計算機、服務器、云存儲等數字媒體中。其次是交易方式的非物質性。數字資本的交易往往通過互聯網、區塊鏈等數字技術進行，交易過程不需要實體物品的交換。再次是價值創造的非物質性。數字資本的價值創造主要依賴于知識、技能、創意等非物質因素。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通過數據挖掘、分析、處理等手段可以創造出巨大的經濟價值。
但是，數字資本的非物質性并不意味著它完全脫離物質基礎和社會結構，相反，數字資本的存在和運作依賴于物質要素和社會形式。數據商品和數字勞動本身是非物質性，表現為一系列的符號，但它們仍然依賴于大量的物質基礎，如數據的產生需要現實的設備，數據的存儲需要服務器、數據中心等硬件設備，數字勞動也需要計算機、網絡等基礎設施的支持，離開了這些具體的物質要素，數字資本就沒有了現實產生的基礎和平臺。同時數字資本又嵌入在特定的社會形式中，對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產生深遠影響，涉及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這些社會關系網絡是現實存在的，并對數字資本的運行起到重要影響。
一方面，數字資本的非物質形態依賴于物質載體，具有物質要素存在面向。第一，數據必須以代碼的形式存儲于數據中心，并通過網絡設備和通信線路傳播。數據中心提供算法算力和存儲空間，支持數字化服務的運作，是數字資本存在的核心基礎設施。高速通信網絡則建立起了數據實時傳輸和處理的通道，網絡設備的性能直接影響數字資本的運行效率。第二，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雖然是一般智力，但也屬于固定資本。只有占有一般智力，將之轉化為固定資本，才能實現資本對勞動的占有，從而使得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表現出資本的屬性，提升為占據資本主義社會統治方式的社會生產力。“整個生產過程不是從屬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現為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的時候，資本才獲得了充分的發展，或者說，資本才造成了與自己相適合的生產方式。可見，資本的趨勢是賦予生產以科學的性質，而直接勞動則被貶低為只是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一般智力并不是脫離歷史基礎的理論虛構，而是具有直接的現實基礎，那就是現實的智力勞動經過歷史的發展到達特定歷史階段，形成了發達的具體的總體，作為具體的總體而超越于一切具體的智力勞動，成為具有普遍性的現實。所以，一般智力是歷史性具體總體的科學抽象，它以特定歷史階段為現實基礎，并不是所有歷史階段的現象。在前資本主義生產階段，一般智力是人在具體勞動中創造的產物，一般智力與勞動者緊密結合，并不是與勞動者相對的對象化力量。一般智力與具體勞動者的分離在資本主義生產階段得以完成，其顯著標志是智力分工、對一般智力的資本主義占有和固定資本的出現。在一般智力與勞動者的分離階段，一般智力對象化為固定資本，成為與具體勞動者相對的異己力量，一般智力本身構成對具體勞動者的對象化力量，服務于資本增殖和對剩余價值的剝削。第三，作為數字資本增殖基礎的非物質性數字勞動仍然屬于生產勞動。雇傭勞動雖然是生產勞動的主要形式，一切與資本交換的生產勞動都作為雇傭勞動而出現。但是，“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也就是說，只要非物質勞動也從屬于資本邏輯進入經濟活動，那么也屬于生產勞動，能夠使資本增值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勞動的物質規定性，從而勞動產品的物質規定性本身，同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之間的這種區分毫無關系”。能夠創造剩余價值的就是生產性勞動。互聯網平臺用戶的非物質性勞動通常不以創造實物產品或直接提供勞務為目的，也不具有雇傭勞動的形式，但同樣處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支配之下，他們創造的數字剩余價值并不歸他們所有，實際上構成了數字經濟中資本主義增值過程的關鍵環節。
另一方面，數字資本嵌入在特定的社會關系和經濟結構中，這體現了它的社會形式存在面向。第一，在生產關系方面，數字資本深刻影響了現代生產關系。傳統的勞動雇傭關系正在被數字勞動所補充和替代，如眾包、平臺經濟中的自由職業等。這些新形式的勞動關系體現了數字資本的社會形式存在，并且重新定義了勞動力與資本之間的關系，產生了不平等的數字剝削。不僅勞動所創造財富的自身價值部分會被剝削，在數字資本的形態下，創造財富的勞動會以不同的形式進行數字化，而這種數字化之后的勞動又會產生新的數字價值。這部分價值是數字資本拜物教語境下所特有的，而這部分數字價值自產生始，就無疑被數字資本家牢牢控制著。數字資本家其實是數字勞動的主要受益者，數字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并未流入廣大數字勞工的手中。數字資本邏輯的關系形態實質就是被物與物的關系掩蓋著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數字資本運行邏輯所體現的仍然是一種生產支配人、物支配人、人支配人的生產關系。第二，數字平臺擁有者或數字資本家通常掌握了社會中重要的權力資源，如大型科技公司（Facebook、Google、Amazon等），這些互聯網平臺客觀上獲得了私權力。互聯網用戶與平臺的法律關系建立在經過用戶同意的平臺規則之上，平臺用戶在使用平臺時都必須同意相關規則，否則無法使用。平臺可以基于自身確立的規則，以私主體的身份管理平臺內的各種事務。互聯網企業正在由平臺的組織者轉變為參與到國家、市場、社會治理的治理者角色上。其作為私主體，在互聯網時代具有類似傳統公主體才具有的公共權力。互聯網平臺依靠資本、技術和信息優勢，獲取了影響他人生活的強大力量。這種支配力表現在，互聯網平臺憑借其技術優勢能夠獲取大量的用戶數據，包括身份信息、購物記錄、文字語音信息等，造成了用戶與平臺地位的結構性不對稱。互聯網平臺擁有規則制定能力，用戶享受平臺帶來的便利必須遵守平臺規則，一些巨型平臺已經在特定領域形成了寡占甚至壟斷優勢。互聯網平臺滲透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的日常生活離不開微信、支付寶、淘寶等互聯網平臺，平臺私權力具有社會滲透性。互聯網平臺在客觀上已經獲得了數據控制權、規制制定權、對用戶的管制權等支配性權力，平臺私權力行使著“準立法權”“準執法權”“準司法權”，這些權力外觀與公權力無異。第三，在文化與意識形態方面，數字資本也通過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方式影響社會。平臺算法、廣告推送、內容推薦等數字資本運作方式，不僅是經濟活動，也塑造了社會的文化認知和意識形態，使得數字資本的社會影響無處不在，產生了數字資本拜物教。數字資本拜物教一方面意味著認知方式的數字化，即習慣于通過數字化的方式來看待世界，這不同于以往的直觀思維和經驗思維，人們日益將決策建立在數據和算法的基礎之上，尤其表現在數字商品消費無意識地受到數據和算法操縱。數字資本拜物教另一方面意味著社會關系的虛擬化，即人們通過社交媒體和數字平臺維護社會關系，取代了現實中的具身體驗和個性互動，數字關系確立了社會關系的尺度，數字好像具有超人的力量。所以，數據雖然是一種人的創造物，但具有一種類似宗教的神秘感，因為數據背后的真實勞動過程被技術創新話語和平臺算法黑箱等神秘化，數據的價值更加抽象和難以捉摸。這種思維方式的轉變共同代表了一種假象，即“萬物的確可以被數字化”或至少“萬物都可以按照特定的算法要求而被數字化”，數字關系掩蓋了真實的社會關系和勞動關系，這是一種由數字資本重塑生產關系帶來的拜物教，是馬克思所揭示的異化勞動的加深。
五、結語
與馬克思和恩格斯那個時代的資本一樣，數字資本盡管由非物質勞動所創造，脫離了直接的物質形式，但它仍必須依賴于物質載體，具有物質要素存在面向，不能完全以非物質的形式存在；與此同時數字資本嵌入在特定的社會關系和經濟結構中，具有社會形式存在面向。其本性既非純粹的物質，也非單一的社會形式，而是兩者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產物。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數字資本依賴于一系列的物質基礎設施，如計算機硬件、網絡設備、數據中心等。這些物質基礎是數字資本得以存在和運作的前提。同時，數字資本還涉及數據的收集、存儲、處理和分析等過程，這些過程同樣需要設備和技術的支持。從這個角度看，數字資本具有一定的物質性。另一方面，數字資本的本質遠不止于物質層面。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一種新的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中，數字資本通過平臺、算法、數據等手段重新配置了資源、改變了市場結構和生產關系。數字平臺成為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易方式，算法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信息的流動和資源的分配。這種社會形式的變化對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數字資本的本性是物質性與社會形式的有機結合。物質基礎設施為數字資本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持，而社會形式則決定了數字資本如何被運用、如何創造價值以及如何影響社會。兩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數字資本的本質特征。
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視角來看，數字資本不僅體現了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也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深刻變革。數字資本通過技術和平臺的壟斷加強了資本的集中和權力分配的不平等。同時，數字資本也帶來了新的剝削形式，如數字勞動剝削、數據隱私侵犯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工具進行深入的批判性分析。綜上所述，數字資本的本性是物質性與社會形式的交織體現。它既有物質性基礎，又體現了新的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在理解和分析數字資本時，我們需要從多個維度出發，全面把握其本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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