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早年的強調暴力革命到晚年的重視合法斗爭，恩格斯的革命策略思想不斷發展，特別是在馬克思逝世后，他根據資本主義的時代變化，對無產階級的革命策略進行了適時的調整，提出了做爭取群眾的長期準備、在合法斗爭中積蓄力量、不放棄革命權以備決戰的新的策略。恩格斯晚年的革命策略思想不是對其早年革命策略思想的否定，而恰恰是對它的充實、完善和發展，二者是辯證統一的。恩格斯晚年不僅沒有否定暴力革命這種斗爭方式，也沒有否定暴力革命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一般規律的原則性普遍性意義，他沒有將暴力革命與和平過渡一視同仁，而是堅持暴力革命相對于和平過渡的根本性決定性地位。
關于恩格斯晚年放棄暴力革命，轉向和平過渡，成為民主社會主義者的說法由來已久。對于這種說法，我國學術界多持否定態度，大多數學者堅持恩格斯晚年沒有放棄暴力革命，沒有成為民主社會主義者。但有些學者的闡釋卻并非嚴謹準確，比如在肯定恩格斯晚年沒有放棄暴力革命的同時，又認為暴力革命和合法斗爭一樣只是一種手段和策略，從而將暴力革命置于與和平過渡等同的地位，這樣就抹殺了暴力革命的普遍性和原則性意義。這種解釋并不徹底，仍然會給某些人歪曲馬克思主義留下空子，而且也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因此，本文將系統梳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無產階級革命策略上的思想演進過程，完整呈現恩格斯晚年策略思想的內容和實質，并重點闡釋恩格斯早年與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辯證關系，以便澄清這一問題并對一些學者的觀點進行完善和補充。
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它是伯恩施坦主義和列寧主義斗爭的焦點，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條路線的反映，既涉及民主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在理論上的重大原則分歧，也深刻影響了社會黨和共產黨在實踐中的根本道路選擇。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們意欲通過把恩格斯塑造成民主社會主義者來尋求自己在理論上修正馬克思主義和實踐上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統性，試圖證明他們才是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思想和事業的合法繼承者。列寧則針鋒相對地揭露出，所謂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歪曲了恩格斯晚年思想的原貌，實際上已經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墮落為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列寧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繼承者。
一、馬克思恩格斯在無產階級革命策略上的思想演進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十分重視和強調暴力革命，在1846年致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信件中，恩格斯明確表示：“除了進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認有實現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1]40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宣稱：“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2]66由此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確實認為暴力革命是基本原則和唯一手段，無產階級只有通過暴力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
馬克思恩格斯這種觀點的形成和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密切相關。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十分野蠻，資產階級用盡可能壓低工資、延長勞動時間的方法榨取利潤，對工人階級的殘酷剝削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恩格斯曾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對當時無產階級的悲慘遭遇作了生動描繪：“社會把成百的無產者置于這樣一種境地，使他們不可避免地遭到過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劍或槍彈所殺害一樣的橫死”,恩格斯稱之為“社會謀殺”[3]408-409。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這非但沒有改善工人的生活處境，反而“使工人的整個生活地位越來越沒有保障”[2]40,一極是資產階級財富的積累，另一極卻是無產階級“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4]744。當時的階級矛盾極其尖銳，工人運動風起云涌，整個社會像是處在革命的前夜。而且，19世紀40年代的歐洲，盡管生產力有了相當的發展，但政治上還處于專制制度統治，資本主義民主制尚未建立，并不具備合法斗爭的條件。因此，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恩格斯認為：“英國面臨著一場按一切跡象看來只有用暴力才能解決的危機。”[3]371
馬克思恩格斯這種觀點的形成也和當時工人運動的實踐經驗密切相關。在英國，工人階級掀起了爭取普選權的憲章運動，揭開了和資產階級爭奪政治權力的序幕，標志著英國無產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但憲章運動的失敗也讓年輕的恩格斯意識到單純的情愿式的合法斗爭不可行，他在1842年發表的《國內危機》中指出：“‘合法革命’把一切都搞糟了……然而無產者從這些事件中還是有所收獲的，那就是他們意識到用和平方式進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過暴力變革現有的反常關系，根本推翻門閥貴族和工業貴族，才能改善無產者的物質狀況。”[5]在對英國無產階級進行了21個月的深入考察之后，恩格斯更加明確地指出：“當你看到有產階級這樣瘋狂的時候，當你看到他們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連時代的最明顯的標志都看不出的時候，你就不得不放棄和平解決英國社會問題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6]
關于為什么無產階級不能用和平方式推翻資產階級和廢除私有制，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作了回答，他指出共產主義者也很希望能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權，他們“當然是最不反對這種辦法的人”[3]684,但問題在于“幾乎所有文明國家的無產階級的發展都受到暴力壓制，因而是共產主義者的敵人用盡一切力量引起革命”[3]685。不是無產階級非要采取暴力手段對付資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隨時隨地都在用暴力鎮壓無產階級，無產階級要想獲得解放，就必須用革命的暴力反對反革命的暴力。
在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后，馬克思開始重新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史，發現資本主義表現出較強的適應性，正在走向普遍繁榮。他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指出：“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即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系范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2]176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明確提出了“兩個絕不會”的著名論斷，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2]592,從而將這一思想進一步深化，上升到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高度。隨著理論認識上的深化，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無產階級革命策略的認識也在逐漸變化。
19世紀60到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持續繁榮穩定，并呈現出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過渡的趨勢，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能力進一步增強。與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資產階級民主制也得到了發展，一些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利用合法斗爭不斷壯大自身力量，而進行武裝起義的巴黎公社卻遭到殘酷鎮壓，使法國無產階級元氣大傷，也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了長期低潮。在深刻總結巴黎公社失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以往單純強調暴力革命的策略進行了反思，指出：“如果說我們有責任支持一切真正的人民運動，那么，我們同樣有責任不讓我們無產階級政黨的剛剛形成的核心作無謂的犧牲，不讓無產階級在徒勞無益的地方性的起義中被滅絕。”[7]471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對合法斗爭的策略給予高度重視。1871年7月，馬克思在同《世界報》記者談話時指出：“在英國，顯示自己政治力量的途徑對英國工人階級是敞開的。在和平的宣傳鼓動能更快更可靠地達到這一目的的地方，舉行起義就是發瘋。”[8]611
1878年初，恩格斯在《1877年的歐洲工人》一文中稱贊了德國工人階級利用普選制參加議會選舉的做法，認為“這種選舉從1867年起就使德國工人黨有機會統計自己的力量，向世界顯示它的組織得很好而且不斷壯大的隊伍”[9]163。巴枯寧主義者反對工人階級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在他們眼里，參加選舉就是背叛無產階級的利益。除了直接的暴力革命以外，他們不容許任何其他的行動方法”[9]167。但是，凡是奉行這種“無政府主義”策略的工人政黨在實踐中都遭遇了慘敗，“他們的組織被遺忘了，他們的報刊一個個地消失了”[9]168。他們使工人階級喪失了參與實際斗爭的舞臺，使工人運動完全陷于停頓。而參與政治活動、利用合法斗爭的黨派則日益壯大，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不能固守單一的暴力革命的策略，而必須采取更合理的有效的斗爭方式，以“符合形勢需要的任何政治行動謀求自己的解放。”[9]173恩格斯還著重分析了法國的工人運動，指出法國無產階級具有暴力革命的光榮傳統，一直是歐洲革命的先鋒，但“每遭受一次失敗以后，隨之而來的總是沉重的政治上的反動，既猖狂又長久”[9]177,這種狀況不利于工人階級的組織聯合和長遠發展。因此，“在公社被鎮壓之后，對失去戰斗力好多年的工人階級來說，眼前要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避免讓這樣的長期高壓統治再次出現，從而避免不得不再去做下面這樣的事，即并不是為了本身的直接解放，而僅僅是為了爭得一個能讓他們為最終的解放斗爭進行準備的環境去戰斗”[9]177-178。
由此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策略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發展而發展的，是根據資本主義時代條件的變化和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深入而不斷調整的。這種發展和調整不僅不是對之前的原理或原則的違背，而恰恰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根據變化了的形勢對之前思想認識的深化和升華。
二、完整理解恩格斯晚年的革命策略思想
19世紀70至90年代，資本主義進入到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發展時期，經濟、政治、軍事、社會和階級斗爭狀況等方面都出現了新變化。經濟上，以電力和內燃機的應用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人類邁進了“電氣時代”,資本主義呈現出新的繁榮；政治上，資本主義民主制日趨完善，以普選權為基礎的代議制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確立；軍事上，武器的改進、城市駐軍數量的增長和鐵路的修建大大加強了資產階級的武裝力量；社會上，資產階級實施了廣泛的改良，通過完善社會立法，改善了工人階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階級斗爭狀況上，資產階級的統治手腕愈加成熟，學會運用一系列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的手段對付工人階級。在馬克思逝世后，作為“整個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學者和現代無產階級的導師”[10]的恩格斯獨自承擔起了捍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指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任，他在敏銳洞察資本主義時代條件變化的基礎上，結合德國社會民主黨斗爭實踐的成就和經驗，對以往的革命策略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與時俱進地制定了新的斗爭策略。
1.由少數人的突然襲擊到多數人的長期準備
根據馬克思“兩個絕不會”的思想，恩格斯重新審視了資本主義的時代變化，他回顧了1848年歐洲革命的歷史，認為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7]540,指出當時革命失敗后，庸俗民主派寄望于革命再次立即爆發，使人民能夠很快一舉打敗敵人，但歷史證明這只是一種空想，因為“革命不能故意地、隨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完全不以單個政黨和整個階級的意志和領導為轉移的各種情況的必然結果”[3]685。恩格斯清醒地認識到：革命已經結束，“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后才可能發生”[2]176。從而將無產階級的革命策略牢牢建立在唯物史觀的科學基礎之上。
正是基于唯物史觀，恩格斯深刻闡述了無產階級革命和以往一切革命的根本區別：“以往的一切革命……它們都是少數人的革命。多數人即使參加了，他們也只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為少數人效勞”[7]538-539而無產階級革命是為了多數人利益的革命，即使在運動初期還不得不具有之前革命的一些特征，由于廣大群眾還不覺悟，運動仍然是由少數人來領導的，大多數人仍然沒有認識到運動的性質和方向所在，但它終究是為了多數人利益的革命，并且必將會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完全存在著少數人的革命變成多數人的革命的前景”[7]540。
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多數人的覺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巴黎公社就是一個例子。雖然無產階級一開始取得了政權，但布朗基派和蒲魯東派“都不知道應該干什么，彼此進行著無謂的斗爭，致使公社精力疲憊”[7]542。在大部分人仍不明白運動的性質和方向的情況下，這種“送上來的勝利”只是表明“工人階級的這種統治還是多么不可能”[7]542。因此，恩格斯指出：“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凡是要把社會組織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眾自己就一定要參加進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這為的是什么，他們為爭取什么而去流血犧牲。”[7]549
為了使群眾覺悟，為了使他們真正明白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并自覺地參與到運動中來，必須進行長期的堅持不懈的爭取群眾的工作，這不僅包括無產階級，還包括農民等社會階級階層。因此，共產黨人“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正”[7]550,將總的革命策略建立在發展無產階級的覺悟、組織和戰斗力以及爭取中間階層的長期準備上，要以馬克思主義這一“得到大家公認的、透徹明了的、明確地表述了斗爭的最終目標的理論”為指導，團結起一支無產階級的國際大軍，“慢慢向前推進，在嚴酷頑強的斗爭中奪取一個一個的陣地”[7]541。恩格斯認為，這是近五十年來的歷史給予我們的教訓，也是共產黨人必須長期堅持的工作目標。
2.充分利用普選權，在合法斗爭中積蓄力量
普選權起初是統治階級為了欺騙群眾而采取的一種手段，曾因被波拿巴政府濫用而聲名狼藉，因此各國革命工人都習慣把普選權看作資產階級的陷阱。但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德國工人階級卻利用普選權擴大了自己的陣地，得到的選票逐年增長。盡管統治階級深感不安并采取了反社會黨人法進行限制，但德國社會民主黨獲得的支持卻不減反增，最終不僅逼迫當局廢除了非常法，還導致俾斯麥下臺，從而使普選權“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的工具”[7]545。恩格斯目睹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通過利用普選權而獲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了普選權這一嶄新的斗爭方式，認為它是“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7]544。
在恩格斯看來，利用普選權能給工人階級帶來非常多的好處：在競選宣傳中廣泛接觸之前疏遠我們的群眾；在議會講壇上發表自己的觀點，維護自己的行動；通過選票數目計算自己力量的增長，提供敵我力量對比的精確情報等等，而資產階級政府卻對此毫無辦法。正是由于工人階級如此充分而有成效地利用了普選權，“結果弄得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于害怕起義成就”[7]545。
無產階級利用普選權進行合法斗爭意義重大。盡管無產階級的人數、組織性、覺悟程度和勝利信心都與日俱增，但只要還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擊取得勝利”[7]541,就不能貿然走上街頭，否則“只會招致無益的犧牲，使運動倒退幾十年”[11]。資產階級并不害怕無產階級的武裝起義，恰恰相反，“為了能鎮壓我們，它最希望的就是起義”[7]559。因為最令他們恐懼的正是由于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的持續增長而導致的不利于資產階級的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恩格斯指出：“只有一種手段才能把德國社會主義戰斗力量的不斷增長過程暫時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個時期內倒退：那就是使它同軍隊發生大規模沖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樣流血。”[7]551-552因此，資產階級為了誘導無產階級與其決戰，甚至會采取指責無產階級怯懦的激將法，目的就是把無產階級“引到槍鳴劍嘯的地方去”[7]549,以便找到借口鎮壓無產階級。
恩格斯識破了資產階級的詭計，他在1890年給保·拉法格的信中寫道：“我們有責任使革命不致夭折……我們目前應該宣布進行合法斗爭，而不要去理睬別人對我們的種種挑釁。”[12]他教導無產階級絕不要做“無準備的攻擊”[7]550,而應當“盡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進行活動，避免可以引起沖突的任何借口”[1]582。無產階級政黨進行合法斗爭的目的在于爭取工農群眾、積蓄革命力量，“促使這種力量增長到超出現行統治制度的控制能力”[7]551。否則，一旦中了資產階級的圈套，貿然舉行武裝起義，就會使這支日益增強的部隊在前哨戰中被消滅，那么到了決戰時就會力量不足，“決定性的戰斗就會推遲、拖延并且會造成更大的犧牲”[7]552。
3.始終強調決戰，不放棄革命權
由于德國社會民主黨利用普選權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黨內產生了一批醉心于議會斗爭的“議會迷”,出現了放棄暴力革命和“絕對守法”的錯誤傾向。1890年，恩格斯在致威廉·李卜克內西的信中對這種錯誤傾向進行了嚴厲批評：“在當前，我們應當盡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進行活動，避免可以引起沖突的任何借口。但是，毫無疑問，你那樣憤慨地反對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況下的暴力，我認為是不恰當的。第一，因為反正沒有一個敵人會相信你的話(要知道他們不會愚蠢到這種程度);第二，因為根據你的理論，我和馬克思也成了無政府主義者了。”[1]582恩格斯始終認為合法斗爭是有條件的，并不是“絕對守法”,如果統治階級率先使用暴力，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就談不上合法性和守法了，他在1895年致理查·費舍的信中再三強調：“我不能容忍你們立誓忠于絕對守法，任何情況下都守法，甚至在那些已被其制定者違犯的法律面前也要守法。”[1]686宣揚所謂的“絕對守法”,就是“把暫時的策略變成永久的策略，把具有相對意義的策略變成具有絕對意義的策略”[1]687。
恩格斯在談到利用普選權進行合法斗爭的策略時，始終將其視為無產階級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他時刻都在強調要準備迎接“決戰”,這個“決戰”就是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對于那種認為無產階級只要通過議會斗爭、在議會中獲得多數席位就能自動取得政權的錯誤觀點，恩格斯明確聲明：“我沒有說過‘社會黨將取得多數，然后就將取得政權’。相反，我強調過，十有八九的前景是，統治者早在這個時候到來以前，就會使用暴力來對付我們了；而這將使我們從議會斗爭的舞臺轉到革命的舞臺。”[7]443
在談到無產階級的革命權時，恩格斯深刻指出：“須知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是所有現代國家無一例外都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唯一權利。”[7]550-551統治階級絕不會自愿放棄手中的政權，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在關鍵時刻，他們一定會用暴力對無產階級進行殘酷鎮壓，歷次革命的經驗都證實了這一點，特別是法國無產階級的六月起義和巴黎公社革命表明：“一旦無產階級敢于作為一個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單獨階級來同它相對抗，它會以何等瘋狂的殘暴手段來進行報復。”[8]102因此，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做好用革命暴力對付反革命暴力的準備，始終堅持革命權，時刻準備決戰。恩格斯深刻指出：“無產階級不通過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奪取自己的政治統治，即通往新社會的唯一大門。”[1]578
總之，從這三個方面完整地理解恩格斯晚年的革命策略思想，就不難看出恩格斯的總體思想是：適應當時資本主義相對平穩發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暫時處于低潮的客觀形勢，充分利用普選權等合法斗爭方式，深入到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中，宣傳、教育、啟發群眾，提高他們的組織性和覺悟程度，不斷積蓄和壯大無產階級的力量，為在革命的客觀形勢成熟之時通過暴力奪取政權做長期的準備。
三、正確認識恩格斯早年與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辯證關系
對于恩格斯早年與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關系，有人提出“早年恩格斯與晚年恩格斯對立論”或“馬恩對立論”,認為恩格斯晚年轉向合法斗爭，拋棄了馬克思的暴力革命論，導致了恩格斯早年和晚年思想的對立。事實上，馬克思并非否定合法斗爭，而是“十分重視在政治停滯和資產階級所容許的合法性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利用合法斗爭手段”[13],他在為法國工人黨起草的黨綱的導言中就強調“必須使用無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8]568,包括借助于普選權來實現奮斗目標；恩格斯也不反對暴力革命，他反對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青年派”不顧客觀實際，在時機不成熟時盲目起義，甘做資產階級炮灰的那種暴力，他曾指出：“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為我們效勞，如果這種狀況延續下去，而我們卻要破壞合法性，那我們就是傻瓜。”[7]430恩格斯正是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不斷變化的時代條件為依據，才與時俱進地提出了利用合法斗爭積蓄力量以備決戰的斗爭策略，這不僅不是對馬克思暴力革命論的背叛，也不是與其早年思想的對立，恰恰是他對馬克思主義革命策略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實際上，如果在已經變化的形勢下停滯不前，仍然死板僵化地抱守過去的某一種舊觀點舊策略不放，那才是對馬克思主義最大的背離。
還有觀點認為恩格斯晚年變成了民主社會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通過合法斗爭取得政權，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不可否認，恩格斯的確做過這種設想，1891年6月，他在《1891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中指出：“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里，舊社會有可能和平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7]414但必須指出的是：首先，恩格斯只認為在少數議會民主制很發達、人民享有充分權利的國家有實現和平過渡的可能，但大多數國家的議會僅僅是政府裝點門面的工具，并不掌握實際權力，是不可能進行和平過渡的。其次，恩格斯強調，即使在這些議會民主制發達的國家，和平過渡也僅僅是一種“設想”,這種設想要想變為現實依然困難重重，要具備諸多的主客觀條件，還有待于今后實踐的檢驗。再次，恩格斯明確指出，和平過渡在當時的德國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德國，政府幾乎有無上的權力，帝國國會及其他一切代議機關毫無實權”[7]414。在這種情況下，幻想走“和平”道路是荒謬的，他旗幟鮮明地批評了德國黨內“現代的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7]413的思想，指出社會主義必須“像蝦掙破自己的舊殼那樣必須從它的舊社會制度中破殼而出，并且必須用暴力來炸毀這個舊殼”[7]414,認為宣傳這種和平過渡的策略危害極大，“長此以往只能把黨引入迷途”“使黨在決定性的時刻突然不知所措”[7]414。最后，恩格斯深刻揭示了和平過渡這種策略的機會主義本質：“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后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這種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誠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是機會主義，而且‘真誠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7]414-415由此可見，所謂的“恩格斯晚年轉向了民主社會主義”是對恩格斯本人及其思想的極大誤解和歪曲。
實際上，圍繞《導言》來歪曲恩格斯的做法由來已久，早在恩格斯生前就有所展開。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致卡爾·考茨基的信中就曾表示過他的強烈不滿，原因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前進報》事先對他只字未提就擅自對《導言》進行“修飾整理”,別有用意地刪改并發表，篡改恩格斯的觀點，把他描繪成了“一個溫順平和、無論如何都要守法的人”[1]699。對此，恩格斯十分氣憤：“我特別希望《導言》現在能全文發表在《新時代》上，以消除這個可恥印象。”[1]699但他未能如愿，由于德國社會民主黨當時所處的特殊環境和黨內的機會主義傾向，《新時代》仍然對《導言》進行了文字上的刪改，現在去翻閱馬恩文集，《導言》中關于《新時代》如何對其進行刪改的注釋比比皆是[7]547-553。實際上，即便不對恩格斯的話語做刪改，而僅僅是摘引，也可以通過斷章取義達到歪曲恩格斯思想的效果。例如，1895年3月30日，《前進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目前革命應怎樣進行》的社論，這篇社論未經恩格斯同意就從《導言》中斷章取義地摘引了幾處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對此，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致保爾·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李卜克內西剛剛和我開了一個很妙的玩笑。他從我給馬克思關于1848—1850年的法國的幾篇文章寫的導言中，摘引了所有能為他的、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反對使用暴力的策略進行辯護的東西……但我談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要的附帶條件。對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采用。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適用了……可惜李卜克內西看到的只是白或黑，色調的差別對他來說是不存在的。”[1]700
通過刪改恩格斯的革命話語或摘取文本的只言片語來斷章取義，以篡改和歪曲晚年恩格斯的真實思想，是國內外某些人意欲把晚年恩格斯塑造成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一貫手法。從整體思想上看，《導言》決不能證明晚年恩格斯變成了主張走和平議會道路的民主社會主義者，相反，恰恰證明了恩格斯是一個既堅持暴力革命原則又重視合法斗爭手段的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恩格斯去世后，和平議會道路和暴力革命道路的不同命運也驗證了晚年恩格斯和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根本區別。由于不涉及對私有制的根本性變革，一些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即使通過議會斗爭執政，也只能局限于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漸進改良，并未顯示出走向社會主義的跡象。而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堅持暴力革命原則，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最終實現了對所有制的根本改造，尤其是布爾什維克黨充分利用沙皇專制下的有限民主，堅持合法斗爭與不合法斗爭相結合的策略，既建立秘密的革命家組織，不放棄革命權，又深入到議會、工會、合作社等合法群眾組織中，進行長期的耐心的工作來宣傳、教育和組織群眾，不斷積蓄力量，最后在革命時機成熟之際，發動武裝起義一舉奪取政權，最終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這無疑是對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科學性的有力驗證。[14]
必須指出，恩格斯晚年策略思想不僅不是對其早年策略思想的否定，而恰恰是對它的充實、完善和發展。恩格斯早年重視和強調暴力革命是基于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規律和基本原則，這一原則至今仍然是正確的，但這一原則是抽象的，它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2]5;而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利用合法斗爭積蓄力量的策略正是在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對于暴力革命原則的靈活運用，使這一抽象的原則具體化，變得充實和豐滿起來。這很類似于“兩個必然”和“兩個絕不會”的辯證關系，“兩個必然”指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但它是抽象的原理和一般的規律；而“兩個絕不會”則是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進行了深入全面的考察之后，在《資本論》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出的更完善更成熟的論斷，是“兩個必然”這一抽象原理和一般規律的具體化，它沒有否定“兩個必然”,反而使“兩個必然”更加充實和豐滿，變得有血有肉。就像“兩個絕不會”充實了“兩個必然”,《資本論》豐富了《共產黨宣言》,恩格斯晚年策略思想也充實、完善、升華了其早年策略思想，它們不是對立的，而是辯證統一的。
恩格斯早年與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辯證關系也很類似于黨的一大確立的最高綱領和黨的二大提出的最低綱領之間的關系。一大的重要意義在于確立了中國共產黨以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廢除私有制的最高綱領，旗幟鮮明地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從而與第二國際改良主義劃清了原則界限。黨的二大則在正確分析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從而對一大的綱領進行了充實和完善。就像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并不相互矛盾，黨的一大和黨的二大并不相互否定一樣，恩格斯早年與晚年革命策略思想也是一脈相承、與時俱進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鮮明地提出和捍衛暴力革命原則，對于劃清馬克思主義與一切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界限具有重要意義，而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其早年革命策略思想的豐富和發展，非但沒有否定其早年革命策略思想，反而使其變得愈加成熟和完善，是對原來認識的深化和升華。
四、暴力革命仍然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一般規律
有學者認為，恩格斯晚年雖然沒有放棄暴力革命，但放棄了暴力革命是一般規律的思想，認為暴力革命與和平過渡都不具有原則意義[15];還有學者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把暴力革命當作一般規律和基本原則，它僅僅是和合法斗爭一樣的手段和策略[16]。這兩種說法都是不妥的，前者承認恩格斯早年曾認為暴力革命是一般規律，但是晚年放棄了這個觀點；后者認為恩格斯從來就沒有把暴力革命當作一般規律。總之，這兩種觀點的共同之處在于否定暴力革命的普遍性原則性意義，將暴力革命與和平過渡置于同等地位。他們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在于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結束后，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眾大會上的演說中的一段話：“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采取同樣的手段。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如果我對你們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許還可以加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承認，在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中，暴力應當是我們革命的杠桿；為了最終地建立勞動的統治，總有一天正是必須采取暴力。”[17]179
但從這段話中并不能解讀出馬克思認為暴力革命與和平過渡都是可能的手段，更不能解讀出馬克思認為它們地位相同。馬克思只是從考慮各國國情的角度出發，不否認和平方式在當時的極少數幾個國家存在可能性，但僅僅是一種可能性，而且這種可能性本身也會隨著這幾個國家情況的變化而變化，甚至消失殆盡。相反，馬克思著重強調的是，和平方式在大多數國家絕無可能，總有一天必須采取暴力。歷史也表明，美國、英國和瑞士至今沒有實現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而俄國、中國等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沒有不通過暴力革命的。馬克思的這段話概括來說就是：在極少數國家，和平方式只是具備可能性；但在絕大多數國家，暴力革命具有必然性。前半段，馬克思用的詞匯是“不否認”“也許”“可能”,后半段則是“必須”“應當”“總有一天”,而且馬克思的重點是放在后半段的。前者是在極狹窄的應用領域的可能性，后者是極廣闊的應用領域的必然性，怎么能把它們混為一談，都說成是可能性，還是地位相等的可能性。
相反，馬克思在紀念第一國際成立七周年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工人階級必須在戰場上贏得自身解放的權利。”[8]619馬克思之所以不否認在少數國家存在和平過渡的可能性，一是因為當時所處的客觀環境，巴黎公社遭到鎮壓，第一國際被迫解散，過多地提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會招來反動勢力的迫害，比如在德國“會立刻造成對報紙進行審判的借口”[17]784;二是在當時確實存在這種可能性，哪怕是極小的可能性(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十有八九”[7]443還會轉化成暴力),哪怕是隨時都在變化的可能性(就像馬克思在給俄國女革命家查蘇利奇回信時四易其稿，承認當時的俄國在一定條件下有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可能性，盡管這種可能性后來隨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村公社遭到嚴重破壞而喪失殆盡),這只能證明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分析問題的嚴謹和縝密，絲毫不能證明馬克思否認了暴力革命的普遍性，將暴力革命與和平過渡作為兩種地位相同的斗爭方式來看待。
有人引用恩格斯的這段話來論證暴力與和平方式都不具有普遍性：“對于我這個革命者來說，一切達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論是最強硬的，還是看起來最溫和的。”[1]579但這段話是恩格斯在闡釋統一戰線的語境下使用的，即無產階級政黨在不改變自己性質的前提下可以而且應當利用其他政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管這種利用是強硬的方式還是溫和的方式，這里并不涉及暴力革命與合法斗爭的問題，否則，恩格斯就不會說“把道德問題拋開不說”[1]579。類似的還有：“如果舊的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抗拒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7]269“如果沒有必須加以反對的反動的暴力，也就談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18]490前一句話是恩格斯在分析黑格爾提出的一個重要命題時的一句詼諧的調侃，問題在于，有哪個舊事物會如此“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后一句話是恩格斯在批駁漢斯·彌勒的荒謬觀點“暴力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革命的，從來都不是反動的”[18]490的語境下說的，是對這頭蠢驢的嘲諷，就好像他認為世界只有白天沒有黑夜，恩格斯反問他：要是沒有黑夜，哪來的白天?同樣的，要是沒有反革命的暴力，哪來的革命的暴力?恩格斯的本意不是說：如果反革命不用暴力，那我們也可以不用革命暴力。恰恰相反，恩格斯是強調：正是由于有反革命的暴力存在，所以才要有革命的暴力，必須用革命的暴力對付反革命的暴力。
從歷史經驗來看，以往的一切剝削階級取代另一個剝削階級的斗爭沒有通過和平過渡完成的。有人以英國和日本的君主立憲制為例，試圖證明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妥協方式實現了和平過渡，但問題在于這一過程中不僅依然存在暴力，而且暴力還起著決定性作用。從1640年到1689年，英國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爆發內戰、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臺、克倫威爾死后查理二世復辟、最后通過宮廷政變才最終確立了資產階級統治。英國封建貴族不是理智地自愿退出歷史舞臺的，他們的妥協是資產階級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的前提下，在資產階級掌握革命暴力的威懾下達成的。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是如此，尊王攘夷運動因受到幕府軍隊和西方列強的聯合暴力鎮壓而失敗，此后經過數年的倒幕斗爭，伴隨著一系列戰爭才推翻了封建幕府統治。同時必須指出，這兩個國家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的妥協式革命，并不是什么值得效仿和稱贊的光輝范例，正是由于這種妥協，他們的民主革命不徹底，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余，必將為其今后社會的發展留下阻礙，這并不是先進的特征，反而是一種缺陷、畸形和遺憾。縱觀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絕大多數都是通過暴力完成的，即使少數幾個國家最終采取了妥協的形式，但無一例外，也都是以暴力為基礎的。
一個剝削階級取代另一個剝削階級的革命尚且如此，更何況推翻一切剝削階級的無產階級革命呢?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規律和基本原則。這條規律或原則所蘊含的道理很簡單：自原始社會解體以來的人類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統治階級不會自愿地主動地放棄自己的統治，只有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才能推翻反動階級的統治，建立本階級的政權。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19]人類歷史上歷次革命的經驗都證實了這一點，無論是封建地主階級推翻奴隸主階級的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革命，當然也包括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無產階級革命要想取得勝利，必須堅持暴力革命原則，這是一條為無數經驗教訓證明了的鐵律。
當然，在革命力量占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不排除也有和平取得政權的可能，但這往往要以暴力革命的勝利成果作為前提和基礎。列寧曾指出：“沒有實力作后盾，‘要求’是可笑的”[20],中國革命的經驗充分證實了這一點。歷史上，中國共產黨人就曾因為沒有建立起自己獨立領導的武裝力量而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屠殺。此后，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牢牢掌握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才不斷發展壯大。在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向黨和人民再次舉起屠刀之時，我們黨已不再是赤手空拳、任人宰割了，而是有了一支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僅用三年多的時間，就徹底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建立了新中國。也正是在強大的革命力量面前，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才得以和平進行。如果我們不堅持革命權，自身沒有力量，就既不可能推翻官僚資產階級的罪惡統治，也不可能威懾民族資產階級接受和平改造，這深刻印證了恩格斯不放棄革命權思想的真理性。同時，我們并不否認，將來一旦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一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有可能會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國際力量的包圍下被迫放棄政權，接受和平改造，但這種特殊性并不違背暴力革命的一般規律，反而以此為前提和基礎。暴力革命與和平過渡既不是完全對立的，也不是地位等同的。其中，暴力革命起著根本性和決定性作用，和平過渡只有在暴力革命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當然，肯定暴力革命的一般規律性絕不意味著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加分析地使用暴力。無產階級革命需要具備相應的主客觀條件，在客觀形勢還不成熟的情況下，盲目舉行武裝起義只會危害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和延緩革命的勝利。在這種“二十年等于一天”的時期，應當利用普選權等一切斗爭方式，深入到議會、工會、合作社等一切合法組織，宣傳、教育、啟發群眾，提高他們的組織和覺悟程度，不斷積蓄和壯大無產階級的力量，使之能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決戰”之日到來時承擔起偉大的歷史使命。恩格斯多次強調準備“決戰”的思想，就是說，僅靠議會斗爭不能最終解決問題，“決戰”只能靠暴力革命。總之，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合法斗爭在政治消沉時代發展先進階級的意識和力量的重要意義，但并不奢望通過這種斗爭方式就能取得政權，更沒有因此動搖和否定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一般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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