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紀40年代中后期，恩格斯在《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等文章中從人物塑造、敘事和描寫手法、政治傾向性、社會效用和文學基調等方面，對以卡爾·倍克和卡爾·格律恩為代表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創作及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激烈的批判。與之相較，恩格斯在19世紀80年代高度評價了“德國無產階級第一個和最重要的詩人”格奧爾格·維爾特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在鼓勵進步女作家敏娜·考茨基和瑪格麗特·哈克奈斯的社會主義文學創作時，恩格斯也建議在讀者主要來自資產階級圈子的狀況下，作家的見解在作品中愈隱蔽愈好。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政治見解和傾向性在文學作品中是否隱蔽，隱蔽到什么程度，實際上也是應該依據歷史、文化、讀者對象、文學文類等各種條件而轉移的。
關鍵詞：恩格斯；“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文學的傾向性
眾所周知，恩格斯贊成馬克思所倡導的嚴格從客觀的現實生活出發、筆法生動活潑的“莎士比亞化”的文學創作方法，反對傾向性太過直露的、“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為了觀念的東西而忘掉現實主義的東西”的“席勒化”的創作方法1，但是恩格斯從未宣揚和倡導過無傾向性的文學，他考慮的是傾向文學如何才能更好地為目標讀者所接受。恩格斯重視政治傾向的表達方式，同樣重視，甚至有時更加重視作品所呈現的政治傾向的具體指向和實際內涵，重視作品表現的政治傾向是否進步。在進行具體的文學批評時，恩格斯當然不會忽視藝術形式問題，但他評論的重點往往在作品的政治維度。研究恩格斯的文藝批評實踐可以看到，作為以改造世界為己任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家，恩格斯畢生對本質為傾向文學的社會主義文學情有獨鐘。但恩格斯所看重的社會主義文學是基于無產階級的立場，表達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訴求，為著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而創作的革命性的傾向文學——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而不是在19世紀流行的各色各樣的其他“社會主義”文學，尤其是基于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哲學的劣質的、保守的甚或反動的傾向文學——“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但是恩格斯對“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潮及其文學的認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個從推重到否定的演變過程。
01
從推重到否定：恩格斯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認識轉變
“真正的社會主義”又稱“德國社會主義”，是一種從1844年起流行于德國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潮，代表人物有哲學家莫澤斯·赫斯（Moses Heβ）、評論家卡爾·格律恩（Karl Grün）、記者海爾曼·克利蓋（Hermann Kriege）等。由于歐洲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當英法資產階級在各自的國家中已經占據統治地位的時候，德國資產階級的反封建斗爭才剛剛開始，而德國的小資產階級庸人們對革命非常恐懼，他們既害怕革命無產階級的興起，也害怕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政治運動的發展，唯恐失去自己的小生產者地位。基于此，“他們企圖用德國的特別是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意識形態，來闡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文獻的思想……這樣把法國人的思想翻譯成德國思想家的語言，這樣任意捏造共產主義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之間的聯系，也就形成了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2。喪失了一切革命熱情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關心的不是實在的人，而是抽象的、普遍的“人”。他們宣揚對于人們的普遍的愛，認為人類之愛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把共產主義變成關于愛的囈語”3。
我們知道，不管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有一個從革命民主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以19世紀40年代初期的恩格斯而論，在與馬克思合著《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年）之前，由于尚未確立起唯物史觀，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還不能達到科學的水平。彼時的恩格斯不能自覺地與歐文、傅立葉等人的空想社會主義劃清界限，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與德國從1844年起流行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潮明確區分開來。在當時的文章中，他也基本上不區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術語。從1844年底到1845年4月份，恩格斯寫了三篇關于德國“共產主義”發展情況的報道，刊載在英國歐文派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新道德世界》雜志上。這三篇文章對當時在德國小資產階級中間流行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輿論陣地及運動情況做了詳細介紹。日后，這三篇文章合成《共產主義在德國的迅速進展》一文，但仍按發表時間的順序分為三個部分。在第一部分，恩格斯列舉了除馬克思和他本人以外其他積極的德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代表人物，他們是：莫澤斯·赫斯、卡爾·格律恩、奧托·呂寧（Otto Lüning）、海爾曼·皮特曼（Hermann Püttmann），等等。在第二部分，恩格斯向讀者推薦了皮特曼宣傳“共產主義”的《德國公民手冊》年鑒，并預告了皮特曼即將發行的“將全部用來宣傳我們的思想”的《萊茵社會改革年鑒》。恩格斯甚至興奮地宣布最近“最重要的事情”是“德國當代最杰出的天才的哲學家費爾巴哈博士宣布他自己是共產主義者”。4在恩格斯鄭重推薦的這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人物中，費爾巴哈的文風和思想對“真正的社會主義”有著關鍵性的影響；格律恩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這一表述的炮制者；赫斯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最重要代表；皮特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星云中耀眼奪目的大熊星座；呂寧亦為“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大將。
顯而易見，在這三篇報道文章中，恩格斯對當時流行于德國乃至歐洲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潮基本上持肯定甚至推重的態度。可是待到1845年的下半年，恩格斯撰寫了《〈傅立葉論商業的片斷〉的前言和結束語》和《在倫敦舉行的各族人民慶祝大會》兩篇文章，開始了他長達數年之久的對“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潮的集中和猛烈的批判。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會主義”是把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同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思想雜糅在一起的大雜燴，是脫離革命斗爭實際、對政治經濟學和現實社會狀況一無所知的“劣等的德國理論”5。恩格斯的社會主義思想轉變的一大契機，是他1845年春移居布魯塞爾，與馬克思合作撰寫《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后，恩格斯又和馬克思等人在1846年5月發表《反克利蓋的通告》，嚴厲批判了其時移居美國的克利蓋主持的《人民論壇報》所散布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言論。從1846年底到1847年，恩格斯單獨撰寫了《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德國的制憲問題》《共產主義原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等一批文章，對“真正的社會主義”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和徹底的否定。在《德國的制憲問題》中，恩格斯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原理變成了保護德國status quo [現存秩序，現狀]這個泥坑的一道圍墻”，它“從頭到腳都是反動的”。6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7年間對“真正的社會主義”及其他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乃至封建貴族的“社會主義”的批判，為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傳播掃清了道路，也為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寫作和發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02
恩格斯對“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的批判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二卷的序論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
“真正的社會主義”顯然是給青年德意志派的美文學家、魔術博士以及其他著作家開辟了利用社會運動的廣闊場所。德國原來沒有現實的、激烈的、實際的黨派斗爭的這種情況，在開始時甚至把社會運動也變成了純粹的文學運動。“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這種社會文學運動的最完全的表現……7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一般都兼有編輯、政論家和文學家的身份。由于德國當時實際的社會運動不發達，所以“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主要表現為文學和思想文化運動。1847年皮特曼編選了一本《詩冊》，就收錄了當時德國十幾位重要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家的詩作。為肅清流毒，給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清理障礙，馬克思、恩格斯從1845年起，就著手從哲學、歷史編纂學、宗教和文學等角度對“真正的社會主義”實施全方位的批判。對“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的批判，主要是由恩格斯在《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寫作于1846年底到1847年初）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寫作于1847年1—4月）這兩篇文章中完成的。如果說《“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一文如同霰彈槍，對當時二十幾位“真正的社會主義”重要作家進行了大面積掃射，那么《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則如同狙擊槍，對其時在文學領域中最具代表性的“真正的社會主義”作家卡爾·倍克和卡爾·格律恩實施了精確打擊。一般認為，比起《“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一文，《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更為集中和透徹地批判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美學觀點，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奠基之作。《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卡爾·倍克〈窮人之歌〉，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詩歌》，處理以倍克為代表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詩歌；第二部分題為《卡爾·格律恩〈從人的觀點論歌德〉》，處理的是格律恩的散文作品《從人的觀點論歌德》，實際上是對以格律恩為代表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批評。
卡爾·倍克是德意志社會抒情詩的先驅人物，其詩集處女作是1838年刊行的《夜：披甲戴盔的歌》。甫一問世，《夜：披甲戴盔的歌》便以其政治激進性引起轟動。同年刊行第二本詩集《浪游詩人》。一時間，倍克被視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文學巨星，整個德國文學界為倍克的華麗辭藻、充滿激情的意象、對自由的強烈熱愛所陶醉。8對倍克的這兩本詩集，青年恩格斯曾大加贊許。他在致友人的信中稱贊倍克是自席勒以來德國詩歌中最偉大的天才，把他與席勒相提并論。不僅如此，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甚至希望倍克能夠繼自己喜愛的白尓尼之后，成為另一個歌德，他為德國人擁有倍克感到慶幸。9遺憾的是，倍克此后并沒有按照恩格斯所期望的方向發展。
1846年，追隨“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卡爾·倍克發表社會抒情詩集《窮人之歌》，表達了對窮人的同情和對以路特希爾德（現一般通譯為羅斯柴爾德）金融家族為代表的為富不仁者的憤怒。由于對路特希爾德家族勢力抱著幼稚的幻想，“完全不了解這一勢力和現存各種關系之間的聯系”10，倍克對路特希爾德家族大加威嚇和責難。在《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一文中評論倍克所謂的“社會主義詩歌”時，恩格斯從人物塑造、敘事和描寫手法、政治傾向、社會效用和文學基調等方面對“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進行了細致和深刻的剖析。
作為一部頗具敘事色彩的社會抒情詩集，《窮人之歌》對當時各色人物——包括金融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路特希爾德、猶太舊貨商、男仆和女仆、老處女、流氓無產者、理發師、洗衣婦、抱有溫和的自由思想的萊比錫市民，等等——都有所刻畫。毋庸置疑，作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倍克的同情心是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窮人和“小人物”身上的，《窮人之歌》就是獻給這些人的頌歌。對此，恩格斯評論說：“倍克歌頌膽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風氣。歌頌‘窮人’，歌頌pauvre honteux [恥于乞討的窮人] ——懷著卑微的、虔誠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歌頌各種各樣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頌倔強的、叱咤風云的和革命的無產者。”11的確，倍克筆下的窮人和小人物疏離革命和斗爭：“復辟時期的那種不僅沉睡在人們的胸中、而且沉睡在燒炭黨人的‘溫特’（指法國燒炭黨人的密謀團體的支部——引者注）里的希望這時已恢復了青春，得到了生命，然而倍克的窮人卻無動于衷。”12對恩格斯來說，僅僅歌頌卑微的、恥于乞討的窮人和膽怯的小市民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可以視為人道主義文學，但還不是充分社會主義的，或者說，根本不是真的社會主義文學。真的社會主義文學必須與倍克詩歌中所體現的“怯懦和愚蠢、婦人般的多情善感、可鄙的小資產階級的庸俗氣”決裂，決不能像“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那樣將“恩澤拉德的偉大斗爭變成了滑稽小丑的翻跟斗”13。1888年，在評論英國社會主義者、致力于描繪工人生活的女作家瑪格麗特·哈克奈斯（Margaret Harkness）的無產階級小說《城市姑娘》時，恩格斯明確反對在作品中僅僅反映工人階級的消極面，而不去努力描寫工人階級的積極面。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中的這一立場，可以在他四十多年前對倍克詩歌的評論中找到先聲。
在對詩集《窮人之歌》的評論中，恩格斯特別指摘了“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在寫作手法上的問題。恩格斯認為該書中《假腿》一詩“本想敘述故事，但是卻失敗得實在悲慘”，不光這首詩是這樣，全書亦復如此。恩格斯總結說：“整本書中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對敘述和描寫的完全無能為力，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詩篇的特征。”14那么這種特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恩格斯論述說：
“真正的社會主義”由于本身模糊不定，不可能把要敘述的事實同一般的環境聯系起來，并從而使這些事實中所包含的一切特出的和意味深長的方面顯露出來。因此，“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自己的散文中也極力避免敘述故事。在他們無法規避的時候，他們不是滿足于按哲學結構組織一番，就是枯燥無味地記錄個別的不幸事件和社會現象。而他們所有的人，無論是散文家或者是詩人，都缺乏一種講故事的人所必需的才能，這是由于他們的整個世界觀模糊不定的緣故。15
恩格斯在這里談論了作家明確的世界觀和政治傾向對于其文學創作的重要意義。為什么“真正的社會主義”作家講不好故事？為什么對敘述和描寫的無能為力會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文學的特征呢？恩格斯認為，這首先是因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世界觀的問題。人們可以看到，他們的世界觀具有二重性，在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之間搖擺不停、模糊不定。或者說，他們具有無時無刻不處在激烈沖突中的兩種世界觀。馬克思早年在評價自私自利的時候，認為自私自利具有兩種世界觀和兩副眼鏡，“一付把一切都染成黑色，另一付把一切都染成粉紅色”16。“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亦復如是。當“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戴上黑色眼鏡的時候，他們會“向現狀開火”，會猛烈攻擊以路特希爾德為代表的金錢勢力，同時為無產階級的悲慘境遇灑下激動的淚水；而當他們戴上粉紅色眼鏡的時候，他們甚至會把法國大金融家雅克·拉菲特歪曲和美化為居住在“簡樸的市民住宅”中的人民公仆。當然，恥于乞討的窮人和各種卑微、虔誠的小人物也在戴粉紅色眼鏡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歌頌之列。出于其相互矛盾、搖擺模糊的世界觀，“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無法對社會運行機制進行唯物主義的理解，也無法把握社會各階級的總體關系，導致他們“不可能把要敘述的事實同一般的環境聯系起來，并從而使這些事實中所包含的一切特出的和意味深長的方面顯露出來”。恩格斯在這里所講的“一般的環境”，實際上就是其日后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所講的“典型環境”。恩格斯在這封信中認定，充分的現實主義要求對“典型環境”加以描繪，要求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17。而結合他對倍克敘事和描寫的失敗的評論來看，恩格斯實際上認為對“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的成功描繪離不開作家明確的世界觀的指引，離不開作家對社會運行機制的總體性理解和對社會群體及具體人物的階級分析。環境圍繞人物并促使他們行動，而人物對環境也有一定的改造作用。“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之間的辯證作用推動著敘事的演進和故事的發展。倍克等人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缺乏對“一般環境”也就是“典型環境”的認識和描畫，導致其作品缺乏有機的戲劇性張力、深刻的社會性沖突和真正的主體性行動。而張力、沖突和真正行動的匱乏使得作家無法推動敘事的邏輯發展，具體的、相互之間缺乏有機聯系的個別性事實和現象描繪也就會陷入東鱗西爪、支離破碎的境地，陷入模糊和枯燥無味的自然主義泥潭，從而缺乏典型性、超越性和普遍性的意義。
為什么“真正的社會主義”作家筆下的人物常常是怯懦，鄙俗，懷著卑微的、虔誠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是缺乏堅定意志和喪失行動能力的人？原因在于這些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作家雖然在情感上同情無產者，但又害怕革命波及自己作為小生產者的社會地位，故而不能堅決地站到無產者的革命政治立場上來，他們互相矛盾的愿望癱瘓了他們的行動能力。所以毫不奇怪，“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筆下的窮人和“小人物”本質上往往反映的是他們自己。可以說，每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心目中都蹲著一個沉思和抑郁的延宕王子哈姆雷特，所以恩格斯總結說，“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大的憂郁癥患者18。的確，這些“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及其文學常常具有悲觀厭世的色彩。如果說，德國具有一定消極浪漫主義特質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幫助開啟了19世紀80年代之后的反英雄、反行動、反敘事和具有濃郁的抑郁、虛無和神秘主義色彩的現代主義文學，恐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恩格斯認為，費爾巴哈在兩個方面對“真正的社會主義”作家造成了消極的影響。一是費爾巴哈喜用美文學的、有時甚至是夸張的筆調行文；一是費爾巴哈對于愛的過度崇拜。19卡爾·格律恩如此，卡爾·倍克也是這樣。倍克從費爾巴哈那里接受過來的博愛思想使得這位詩人特別容易耽于幻想，“給德國小市民對大資本家的勢力所抱的無知而浪漫的幻想和對他的善良愿望的信賴披上詩歌的外衣”20。卡爾·倍克尊崇海涅，學習海涅，但其詩作在政治傾向和社會效用上與海涅的革命詩歌判若云泥。恩格斯評論說：
倍克經常由極度夸張的高談闊論轉到干巴巴的小市民的散文，從一種向現狀開火的小幽默轉到和現狀實行感傷的和解。他常常忽然發覺他自己原來就是de quo fabula narratur [所講到的那個人]。因此，他的詩歌所起的并不是革命的作用，而是
“止血用的
三包沸騰散”……21
這就是說，就其政治傾向和社會效用而言，卡爾·倍克等人代表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不是一種革命文學，而是一種改良主義文學，甚至是起到“止血”和維護現狀作用的反動文學。
在統治階級日趨腐朽，無產者處境日益困窘，1848年歐洲革命逐漸逼近的歷史條件下，“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的政治改良主義不存在可以依靠的強大現實政治力量，所以卡爾·倍克們一方面以其美文學制造白日幻想，麻醉自己，也麻醉讀者，另一方面也經常裝模作樣地捶胸頓足，以淚洗面，哀求統治者發揚博愛精神，解民眾于倒懸。如果這種哀求不能起到作用，那么倍克們將允許窮人穿上喪衣，哀哀哭泣：“貧窮的人！/到那里去，披上喪衣，/你現在已經完全定了罪，/啊，你最后的東西消滅了，/哭吧，假若還能夠哭泣！”在評論這段詩時，恩格斯建議說，能哭的和詩人倍克一起放聲哭吧，“德國的地主和資產者會允許在教堂中唱這首詩，這對他們是毫無損失的”。22是的，統治者甚至會歡迎這種基調哀哀切切、“哭哭泣泣的社會主義”的文學。
倍克的詩歌以博愛之名哀哀求告于大金融家駕前，祈望資本家能夠大發慈悲，救民于水火，這很好地體現了這種詩歌濃烈的人性論文學特點。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這一術語的創制者卡爾·格律恩則在他的《從人的觀點論歌德》一書中踐行著“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人性論文學批評。格律恩立足于“全人類的無名的基礎”之上，將歌德和他的著作美化和歪曲為“人類的真正法典”，歌德就是“完美的人性”，他的使命是作“人的詩人”，他的詩篇是“人類社會的理想”。恩格斯對此評論說：
在歌德身上發現“人”的功勞正是應該歸于格律恩先生的，但這個人不是男人和女人所生的、自然的、生氣蓬勃、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在更高意義上的人，辯證的人，是提煉出圣父、圣子和圣靈的坩鍋中的caput mortuum，是《浮士德》中的侏儒的cousin germain [堂兄弟]，總之，不是歌德所說的人，而是格律恩先生所說的“人”。23
格律恩“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一方面來自黑格爾調和對立的方法，另一方面來自費爾巴哈靠“愛”來實現人類解放的人性論哲學思想。在這種人性論思想的影響下，《從人的觀點論歌德》順理成章地“把歌德變成費爾巴哈的弟子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24。在對格律恩此書的深刻剖析中，恩格斯有力地指出，格律恩試圖從“人的詩人”的角度來揄揚和美化歌德及其文學，實際是從小資產者的角度貶低了歌德及其文學。格律恩贊美的根本不是“歌德的一切確實偉大的和天才的地方”，而是歌德作為小資產階級市民庸人的一面，這是“被侮辱的歷史所能給予最偉大的德國詩人的最殘酷的報復”25。在致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寫道：“這本書十分能說明問題，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庸人習氣頌揚為人的東西，他把作為法蘭克福人和官吏的歌德變成了‘真正的人’，而同時對于一切偉大的和天才的東西他卻避而不談，甚至加以唾棄。這樣一來，這本書就提供了一個最光輝的證據：人＝德國小資產者。”26從人性論觀點出發來創作和評論文學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不可靠性，由此可見一斑。
03
恩格斯論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
否定了“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之后，恩格斯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文學到底應該是個什么樣子，理想的社會主義文學家又是誰呢？晚年恩格斯曾經給出過明確的答案，那就是他的親密朋友和戰友、德國革命作家格奧爾格·維爾特及其創作。恩格斯稱他為“德國無產階級第一個和最重要的詩人”27，將他的詩歌認定為“社會主義詩歌”28。
1843年維爾特到英國經商，與恩格斯成為摯友。1845年，維爾特開始創作社會主義詩歌和優秀的諷刺文學《德國商業生活的幽默速寫》。1848年3月，德國革命爆發。在歐洲各國革命的激蕩下，維爾特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以高昂的政治熱情創作了大量的社會主義文學和評論作品。德國革命失敗后，維爾特重新經商，不久因作品《著名騎士史納普漢斯基的生平事跡》獲罪，1850年被判入獄三個月。維爾特出獄后繼續經商，顛沛流離于歐洲與美洲之間，1856年病逝于古巴哈瓦那，時年34歲。1883年，在維爾特逝世多年之后，恩格斯在整理馬克思遺稿時發現了維爾特的詩作《幫工之歌》。以此為契機，恩格斯撰寫了一篇回憶散文《格奧爾格·維爾特》，發表在當年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在這篇文章中，恩格斯對故友維爾特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做出了高度的評價：
的確，他的社會主義的和政治的詩作，在獨創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熱情方面，都大大超過弗萊里格拉特的詩作。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僅僅是為了以完全獨創的、別具只眼的內容來充實這個形式。29
約在1845—1846年之間，維爾特創作了優秀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政治組詩《蘭卡郡之歌》，包括《從前有個可憐的裁縫》《一百個哈斯韋爾男子》《蘭卡郡酒店的老板》《鑄炮者》《他們坐在板凳上》《大地被黑夜籠罩》《這所房子在黑色的沼澤地邊》七首詩。這些詩描寫了在殘酷的資本剝削和壓迫制度下廣大勞動人民的困苦生活和悲慘境遇，歌頌了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英勇斗爭和國際無產階級的相互支援。在《鑄炮者》一詩中，維爾特塑造了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中最早的“倔強的、叱咤風云的和革命的無產者”形象。鑄炮者16歲時就進入工場鑄炮，他年復一年，一個勁地鑄造一門又一門被英國統治者用于在海外進行殖民戰爭的閃亮大炮，“直到年齡的羈絆，/拴住了他的手腳。/等他把最后的力氣耗盡，/只得到無情和冷酷。/他被踢出工場的大門，/與窮人和殘廢者為伍”。此時此刻，鑄炮者覺醒了，于是，“他走了，心情悲憤，怒火中燒。/就像他鑄的千百門大炮，/一陣陣的電閃雷鳴/在他胸中翻滾呼嘯。/可是他平靜地說道：/‘罪該萬死的混蛋強盜，/我們為自己鑄造大炮的日子，/不久就要來到！’”30《他們坐在板凳上》一詩則描繪了英國工人對1844年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的聲援。詩中寫到當英國工人聽說西里西亞織工暴動的消息時，這些烈性漢子“禁不住熱淚盈眶，/這些剛強的漢子，/拍案而起，慷慨激昂。/緊握拳頭，揮動帽子，/他們全都義憤填膺，/森林和草原同時響起：/‘西里西亞，祝你成功。’”31這首詩表達和頌揚了各國無產者在反對資本暴政的共同事業中相互支援、團結戰斗的崇高國際主義精神，同時也塑造了剛強的英國無產者的革命形象。1848年6月，維爾特為德國和奧地利所爆發的三月革命所振奮，在《新萊茵報》上發表《圣靈降臨節之歌》一首，為歐洲革命鼓與呼，該詩以生動風趣的擬人化手法展開了“年輕的春天先生”和“年邁的大地母親”之間的對話：“‘每當遇到狂風暴雨，/我就不由得把你想起。/告訴我，你為可愛的人類/帶來了些什么東西？’//‘為人類？’年輕的春天先生/似乎猛地一愣，——/然后敏捷地把手伸進口袋：/‘你瞧，帶來了一打革命！’”32在這里，維爾特認定對于腐朽反動的歐洲，需要的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打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革命！維爾特以“火一般的熱情”歡迎和宣傳革命的熱切心情，躍然紙上。
恩格斯在回憶文章中指出，維爾特文學的另一個特點，是反對小資產階級的虛偽和鄙俗氣，大膽表現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恩格斯評論說：
維爾特所擅長的地方，他超過海涅（因為他更健康和真誠），并且在德國文學中僅僅被歌德超過的地方，就在于表現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一讀弗萊里格拉特的詩，的確就會想到，人們是完全沒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沒有誰像這位在詩中道貌岸然的弗萊里格拉特那樣喜歡偷聽猥褻的小故事了。33
此處提及的“道貌岸然”的弗萊里格拉特和維爾特是同鄉和近鄰。早在1838年，弗萊里格拉特就因詩成名了。他在歐洲革命期間參加《新萊茵報》的編輯，與馬克思、恩格斯一度保持過密切的政治合作，在1848—1851年間創作了不少優秀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詩作。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家弗朗茨·梅林在一篇文章中說，從意義和時間來說，一般都認為弗萊里格拉特是德國無產階級的第一個詩人。可是恩格斯卻力排眾議，堅持認為維爾特才是德國無產階級的第一個詩人。34那么恩格斯的說法到底靠不靠得住呢？靠得住的。弗萊里格拉特初登文壇之時，尚是一名試圖置身于革命潮流之外的“純藝術”的崇拜者。在1841年寫的一首詩中，他還寫下過這樣的詩句：“詩人的尖塔，高出黨派的閣樓”35，這是一個將文學與政治分離，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這一口號被視為對當時民主力量的攻擊。1844年秋，弗萊里格拉特出版了具有民主主義精神的詩集《信仰的象征》，轉而投身于反對派陣營。這本詩集奠定了弗萊里格拉特作為政治詩人的聲譽。1845年在居留布魯塞爾期間，他經常與馬克思晤面，受到過馬克思的積極影響，但在他遷居蘇黎世之后，又受到過卡爾·海因岑（Karl Heinzen）等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以及“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消極影響。1846年弗萊里格拉特在瑞士出版政治詩集《一切都會好的》。這本詩集沾染了當時風行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色彩。恩格斯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一文中批判“薩克森社會主義之花”時，也順帶嘲諷和批判了該詩集中的《開航之前》和《這怎么辦》兩首詩中所體現的對革命所抱的天真和空想的觀念。弗萊里格拉特向革命無產階級立場的轉變，是以1848年6月在《新萊茵報》發表的《不顧一切》和次月以活頁方式發表的《死人告活人書》這兩篇詩作為標志的。而維爾特的文學早在1845年就已經完成了向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轉變。從時間的早晚來看，比起弗萊里格拉特，維爾特確實更有資格被稱為德國無產階級第一個詩人。
那么，在恩格斯撰寫維爾特紀念文章的1883年，維爾特是不是此前德國無產階級最重要的詩人呢？恩格斯認為維爾特是實至名歸的，他甚至在原文中將“bedeutendsten”（最重要的/最卓越的）這一德文詞匯標為斜體，強調維爾特確實是德國“最重要的”/“最卓越的”無產階級詩人。而有的評論家則不這么認為，比如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她認為這一榮譽應該歸于弗萊里格拉特。36如前所述，弗萊里格拉特在1848年終于成長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詩人，其畢生詩歌的巔峰之作，就是1849年5月19日發表在《新萊茵報》終刊號上的《〈新萊茵報〉的告別辭》一詩。1851年弗萊里格拉特遷居倫敦。1848—1851年間是弗萊里格拉特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的巔峰時期。但令人遺憾的是，在遷居倫敦之后，弗萊里格拉特“文人的野心”膨脹，接受了各式各樣的小資產階級流亡團體的拉攏和影響，終于在19世紀50年代末期失去了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與馬克思、恩格斯漸行漸遠。在文藝觀念上，弗萊里格拉特在1860年給馬克思的信中宣布“黨看來是作家的籠子”37，自己不愿在“籠子”里為革命政黨歌唱，從而倒退到其早年的自由主義文藝觀上去。對于《新萊茵報》之后的弗萊里格拉特的文學表現，恩格斯在給燕妮的信中有過這樣尖銳的評論：“高尚的弗萊里格拉特的詩作已經有許多年相當枯竭了……實際上，從1849年到1858年有誰提到過弗萊里格拉特呢？沒有一個人。……（他）只在文學史里，而不是在文學里出現。”38在同一封信中，恩格斯甚至貶稱弗萊里格拉特之流為“下流文人”。與弗萊里格拉特斷絕友誼之后的馬克思對這位昔日的戰友和革命詩人也沒有什么好話，在私人通信中徑直稱弗萊里格拉特為“無恥之徒”“重商主義詩人”和“民族自由主義庸人的思想的主宰者”。39這樣說來，恩格斯不以革命意志薄弱、革命信仰不堅的弗萊里格拉特，而以始終忠誠于共產主義崇高事業的維爾特為德國無產階級最重要的詩人，也就可以理解了。
1885年，也即在表彰維爾特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兩年之后，恩格斯給馬克思和他自己贊賞的德國進步女作家、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卡爾·考茨基的母親敏娜·考茨基（Minna Kautsky）寫信，指出其近作《舊人和新人》中的政治傾向太過顯露，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設性意見：“我決不是反對傾向詩本身。……我認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同時我認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寫的社會沖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40 1888年，恩格斯又給進步的現實主義女作家哈克奈斯寫信，評論其新作《城市姑娘》。信中說：“我決不是責備您沒有寫出一部直截了當的社會主義的小說，一部像我們德國人所說的‘傾向小說’，來鼓吹作者的社會觀點和政治觀點。我的意思決不是這樣。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41這是恩格斯關于作家應當如何在文學作品中表達其政治傾向的兩段經典名言。如何全面地、辯證地理解這兩段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名言？首先，恩格斯這兩次評論的對象是具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色彩的進步文學，進步文學當然應該具有政治傾向性。所以恩格斯聲明他不是一概地反對具有傾向性的文學，不是反對傾向詩本身；其次，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最好不要“直截了當”地呈現作家的主觀意圖，不要明顯地表達作家的政治傾向性，而要讓它們客觀地從場面和情節中流露出來，但恩格斯在這里并沒有打算剝奪所有具有明顯政治傾向性的文學，比如維爾特的文學的合法性；再次，恩格斯主張在具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色彩的作品中隱藏作家的主觀政治傾向，認為作家不必在作品中表現社會沖突的“解決之道”，其實是有其歷史針對性的，這就是恩格斯所提醒的“在當前條件下，小說主要是面向資產階級圈子里的讀者，即不直接屬于我們的人的那個圈子里的讀者”42，為了爭取這些資產階級圈子的讀者，也為了作品能夠合法地、順暢地流通，就不能太過明顯地在作品中呈現作家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主觀政治傾向。但假使歷史或文化條件有所變化，假使讀者群錨定的不是資產階級的圈子，或主要不是資產階級圈子，那么文學作品的傾向性也許可以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其實，恩格斯所批評的敏娜·考茨基的文學在當時的資產階級圈子里或許因其政治傾向過于顯露而不太受歡迎，可是“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敏娜·考茨基在奧地利和德國工人運動中是一個最受歡迎的女作家”43。在文學作品中盡量隱藏作家的政治傾向性不見得會受到工人階級及其同情者的理解和歡迎。敏娜·考茨基要在作品中明確地站在無產階級一邊，向她的讀者群眾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對于不同情她的世界觀的資產階級讀者，敏娜·考茨基毫不在乎，她認為她的作品是自己世界觀的反映：“誰不同情我的世界觀，他就盡可以不必加以理睬，但是，他可不要把它和我個人割裂開來，因為我是以整個的我投入進去的。”44另外，文學創作是受到作家的政治傾向和世界觀制約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作家的見解應該隱蔽，不是說文學作品不應該有見解，不應該接受正確思想和明確世界觀的指引。以己之昏昏，豈能使人昭昭。恩格斯評論倍克的作品時，就認為其在敘事和描寫方面的缺陷源于其世界觀的模糊不定。最后，恩格斯這些議論針對的主要是小說、戲劇等敘事類文學（也包括敘事詩），認定敘事文學的政治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但這一律令絕不完全適用于所有類型的文學，比如對于19世紀在德國風行一時的社會抒情詩、政治抒情詩、雜文（小品文），或者哲理文學等，這一律令就不見得適用。由此可見，政治見解和傾向性在文學作品中是否隱蔽，隱蔽到什么程度，實際上也是應該按照歷史、文化、讀者對象、文學文類等各種條件而轉移的。
結語
19世紀40年代中期，為著正本清源，激濁揚清，恩格斯廣泛和細致地研究了當時流行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尤其是其典型作家倍克和格律恩的作品。在此基礎上，恩格斯批判性地總結了“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的主要特點：在人物塑造方面，“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歌頌馴良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頌倔強的、叱咤風云的和革命的無產者”；在寫作手法方面，“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因其世界觀的模糊不定，導致作家無法再現典型環境，故而對敘述和描寫無能為力；就其政治傾向和社會效用而言，“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侈談“人類之愛”，避談或反對革命，起到了維護現狀的不良作用；就其藝術基調而言，“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是一種悲觀厭世、哭哭泣泣的“社會主義”文學。質言之，“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是一種小資產階級庸人的人性論文學。與之相較，恩格斯在19世紀80年代大力表彰了以維爾特為代表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也對敏娜·考茨基和瑪格麗特·哈克奈斯等人的文學提出了建設性意見。從恩格斯對這些作家作品的評價中，我們可以見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的主要特點：它不應該去歌頌馴良、消極、遲鈍的“小人物”，而應該歌頌“倔強的、叱咤風云的和革命的無產者”，不應該僅僅描繪工人階級的消極面，而不去描繪他們的積極面；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應該善于講故事，長于敘述和描寫，能夠再現一般（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傾向革命政治，反對改良主義；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反對小資產階級的鄙俗氣，反對“哭哭泣泣的社會主義”，藝術基調自然健康、積極向上。另外，雖然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天然是一種傾向文學，但為了爭取更多的讀者，它應該以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取勝，作家的政治見解在作品中越隱蔽越好。總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學立足無產階級立場，為無產階級解放政治服務，是一種基于階級論的、與小資產階級庸人的人性論文學針鋒相對的革命文學。
一個多世紀以前革命導師恩格斯對于社會主義文學的這些思考，對于當下社會主義文學的創作和評論，仍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1 《馬克思致斐迪南 · 拉薩爾》（1859年4月19日）；《恩格斯致斐迪南 · 拉薩爾》（1859年5月18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585頁。
2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6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蓋的通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頁。
4 恩格斯：《共產主義在德國的迅速進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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