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法國出現(xiàn)的“啟蒙運動”,是資產階級為了向封建階級奪取政權,確立資本主義統(tǒng)治所作的輿論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工作。
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主要的代表有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和以狄德羅等為首的“百科全書派”。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狄德羅等所編的《百科全書》等著作是資產階級與封建統(tǒng)治階級爭奪統(tǒng)治權的精神武器和“福音書”。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的觀點比較相近,他主張在法國建立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政體,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并進行有利于資產階級的改革。他反對宗教,但認為在同一個國家中,不同的宗教信仰,可以同時存在。伏爾泰出身于資產階級公證人家庭,青年時代因寫詩諷刺貴族曾被囚禁在巴士底獄,后被逐出法國,僑居英國。歸國后,繼續(xù)激烈地抨擊封建專制制度和天主教會,著有《哲學辭典》等重要著作。伏爾泰主張實行“開明”君主制度,限制王權。他反對教會,但又認為宗教是資產階級用來統(tǒng)治人民所必需的,他說:“如果沒有一個上帝,也得創(chuàng)造出一個上帝。”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的社會政治觀點,反映了大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的利益。
狄德羅是有名的唯物論者和無神論者。以狄德羅、愛爾維修等為代表的《百科全書》派,要比孟德斯鳩、伏爾泰的社會政治觀點激進。他們對宗教、封建制度曾作過無情的批判,但這種批判是歷史唯心主義的。他們在政治上曾提出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要求,他們是中等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言人。
盧梭出身于貧苦的日內瓦鐘表匠家庭,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者,著有《社會契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愛彌兒》等書。他認為私有財產是不平等的起源,提出“社會契約”、“人民主權”和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學說。但盧梭認為私有制還是必要的,只不過貧富不應相差太大。他說:“任何一個公民不應富得足以收買其他人,而任何一個公民也不應窮得不得不出賣自己。”可見,盧梭的觀點屬于資產階級激進派的觀點,是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盧梭的學說在法國革命中為雅各賓派所奉行,雅各賓派的領袖羅伯斯庇爾自稱為盧梭的崇拜者。雅各賓派的恐怖政策、土地法等,在不同程度上體現(xiàn)了盧梭的思想。所以,恩格斯說:“盧梭的社會契約在恐怖時代獲得了實現(xiàn)”。盧梭的契約論帶有明顯的反對封建君主專制色彩,提倡一種個人與集體在資產階級經濟基礎上的幻想的“統(tǒng)一”,在這個共同體中,人們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因而是自由的。他說:“人由于社會契約而失去的,是他的天然自由,以及對于他所企求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事物的一種無限制的權利;他所獲得的,是公民自由,以及對于他所擁有的一切事物的所有權。”顯然,盧梭這種“公民狀態(tài)”,不過是美化了的資產階級共和制,所以他的思想,成為雅各賓黨人的思想旗幟,對于法國1789年資產階級“人權宣言”有極大的影響,也就不足為怪了。盧梭所理想的國家是一個宗法式的小共和國,在那里所有公民都能夠親自討論和通過法律。盧梭提出這樣一個獨特的政治理想,正暴露了他不理解社會發(fā)展的過程和趨向,這也說明了他的政治觀點是小資產階級性質。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盧梭的“契約論”不只一次地指出其資產階級的本質,馬克思說:“盧梭的通過契約來建立天生獨立的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聯(lián)系的社會契約論,也不是奠定在這種自然主義的基礎上的。這是錯覺,只是美學上大大小小的魯濱遜故事的錯覺。這倒是對于十六世紀以來就進行準備、而在十八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恩格斯也說:“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xiàn)為而且也只能表現(xiàn)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
總之,在盧梭看來,只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是最符合于“人性”的理想的社會制度,截穿了講,他所宣揚的一套“人性論”不過是為法國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作論證而已。
盡管“啟蒙學派”的學說反映了資產階級各階層的不同觀點,但在他們的著作里,字里行間都參透著一個共同的東西,這就是資產階級的人性論。他們把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性論更加發(fā)展更加系統(tǒng)化了,他們就是用這種理論作為批判中世紀以來的等級特權制,作為論證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和文化藝術觀點的武器。他們把抽象的人作為一切的中心,鼓吹“人是唯一的點,一切事物從這點出發(fā),而又回歸于這一點”。他們用“人權”來反對“王權”,用“人道”來對抗“神道”,用“人類理性”來否定中世紀的“宗教迷信”,力圖建立一個“理性王國"。總之,他們以“人”為中心反對以“神”為中心的封建思想和宗教教義。而他們所說的“人”,實際上只不過是資本的人格化,就是資產階級自身罷了,他們的“理性王國”,實際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理想化的共和國罷了。
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觀,是建立在人性論基礎上的,是直接為建立資產階級專政服務的。
首先,他們鼓吹“自由”、“平等”是“天賦人權”。盧梭說:“人生而自由”,狄德羅則說:“自由是天賜的東西”,伏爾泰也說:“一切享有各種天然能力的人,顯然都是平等的”等等。他們認為自由、平等既然是天賦的權利,所以也就成為不可剝奪的權利,否則就是違反人的本性。因此,被封建專制制度剝奪了這種權利的資產階級,向封建專制制度爭取自由、平等以及爭奪統(tǒng)治權,是完全符合人的本性的天經地義的事情。然而所謂“天賦人權”,說穿了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財產所有權罷了。事實上,資產階級從來不給勞動人民以任何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他們與封建勢力所爭奪的,正是爭奪對勞動人民的統(tǒng)治權和剝削權而已。
其次,他們鼓吹法律是自由和平等的保證,甚至鼓吹“法律萬能”。伏爾泰說:“成為自由,那就是只受法律支配。”孟德斯鳩則說:“在一個國家里,也就是說在一個有法律的社會里,自由僅僅是:一個人能夠做他應該做的事情。”狄德羅更露骨地說:“只有法律是萬能的”等等。事實上,資產階級的法律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意志的集中表現(xiàn),是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有力工具。對勞動人民來說,那只能是意味著被任意地剝奪、奴役和套上新的枷鎖,所以鼓吹“法律萬能”就是鼓吹資產階級專政萬能。
再次,他們認為私有財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賦人權”中最基本的權利,追求幸福是人的最基本的本性,也是“自由”、“平等”權利的前提。愛爾維修說:“保持所有權乃是各個國家的道德精神。”“個人利益是人類行為價值的唯一而普遍的標準。”盧梭說:“人的第一條法則是維護自己的生存,人最先關懷的是他自己。”狄德羅甚至說:“人的本性......都犧牲同類來尋求自己的幸福”等等。
這些以“人性”、“自由”、“平等”為幌子,為資產階級利益和道德進行全面辯護的赤裸裸的語言,也正是資產階級向封建統(tǒng)治者奪權之先所作的重要輿論準備。資產階級向封建統(tǒng)治者要“自由”,無非要的是做買賣的自由、對勞動人民進行雇傭剝削和侵占勞動人民財產的自由;他們向封建統(tǒng)治者要“平等”,無非是要同封建貴族爭奪統(tǒng)治權,也就是同封建貴族爭奪宰割勞動人民的特權。可見,啟蒙思想家所高唱的人性論,所宣揚的自由、平等觀,說到底,完全是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極端利己主義的剝削本性的反映,同時是資產階級利欲熏心、把一切都化作金錢關系的丑惡世界觀的暴露!!!
“啟蒙運動”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運動。它反對封建、要求變革,為法國政治變革作了前導。因此,它完全是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發(fā)展資本主義服務的。啟蒙學者口口聲聲以什么“救世主”自命,他們在唯心史觀的支配下極力宣揚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什么“先知先覺”,而同時卻百般污蔑勞動人民“愚昧無知”。他們聲稱要“啟發(fā)”群眾的“愚昧”。其實,對勞動人民來說,他們的所謂“啟蒙”恰恰是一種蒙蔽和欺騙!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后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恰恰是對這些啟蒙學者所作的“啟蒙”和所許諾的美好世界的絕妙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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