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華生原文節錄自2018年12月8日國家發展與政策研究院院長華生教授在中國企業家高峰論壇上的演講，【】內為作者紫虬的評論。
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還并沒有搞得很清楚。——鄧小平【“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鄧小平年譜》下，1276頁，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的談話）這里有個全面理解問題。如果以否定式判斷，只強調社會主義未被認識部分，否認真理的相對性，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也就虛無了歷史。雖然意在強調改革的重要性，但割棄歷史，就留下對未來喪失底線的盲目性。】
一段時間以來，民營經濟的地位問題成了熱議的話題，而且劇情出現了幸運的大反轉。在似乎風平浪靜之后，倒是需要我們認真反思的時候。
風波起源于所有制歧視，說私有經濟已經完成歷史使命，應當退出云云。根子里還是說社會主義是公有制經濟，私有經濟先天出身不好，應當防范引導、限制乃至消滅。我們長期以來，也是一直強調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強調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執政的重要經濟基礎和執政基礎。這樣也使一些人產生了私有和其他所有制經濟是異己力量的感覺和印象。【以糾正片面認識為名，借題發揮，把憲法黨章提出的公主私輔，說成“所有制歧視”，是什么令作者不惜在主力軍和同盟軍之間見縫插針呢？作者批判了所謂“根子”，能否回答：對螞蟻金服不防范、對廣大的私有經濟放棄引導，任由其資本集中走向壟斷嗎？對許家印逃跑國外轉移資產的企圖難道可以不限制嗎？對吳曉暉的壟斷不消滅行嗎？近年來美歐越來越多的運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手段干涉自由貿易，無端制裁企業，自由主義早已破產。華教授的態度，不過暴露了海歸西化派的脫離實際。】
對此，鄧小平當年的辦法是不爭論，因為一爭論就耽誤事。【“不爭論”是在毛主席、周總理領導下的整頓期間，處理局部迫切問題時的特殊手段，如派性嚴重導致的鐵路晚點。如果上升為總的工作方法，就掩護了自身不讀書，又害怕群眾、麻痹群眾的武斷，成為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毛主席早已做過批評。幾十年來，我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加劇，幾乎所有的問題和被動局面，均源自脫離群眾路線，堅持“不爭論”的荒謬。習近平同志把群眾路線提升為黨的生命線，提出“要把黨的歷史經驗作為判斷重大政治是非的重要依據，在方向性、原則性問題上自覺對標對表。”（2020.8.22）要求提高政治判斷力，感悟力，執行力，這些是對如作者理解的“不爭論”的否定，雖然如此，并沒有影響西化派對“不爭論”的偏愛。】
要用三個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有利于社會主義綜合國力增強和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去衡量，讓時間和實踐去回答。【時間和實踐已經回答了小平同志的若干個“如果”，證明了一些改開方針的主客觀分離，也又一次證明了抽象的中性的生產力是歷史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根源，“三個有利于”是生產力中性論的副產品，受到了資本主義見物不見人的影響，為什么不提有利于無產階級專政，有利于工農兵當家做主呢？其客觀結果是兩極分化、無法持續的繁榮，如許家印式爆雷。】
大家知道，中國40年前的改革開放是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解放運動開始的。那么40年的實踐檢驗說明了什么呢？非公的民營經濟現已占據中國經濟超過半壁江山，中國從一個落后的窮國變為世界矚目的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國家實力空前強大，大多數人從吃不飽穿不暖【這個謠言廣為流傳于網絡。華先生作為過來人，作為毛主席在世時的知青和工人，想必受過當時的形勢教育：看形勢要看全局，看主流，為何不顧前三十年中國人口和壽命接近翻番的歷史事實呢？教員去世后，控訴文革是政治正確，是從政和學術的敲門磚，今天已時過境遷，謠言把控訴文革擴散為控訴前三十年，受到人民的反對，持續傳謠，無非是堅持錯誤改革開放觀。】到今天普遍的小康生活，完全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所以9月份在關于私有經濟的流言四起時，我在提交的智庫報告中指出，“如果籠統地說公有制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那么，公有制越擴大非公有制越縮小乃至消滅，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就越鞏固、越雄厚。那改革開放前單一公有制時我們的經濟基礎最牢固，而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反而空前虛弱了，這當然是很荒謬的。【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又有各自的相對獨立性是不相信的。】實際上，如果我們今天真去消滅非公有制經濟，就會根本性地動搖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和黨的執政基礎，造成黨的事業難以彌補的重大挫折”。因此，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不是當強大的國家機器還存在時，如何消滅私有及非公經濟，那樣只會制造災難，而是如何與時俱進地變革創新我們的傳統所有制理論。【偷換概念，把公主私輔說成消滅非公經濟，借題發揮，也反映了私有經濟的尾大不掉。】
實際上，在有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驗的基礎上，今天已經可以從不爭論到在理論上旗幟鮮明地說清楚了。傳統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已經被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所突破和超越。【可見西化派關于“不爭論”的虛偽性——不是不爭論，而是時機未到。空洞且對公有制計劃經濟絕對否定的判斷，何嘗不是一種所有制歧視？一邊把憲法黨章規定的公主私輔視作“所有制歧視”，一邊又可以不負責任的絕對否定歷史，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不爭論”有說服力嗎？】
現在我們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也必須以多種所有制為基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并不必也不需要表現在其比例和數量上，而且要采取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實現形式。【公有制“采取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實現形式”是必要的，本身也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大學校要求的必要內容，但認為量變“不必要不需要”，是對“主體”地位的一種精妙演變，掩蓋質變，任其發展，實際上是回到三民主義經濟基礎的移花接木。類似觀點在二三十年前是一種“不爭論”的“摸石頭”，現在則是“五六七八九”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產物，對人民的忽悠性已經昭然若揭。】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融入全球化市場的通行證。【就差沒說資本中性，注意，忽悠開始。】一些人在姓社姓資問題上走不出來，其根本問題是沒有認清社會主義的本質，混淆了手段和目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消滅壓迫剝削和特權，達到共同富裕和人人平等，當時在理論上設想消滅市場經濟、實行公有制和國家消亡只是有助于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
當然有人會說，私有經濟的發展不是正造成貧富差距嗎？不錯，看看財富榜上首富們的巨額財富，確實令人羨慕妒忌恨。他們的一個小目標，也常常令普通人絕望氣餒。特別是市場經濟中的富裕，確實并不總是靠努力、天賦或者勤奮，而在一定程度上靠機會和幸運，甚至有時也不排斥陰謀和伎倆。但是，誰又能否認，正是這少數幸運而又不乏自己奮發努力、家庭背景與普通人一樣的成功人士，激勵了千千萬萬的人去創新創業，誘導了億萬資金流入了創新創業創造財富的洪流，從而做大了整個社會的蛋糕，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幾乎每一個人的生活水平？【作者生在紅旗下，雖然有八年在英國的學習工作經歷，但對資本生產方式下的底層生活仍然缺乏感性認識和體驗，繞開創新創業中極少數的成功必須以絕大多數破產和貧困或相對貧困為代價，完全不了解雇傭勞動者在失業風險下，“房奴”車貸高利貸奴在經濟壓力下，個體老板在經營壓力下，老弱病殘的農村家庭在小農經濟的風雨飄搖中，成員淪入紅燈區的底層家庭等等，相對于他們所承擔的巨大精神負擔和社會地位的邊緣化以及幸福感的消失，做大的社會蛋糕和物質生活水平不穩定的相對提高，沒有多大意義。作者和西化派特別看重雇傭勞動者物質生活水平相對改善這一點，幻想以此可以解決資本生產方式內在的無解矛盾，掩蓋寅吃卯糧、債留子孫，無止境的人民幣貶值，不懂得馬克思的相對貧困取代絕對貧困觀點。盡管如此，卻不影響作者對“不總是靠努力、天賦或者勤奮”“甚至有時也不排斥陰謀和伎倆”攫取財富的欣賞和肯定，于是，作者的立場就包藏不住了。】
要知道，歷史上所有付出巨大社會代價的均貧富努力，并沒有帶來普遍富裕，相反卻總是以普遍貧困而告終。【作者繞了個大圈，要定一個法則，話有所指，把蘇聯、中國前期從落后農業國的創業起飛描述為“普遍貧困”。否定計劃經濟在改變落后中的高速度，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后人民生活與解放前相比的質變，以此有意回避引發革命的大部分國家都發生在經濟落后的國度，故意把社會發展程度的不同混淆、嫁接到社會制度的優劣上去，以配合顏色革命，這是公知慣用的手法。同時以絕對化的判斷脫離歷史發展，否定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對社會的推動和生產力的解放，如隋末農民起義對閥門氏族土地兼并的掃蕩，解放了中小地主，迎來盛唐。作者的唯心史觀終于暴露了對前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消滅壓迫剝削和特權”的否定和不相信，這種邏輯矛盾只能反映西方意識形態的灌輸“威力”。】
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物競天擇是所有生命體包括動物和人類社會的鐵律。競爭是從最小到最大的一切已知生命體的基本生存和發展方式。而競爭就有差距，就有勝出者。試想，如果不論社會上每個人如何努力，都會有或被安排得到同樣的結果，都享有同等待遇，那么，無論是社會上的哪個行業或哪個人，還會有人努力嗎？【唯心史觀無法解釋抽象的個人奮斗，“物競天擇”更不可能解釋在階級解放的過程中，無數做出犧牲的奉獻者，特別是在經濟建設中作出無私奉獻的幾代人，作者的世界觀完全排斥紅旗渠、“兩彈一星”、大寨大慶等的前人奮斗。】
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差別就沒有競爭和努力的動力。結果的不同和差距是激勵努力的必要條件。現代人類之所以能夠從動物界包括猿人和眾多古人類種屬中脫穎而出，今天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讓地球上更多的生物和自然資源為自己所用，就是因為其為自己創建了競爭的規則，包括市場競爭的規則。而市場交換的完全自愿性、價格競爭的信息效率使得市場在人類物質生活的領域內，成為迄今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競爭方式。【至此，作者把市場價格和價值量相混淆，進而把勞動力的商品流通與消費相混淆，作者的改革理論終于演變為赤裸裸的庸俗經濟學理論鼓吹者，把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帶入黨內。這種理論，在改革初期有一定的忽悠力，但在兩極分化之后，雇傭勞動者“公平”出賣勞動力的“市場公平”早已破產。】
而且，即便在非物質的精神領域，人類也創造出職位、等級、榮譽、名次與獎項，人為構造出競爭的環境，從而推動人類精神、文化、藝術、體育和科學技術等各領域的創造和繁榮。我把科學放在最后，是因為在人類社會早期以萬年計的漫長世紀中，人們對自然認識的進步極其緩慢。人類長期在世世代代中只有圖騰、幻想和神話而無科學。人類正是靠自己為生存而群居組成的社會，在人際交往的競爭和協作中的刺激和反饋，不斷發育和積累了自己的腦力智力，從而最終推動了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導致了自然科學的誕生發展。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早期猿人在自然界中的動物性生存技能是靠基因和本能，而在社會交往中的競爭和協作才是推動古人類轉化為現代人的關鍵。因此，人類文明的進步不在于消滅競爭，實現均貧富和人人相同的結果，而在于發展更公平的競爭規則和保護競爭中落敗和落后者的基本權利，守住弱者基本人權的底線，以使他們或其后代能夠有繼續參與競爭的公平機會。【馬克思主義并不否認個人自由全面的發展，但首先不能脫離階級競爭。憲法和黨章均指出：“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當前一些人忌憚階級，一談階級，就風聲鶴唳，就是為了讓作者這樣的抽象人權競爭改頭換面出籠，用自然界的生物進化令資本社會中的弱肉強食合法合理。馬克思主義也從不否認競爭，但這首先是階級的競爭。毛主席引用紅樓夢中的“不是東風壓的西風，就是西風壓的東風”，東風成了我們衛國導彈利器，這就是競爭。在工人階級內部的競爭，也稱作社會主義競賽，在市場經濟中是公有制市場主體之間服從價值規律的比學趕幫超，是和作為輔體的私有經濟，混合經濟的市場“四自”主體之間合乎國家宏觀調控，實踐共同富裕中的競賽，是全國一盤棋協作的競爭，例如華為的20個AI數字軍團，遙遙領先的汽車產業鏈協作等，這種先進淘汰落后并不是私企和個人的利益最大化的你死我活、以鄰為壑、落井下石的惡性競爭。這種舉國體制的協作性恰恰形成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生產力對西方生產力和競爭的碾壓。作者的“競爭中性”照搬西方，和“所有制中立”拱衛的最終目的是“資本中性”，一方面以“公有資本”為掩護，使勞動雇傭化，喪失主體地位；另一方面，維護私人以資本為主的社會資本與雇傭勞動者的所謂“公平交換”。它們是“發展是硬道理”的生產力中性論的派生物。作者的所謂“競爭中性”有很大的欺騙性。】
再進一步看，中國今天的貧富差距是全部或主要由私有經濟造成的嗎？其實并不然。中國今天貧富差距確實很大，按照官方統計基尼系數也在0.47左右。民間將遺漏的未統計進去的隱性財富估算進去，還要高出不少。而且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我們的貧富差距在全球主要國家中都是屬最大之列，更是遠遠高于東亞成功現代化的日本的0.32， 韓國的0.31 等水平。日本韓國實行的是以私有企業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大企業、大富豪也不少，人家的貧富差距比我們小得多，從結果上看似乎更“社會主義”。我們有那么大比重的公有經濟成份，貧富差距比人家還大這么多，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反思的。這充分說明手段不等于目標的實現。
再從構成上看，就更清楚了。公有制在理論上應當大家平等地都有一份。這是從500年前空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產生之時，人們就那么向往公有制的原因。但公有制也好，沒有那么多公有制但也不得不有巨大國家機器的世界上其他包括發達國家也好，凡有公共財產、公共事務就得有掌權掌勺的人。在市場難以發揮作用而需要集體決策的領域【權力不能按出價高低分配，就如學校不能按貨幣支付能力錄取學生一樣】，人們之間的競爭并沒有消失，只是從市場競爭轉為份額、職位和權力的競爭。競爭的規則也更加復雜和更難完全公平。如果掌權掌勺的人有私心或者制度安排有偏差【這永遠很難避免】，負面影響有時反而更大。【這是作者“理性人”、“經濟人”人性自私的世界觀的反映，否認黨的宗旨和自我革命歷史，和資產階級政黨混為一談，作為知青和工人出身者，是一種價值觀淪陷的悲劇。】
以中國今天的情況為例，我們用基尼系數衡量的貧富差距大的首要原因，是市民與農民收入水平相差幾倍的影響，因為這都涉及到很多億人，所以權重上就特別大，成為中國基尼系數高的主因。市民與農民包括農民工的之間落差，首先又是因為戶籍制度，這與私有經濟并無關系。【何不中印比較？正是有了戶籍制度和前期票證制度，我國的城鄉差別比起印度小的多，而且完全不同。】
其次因為土地制度，市地農地價值差別巨大，分配又極為不公平，造就了無數大大小小的富豪，而我們的土地倒是全部單一公有制的。我們體制內外的醫療和福利保障、退休級別待遇制度長期以來也是差別巨大，體制內的腐敗更一度很驚人。十八大以來黨內腐敗受到嚴重打擊和抑制，合法不合理的高待遇也克服重重阻力有所觸動和改革，但應當說仍僅僅是起步，要持之以恒還任重道遠。【這些難道不是商品交換的原則進入黨內權錢交易的產物嗎？難道不是“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這一荒謬結論的派生物嗎？難道不是否定了毛澤東晚年“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結果嗎？這和土地的所謂“單一”公有制何干？何況我國土地公有并非單一，而是國有和集體所有兩種，作者并非有意忽視常識，不過是土地私有化的理念和偏好而已。】
顯然，以上所有這些都對我國的基尼系數與貧富差距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實際上都與私有經濟沒有直接關系，反而與我們的公有制和延續下來的國家管理體制安排有關。所以難怪鄧小平當年說，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還并沒有搞得很清楚。現在有些成天喊著社會主義的人，其實并不明白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不明白國有企業并不就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可能是同等富裕；不明白社會主義追求的自由人聯合體與國家權力的替代關系；不明白鄧小平所說的實事求是和陳云所說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包括改革開放的精髓。所以，怎樣讓社會主義能夠實現更大的財富創造、更高的權利平等和更小的貧富差距，還是一個需要從傳統概念和本本中解放出來，才能真正回答和解決的問題。
【我國的貧富差距和私有經濟不是“沒有直接關系”，恰恰相反，直接相關。從1998年到2016年18年間，據國家統計局數字分析，我國GDP增長7.76倍，屬于高速發展時期，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13.8倍，工業企業國家資本金（2000年始）、國有控股企業所有者權益（即凈資產）分別僅增長3.2倍和5倍，趕不上GDP增速，而私企所有者權益絕對值爆發性猛增203.6倍，這在近代以來是罕見的。】
【表一：部分指標2016年比1998年增長倍數】
【1998年，我國工業企業國有控股所有者權益占比68%，私營僅占2%，18年后的2016年，國企占比下降到34%，私企上升到25%，加上外企，超過了國企占比。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在存量上出現了主輔易位。】
【表二：2016比1998年工資、利潤增加倍數】
【18年間在GDP增長7.76倍的情況下，平均工資國有企業增長8.5倍，除了貨幣財富，國企等公企還有大量的非貨幣財富通過企業福利分配給員工。而私營企業（統計年鑒2022年表4-13）僅增長3.8倍。
從工資總額來看，國有控股企業增長5.6倍，而非公企業（按統計年鑒2017年表4-14除國有和集體企業以外）增長達49.6倍，結合起來看，非公企業的工資總額和平均工資增速存在反比趨勢，一方面反映了公企和非公企勞動用工規模的此消彼長，18年間，國有用工從71.4%下降至34.5%，而非公企業的用工從13.2%上升到63%，另一方面也反映非公企業在低薪資雇傭前提下，企業主和管理人員高薪的可能性。而私企利潤的猛增377.8倍，是決定社會財富分配的主要原因（見表二）。】
【以上可以得知，國有控股企業平均工資增速高于GDP，是減員增效的結果，到2016年，分布在私企的占2/3的勞動者的平均工資增速遠低于GDP。這些分配差距，是當前消費能力不足，生產相對過剩的主因，由此，不僅我們看到了兩極分化的具體分布，也得知，今天的消費不足，正是這一階段生產資料私有化的直接結果。作者千方百計把我國兩極分化和公有制扯在一起，又竭力為私有經濟開脫，完全是身居象牙塔中的主觀想象，缺乏依據。
總之，從百年社會主義史看，與其看定義，不如看現實實踐。1，社會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2，社會主義是工人階級頭腦中的反映；3，社會主義是從現實出發，不是從觀念出發；4，社會主義是和資本主義矛盾對立統一的結果。在實踐中把握科學社會主義，這就是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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