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卓元同志在《孫冶方治學是如何標新立異的——《孫冶方文集》序》中指出：
孫冶方1957年末“到經濟研究所后，提出了一系列嶄新的觀點和主張，包括：恩格斯1844年在《德法年鑒》上提出的“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并不是錯誤的、后來被恩格斯本人拋棄的觀點，而是正確的、對準確理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有重要意義的觀點；……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
回顧歷史，1844年，24歲的恩格斯提出“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34年后，恩格斯在“價值”消亡的注解中指出，
“……在決定生產問題時對效用和勞動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經濟學的價值概念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所能余留的全部東西，這一點我在1844年已經說過了( 《德法年鑒》第95 頁) 。但是，可以看到，這一見解的科學論證，只是由于馬克思的《資本論》才成為可能。（文9，327，《反杜林論》）
這就說明，恩格斯青年時提出的“關系”命題，作為一種衡量，是一種中性列舉，它意味著商品經濟經過資本主義，到其消亡，始終存在著生產費用和效用的兩者關系對價值的作用。至少可以出現兩種主要的，也是截然相反的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馬克思的第二種含義的必要勞動時間。按社會需求，用效用即使用價值分配某一門類產品的總勞動時間，從而決定價值，這是價值規律的深入。這正是恩格斯后來強調的，他早年“關系”命題的科學解釋“只是由于馬克思的《資本論》才成為可能”。
例如我國當下汽車生產中，新能源車性能突出，在中東BB機爆炸和特斯拉遠程禁用事件后，華為車系以自研的昇騰芯片和鴻蒙方案的綜合效用，超過同檔次使用美國英偉達芯片的眾品牌，而傳統豪車奧迪寶馬大幅度降價依然滯銷。銷量的升降變化，普遍認為是投入不同的研發費用的結果，但只有馬克思的第二種必要勞動時間，才能在各品牌產業鏈中，分辨產品效用對勞動時間的分配，由品牌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其價值，正確回答了費用與效用的關系，而這正是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觀點”用效用偷換勞動時間解釋價值，失足并投降的地方。
那么，僅憑“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這個中性命題，能否如孫冶方和張卓元同志所說的，“對準確理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有重要意義”嗎？是不能的。因為還有第二種解釋。費用和效用的關系也可以和從斯密、李嘉圖到薩伊的“三位一體”相聯系。勞動所有者獲得工資、資本所有者獲得利息或利潤、土地所有者獲得地租，如此“三位一體”下，生產費用可視作成本，效用視作營業收入，要害是把“利潤和剩余價值混淆起來”（馬恩全集26上，87），產生效用價值論，全要素價值論，這是資產階級觀點。
在商品經濟中，人們通過原料、工資、費用的成本核算，熟悉價格、銷量與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構成的利潤關系，但對于一般來說數字相同的利潤和剩余價值之間，對可變資本中必要勞動和剩余價值的構成關系不熟悉，準確的說，是在強大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不從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去認識問題，或者根本不承認。
從兩種不同解釋的對立可以看到，孫冶方、張卓元同志對“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這一中性列舉做出的評價，繞開了馬克思和庸俗經濟學的對壘，留下了包容“三位一體”和效用價值論的空間，雖然同一時期也強調著價值規律，實際上注意了費用和效用，丟失了價值所代表的生產關系，反映了孫、張兩位同志的理論誤區和言不及義。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實踐中，出現岐見是正常現象，但領軍人物在不同時期重大問題上的不同理解，必然影響社會實踐。包容“三位一體”、效用價值，忽視生產關系，孫冶方同志的此觀點和八大決議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在靜止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運動上就遙相呼應了，實際上也支持了鄧小平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提出體現“三位一體”，改變生產目的的GDP體系。從經濟理論角度，為鄧小平同志批評、反駁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堅持八大有爭議的觀點，進而提出以GDP為衡量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二元論的基本路線，提出了支持。孫冶方同志的言不及義誘發了鄧小平同志先是平列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繼而在“不爭論”、埋頭干的前提下，提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背書式的“解放思想”。
而GDP體系取消馬克思兩大部類再生產理論，過去被批評的利潤掛帥變本加厲為利潤最大化，而非滿足社會需求的全社會盲目生產，推動住房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產業化，引發房地產業向國民經濟首要部門攀升畸變，階段性激發假冒偽劣生產；利潤最大化推動對貨幣額的無止境追求，形成長期持續通脹和巨額債務以及對美元霸權的屈從，形成極快的兩極分化和一定的西方壟斷資本滲透。在意識形態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西方“民有民治民享”以及民國新三民主義的靠攏交叉，這些后果是在國內革命戰爭中流血戰斗過的，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民主革命派的老同志在批評毛澤東同志“左傾”時所萬萬想不到的，也是其繼承者西化派熟視無睹的。而張卓元同志信奉的“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僅僅促進了社會經濟的市場主體化，但長期混淆簡單商品和資本商品，認為實際的日常的交換關系和價值量是直接等同的，向黨內輸入全要素價值論，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無力解釋科技、文旅繁榮下的兩極分化、不婚不育、人口銳減、貨幣貶值、失業加劇、債留子孫和鄉野空巢等等這些對典型資本主義經濟特征的復制。
習近平同志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要做到“真學真懂真信真用”，這就需要從實踐出發，正視GDP體系的市場決定帶來的矛盾，問題導向，傾聽群眾心聲。
從“天才大綱”上的“運用對立性的經濟學家自然要同雙重的價值即抽象（或實際）價值和交換價値打交道”（馬恩全集第一卷，603），到馬克思“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的”勞動二重性理論，反映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胚胎與長成，對此的分歧也容易形成修正主義的坯胎，核心在于對青年恩格斯批評的“臭名遠揚的效用論” （馬恩全集第一卷，604）的容忍兼容和對勞動價值論的背離。而對價值規律的運用，應當回到毛澤東同志“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宏大思想體系上來，我國高鐵、農電等的項目收益和社會綜合效益的處理，實際上就是既尊重又限制價值規律的社會主義成功實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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