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歐洲極右翼的興起、特朗普再次上臺……民粹主義已經將過去的自由主義建制派打得“暈頭轉向”，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需要重新反思“人民主權”概念的時代。過去，尤其是二戰后，在全球洶涌展開的西式自由民主浪潮，已無力面對日益嚴峻的社會危機與全球危機。而勢頭正盛的“民粹主義”有可能擔負起這一歷史任務么？
本文是查特吉對“人民主權”問題的反思，也是對“民粹主義”的反思。2018年4月，查特吉受魯思·本尼迪克特講座之邀，發表了總題為“我是人民：當代人民主權反思”的系列演講，本文是查特吉對這三次演講的總結。當時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已一年有余，美國知識界普遍陷于一種焦慮又無奈的情緒中。面對風頭正勁的“特朗普現象”和日益分裂的美國，無論做出哪種解釋，似乎都不夠透徹，無法令人信服、給人信心。這種情緒可以說是查特吉講座最初的起源，也貫穿了三次講座的始終。
查特吉提醒，民粹主義有其自身的“理性”，這種理性曾被自由代議制民主塑造的人民主權觀念所掩埋。如今，自由代議制民主以及背后的“整體國家”機制出現危機，但他們的反應卻是通過“隔離人民以挽救自身”。民粹主義者則能把散落的群體組織起來，宣稱他們構成真正的人民，并且面臨一個共同的敵人——權力的寡頭集團。查特吉希望認真對待民粹主義背后代表的歷史可能性。西方自由民主危機背后只是特定統治秩序的領導權危機，但在非西方國家一直存在不同的統治秩序，他們的某些表現同當前西方的民粹主義重合，可以通過分析這些國家的統治秩序來反觀西方的危機。或許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自由代議制民主的“地方性”，真正深入理解民粹主義的“理性”與限度，理解“人民主權”的多種可能性。
如今，特朗普重返白宮。查特吉演講中的一些預言，如民粹政治導致的政治擺蕩、制度化的規則遭到破壞等等，都已成了現實，歐洲也在右翼民粹政治的深淵里越陷越深，而他寄予希望的歐洲左翼民粹政治運動，則仍然在旋渦中掙扎。作為當代頗有影響的左翼學者，查特吉對當代民粹主義政治的理論分析和對歷史根源的梳理有其獨特性，值得大家認真對待。
關于西方民主體制突然面臨的種種危險，當下學術界和公共平臺已有很多討論。二戰結束以來，這些國家經歷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連續的經濟繁榮、社會和平和政治上具有合法性的時期。但在今日之美國、英國和幾乎所有西歐國家，情況似乎一夜之間發生了突變，一方面，民粹主義運動和威權式的領導正在興起，自由體制的脆弱性正日益顯現；另一方面，建制性的政黨和代議制政府建立共識和維持普遍秩序之合法性的努力日趨失敗。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對很多人來說，今日的情形會讓他們想起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彌漫在歐洲的那段動亂歲月，它最終將整個世界拖入了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大戰之中。毫不奇怪，今日的知識界有一種迫切而深刻的焦慮，想要有所作為，以阻止民主體制和自由價值面臨的又一場危險的攻擊。
2018年4月起，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魯思·本尼迪克特講座（Ruth Benedict Lectures）上做了三次演講，意在指出上述討論的陳腐和狹隘。20世紀最后幾十年，世界各地的民主體制得到了加強，但現在，這種趨勢被逆轉了，其情景歷歷在目。但盡管已經意識到了這點，人們在理論上的主要關注還在于一套自認為打上了自由代議制民主標記的純粹的、典范性的原則。這種理論上的正統觀念又與一套不便那么公開表達的歧視性偏見并肩而生，那就是：真正的民主是西方文明的創造，其他地方的任何以民主之名出現的事物，盡管常常受到歡迎，卻肯定是有缺陷，甚至是假冒偽劣的。
與這種看法相反，我認為，由于連接都市中心與其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屬地長期以來潛在的結構性關系，很多顯然屬于非洲或亞洲民主的特性在歐洲和美國身上如今都能見到了。例如，歷史學家們已表明，“自己的家鄉實行自由主義，而在殖民地實行獨裁統治”的現象，長期以來一直是歐洲帝國政治的特性之一，它并不是一種時間上的滯后，并可以由某種歷史的輝格鐘的推進得到最終的矯正。毋寧說，它是自由主義本身具有的特性之一，也就是說，在自己的家鄉母國建立自由主義的代議制政府，但同時要求在殖民地實行由專家官僚主導的集權統治。二戰后，隨著舊帝國的終結，出現了一套不同的結構性條件，它將200多個形式上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在一種新的全球秩序中連接在一起。這一秩序在當前表現為如下特點：以美國和歐洲為中心的金融資本網絡；美國的新技術公司巨頭（目前受到了一兩家中國公司的微弱挑戰）；制造業向亞洲和拉美等新興經濟體轉移；中國上升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大量勞動力和難民的國際轉移；美國的經濟影響力在下降，但同時它又是唯一一個壓倒性的軍事強國。這些情況和變化，在西方自由民主政體中以某些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的形式表現了出來，而它們在之前的西方歷史中是被隱藏的。
如果我們將注意力轉向世界上其他那些在歷史上長期存在民粹主義的地區，當今歐洲和美國的民粹主義就能得到更好的理解。當前學術界關于民粹主義的研究興起于上世紀70年代，始于對阿根廷庇隆主義（Peronism）的分析。厄內斯托·拉克勞（Ernesto Laclau）的研究尤其在力圖證明，民粹主義遠不是會給民主帶來毀滅性威脅的傳染病，而是有其自身的理性，與民主能完全保持一致。拉克勞的分析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但它至少對那種行之多年、自我循環又無所結果的自由主義教條提出了挑戰。至今為止，我們對所謂的民粹主義威脅的主要反應，是緊急呼吁保衛現存的政府和法律體制，以免使它們受到無知而充滿仇恨的群眾的盲目攻擊。難道民主必須要隔離人民才能使其得到挽救嗎？
這幾個演講將民主在當下遇到的問題放在一個現代國家在大眾主權的基礎上普遍化的歷史框架之中，當然，這一歷史認識是受理論激發而產生的。與這一歷史相關的，是北美和西歐國家中資產階級（bourgeoisie）逐漸占據主導性社會力量、歐洲在非洲和亞洲殖民統治的擴張、殖民世界中民族主義的興起、歐洲帝國的終結、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中福利國家的奠定及其隨后滑入新自由主義，以及在后殖民國家圍繞國家建設和經濟轉型所進行的一系列混亂的斗爭。我不太可能僅僅用三次演講就對如此宏大的問題進行詳細的分析。所幸，我能在拉克勞及其批評者的理論工作的基礎上繼續我的工作，并且通過他們的分析窗口，去探索安東尼奧·葛蘭西的“札記”和米歇爾·福柯的“演講”，它們無論在歷史還是理論的意義上都蘊藏著巨大寶藏。我相信，葛蘭西和福柯是兩位對資本主義民主最偉大的批評者，但卻對自由主義抱以極為嚴肅的態度。他們的理論工作讓我受益匪淺。
同樣，我也認為，西方自由民主所經歷的艱難和陣痛，代表了某種統治秩序的領導權的危機，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這種秩序一直基于葛蘭西所稱的整體性國家（integral state）而得以維護，在這一整體國家（integral state）中，資產階級在其同盟者的幫助下，利用國家的權力去影響市民社會的機構，以便教育人民，使后者為其統治提供自愿的認同。我用了福柯的說法，認為這種統治的達成，主要是通過使用政府的治理權（government power），一方面，生產出經過規訓的個體作為民族國家的正常的公民主體；另一方面，又通過生命政治技術調節大眾中的人口。在經歷了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階段后，這一領導權秩序目前已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在大大小小的動蕩中，表現出了一系列特點，我們可以稱其為部落主義、提供庇護和保護的裙帶關系、任人唯親、排外主義和民粹主義等，而這些特點之前一直被認作是屬于當代世界中未開化地區的現象。我試圖指明，為什么一些實行民主體制的后殖民地區中的某些形式的實踐，現在在自由民主的“神圣之地”卻露出了它們不受歡迎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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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講中，我充分利用了演講形式的口語長處，來回穿梭于廣泛的地理空間和歷史時空中，而不必遵循任何地形圖或編年史的秩序。然而，在這些個人風格化的演講背后，我也有自己的計劃和設計。第一次演講始于一個二戰后世界新秩序開始階段較少受人關注的歷史事件，即1946~1948年在東京舉行的戰犯審判，在那次審判中，一位印度法官聲稱，戰爭的勝利者無權制定一種新的國際法，來懲罰戰敗者，“平等的正義”（even justice）要求，每個國家，包括那些受殖民統治的國家，都應享受同等的主權。這是接下來幾十年即將席卷殖民世界，并導致非洲、亞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產生幾十個獨立國家的浪潮的早期征兆之一。這些新獨立的國家，很多經歷了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血腥的解放戰爭，很多國家在獨立后也繼續敦促自己的公民繼續為建設國家，為將來的世代做出犧牲。那么，國家是如何獲得此種道德力量的呢？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讓我們來看看費希特1808年對德國國家所做的一系列演講，在這些演講中，費希特對民族主義的道德問題提出了經典性的解釋。費希特認為，真正的國家并不僅僅是人類學或憲法意義上的事實，它有精神性存在的含義，而這種精神性的存在需要通過教育進行培養，并闡揚圍繞其民族語言建立的民族文化，使其繁榮發展。在內部邊界的范圍之內，國家往往是有主權的，即使它在政治上處于外國勢力的主導之下。盡管費希特很少被人提到，但在20世紀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中，他的這一關于民族主義道德的核心闡述，卻常常回響在殖民地世界里。
第二次演講，我詳細考察了歐洲福利國家在現代自由民主體制高潮期的情況。我引用了英國社會學家T. H. 馬歇爾（T. H. Marshall）1949年發表的系列演講的內容，試圖指出，整體國家內部是如何建立自己的領導權統治的，也就是，政府保障每一個公民的就業、住房、醫療和教育，政黨和工會組織則通過協調建立共識。我同時也指出了——正如福柯曾指出的那樣，這一領導權秩序內部包含的矛盾會導致新自由主義對福利國家的批評，即公民主體作為權利的承擔者，與廣大人群中一個個受利益驅動的個體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吊詭的是，政府作為照顧民眾的全能型機構，也在創造通過專家進行的技術性管理，從而最優化地使用資源，即使在福利國家內部也是如此。這樣一來，利益的策略性管理慢慢就會凌駕于保障人民的權利之上。貫穿整個20世紀80~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技術區別性地（如拉克勞所言）滿足了各種需求，策略性地平衡了每一個特定利益群體所處的選舉權重與資源限制之間的矛盾。最后，工會組織和意識形態上具有一致性的政黨分崩離析。共識只能由專家之間在給定的財政限制內，通過對可選擇的技術性治理措施形成協議而達成。在一些政策性的事務上，政黨之間往往十分雷同，選民因而對政治產生了普遍的冷漠感。
這就是新千年初期以來領導權危機突然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的大背景。這些危機又具體表現為一些標志性的事件和現象，它們包括：2001年9月11日對美國的攻擊；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發生的戰爭；激進伊斯蘭組織在全球發動的恐怖暴力行為；涌入歐洲的移民和難民潮；2008~2009年發生的金融危機；以及美國和西歐國家不夠富裕和低教育水平群體生活水平災難性下降的狀況；等等。在這種極其有害的氛圍中，被稱作民粹主義的現象就出現了。
我曾講過，這一領導權的危機是從整體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治理階段的策略性收縮中產生的，在這一階段中，以前由工會組織和政黨實現的對其大眾追隨者通過教育獲得被統治者同意的功能，現在轉交給了危險重重、命運未卜的市場。人民沒有那種參與主權的道德感，而只保留了某種經驗層面的、屬于某個混雜的人群組合的其中一員的感覺，在這個人群中，每個個體或小群體都有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它們會根據政策的技術性決定而得到滿足，或被否決。于是，正如拉克勞所指出的那樣，那些成功的民粹主義運動和領袖們就能運用其如簧巧舌，將各種各樣不同人群中沒有得到滿足的要求連接成一個個平等的鏈條，并宣稱，盡管他們千差萬別，卻構成了真正的人民，他們面臨一個共同的敵人，就是權力的寡頭集團。
但是，西方當前關于民粹主義的討論，無論是自由主義式的公開譴責，還是抱持希望的支持，都過于表面化。我的第三次演講詳細考察了印度50年來的民粹主義歷史，并認為，與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不同，有些后殖民的民主國家中存在國家從有財產的、大部分屬于城市中產階級的狹窄范圍擴大到城市貧民和農村人口——尤其是那些被拋離傳統職業，被迫進入所謂非正式就業領域的人——的趨勢。印度的民粹主義中，一方面包含了將目標利益分配給現存的或潛在的支持者這樣的做法，這是一種與新自由主義治理技術不一致的行動方式，但在一個選民對政黨沒有強大意識形態認同的選舉民主制中，極容易出現一股競爭性的民粹主義潮流，各對立政黨可拋出越來越多的此類利益，以吸引投票者。印度民粹主義的另一面是，其領導者和政權通過話術的變化，重構“人民”和“敵人”的構成，從而應對選舉條件的變化。印度有多個民粹主義政黨，幾十年來一直在選舉中保持著實力，不管領導權如何變化，都能生存下來。
雖然西方民粹主義的出現是在國家策略性的收縮之后，但印度民粹主義卻是國家策略性擴張的結果。我認為，印度民粹主義的許多特點也同樣會在西方自由民主政體中出現。尤其是，民粹主義雖然使庶民大眾（subaltern population）能夠通過打擊敵人來取得公平正義，且不受法律和官僚那種不透明程序的束縛，但同時也給美國和歐洲那些感覺自己被隱形的寡頭統治者剝奪了權利的人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使政治發生擺蕩。
印度民粹主義的特征還包括其在大眾動員中通過有效的視覺呈現帶來的強制力。在印度，電影和通俗劇式的敘事形式對民粹政治有直接的影響力；在一個大多數民眾都沒有閱讀習慣的國家，這并不是令人驚奇的現象。自由主義的政治力量以前一直僵化地通過文本話語進行理性溝通，對其他形式則視而不見，如果他們能對視覺性的和情節劇式的溝通方式的自治力量抱有更嚴肅的態度，他們在特朗普總統時代的表現就會更好些。印度民粹主義的歷史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一旦選舉體制進入了競爭性民粹主義的螺旋上升的境況，那么，重回自由主義式行為規范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在當前的情形下，我們如何創造條件來讓人民以更有意義的方式參與主權？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在《為了一個左翼的民粹主義》一書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她正確地指出，我們當前正處于一個蘊含著多種可能性的時刻，同時又認為左翼民粹主義內含著獲取領導權的動力，我認為這并不正確，因為民粹主義政治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策略操作，它不可能設計出社會變革的戰略。正如葛蘭西一再指出的那樣，這種反霸權戰略的形成，需要具備必要的意識和組織的社會階級的出現。以當前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言，只存在一個既有組織、又對其歷史任務具有自我意識的基本階級（fundamental class），那就是資本占有者階級。要理解這一認識的正確性，我們只需回憶一下全球金融資本的代表們在處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階段，為克服其廣泛存在的差異、動員其政府資源時所表現出來的速度和決斷力即可。為了吁求一種真正的反霸權戰略，我們首先需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哪一種社會力量能夠制定和執行這樣的戰略？
對于印度這樣的國家，我們處理的是截然不同的歷史構成。企業資本在城市市民社會的中產階級中已然建立了霸權性的領導地位，但其領導力卻無法覆蓋到農村人口以及那些在非正式經濟領域中為生存而掙扎的人口。2014年，莫迪（Narendra Modi）總理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執政后，面臨了一個巨大的困境，莫迪政府承諾要拋棄之前各屆政府中的民粹主義政策，進行經濟改革，創造某種與資本家主導下的整體國家類似的東西。但同時，印度人民黨還有一個平行的文化轉型的領導權戰略，目的在于將印度建成一個以印度教教徒為主的民族國家，這樣一個戰略就將少數族裔從“真正的人民”中剔除了出去，尤其是給穆斯林貼上“威脅性的敵人”的標簽。在為2019年大選做準備時，由于選舉壓力的驅動，原先的策略又進一步撤退，莫迪和印度人民黨將老一套的民粹主義技術與印度教民族主義侵略性的、實際上是軍國主義式的修辭結合在了一起。
反霸權戰略即使是如印度許多民粹主義領袖和政黨所做的那樣，是建基在對大眾能量的動員之上的，也必須走出選舉策略的局限，形成新的、更有持續性的社會變革的教育方案，以保障人民的正義和繁榮。如此，在這里，我們需要再次提出葛蘭西的問題：哪一種社會力量能領導這樣一個社會變革的反霸權工程呢？
注：本文為查特吉《我是人民：當代人民主權反思》（I am the People: Reflections on Popular Sovereignty Today,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20年英文版，中文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即出）一書“序言”的摘譯，中文標題為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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