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7月17日，毛主席會見楊振寧，從莊子的物質無限可分的相對性談起，談到中國古代其他三個典故，惠施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的動靜相對性，以及天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的位置相對性；公孫龍的“白馬非馬”，抽象與具體的相對性。
“我經常吹這些，你們大概不愿意聽。”
談話縱橫捭闔，最后談到：
“我那一篇文章，叫《矛盾論》，其中一段叫‘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單獨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類是看不見的，看到姓楊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見’人’。”（同日《毛澤東年譜》）
毛澤東同志“經常吹”的，實質是對“抽象并不單獨存在”的認識。
此處為何用“吹”？反映了他對自己經常不被眾人理解的一種自嘲。
抽象與具體、必然與偶然的關系，影響較大的是黑格爾哲學，毛澤東通過中國的實踐思考，認為中國古典文化的相關內容比黑格爾古老、豐富得多。
歷史上“不愿意聽”教員“吹”的內容的人，在教員去世后更多了，往往停留在用抽象取代具體，用一般取代特殊，從而架空、否定抽象。這類思想方法對待馬克思主義，多數是不求甚解，有些人則要移花接木。
本文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抽象與具體，試圖探尋毛澤東晚年思想的深邃。
生產力，由人與人、人與物的不同組合，構成不同效率的生產方式，形成的不同生產關系，產生反作用，構成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可分割的運動。
在這種抽象中，新質生產力，是新科技例如人工智能構成生產方式的變革，在與前期科技研發勞動成果的生產資料結合中，形成人與人和人與物的不同組合，實現效率變革。
這個過程，始終是從管理者、工程師、各類技工、普工等勞動者為主體的生產方式，而有效率的生產方式，最終要服從由具體的生產、分配構成的、相對穩定的人與人的生產關系。
但很多人習慣止步于抽象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見物不見人，不愿意正視具體的生產關系對發展的作用。
最近，于東來宣布要建一個50億的自由之城，用最先進的食品檢驗加工、服務和物流的生產方式，擴大規模，以適應超市變成景區帶來的尖銳矛盾，資產屬于胖東來全體員工，由相應的生產關系適應高效率的生產方式。
面對胖東來熱，筆者忍不住插一句題外話，許多人都在為即將到來的春節，為胖東來捏著把汗。于東來完全可以運用胖東來崇高的信用，和國資委合資提前建設，獨立經營，縮短“景區”擁擠期。
于東來談到傳播胖東來文化，最難的是說服對方改變價值觀，許多店家一有好轉即擴張，一擴張就被動，實質上根本排斥胖東來勞動合作式的生產關系。
1859年，馬克思總結了他研究政治經濟學15年的思想，其中提出了唯物主義的一個有最終決定意義的側面，“兩個決不會”：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馬恩選二，33
這里提出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跨社會形態的普遍性，它的“決定”作用是通過具體的，特殊的矛盾最終體現的。
1890年，恩格斯以馬恩兩人名義做過一次自我批評，檢討了部分青年之所以產生經濟起唯一決定作用的錯覺，是兩人之前在辯駁論敵中，沒有機會全面論述所致。并提出社會發展是“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的“合力論”，歷史發展在偶然性中體現必然性（文10，593）。
18年后，列寧指出，馬恩“特別強調的是辯證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特別堅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選二，224）倘若沒有筆者加的下劃線，不對照馬恩對費爾巴哈的評價，是看不懂的，正如許多人“不愿意聽”毛主席用典故講的抽象與具體。
恩格斯是為了全面闡述馬克思，包括“兩個決不會”。列寧則是遇到了兇險的敵人。
首先是恩格斯生前十分信任的伯恩施坦，其次是“幾乎能把馬克思著作背得出來的”叛徒考茨基，還有被列寧高度肯定，后期逆變的普列漢諾夫，他們的共性是，機械依據“兩個決不會”，否定10月革命為“早產兒”。
又過了10多年，在中國，陳獨秀提出了“二次革命論”，先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然后再開展無產階級革命。這個主張以蔣介石四.一二的血腥屠殺“清共”宣告破產。
20多年后，新中國成立，劉少奇先是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又以先機械化后合作化，反對毛澤東以農村集體化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八大陳伯達起草了“先進的社會主義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受到毛澤東一再批評。
毛澤東去世后，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躊躇滿志，雄姿英發，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批評毛澤東“忽視生產力”（鄧年譜下，741），提出最近一次路線斗爭“應該根本推翻”（鄧選，2,307），“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路線（鄧選，3,36）。
1987年趙紫陽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首條提到：“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應當成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
2000年，江澤民提出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從“二次革命論”到“初級階段理論”，以上過程多多少少依據了“兩個決不會”，將孤立的中性的生產力視為唯一決定因素。
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使中國在毛時代的投入期基礎上，進入增長期，取得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在思想、理論領域也暴露出巨大矛盾。
一是不解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抽象和辯證原意，二是排斥恩格斯全面解釋社會發展的合力論，三是不懂列寧是通過關注馬恩強調的唯物主義的辯證和歷史性，指導了十月革命和蘇聯的建立。
最后，特別是不懂得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階段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中，革命的統帥作用；不懂得對抗與矛盾是不同的兩回事；不懂得毛澤東會見劉少奇最后一面時，要劉讀海格爾的《機械唯物主義》。從流傳出毛澤東“還把書名說錯了”，以及眾所周知的結局，說明劉少奇至死也沒有明白毛澤東的深意。
2013年12月4日，新華社發表了習近平的文章《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文章指出：
物質生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上層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有著作用和反作用的現實過程，并不是單線式的簡單決定和被決定邏輯。
這個認識，從理論邏輯上，堅持了毛澤東晚年理論和實踐的重要觀點。
在人民網習近平的數據庫里，沒有檢索到“修正主義”四個字，但堅持毛澤東的兩對矛盾，對于長期在黨內發揮著影響的機械唯物主義，具有理論上的清算意義；和習近平關于對馬克思主義要“真學真懂真信真用”的主張一起，從理論內容上劍指修正主義，是未談修正主義的反修斗爭，但這種反修斗爭易被形式主義利用。。
馬克思曾提出，落后的俄國農業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這個主張本身就不是生產力的簡單決定，而需要上層建筑的反作用。馬克思的這種跨越資本主義的主張，在毛澤東手里首創性地實現了——中國對西藏農奴社會，對少數民族農奴部落的民主改革，一步跨越到社會主義，就是跨越了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
蘇聯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朝鮮古巴越南的革命，都是武裝奪取政權的結果，而不是生產力發展的直接結果。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落后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這是普遍現象。毛澤東認為：
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毛澤東年譜》1959.12.15）
毛澤東的這一觀點，是“兩個決不會”總趨勢的表現形式，是抽象與具體的表現。
社會主義建設，是在舊社會的廢墟上，新因素的成長和走向衰亡的資本主義制度斗爭的結果，如同社會主義少年和資本主義老人的比拼，蘇聯解體后，把少年的缺點和老年的經驗，看作兩種社會制度的優劣，是新時代有人堅持陳舊改革開放觀，把新質生產力看作僅發展科技的原因。
所以毛澤東認為，沒有單獨抽象的生產力，只有一定生產關系的生產力；沒有中性的生產力，只有一定社會制度的生產力。因此，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就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一些擁護馬克思主義的人，只承認馬，不承認白馬非馬。所以他們不相信教員的“經常吹”。
于毛澤東同志誕辰131周年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