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澤維爾·拉弗朗斯（Xavier Lafrance）
2023年7月8日
敢敢 譯、薩文科夫Eruiz 校
澤維爾·拉弗朗斯（Xavier Lafrance）著有《資本主義在法國的形成：階級結構、經濟發展、國家和法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750—1914》（The Making of Capitalism in France: Class Structu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at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50–1914，2019）。他是蒙特利爾魁北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
艾倫·梅克辛斯·伍德是她那個時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伍德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展示了市場的強制性壓力是資本主義特有的，并為我們指出了必要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在2016年去世之前，艾倫·梅克辛斯·伍德是我們這個時代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理論家之一。她是一位涵蓋廣泛西方政治思想的社會歷史的著作者，且她最廣為人知的大概是她對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
然而，就她的遺產而言，伍德復興歷史唯物主義的努力同樣重要。它為反對資本主義和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的社會主義斗爭提供了關鍵的戰略見解。
伍德最重要的洞見之一是，她堅持認為批判性思考必須是歷史性思考。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維度起始于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并且首先在于理解資本主義的歷史特殊性。這也意味著我們的斗爭需要根植于對資本主義獨特的系統邏輯的理解。
伍德的馬克思主義
伍德的目標是“將社會主義理念從一個非歷史性的愿望轉變為一個建立在資本主義歷史條件基礎上的政治綱領”。這使她對后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t）將社會主義政治思想與階級脫離的嘗試做出了批判性的回應，這個回應就是獲得了1986年艾薩克·多伊徹與塔馬拉·多伊徹紀念獎（Isaac and Tamara Deutscher Memorial Prize）的《從階級退卻》（The Retreat from class）一書。
她對“分析”或“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analytical” or “rational choice” Marxism）的批判性評價也構成了這個項目的一部分。伍德質疑這一流派的非歷史性思考，我們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其間斗爭的理解也深受其影響。本文借鑒伍德的著作，批判性地評估了分析馬克思主義的關鍵人物約翰·羅默（John Roemer）提出的剝削理論和社會主義概念。
分析馬克思主義（Analytical Marxism）在20世紀80年代形為一股智性思潮。它與包括G·A·科恩（G. A. Cohen），約翰·羅默，約恩·埃爾斯特（Jon Elster），亞當·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埃里克·奧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的一組作者相關。雖然他們的興趣和理論立場各不相同，但他們都否認一種獨特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
這一流派致力于從分析哲學和新古典經濟學中借鑒方法論立場。這些立場包括關注個人的意向行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對“博弈”或“理性選擇”理論的調動。其目標是廣泛地使用主流社會科學的工具來解決馬克思主義議程的問題，包括階級剝削和促進市場社會主義。
羅默的社會主義利用了被他稱作“新古典經濟學的兩大貢獻”的博弈論和一般均衡概念，其直接來源是他對馬克思主義剝削理論的修訂。他反對勞動價值論無效觀，并試圖將剝削與剩余價值的抽取分離開來。
羅默設計了一個模型，在這個模型中，所有的生產者都可以獲得不同數量的資本來購買生產資料，從而避免出售他們的勞動力。剝削因此源于不平等的個人資本稟賦，這導致相對富裕的生產者比相對貧窮的生產者工作得更少。羅默從這個思想實驗中得出結論，即使在沒有勞動力市場和生產環節強制抽取剩余價值的情況下，剝削也會發生。
一旦我們在模型中引入勞動力市場，階級也伴隨著剝削就出現了。代理人現在可以運作他們自身（不平等分配的）資本，雇傭他人，或者出售他們的勞動能力。利己的代理人以一種戰略上理性的方式組合這些選項，在實現生存的同時，最大程度減少他們的勞動（該模型可以進一步復雜化，進而涵蓋收益和積累）。
羅默寫道，通過優化個人資產的使用，“生產者選擇了自己的階級地位”。一些為獲得一般數量的商品而比社會平均水平工作得更多的人，便受到了剝削的。
一個關于正義的理論
羅默隨后提出了一個剝削的普遍標準，基于這個標準，一個群體“如果有一些一定條件下可行的替代方案能夠改善其成員的生活”，這個群體就可以被視為遭受了剝削。因此，資本主義的道德之惡在于資本資產的不平等且倫理上的次優分配，這導致了不平等的收入。羅默的社會主義“藍圖”的目標正是設計一個可行的、道德上更優越的資本主義替代方案。
羅默的社會主義是關于分配正義的。他認為市場在任何復雜的社會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共產主義國家的經驗已經讓人們對中央計劃失去了信心。因此，社會主義的目標必須要利用市場作為一種經濟協調機制的效率，同時通過資產再分配來改變財產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大宗商品、資本貨物、勞動力和股票的市場將會延續下去。企業會競爭并實現利潤最大化。然而，為了使機會均等，對公司及其利潤的具有所有權的憑證將被平均分配。
既然資本主義被認為在經濟上是高效的，羅默的市場社會主義“被有意地設計成盡可能接近資本主義經濟”。問題在于，由于出生時資產的不平等，資本主義無法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資產的再分配將會創造機會平等。然而，為了避免市場失靈并優化效率，這種再分配必須與一種新的合作精神相結合。
只要擁有憑證的代理人充當“納什優化者”（Nash optimizers）（以經濟學家約翰·納什命名），并堅持“單打獨斗”的個人主義精神，就會停止或限制提供他們的勞動力，成為“搭便車者”。羅默對這個“激勵問題”的解決方案是一種以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命名的“康德式”合作精神。
羅默認為，康德的最優化理論暗示了一種“普遍的”而非個人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會讓個人捫心自問，自己期望所有的工作者提供什么樣的勞動力。對合作精神的信賴確保了其他工作者也會一致配合，個人隨之將避免“搭便車”的行為。同樣的精神也會引導投資者以合作的方式優化投資。由此可見，康德的最優化解決了經濟效率與分配正義之間的對立。
資本主義的強迫
羅默的社會主義設計對資本主義矛盾的順利解決，反映出他構想中階級剝削的“順理成章”。在他看來，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可以在沒有脅迫，或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根本沒有直接關系的情況下發生。它僅僅源于資產差異造成的收入不平等。
這種對財產關系的聚焦將我們的注意力從剩余提取的強制性關系轉移到導致相對（劣）優勢的分配模式上。這成了剝削的標準。正如伍德所說：“導致階級形成的‘理性選擇’模型的必要條件是，與之相關的問題與‘優化’或相對優勢有關，而不是與強迫有關。”
從理論中撇清壓迫，并強調選擇，極大地忽視了在階級社會中的生存風險，掩蓋了優化決策和選擇生存策略之間的深刻差異。然而，很快我們就會知道，羅默所說的階級地位實際上更像是通過理性地利用個人資產自然得來的，而不是由代理人選擇的。或者換句話說，在羅默的靜態模型中，階級地位是即刻分配的——我們可以通過推導其個人資產的最優利用，在代理人進行“選擇”之前就確定他們的階級地位。
在伍德看來，羅默的理論“暗中私自”把社會歷史的結構歸結于個體的“屬性”。她認為這種路徑忽略了“個人憑借‘資產’和‘稟賦’進入階級的‘博弈’”時，廣泛的社會關系和結構已然潛伏其中。
對伍德來說，羅默的路徑將“宏觀”的結構——以及歷史上衍生的特定動態——消解為“微觀”的個人心智或個體資產。在這一框架的限制下，羅默不得不“默許資本主義的強迫，并將其歸咎于單個資本家的偏好和動機”。然而，正如伍德所堅持的那樣，新古典經濟學的功利主義理性并不是個體行動者的自然屬性，而實際上源于“歷史形成的市場依賴和競爭壓力”。
壓迫的變種
當學者們爭論勞動價值論的有效性時，資本家不得不在競爭的強制下，“優化”生產中創造的剩余價值提取。同樣，無論誰在“剩余價值”的概念上是正確的，工人都被迫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以出售他們的勞動力來生存。
市場實際上并不像羅默所引用的新古典主義中的完全競爭理論所說的那樣，可以“出清”并立即達到一個平衡點。企業事先也并不知道他們是否能夠擊敗競爭對手并出售他們的商品和服務。
“價值規律”迫使企業系統地投資并最大化勞動生產率，以達到或提高平均效率水平。充滿競爭和意外的生產社會化過程反復地制造不平衡和危機，并促使雇主將成本“向外輸出”，從而導致持續的環境退化。
伍德提醒我們，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斗爭具有決定性作用，因為它在戰略上處于社會物質資料再生產的核心。歷史上特定的維持剝削的壓迫變種很重要，因為它們建立了相互沖突的階級利益，并塑造了階級復制的不同策略。
例如，面對可以直接獲取土地和生活資料的農民，封建主必須積累超經濟的強制手段來榨取剩余價值并擊退競爭的剝削者。在資本主義下，隨著直接生產者在歷史進程中被大規模剝奪，雇傭工人必須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將自己的勞動力出售給資本主義雇主，而資本主義雇主迫于市場的驅使，通過不斷積累來獲得生存的條件。
一旦我們將階級剝削簡化為非壓迫性的“博弈”，以確保相對有利的消費捆綁，并且，一旦我們將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社會關系簡化為不平等問題（而不是將不平等視為榨取剩余價值的結果），剝削模式的特殊變種就會消失。當我們的資本主義剝削理論忽視了壓迫的力量——無論是指市場非人的強力，還是雇主操控生產的個人權力——它也就失去了解釋力。
在這個角度下，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強迫性的系統維持著歷史上特有的積累、危機和沖突模式便不存在了。其結果是，將羅默提出的倫理論點與對資本主義政治領域的深刻理解分離開來。
分割的領域
伍德強調，馬克思從改造世界的出發點試圖去理解世界，這意味它是一種“特殊的知識”，這種知識為辨別“歷史運動的原理”和“政治行動最有效的干預時機”提供了可能性。其中一個關鍵的方面是，闡明社會權力的資本主義組成如何產生“經濟”和“政治”領域之間的分化。
包括羅默在內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孤立地看待主流經濟學，而將經濟關系的社會和政治內容拋之腦后。然而，馬克思堅定地認為資本是一種社會關系——一種有歷史淵源，因此有可能被改良的關系。正如伍德所說，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目的在于表明“資本主義生產的終極秘密隱藏在政治中”。
對伍德來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關系本質上是歷史中特定的社會關系，也就是關于“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和買入勞動力的資本家之間的權力分配”的關系。這種權力分配“以整個社會的政治配置作為條件”。
然而，將經濟關系從其社會背景中抽離并不僅僅是主流經濟學家所犯的錯誤。它反映了具有資本主義特征的社會權力分化為“經濟”和“政治”領域的實際過程。
這意味著生產和分配脫離了（如卡爾·波蘭尼所解釋的）司法和慣例約束，并通過商品交換和市場價格信號的“經濟”機制進行規劃。以往由社會調節，并處于經濟活動的邊緣的市場，如今占據中心的位置且調節著資本主義經濟。這也意味著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成為“絕對的”，免除了封建互惠關系和政治義務。
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中“經濟”和“政治”表面上的分離，實際目的是通過從政治權力和政治功能中分化出來，以支持一種全新的階級剝削形式。一些控制勞動過程和投資決策的政治權力被私有化，而公共責任則由一個“自治”的國家接管。
因此，資本主義剝削可以被部分歸納于一個占有的時刻中，它與由私有財產賦予的組織生產的“經濟”權力聯系在一起，另外也依靠國家壟斷的強力來維持的壓迫。
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威脅
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盈余占有者需要控制有強制性的國家權力，從直接生產者那里榨取盈余。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者和剝削者對市場的依賴使剝削成為可能。生產者脫離了勞動的環境，經濟需要又迫使他們把自己的生產能力出售給雇主，而雇主本身也因競爭需要的約束，以求最大限度地創造剩余價值。
因此，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可以在剝削者不采取公開的、“超經濟的”壓迫下進行。這意味著，剝削者不再需要壟斷國家權力來進行再生產。盡管從歷史上看，獲得政治權利和公民平等需要大規模和持續的工人階級斗爭，當國家被“解放”出來，原則上仍有實現民主化的可能，
社會權力的資本結構對政治斗爭有著顯著的影響。平等的公民身份掩蓋了階級剝削，讓資本主義民主政府穩定下來。此外，由于剩余價值的榨取發生在“經濟”領域，而不再是一個直接的政治問題，因此階級斗爭的趨勢傾向于去政治化、局限于生產單位，并將重點放在工作條件和環境上。
與此同時——由于國家現在明顯獨立于階級權力——組建勞工政黨并從選舉政治中獲益成為可能。然而，國家的民主化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嚴重限制和扭曲。
在資本主義之下，政治被排除在大量被商品化的人類活動之外，局限于“經濟”領域，并服從盈利和積累的要求。這些行為沒有經過民主協商，因此公共領域嚴重萎縮。
伍德解釋說，資本主義帶來一種“全新的壓迫，即市場——市場不僅是一個具有機會、自由和選擇的空間，而且是一種強制、一種必要、一種社會準則。”市場非人的力量不僅調控著生產和交換，而且“能夠讓所有的人類活動和關系服從于它的要求”。
這也包括國家。雖然國家在形式上有自主權，實際卻依靠持續的資本積累來運作并維持其合法性。掌握這些不同形式的權力的本質，是我們明確社會主義，及其實現過程中的障礙的關鍵。
民主制度對資本主義反抗
伍德對資本主義力量的分析讓我們得以看到羅默的再分配市場社會主義的缺陷。如她所示，資本主義市場不僅僅代表一系列的機會或中立的機制——它從根本上是一種壓迫模式。
無論保留市場和價格機制作為經濟的調節器能在再分配上起到多少彌補作用，這都指向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個“無法省略的要求，即勞動力的商品化及其對競爭強制的服從”。
剝削、不平衡和危機將繼續存在，而民主協商仍將嚴重受限。市場規則和競爭繼續助長個人主義的生存策略，這種戰略正是由于工人競爭工作機會的需要和資本家爭奪利潤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康德式的合作精神也無立足之地。
除了再分配問題，社會主義必須意味著社會權力的深刻轉變。羅默將市場描述為一種首屈一指的高效的經濟協調形式，在理論上再現了資本主義現實的經濟和政治分化。
然而，如果我們同意馬克思所說的，經濟本質上是一系列社會和政治關系——即使這種關系在資本主義市場非人的調控下呈現出一種“拜物教化”和明顯非社會的形式——我們便開始意識到如何能夠合力改變它。伍德認為，社會主義意味著“不僅在政治范疇內，而且在經濟范疇中”重新構想民主。她堅信，“馬克思的直接生產者的自由聯合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這不僅需要工作場所實現必要的民主化，而且還需以“民主作為經濟調節器，經濟的驅動機制”整體上來取代市場。因此，與資本主義不同的是，社會主義意味著民主是，“以積極主動的工人的利益和目標為基礎”的“一種新的理性，一種新的經濟邏輯”。
這個愿景是否過于野心勃勃？相反，似乎正是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下的市場社會主義，及其與資本主義機構、結構和矛盾脫節的抽象的倫理修辭，更接近于烏托邦主義。如伍德鼓勵我們的那樣，回溯“馬克思把社會主義從道德感化轉變為經濟和政治分析……使其成為階級斗爭和工人階級自我解放觀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許更有希望。
原文鏈接：https://jacobin.com/2023/08/ellen-meiksins-wood-john-roemer-historical-materialism-analytical-marxism-exploitation-coer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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