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資本關系的實證研究并未否定財富在馬克思資本批判中的基礎地位，相反它的實質是通過展現資本財富的二重性本質，使財富的基礎地位真正奠定。這個過程并非如直觀所見僅限于研究資本“現代史”，而是依靠資本“現代史”與“史前史”的結合。財富是資本文明性的集中體現，以財富為基礎是使馬克思的經濟學獲得了資產階級經濟學所不具備的批判性特點的關鍵。在對財富的理解和對資本關系的具體分析下，馬克思合理地構想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關鍵詞：馬克思；財富；資本關系；文明
“財富”與“資本關系”是馬克思建構其資本理論的一對主要概念，但二者的關系仍待進一步闡釋。21世紀初以來，對資本關系的實證研究逐漸取代了套用唯物史觀的“一般歷史哲學”的傳統認識方式，成了學界對馬克思資本研究范式的新理解，但一些嚴肅的質疑也隨之而來：這種科學主義的范式，是否屬于馬克思自身強烈反對的拜物教的范疇？在實證化、“鐵籠”化的資本關系下，如何實現解放目標？作為對這一理論困境的反應，馬克思思想詮釋的人類學范式異軍突起，這一范式下的一個主要理論路徑是，強化“財富”概念在馬克思資本批判中的基礎地位及其人類學意蘊，以反對對資本關系實證研究的過度強調，并以財富及其“狹隘的資產階級形式”[1]重新統一被科學主義范式撕裂的物質財富與資本關系、唯物史觀與經濟研究、價值批判與科學實證。重新統一種種撕裂，由此，發展馬克思的批判理論，是財富理論的根本目標與核心價值，但這一目標的實現不是通過將被科學主義范式顛倒的、傳統上物質財富對資本關系的“決定”作用再顛倒回來，也不是以哲學語言超越科學語言，而應基于一系列工作的完成。首先，澄清——明晰對資本關系的實證研究在財富理論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從而使它成了論證財富基礎地位的必要邏輯環節。其次，建構——在對資本關系實證研究的作用的把握下，重新系統建構財富概念，而非僅僅停留在財富對資本關系、哲學對科學的統攝與超越。最后，理解——在相輔相成的財富與資本關系的視域下，再思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構想，領會這一構想的深層意義與恒久啟迪。
一、資本關系的實證研究并不否定
財富基礎地位
根據唯物史觀，生產力是生產關系的邏輯起點而非相反——柯亨將它概括為“生產力的首要性”命題[2]；具體到資本主義社會中，作為生產力的現代表現的物質財富是資本關系的起點，資本關系是物質財富得以實現的客觀形式，二者的邏輯位次同樣不可逆。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稱資本是一種“生產方式”或“勞動方式”。《資本論》的經濟學研究并未背離這個基本邏輯，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對《資本論》所建構的資本邏輯體系的前提性交代：一個物可以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但沒有一個物可以是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這正是對唯物史觀基本邏輯的呼應與貫徹。但在資本關系及其實證研究的地位突顯，生產力、物質財富的地位相應弱化的當下，唯物史觀規定的直白的邏輯關系面臨動搖與重釋，阿爾都塞“認識論斷裂”的觀念似乎重又上演。
強調財富在馬克思資本研究中的基礎地位，正是作為對這一理論危機的積極應對而出場。但這一路徑的真正成立，不能止于把資本關系實證研究范式貼上“科學主義”“拜物教”的標簽而與之對立，而需要充分理解資本關系實證研究范式興起的歷史原因與理論合理性，進而把握它在馬克思資本批判整體布局中的具體意義。
第一，突顯資本關系和弱化物質財富，對于糾正長久以來唯物史觀的教條化傾向，回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實性根基，從而使資本研究獲得實質性進展具有首要意義。唯物史觀的教條化，究其實質是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歷史哲學套用于對資本的實證研究，或換言之，將物質財富與資本直接畫等號。這遮蔽了資本關系這一重要的現實維度，最終損害革命實踐。
一是就財富的成因來說，直接以表現為物的財富理解資本，是對財富積累的真正動力機制——對抗性生產關系的忽視。對此，布倫納經過翔實的歷史學研究，得出了他的著名論斷：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長期不發展，只有資本關系下才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生產力，即物質財富[3]。馬克思也簡要做過類似的論證，指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財富生產機制的錯誤認識：在他們看來，現代社會巨大的物質財富得以產生的原因，是資本家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兩大生產要素，進而實現二者的充分結合。馬克思指出，這一事實在經驗上必須以原始共同體的瓦解、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分離為前提，否則就無法實現二者的再結合。換言之，對抗性的生產關系是物質財富生產的深層機制。
二是直接以財富理解資本的最大弊端是對革命實踐的阻礙，因為這種觀念必然掩蓋資本的剝削本質，使資本表現出公正合理的假象，從而有礙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形成。在古典經濟學看來，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和占有自身勞動的工人都作為平等的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參與生產，因此固然勞動是財富的現實源泉，但資本家由于提供了生產資料而擁有分得工人勞動成果的正當權利。馬克思稱之為對資本家的非資本家式辯護，因為考察資本再生產過程會發現，資本家依其自身勞動而獲得的財富積累在再生產過程中很快消失，資本的持續積累所依賴的是資本家通過壟斷生產條件而對工人勞動的無償占有，這是一種純粹的剝削關系。所以馬克思直截了當地說：“資本顯然是關系，而且只能是生產關系。”[4]以財富理解資本不僅是一種錯誤的經驗觀察，且根本上是一種維護資產階級既得利益的意識形態。
第二，突顯資本關系和弱化物質財富，符合馬克思自身的經濟學研究路徑，這一路徑由馬克思獨特的資本觀所決定。馬克思認為，理解資本必須理解矛盾性的資本關系，而資本關系相較于古已有之的物質財富，恰恰是缺乏歷史參照的新事物，從而應是研究的重點；資本有物化自身的內在傾向，所以研究矛盾性的資本關系必須沿循拜物教批判的路徑，且首當其沖的是國民財富觀念；拜物教批判的路徑必須采取積累性的實證研究的方法。這一系列客觀的研究需要使得資本關系始終是馬克思經濟學的邏輯主干和研究主體，且對它的研究需要持續拓展；而物質財富處于被解構的邏輯地位，分布上零散，體量上有限。
一是理解資本主義經濟現象的關鍵是把握資本關系這一“普照光”，但這一視野的獲得并非易事，而受制于歷史經驗。馬克思指出，只有資本主義社會史無前例地創造了純粹的經濟關系，即獨立于自在自然的純粹社會性因素，相比之下，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系不能擺脫人的血緣、地域、傳統等先天的自然聯系。資本關系在經濟生產中的因果首要性體現在，不理解財富也可以理解資本，但不理解資本就無法理解財富。
資本作為一種與以往人類歷史截然有別的嶄新事物，對它的理解很難不套用歷史經驗。古典經濟學作為研究資本關系的初次嘗試正是失足于此。作為經濟科學，古典經濟學的宗旨和馬克思的經濟學并無二致，都是發現經濟現象背后的本質關系，馬克思稱之為將“混沌的表象”抽象為“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5]；但它卻錯誤地以生產一般這個前資本主義的經濟概念理解資本，從而未能看到資本主義生產超出生產一般的特殊性質。生產一般之所以不適用于認識資本關系，是因為生產一般以生產的自然過程為基礎，本質上反映了歷史上以原始共同體為基礎的肯定性的生產關系；而資本關系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核心，是純粹的“否定關系”，二者本質上是相反的。
二是獲得了資本關系的視野，對它的認識仍面臨內在的困難，因為資本關系并不直接地呈現，而內在地有抽象化自身的自然傾向和物化自身的“必然的假象”。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形成了普遍的社會聯系，但人們實際上作為私人、生產的“當事人”發生關系，而不是作為直接的社會性的個人。這種情況下，生產關系雖然為人所創，但對人而言并非“明白合理”，表現為外在于個人意志的自在規律，并隨著資本推動下社會交往的不斷深化而日益抽象化。從而，物化意識是當下無孔不入的日常意識。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創造[Schöpfung]是一個很難從人民意識中排除的觀念。”[6]
資本關系必然伴隨物化的形式，因而呈現資本關系必須采取拜物教批判的方式，二者是同一個過程。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自我異化的揚棄和自我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拜物教的典型代表是超出作為社會無意識的日常物化思維而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尤其是“庸俗經濟學”有意識地強化的國民財富觀念。資本的物化是一個伴隨資本的無限增殖的無止境的過程，所以批判拜物教及其集中表現的財富觀念以揭示資本的關系本性，這一過程也是無止境的、艱巨的。
三是認識資本關系需沿循拜物教批判的路徑，這個過程不能依靠邏輯推演，而必須采取實證方式，這使得資本批判是一個不能一勞永逸地實現的探索過程。秉承實證研究的理念，馬克思指出邏輯方法永不可替代實際的研究：“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里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疇表現這個一定社會即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7]
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由古典經濟學的實證科學而來，但比古典經濟學示范的實證方法更加復雜。古典經濟學由于信奉自在的經濟規律——“看不見的手”，所以其采用的實證方法是歸納法，馬克思描述它為“從具體到抽象”的方法。相反，由于馬克思洞察到資本本質上是一種必然表現為物質形態的人的能動關系，所以必須展示抽象關系的物化過程，建構社會關系與經濟現象之間的客觀聯系，才能使資本的關系本質得到證實。馬克思將這種方法形容為“從具體到抽象”與“從抽象到具體”的結合，即辯證法。這相對于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可以說是難度的倍增。作為一種辯證的實證研究，這項工作既具有實證研究積累經驗材料的開放性，也具有辯證方法詮釋關系的反復性，從而是一個持續探索的過程，對于研究者個體而言這項工作至死方休。實證研究對于資本批判的必要性也解釋了為什么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獲得了資本關系的視野，但真正有效的批判是在經濟學實證研究取得成果之后，且這個過程不斷推進，還有所反復，尤其在資本世界出現始料未及的新現象的時候。
以上分析表明了突顯資本關系和弱化物質財富這一趨勢的合理性所在：這一趨勢緣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實性的要求，基于資本的客觀邏輯和由此決定的資本批判的實現形式。這個過程是否證偽或顛倒了唯物史觀所規定的邏輯次序，即財富是關系的起點和基礎？可見答案是否定的。
資本關系較物質財富的先在性，存在于實證研究的領域，這一研究的目的是說明財富的現實因果機制，通過這個過程破除財富的共同性假象，揭示財富背后對抗性生產關系的內核。換言之，對資本關系的實證研究的實質是否定被直接地理解的財富，肯定被間接地理解的財富，即被否定性的社會關系所中介的財富。財富被弱化的原因是：在以資本關系為主線的實證研究中，財富處于被解構的地位，具有去實體化、去直觀化的傾向，即馬克思所謂的內在于資本本性的“價值實體”轉化為“價值對象性”的必然傾向。對資本關系實證研究的合理性的探討，表明了財富在何種意義上對資本關系有決定作用：資本關系的突顯當然不是財富對資本關系的決定作用的顛覆，而是決定形式的轉變，即隨著資本關系抽象化程度的加深而由直接的決定逐漸轉化為潛在的限制。在具體的經濟過程中，這一決定作用表現為商品的交換價值并不能真正揚棄作為其物質前提的使用價值，而只是不斷創造矛盾的新形式，并最終以暴力性的方式向使用價值復歸。
歸根結底，在馬克思的定義中，資本關系并不是對物質前提的“揚棄”，而是一種表現為純粹的量的“抽象的否定性”。用黑格爾邏輯學的話語來解析，這個過程的實質是“受他所要逃避之物的限制”[8]。馬克思認可財富對資本的決定地位，有意識地將這一設定作為他整個理論體系的邏輯基礎。除對唯物史觀的反復申述外，馬克思在經濟學研究中也經常表明這一基本立場。典型的例子是與資產階級財富觀的對比：根據資產階級勞動價值論的觀點，是禁欲、勤勞、競爭等“人的緊張活動”創造了財富，這意味著是由內而外表現的對立關系構成了財富的實體。馬克思則認為，對立關系固然大大增進了財富，但并不構成財富的實體，指出“單純消極的東西什么也不創造”；“禁欲主義的犧牲，不創造任何東西”。相反，“進行生產的只有勞動，它是價值這種產品的唯一實體”[9]；“真正的經濟……決不是禁欲，而是發展生產力”[10]。財富賦予關系及其研究以實體性，換言之，實體是研究者的研究進程背后的問題核心；只因關系背后尚有實體，矛盾才是創造性的，是值得揭示的東西。可以說財富決定關系抑或相反，是馬克思的資本觀與資產階級的資本觀的根本分歧。
然而必須承認，對財富與資本關系這二者的邏輯關系的初步分辨，遠不足以證實財富對于資本關系的決定地位，比起對二者邏輯地位的客觀論證，更多表現為不同立場的選擇，無怪乎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誰“決定”誰的抽象討論總是莫衷一是。由于價值實體必然表現為價值對象性，而這一表現過程屬于實證特殊性的領域，所以要證明財富在馬克思資本研究中的基礎地位，需進一步建構財富怎樣地作用于關系，即財富表現為關系的必然性。
二、財富的基礎地位奠定于資本主義社會
正因資本主義經濟中財富必然以中介性、非直觀的方式存在，所以任何對于財富的直觀認識都屬拜物教的謬誤，從而對財富的獨立性、財富的基礎地位及財富作用于資本關系的方式的證明，無法基于直接的經驗證據。所以，在《資本論》這部以現代資本關系為研究對象的著作中，對于財富決定資本關系、資本關系受制于財富的證明只能是間接的：宏觀上體現為全書的敘述方式，即將資本關系敘述為“價值實體”“商品體”不斷向“價值對象性”轉化的過程，交換價值不斷創造新形式以求克服使用價值的限制的過程；微觀上體現為對特殊經濟現象的詮釋，典型的是將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詮釋為交換價值對使用價值、資本關系對物質基礎的依賴。但正因證據的間接性，對這些證據的相反詮釋也未嘗不可：《資本論》的敘述方式可被理解為破除財富的直觀性假象，揭示作為財富生產的根本機制的資本關系，從而得出資本關系決定物質財富的結論。由此，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也就成了資本關系自我調節的手段。
在資本關系已經取得支配地位的資本主義經濟及對其機制的實證研究中，財富的基礎地位難以得到有效證實，相較之下，資本關系的地位反而更易得到經驗的支持。但這并非對財富的基礎地位的證否，更非由此將對資本關系的實證研究與資產階級拜物教混為一談。財富與資本關系的客觀悖論意味著：財富與資本關系存在內在的關系，應進一步明晰這種關系，但資本主義經濟本身所提供的經驗不足以支持這一點。相比之下，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視野中，財富與資本關系并不存在矛盾，對二者關系的解釋也不存在根本性困難，這是因為資產階級經濟學斷言自由競爭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生產力發展的終極形式。這兩種立場的區別源于對資本不同的歷史定位，即對資本主義經濟與以往經濟形式的關系的不同看法：對資產階級經濟學而言，資本主義經濟作為生產的終極形式，對它的認識不以對以往經濟形式的認識為必要，反而可以取代對以往經濟形式的研究。相反，對馬克思而言，資本作為對立性的經濟關系，意味著對以往經濟秩序的某種意義的顛倒。所以馬克思指出，資本關系下經濟范疇的次序與經濟范疇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的次序恰好相反”，而后者是“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后次序”[11]，即原初的歷史次序。
因此，對歷史的把握是認識資本關系的前提。對財富與資本二者關系的全面、客觀的認知不能僅限于實證的資本關系而略去歷史，限于資本的“現代史”而略去資本的“史前史”，即以物質財富直接地決定和作用于生產關系，而未反被生產關系中介這一史實為核心線索的資本關系的歷史前提，因為后者本質上作為被資本關系所否定的實體而納入對資本概念的構想。局限于資本關系，用馬克思的話說乃是“只看到社會形式，或者更確切地說，只看到這種社會形式的沒有實體的外觀”[12]，從而導致對資本關系的分歧性認知。引入資本前史并非否定資本次序而退回歷史次序，即套用一般歷史哲學解析資本關系的進路，而是使我們通過對直接性的財富轉變為中介性的財富這一客觀歷史過程的觀察和理論把握，為理解被資本關系所中介與模糊的資本財富提供方向性的指導，從而理解現代資本財富的本真意義。這一歷史進程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是古代“直接性”的財富生產。古代的生產呈現出“直接性”的特征，缺乏成熟的經濟關系這一中介機制。因此，馬克思稱古代財富為財富的“非經濟”起源。由于中介機制的欠缺，古代經濟并未創造大量的物質財富，也不具有擴張性的內在傾向。因此，古代的財富嚴格說來并非真正的財富，更應稱作維持個人及其群體再生產的“物質前提”“生存條件”。雖然它與現代資本財富不可同日而語，但作為被現代財富揚棄和發展的財富的原始形態，對它的認識為理解資本財富不可或缺。
古代社會本質上是非經濟社會，財富生產非其應有之義，生產活動呈現出簡單性、直接性的特征。這種局面基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農業作為古代社會的產業基礎，構成財富積累的天然限制。農業生產高度依賴自然的條件與節律，發揮創造力的空間極其有限，這導致了生產力的長期低迷。其次，使用價值作為古代生產的主要目的，不構成財富積累的充分動力。馬克思指出，追求使用價值而非交換價值是古今經濟的重要區別。使用價值作為特定的質，對它的需求本質上是可滿足的，并不必然導致財富的擴張。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一切以直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生產……首先是減少剩余價值的生產。”[13]即使在物質較豐裕的時期和特權等級當中，生產的目的也僅限于消費的擴大，即“揮霍”。最后，追求財富有損于共同體這一古代社會的核心。自然共同體是古代人們生存的首要前提和道德觀的基礎，而謀求私利的商業活動是共同體首要的分裂因素，因為它塑造了孤立化的人格，弱化了群體存在的必要性。因而，商業活動在古代普遍受到貶斥，僅允許發生在共同體間的外部交往中，馬克思形容它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縫隙”中。古代國家的經濟制度普遍不以致富為目的，而旨在培養優秀的國家公民。以上種種因素，造成了古代經濟的直接性、不發展的狀況。
二是“中介性”財富的產生。在多種歷史契機下——包括生產技術的改良，商品貿易的增加及社會需求的擴大，地產私有化的加劇，農奴制與城市行會的種姓制度對原始共同體的分化，貨幣的產生與貨幣量的增加，借貸制度的出現，等等，生產與需求逐漸社會化，最終在資本關系中出現了迄今最繁榮的物質生產、“本身意義”的財富[14]。
超出古代重復性再生產的財富積累，其最初來源是私人勞動產品的等價交換，但由于個體農業、家庭手工業、個體服務業等私人勞動產業無法產生大量的勞動剩余，因而只是財富的微不足道的來源。最早可觀的財富，是沿海商業民族海外貿易的利潤和高利貸利息。在馬克思看來，它們屬早期的財富形式，雖然在現代經濟中依然重要，但并非成熟的財富，因為其積累依靠投機性的剝削，而“一個國家的整個資本家階級不能靠欺騙自己來發財致富”[15]。大量持續的財富積累必須依靠社會性的生產。資本家通過購買大量勞動資料與大量勞動力將二者廣泛結合，首次實現了這一點，而這種結合需以古代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原始統一狀態的瓦解、一無所有的勞動者的形成為前提。依靠大規模的勞動剝削實現的財富積累，被馬克思稱作“本來意義”的財富、資本的實在積累。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分離作為資本積累的關鍵因素，在近代由政府強制推進。它與資本關系的同構性體現在，資本關系一旦形成，就不斷擴大和固化這種分離。由勞動剝削所得的大量財富處在“中介性”的財富真正完成的前夕。
三是“中介性”財富的完成。勞動剝削雖然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但還不是“中介性”財富的完成。相比之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資本關系的中介意義的理解止步于此。在他們看來，通過強制性的勞動剝削而實現的財富積累已經是最大化、最完備的財富，這也是他們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辯護的立足點。如斯密所說，勞動剝削雖然使一部分人不勞而獲，但最貧困的勞動者也比野蠻人享受更多的財富[16]。
這種觀點的局限在與奴隸制的對比中暴露了出來。奴隸制是馬克思考察資本的重要參照之一，這種參照除了暴露資本關系被遮蔽的支配與剝削本性，更是為突顯資本主義剝削與奴隸制剝削的本質區別：在奴隸制下，雖然奴隸與現代工人一樣不擁有生產資料而處于受剝削的地位，但是這并不導致剝削的不斷加劇和財富的持續積累；相比之下，現代工人的勞動比奴隸還要繁重。可見，勞動者失去勞動資料而為維持生存被迫從事勞動，并不必然導致剝削加深、財富擴張，故非資本財富的根本動力。在現實中，財富積累的深層機制是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資本實質上就是資本家。”[17]資本家必須通過資本的擴張以贏得市場競爭，維持現有的資本，使自己免于破產和赤貧。市場競爭中誕生了表現為“能動的主體”的無限增殖的價值量，而這反映了資本關系的本質：抽象的否定關系，無限進展的矛盾。因此，固然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分離被馬克思確切地稱為優先于商品流通、貨幣制度等的資本的首要前提，與資本關系同構，但不等于資本關系本身，因為資本關系實為不具任何特定內容的抽象關系。這是馬克思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分界點。
對馬克思而言，純粹的“否定關系”，也即純粹的“中介性”，是資本財富生產的根本動力。因而，前“中介性”的財富向純粹“中介性”的財富的轉折點，是資本財富由對既定條件的依賴轉向對任何條件無保留地利用、改造與揚棄。對此，馬克思總結道，資本“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發點”[18]，“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易的絕對運動之中”[19]。這些被資本所揚棄的既定條件，既包括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商品流通、貨幣制度、生產技術等，也包括使資本主義制度得以成立的結構性前提：剝削性、對抗性的生產關系。對后者的揚棄使財富的性質逐漸發生了質變。由此，馬克思在“本身意義”的財富之上提出了“真正的財富”[20]，即由以勞動剝削、勞動的“非財產”的否定關系為實質的資本積累，轉向以肯定關系為實質的自由勞動、個性發展。但在資本生產方式仍居統治地位的當下和資本財富的物化本性下，真正的財富只是潛在地存在、偶然地出現，有待在未來加以徹底解放。
“真正的財富”的內核是真正的“中介性”，換言之，是對表現為對立關系的統一實體的把握。因此，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實證歸納而得的資本“關系”并非真正的關系，而是物化的關系，即將自發的關系與中介活動歪曲為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進而導致中介活動的消失。對資本關系的非關系式理解，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將剝削性的勞動視為勞動的終極形態，將競爭視為人的自然本性從而是終極自由的思維根源。
經過對資本財富形成史的考察，財富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模糊的本真含義得以明晰。
一是“財富”是一個十足的現代概念。財富非但不被資本關系所解構，反而在資本關系中完全實現。固然財富積累的現實因果機制是對抗性的生產關系，但根本動力是人的主體性，“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21]，它使包括對抗性的生產關系在內的財富積累的現實因果機制處于流變與更新之中。這一根本動力乃是資本出乎以往人類歷史及其殘留在自身中的“還未克服的遺物”[22]的文明創新。
二是“財富”是一個二重性的概念。人的主體性這一根本動力在資本中只能以異化的形式存在，換言之，高度受制于對象及自在規律的“鐵的必然性”，甚至在資產階級人性論中被固定為正當價值。資本財富雖然是對一切既定條件的否定，但只是抽象的否定，而非真正的克服與揚棄。對此馬克思明確說：“決不能因為資本把每一個這樣的界限都當做限制，因而在觀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結論說，資本已在實際上克服了它。”[23]因此，現實的財富是一個二重性的概念：資本財富開辟了人的主體性，但主體性體現在對對象的極端依賴中。
三、財富是有待解放的資本文明
資本財富具有二重性本質：一方面是人的主體性，這是資本文明開拓性的體現，另一方面是有限的制度基礎，這是資本的歷史繼承性及歷史矛盾激化的體現。借用阿爾都塞的說法，主體的人實為社會結構這一“大寫的主體”的附庸與表象[24]。在歷史認知的指引下，我們進一步聚焦資本財富二重性的現實表現。
第一，應辨析資本財富的主體性、創造性這一文明方面。上文分析表明，文明而非罪惡是馬克思對資本及其基礎——財富的基本價值判斷，也是馬克思資本研究的立足點與核心的理論興趣。馬克思的研究旨在批判舊世界而發現新世界，分辨與理解被資本的物化表象所遮蔽的資本的文明因素，作為設想與建構新世界的思想基礎。反映在邏輯次序上，資本財富的文明與進步是資本矛盾的實體性根基。以此為基礎的資本矛盾表現為真正的矛盾——黑格爾所謂的“自身返回和中介性的揚棄”[25]——即財富有待實現的形態，而非物化的矛盾，即無矛盾的財富“終極形式”，否則將難以避免如資產階級經濟學般外在地理解矛盾，錯誤地沿循馬克思所說的與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如此呈現的矛盾將為改造資本注入動力，明確路徑。馬克思對資本財富的文明性有立體的思考：
一是以能力發展而非勞動剝削為財富積累的動力機制。資本使人類史無前例地擺脫了生存問題，這是資本不言而喻的歷史貢獻，馬克思直截了當地稱之為“資本的偉大的歷史方面”[26]。當今資本財富積累的直接與主要手段是勞動剝削，它是歷史上奴隸制經濟的遺留形式。雖然由于勞動條件的革新與市場競爭的要求，剝削所創造的財富規模今非昔比，但仍被馬克思歸為資本尚未擺脫的歷史殘余、“資本的局限性的標記”[27]，是對資本財富積累的限制。這在由以勞動剝削為核心的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向以大機器生產為核心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轉換中明顯地表現出來。馬克思認為，這一轉變出于資本的本質而勢在必行。他指出，大機器生產是最符合資本概念的生產形式，它大大拓展了資本財富和資本增殖的力度，取代了勞動力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根本上說，大機器生產及科學技術的本質與勞動剝削、社會對立截然相反，它的動力來自勞動解放，且歸根到底需以普遍的社會交往、人類聯動的“社會智力”為支撐。對此馬克思直言：“固定資本就是人本身。”[28]
二是以自由自主而非依賴規律為經濟生產的人格機制。人的能力的發展這一財富積累的動力機制，不能缺乏新型人格的持久支持。這一新型人格是對人類迄今內在狀態的某種顛覆。參照韋伯的研究，可以窺見這一轉變的難度。韋伯尤其關注資本主義起源的正當性問題。他指出，傳統主義具有歷史慣性，這一方面出于人們畏懼未知的普遍心理，另一方面出于既得利益者對既有秩序的維持，因而傳統型支配在人類歷史上源遠流長[29]。“資本主義精神”這一新型人格，其發端也不得不借傳統宗教佐證自身的正當性。馬克思獨出心裁地從結構必然性的角度理解資本人格，這凸顯了資本所實現的人格轉變的實在性。
資本主義以前的漫長歷史，表現為周而復始的再生產過程，“再生產一定的狀態或者最多是擴大這種狀態”[30]。這種生存狀態的心理機制，在馬克思看來是對共同的“傳統”與“習慣”等天然存在物的尊奉。馬克思又稱之為“自然宗教”或“畜群意識”。這一心理狀態隨著資本的發展而有所改變。資本出于增殖自身的唯一目的，無限地探索、利用自然，使自然逐漸去神秘化。在這個過程中，人產生了與以往迥異的心理狀態，對人而言，“再也沒有什么東西表現為自在的更高的東西，表現為自為的合理的東西”[31]。
在對自在之物的征服中，人們萌生了對資本經濟規律與經濟制度本身的反思。經濟規律由于攸關競爭的成敗，因而對資本家產生了如自然規律般空前嚴格的規約。這種高度必然性具體體現在，資本家的活動表現為“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廢棄”，“為了某種純粹外在的目的而犧牲自己的目的本身”[32]。人們認識到，古代人與自然的動物式和諧并由此保留的某種狹隘的自由，及這種自由在當代浪漫復古主義中的遺存，絕不可與資本必然性同日而語，因為資本必然性恰恰是異化地表現人的絕對自由意志。如黑格爾所說，這一必然性的根源是人的自我統一即自由，而這正是對必然性的消解。因此資本經濟規律的實質并非永恒的自在規律，而是“暫時的必然性”“歷史的必然性”[33]，有待揚棄與革新。
三是以人的自律而非人的他律為實踐活動的價值根基。對資本財富文明性的思考，最終要落腳于理解資本經濟活動中形成的新道德與新理性，這是人們展望未來的意義所在。馬克思十分重視資本所引發的價值反思。
馬克思延續了啟蒙所奠立的人的自律的道德準則，其獨到的資本財富視角進一步促進了對這一道德準則的澄清與反思。馬克思看到，資本的原動力是對包括經濟規律在內的一切自在規律的揚棄，這催生了新的現實觀：在人之外別無主體。人的實踐固然基于一定的社會條件，但人意識到，社會只是人“轉瞬即逝的要素”，作為“主體出現的只是個人”[34]。因此，對于自在對象的實在性的任何承認都不再合理。所以，人的自律不應借助任何形式的對于自在對象的否定，即“無神論”式的否定，因為這是對自在對象的二次承認。這種自由的異化形式固然與異化的揚棄殊途同歸，但是是資本的歷史殘余，并非新社會的價值基礎。馬克思指出，人的自律不是由資本必然關系決定的“外在的緊張”，而是作為必然性的揚棄的“內在的緊張”，二者的區別細微而關鍵。經此分辨，我們明白了很多對于馬克思資本批判的價值內核的誤解。比如，將這一價值視為對于人的某種自在性質的迷信，如鮑德里亞提出的“需要”，洛維特提出的“政治動物”，其背后是霸權邏輯，如洛維特指出的與基督教相同的救贖觀念，波普爾指出的原始宗教狂熱。這些認識停留在被馬克思視為人的自律的異化、未竟形式，有待揚棄的物化必然性思維。
在對對立的揚棄下，馬克思指出，人的自由乃是審慎地“科學地對待自己的不斷發展的再生產過程，對待自己的越來越豐富的再生產過程”[35]。麥卡錫將馬克思的這一道德實踐觀恰當地概括為“審慎的批判”，“人類的決斷和選擇”[36]。在這個過程中，現代財富觀念和財富思維作為資本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其內涵有望發生整體的變遷。“財富積累”的觀念將不再，財富逐漸轉變為不可被量化的人的質的發展。最終，“財富”這一借由對象而表現的價值形式，逐漸轉化為人自身的價值。財富的變遷意味著人類生產歷史的告一段落，即生產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的告終。
第二，在理解資本財富的文明面的前提下也應理解其局限性。財富是一個絕無僅有的現代觀念和問題意識，古代社會并不存在財富所引發的自由問題和價值危機，原因如馬克思所說，古代人的生產活動并不嚴守經濟規律，“僅僅是有意識地把生產條件看做是自己的東西”[37]。這使得人的自主空間固然狹隘但不泯滅，古代人格依然可稱作某種“崇高”的自由人性。反觀現代社會，自由問題被提上日程，是因為“人的內在本質的這種充分發揮”必然“表現為完全的空虛化”[38]。因此，馬克思從不諱言資本財富所預示的文明趨勢，但這一預言的合理性基于明白資本的文明因素絕不依憑某種普遍的歷史規律而自動實現，必須經由與固守局限形式的資產階級的實際斗爭，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在思想中已經認識到的那正在進行自我揚棄的運動，在現實中將經歷一個極其艱難而漫長的過程。”[39]前者是對資本潛在的文明趨勢的領會，后者則是對這一文明面的必然的異化形式的理解。財富的局限形式表現為：
一是勞動創造性的動力機制表現為勞動的“卑微”化。資本增殖的核心動力是勞動創造性的發揮，但這在當今只是偶然現象，相反，當今勞動的最大特征是“卑微”：“正如在資產階級社會里……人本身則扮演極卑微的角色一樣，人類勞動在這里也是這樣。它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的普通人的有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40]勞動的“卑微”直觀表現為勞動的生產效能的低下。勞動的自然功能是與農業時代沒有區別的轉化和保存既有物質資料的使用價值，這個過程表現為生理的耗費。
大機器出現后，勞動進一步淪為了機器的附庸。大機器生產所創造的財富遠遠超出了人的自然所需，且大機器生產一定程度上已經取代直接勞動成了勞動的新形式。勞動的“卑微”出于資本的結構必然性。生產進步本質上并非為滿足和拓展人的需要，而是為最大限度地利用從舊的生產部門節約出的剩余勞動力。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的首要功能已不是其自然功能，而是社會功能。勞動能夠創造多于自身價值的剩余價值這一獨一無二的特性，使它擔當了資本增殖的核心手段。這一社會功能不可取代，這是勞動必然持續處在“卑微”狀態的原因。“卑微”化、抽象化是資本關系下勞動的必然趨勢，不可被量化的復雜勞動也有被化約為簡單勞動的內在傾向，這種狀況并不因生產效能的提升、產業結構的升級而有所改變。在馬克思之后的組織化資本主義時期中，勞動的抽象本質更加直觀地表現為“科層化”。只有在對資本關系的揚棄下，勞動才能真正解放。
二是自主的人格機制表現為內在的“貧困”意識。資本經濟的人格支持是不依賴任何自在對象的自主意識，但這一人格在現實中必然表現為在征服對象的同時受對象的全面支配。馬克思將這種心理狀態恰當地稱為貧困意識，即受抽象欲求支配的心理。現代貧困問題較之古代建立在使用價值之上的生存問題是更嚴峻的困境。在古代經濟中，被剝削者由于與剝削者具有生存意義上的共同性，從而享有一定的平等與自由。比如，馬克思看到，在奴隸社會，奴隸由于分享主人的生活資料，因而也具有某種主體性人格。而在現代，由于財富必以貧困為前提，因而一切階級處于受剝削者的地位、“降到僅僅是工人的地位”[41]。貧困意識首先是一種占有意識和消費意識，馬克思將這種心理感受形容為：“一個對象，只有當它為我們所擁有”，“在它被我們使用的時候，才是我們的”[42]。相比之下，古代的財富不直接表現為對外在對象的占有，如古代同樣處于貧困地位的工匠，其財富是與他本人的活動不可分割的“技藝”，因而財富首先不是占有，而是自主的才能。貧困意識根本上是一種社會意識，是對他人財富的“嫉妒和平均主義欲望”[43]，相比之下，古代人的人格則有某種自足性。貧困意識意味著人的自主人格的前所未有的淪喪。
三是人的自律的價值根基表現為固化的“人性”。現代實踐活動的價值根基是不以任何他者為準則的人的自律，但在現實中，這一準則表現為以固定的“人性”或“固有的抽象物”取代一切他者為唯一的原則。其典型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資產階級“人性論”，即將私人競爭視為人類自由的終極形式，迷信追逐私利必然會促進社會普遍利益。這一固化的價值枉顧自身顯然的自反性，“從這種抽象的說法反而可以得出結論：每個人都互相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44]價值固化根本上出于資本關系的結構必然性，即資本物化、永恒化自身的必然假象，遮蔽了資本所首創的人的價值自律和自我批判。相比之下，在古代，由于人是生產的目的，因而人在實踐中保留了有限的“個性”、自主的價值世界。這種人性論的價值固化是人的自由解放的根本阻礙。
四、結語：財富是馬克思理論激進性的根據
財富是作為抽象“否定關系”的資本關系的實體性基礎，也是資本關系實證研究的批判性的根源，決定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分野。財富通過將資本關系作為局限形式納入自身的概念建構，充分證明了自身是一個十足的現代概念。財富積累、致富精神及其背后人的自律的價值根基集中體現了資本開辟的人類文明與未來向度，但這一文明尚處于二重的、有待完成的形態。通過對基于財富的時代觀的建構，馬克思完成了對其激進理論的論證：在二重化的現代社會中，立場與道路的選擇具有史無前例的重要性，“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問題的解決”[45]。理論出發點在當今不僅具有世界觀的意義，而且對于“改變世界”的成敗有決定性的意義。以財富為基礎的激進的共產主義取向，和以固定化的對立關系為基礎的守成的資產階級取向，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兩種客觀的、勢均力敵的傾向。在馬克思看到資本財富的“積極的本質”[46]的地方，資產階級看到泯滅人性的“鐵籠”（韋伯語）；在馬克思看到“世界歷史形態的最后一個階段是它的喜劇”[47]的地方，資產階級看到“文化的悲劇”（齊美爾語）。二者都有其客觀依據。在對財富的基礎地位也即資本文明的把握，進而對資本關系這一財富的有限和未竟形式的客觀分析下，才能吸收資本這一人類偉大的文明成果，在此基礎上建構共產主義的文明新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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