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70年廬山會議，標志著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和林彪集團的矛盾開始激化。林彪集團的根本錯誤是打擊異己、搞小圈子的宗派主義，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天才論問題或者設立不設立國家主席這樣的政策分歧——那些都是表面現象。林彪走向不歸路，在于沒有擺脫狹隘家族主義傾向濃厚的剝削階級性質的封建思想——孔孟之道。所以，毛主席認為，批林也要批孔，歸根結底是要打擊人的頭腦中的封建主義。
某公眾號里面的文章說：“說到天才這個事兒，稱老人家是天才，或是擁護老人家當國家主席，明確表態的大人物中，有陳伯達，黃吳葉李邱，汪東興，李雪峰，陳毅。實際上，這些都是表忠心嘛！況且以前也稱老人家是天才，老人家也沒反對過呀！結果這次，老人家就反對了。”“回到林總這里，我個人仍舊認為，林總自己沒多大野心，他的兒子老婆還有黃總長，那是另外一碼事兒！”（《林總的不檢討與不反對：第二次廬山會議后，林總為何是這個態度？》）在這篇文章的作者看來，林彪成了“委屈”的“小白兔”，毛主席成了“沒事找事”的“黑老大”。這是作者“王銘葦”對歷史的歪曲。他這里還把廬山會議的次數搞錯了。1970年廬山會議是第三次廬山會議，第二次廬山會議則是1961年廬山會議。筆者寫本文，并不是專門為了駁斥這篇文章作者，而是在批判此文基礎上講一講如何分析1970年廬山會議以及毛主席和林彪集團的根本矛盾。
這里要回答兩個問題。1970年廬山會議中林彪集團很多人物的發言、表態和林彪1966年5月18日的講話有什么不同？主席為什么在1970年對陳伯達、吳法憲、葉群等人嚴厲批駁，并逐漸將矛頭直指林彪本人？這兩個問題說清楚了，林彪事件就說清楚了。筆者的結論就是：孔孟之道、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是林彪集團問題的根源。
（1）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1966年5月，毛主席和黨內其他四位領導同志的分歧已經公開化，其他四位領導同志已經受到了懲罰，黨的集體已經多數通過了對其他四位領導同志的處罰決定。在這種情況下，針對已經發生的事件，林彪的講話站在了黨內多數人的一邊，并表態支持毛主席的防修反修，沒有表示要制造黨內分裂，僅僅展現了一些認識問題。正如周恩來總理所說：“我們要歷史地、辯證地、發展地看問題。因為一個人的思想是發展的，不能說林彪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樣的，會有變化的……因此，對林彪要作具體分析，他也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不要以為說他壞，就從頭到尾都是壞的。”（《周恩來傳（4）》：《七十、批判極左思潮》）注意，沒有分裂主義、宗派主義問題的展現，這就是林彪當時的講話和1970年廬山會議時期林彪集團成員們搞小團體的發言非常重要的不同。
1966年5月18日，林彪的講話實際上只講了三個問題。實事求是地看，他講的前兩個問題有一定道理，有唯物論也有辯證法，要一分為二的看。第一，他講了保衛政權安全的問題：“我們過去十幾年來，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奪取政權。革命勝利以后，我們已經奪取了政權，許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權本身的問題，只是搞建設，搞教育，對付蔣介石，對付美國，沒有想到奪取了政權還可能喪失政權，無產階級專政還可以變成資產階級專政。”（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第二，他對毛主席預防舊思想腐蝕的方針表示了支持：“我們的社會還是建立在階級對立的基礎上。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一切剝削階級是打倒了，但是沒有完全消滅，我們沒收了他們的物質，但是不能沒收他們的反動思想”（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第三，他雖然一點沒講發動群眾的運動的重要性，但是講了要對毛主席堅決擁護，而他的講話和群眾對毛主席的評價是一致的，但也都存在一定的認識問題，這就引起了主席的重視。
對于第三個問題相關論述，也要具體分析。比如“天才”、“天賦”確實存在。馬克思講“資產階級法權”的時候講：“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像其他人一樣只是勞動者；但是它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毛主席在后來也講過：“我并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幾個人，天才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十八章，1971年，78歲。）關于第三個問題的論述，如果非要說站不住腳的，就是“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這句話是有片面性的。
但是，中央領導集體多數通過了林彪的講話，按照黨的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紀律，就必須下發。所以，毛主席講，“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八冊）》：《給江青的信》）。可見，這并不是林彪個人的意見，這是當時中央多數干部的意見。主席講：“要實行第一書記說了多數人同意才算，多數人不同意，即使你是正確的，你第一書記也得服從。要建立這樣的民主集中制。”（《毛澤東文集》：《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節選）》），他自己就堅決這樣做。但是，毛主席就是比黨內多數領導同志更徹底的掌握了唯物辯證法，他精準看出了林彪講話中存在的片面性，所以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我則只說對于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八冊）》：《給江青的信》）。說主席晚年“破壞民主集中制”，是很難說得過去的。
可見，第一，主席嚴格遵守組織紀律——如果組織紀律失效，組織就崩壞了。第二，在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前提下，主席也表示有一些提法“不妥當”，并第一時間直接指出和糾正林彪的認識問題。這和列寧關于和德國簽署《布列斯特和約》的建議起初沒有被黨內多數通過，所以他只能“迫上梁山”，遵守多數的決定、在之后逐漸說服多數同志是一個道理。孫皓暉污蔑毛澤東時代“以瘋狂的人治方式……毀滅了中國文明體系中原本已經越來越淡薄的法治傳統”（孫皓暉：《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但是，從毛主席批準下發林彪的講話來看，主席是嚴格遵守組織紀律的，何來“人治”一說？如果真的是“人治”，主席就有權力搞獨斷專行、拒絕下發林彪的講話。歷史事實證明了孫皓暉的論斷完全錯誤。
主席第一時間的、直接的、明確的糾正著林彪的認識問題。在遵守組織紀律的前提下，主席給林彪提出了建議。1966年7月11日下午、12日上午，毛主席“在武昌東湖客舍同周恩來、王任重談話，并給他們看了七月八日寫給江青的信。(王任重1966年7月13日日記記載: “11日總理來，下午到主席處談了三個小時，12日上午9時又到主席處談了二個小時。主席寫給江青的一封信，不贊成過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贊成最高最活、當代頂峰的說法，這是強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強加于人。”)周恩來建議找林彪談談，毛澤東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來到大連同林彪談話，轉達了毛澤東這封信中的意見。林彪表示接受，答應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講話。”（《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修改講話是主席和總理提出的建議，不是林彪本人提出的，但是林彪答應了修改講話。
還要注意的是，林彪當時的認識問題不是所謂的原則問題。唯一的原則是什么？是忠于人民、忠于黨。“蒙哥馬利說:我衡量一個政治領袖的標準是看他是否會為了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如果一個領袖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他就不是一個好人。毛澤東說:我的意見是這樣的，一個領袖應該是絕大多數人的代言人。蒙哥馬利說:但是他也不能犧牲他的原則啊!毛澤東說:這就是原則，他應該代表人民的愿望。”（《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十五章，1960年，六十七歲。）主席和蒙哥馬利的對話，特別是主席本人的話，值得我們反復學習！
只要沒有背叛人民、背叛黨，其他一切認識問題，都可以討論中糾正。這也是毛主席和李立三同志、陳毅同志、鄧子恢同志都有過強烈的認識分歧但是從來不主張開除他們黨籍、從來沒有把和他們的分歧定為敵我矛盾那樣的原則問題，而僅僅定義為認識問題的重要原因。
8月5日，主席告訴群眾：“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干部對于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主席很精準的強調，群眾的這一認識問題如果不糾正，就會產生對自己的盲目服從。這是當時林彪和群眾共同存在的這一認識問題帶來的唯一消極影響。毛主席這樣做，是在當時嚴格遵守黨的紀律的條件下，最穩妥、最實事求是的選擇。上述內容可見，由于林彪當時的講話僅僅存在片面的認識問題，而且得到了當時中央多數的同意，符合民主集中制，所以和廬山會議時林彪集團成員的講話是根本不同的。這就是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這也是毛主席晚年嚴格遵守黨的組織紀律、從來沒搞所謂的“人治”的鐵證！
林彪集團后來在廬山會議暴露的根本錯誤在于利用理論和政策的幌子搞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打擊異己，而不僅僅是“天才論”這一理論問題的認識。如果僅僅是認識問題，毛主席完全就可以像這次一樣指出并糾正他們的認識即可。理論問題，認識問題，從來不會也不可能上升到最根本的“原則問題”。從理論認識分歧角度看第三次廬山會議，你一萬年也看不懂。延安時期劉少奇在給續范亭的信中暴露出了大量機械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認識問題，都是認識問題，毛主席對他采取的是耐心批評的態度。你把認識問題一概歪曲為“原則”的話，這你咋解釋呢？
（2）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
1970年廬山會議上毛主席和林彪集團的分歧，究其根本，不是對“天才論”的理論認識問題，而是黨內的團結和分裂的問題。因為陳伯達等少數人利用“天才論”搞“揪人”的活動，這就是黨內分裂行為，就是為了個人利益而不顧黨的團結、黨的利益的問題了。“天才論”只是幌子，如果僅僅是“天才”問題，那就僅僅是認識問題而不是忠于黨還是反黨的原則問題了。非要把“理論認識問題”不恰當的歪曲為“原則問題”、過度夸大幌子牌子的作用，實際上是政治幼稚的表現。
林彪在毛主席和其他很多中央領導同志并不知道、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做了關于建議設國家主席的長篇發言，并強調他堅持認為主席是天才。后來，聽了林彪的發言，“陳伯達在講了‘天才論’后又說：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這樣的人要否定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我就提出這個問題。我看這種否認天才的人無非是歷史的蠢材。要趕快覺醒起來，階級斗爭的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歡喜得跳起來了。陳伯達發言后，汪東興發言，贊成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十七章，1970年，77歲。）可見，陳伯達明確表示支持林彪之后，利用“天才”、“設不設國家主席”為借口，開始要“揪人”。
（林彪的四大金剛：黃永勝（晚來，沒有在1970年廬山會議發言）、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
而且，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葉群等人和陳伯達一起發聲——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錯誤暴露無遺。“吳法憲在西南組發言說:這次討論修改憲法中，有人對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說法，說‘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抖。如果這樣，就是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推翻林副主席寫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李作鵬在中南組發言說:本來林副主席一貫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有偉大功績的,黨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憲法上反對提林副主席……有的人想往下吹。邱會作在西北組發言說:林副主席說‘毛主席是天才，毛澤東思想是全面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次他仍然堅持這個觀點……一定有人反對這種說法。有人說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種諷刺，就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十七章，1970年，77歲。）
這顯然是一部分人在鬧分裂！可見，林彪、陳伯達、葉群、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等人在利用各種“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的分歧為幌子搞宗派主義，借以打倒其他和他們意見不同的人。這是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是將個人利益置于黨的利益之上，這就不是理論認識問題那么簡單了，特別是“出頭鳥”陳伯達——已經有嚴重的組織問題了。
所以毛主席寫了《我的一點意見》，狠狠的批評陳伯達：“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于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十卷）》：《我的一點意見》，2023年版。）為了黨內團結，主席號召大家：“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采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十卷）》：《我的一點意見》，2023年版。）
由于林彪沒有像陳伯達那樣表態要“揪人”，當時主席對他還是采取了團結的態度。所以主席說：“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于人們的天才，而是由于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于知識范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十卷）》：《我的一點意見》，2023年版。）
后來，主席對林彪的宗派主義明顯錯誤做了批評。主席批評說：“不要把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秘書。林彪同志那里，是葉群同志當辦公室主任。要自己動手，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么大的權。”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十八章，1971年，78歲。）這顯然是林彪宗派主義的體現。宗派主義，歸根結底是封建家族意識、小團體意識的體現，是極端推崇“家庭”的封建主義孔孟之道的反映。主席對林彪的判斷和處理是客觀公正的。
王銘葦那篇文章竟然說：“不論是國家主席的話題，還是天才的話題，林總個人于情于理沒做錯。可是，種種動作卻在要求林總主動做檢討。而林總如果主動做檢討，那就等于真的犯了大錯誤。”（《林總的不檢討與不反對：第二次廬山會議后，林總為何是這個態度？》）這顯然是荒唐的。設不設國家主席和過分強調“天才”都只不過是林彪集團制造黨內分裂、破壞黨內團結、搞宗派主義的幌子，并不是當時斗爭的重點。林彪發言完，林彪集團很多成員就發言強烈支持并大肆談分裂黨的主張。林彪自身頭腦里還有片面觀點，也是要檢討的。所以主席批評說：“我和林彪同志談過一次話，一個問題是他有些話說得不妥當……還有‘一句頂一萬句’，這句話是不對的。通常一句只能頂一句，有時半句也不頂，陳伯達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十八章，1971年，78歲。）林彪作為他們的領導，要負領導責任、做自身反省。
主席看得很清楚——直接暴露出要制造分裂、破壞黨內團結的是陳伯達。他這樣將個人利益明顯置于集體利益、黨的利益之上的行為、這樣缺乏黨性的錯誤行為，必須受嚴厲處罰。林彪當時暴露出來的是對宗派主義錯誤的領導上的責任，也需要做認識上的檢討。主席已經對林彪足夠寬大而且堅持一分為二、實事求是了。
毛主席說：“實行自我批評，是一個很難辦到的事情，魯迅也說解剖自己是困難的。自遵義會議后黨內思想斗多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寬的方面去了。對干部的錯誤要正面批評，不要姑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是團結全黨，但同時必須進行斗爭，斗爭是為了團結。”（《毛澤東年譜（1893—1949》：第四十一章，1941年，48歲。）很少做自我批評、喜歡和主席直接耍犟脾氣，這是林彪一直以來非常大的一個缺點。從會理會議前給張聞天寫信反對毛主席的正確戰略戰術，到反反復復主張在陜南打游擊，從反對毛主席“關門打狗，先打錦州”的戰略，到1970年廬山會議后把矛盾公開化、故意在1971年五一晚會在天安門公開和毛主席耍脾氣，林彪一生都沒有改他愛和毛主席吵架而且不愛做自我批評的犟脾氣。林彪也不是不做自我批評，三站四平失利，他就主動承擔過責任，但是他主要方面是抵觸和排斥自我批評的。
林彪很少做自我批評而且有宗派主義傾向的典型證據，就是東征戰役之時的一件事。據聶榮臻回憶：“東征時，十五軍團在北線打仗傷亡比較大，再加上他們是在山區活動，籌款、擴兵都不多。那時，毛澤東同志打電報來，要我們撥點兵給十五軍團。林彪氣呼呼地把電報一拍，說:有的幾個兵!我拿過電報來，找到下邊一些同志了解了一些情況。下邊的同志也都反映有困難。一軍團有的連隊也不充實有的連應有的班的建制都編不全。我當時也想不撥或少撥一點，也有本位主義思想。”（《聶榮臻元帥回憶錄》：《在陜北。》）當時，聶榮臻主動做了自我批評，但是林彪不做。這同樣也是林彪本位主義、宗派主義的另一個典型事件。主席說：“你們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你們要團結，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義、山頭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十八章，1971年，78歲。）真的是完全正確！
1971年之前，主席身體一直非常好。1969年中共九大的時候，毛主席還因委員會的全面組建、大聯合的迅速實現、大量工農群眾前所未有的成為了新的干部等一系列成就而非常欣慰。但是，林彪這樣一位毛主席親手栽培出的、深得毛主席軍事思想特別是戰術思想真傳的戰功輝煌又善于治軍的開國元帥，也終究由于對孔孟之道的堅持而最終走上了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不歸路，和毛主席選擇的正確道路分道揚鑣，這的確讓毛主席感受到了中國社會客觀上舊習慣阻力的極其巨大，所以對中國的前途更加憂愁……
小結：
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接班人培養，才會涉及到路線問題。封建地主們涉及不到根本路線的斗爭，因為無論是換成哪個封建主做領導，都是堅持封建主壓迫農民的路線。封建地主選“太子”只需要看能力，涉及不到路線。
毛主席培養人才的能力，可以說是無與倫比是。他親手培養出來的干部，能力強大、生龍活虎的數不勝數，論能力，多數都是才干超群的。有的人主持一線工作、搞工業化建設，物質成就之多、行政效率之高都是毋庸置疑的；有的人主持軍事工作，戰功卓著，搞軍隊政治建設有一套辦法，也是顯而易見的……
主席絲毫不擔心他的戰友們的能力，他唯一擔心的就是——他的戰友們究竟堅持的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還是資產階級的立場？究竟堅持的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還是資本主義復辟的路線？究竟是為無產階級為核心的最廣大人民群眾服務，還是為極少數的剝削階級服務？這是他和數千年一切剝削階級的領導人最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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