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隨著勞動，人的意識不再是本體論意義上的伴隨現象了，而是表現為一種選擇，而在挑選勞動工具的過程中，自然和勞動、手段和目的造成了某種自身同質的東西：勞動過程以及最終的勞動產物，這一過程以及產物并不是自然界存在的東西，而是隨著勞動產生的不同于自然存在形式的新的質的范疇，最后勞動對象也分成了兩個環節——一是生產生產資料，二是利用生產資料生產消費資料，而前一環節投入的勞動在馬克思那里稱為“死勞動”或“過去勞動”，后一環節則稱為“活勞動”。
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社會必要勞動永恒遞減，似乎機器也能產生價值，“機器則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過它自身發生作用的力學規律而具有自己的靈魂”（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進而反對人類勞動價值論。另一方面，一種對上述觀點的批判，即機器不能產生價值，會將人類勞動與非人類勞動區分開來，并將后者指認為非勞動的觀點。但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人類中心主義，即物對于人來說是靜態的，也因此是被人所控制的。但在這里我們將完成對這一辯證法的倒轉。“勞動的產品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的、物化的勞動，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勞動的現實化就是勞動的對象化”（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有限的生命會對象化設立一個異己性的外界，而這一個生命以某個東西作為對象，這個對象也會反過來將生命作為對象。在這種主-客體辯證法中如果我們將主體設定為第一位的話，那么只會回到費希特式的主觀唯心主義：總有一些個別實存，即主體性處于純粹理性之外，甚至可以說是某種突破這些限制的東西，這是用主體性來填補本體論裂隙的激進存在論姿態。但是“創造性直觀”為了能夠把自身理解成存在著的理性必須進行預設，“超自然的東西（啟示）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把自然的東西，也就是它凌駕于其上的東西，或者說它所克服的東西預設為前提：若無這一點，超自然的東西就至少不會現實地——作為現實——存在”（謝林《啟示哲學（上卷）》），因此對前本體論狀態的追問實際上是在循環論證。因此在這里我們要將客體設定為第一位，但客體必然要主體化，即“只要它依然存在，它就會被一個世界所定位，被世界所表象”（巴迪歐《存在與事件2》），這種邏輯恰恰將主體與客體擺在了平等的位置，因為表象不是要進入現實，而是表象就是現實。因此將這一邏輯帶入到勞動價值論中，我們會認為，機器也能產生價值，只不過是作為勞動的產物，所以實際上是作為人類勞動的一種形式產生價值。
因此，即使是人類勞動在生產中全部轉換為機器勞動，剝削依舊存在。但是這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情況下的極端情況，即如果將剝削定義為“勞動力價值（勞動者所獲得的消費資料的價值）低于消耗勞動力所產生的價值”的話，那么在完全自動化的情況下，不存在勞動力價值，但存在消耗勞動力所產生的價值，即機器所產生的價值，那么它們將作為剩余價值被所有者所占有，其中一部分也將用于所有者的個人消費。
那么反過來我們從極端情況出發就必然發現，即使留有可變資本的位置，勞動者也必然沒有得到他們生產的全部價值，即W=c+v+s的公式是存在的（可以說自動化的發展將無情地撕開資本主義掩蓋生產不平等的面紗）。接下來我們將介紹置鹽信雄對剝削的數學證明。
而同時“價值增值——是他（資本家）的主觀目的；只有在越來越多地占有抽象財富或為他的活動的唯一動機時，他才作為資本家或者作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執行職能”（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目標是資本積累。而在工業大生產的歷史時期下，生產力的高低依賴于機器的質量，而不再依賴于勞動力的熟練程度，因此社會財富會更多地分配給機器而不是勞動者，最后導致了勞動者雇傭條件惡化、勞動分配率降低，以及強制力的強化。
因此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資本積累，而資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也就是說國家也可以將資本積累作為目標，即“國家資本主義”。而我們說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恰恰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因為它也是旨在在落后的農業國通過國家強制力快速完成資本積累并達到工業化。所以正如我們之前的文章所說，真正的矛盾不會是市場與計劃這樣的調節經濟的方式的矛盾，而始終是生產關系與階級關系的矛盾。
“在熊彼特看來，‘競爭性’和‘限制性’措施并不是對立的市場結構的兩個互相排斥的特點，而是同一創造性破壞過程的兩個方面。”——喬萬尼·阿里吉《漫長的20世紀》
那么，如果我們將階級定義為對于剩余勞動的占有地位的話，那么階級在這里就成了一個過程，即剩余勞動的履行、占有、分配和接收的過程，從這一定義出發，我們分出了在剝削關系中的資產階級（剝削者）與無產階級（被剝削者）。但是“在這里，也還有若干中間的和過渡的階段到處使界限規定模糊起來”（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傳統的兩大對立階級并不能完整闡釋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因此馬克思之后的一些學者選擇將階級概念延伸到經濟領域之外，或是政治領域，或是意識形態領域。
“當我們說這種社會中的剝削是建立在官僚政治力量的基礎之上時，意味著對組織資產的控制說明了階級關系和剝削的物質基礎。”——賴特《階級》
因此，我們需要在兩大基本階級之外看到另一種類型的階級，即“從屬階級”，他們是“既不生產也不榨取剩余勞動的人，相反，他們行使著特定的社會職能，并以基本階級中的統治階級分配給他們的剩余勞動所得為生”（雷斯尼克 沃爾夫《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起點》），比如“一個縫補工，他來到資本家家里，給資本家縫補褲子，只為資本家創造使用價值，他就是非生產勞動者”（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即從屬階級。在這里，對于我們分析更重要的一種從屬階級是“分配剩余勞動”的階級進程，亦即管理人員與國家機器，他們服務于基本階級的再生產，資產階級需要依靠他們完成對剩余勞動的榨取，而反過來這些從屬階級的生活資料又來自于剩余勞動。
而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社會下，在基本階級進程中個人既是剩余勞動的生產者又是集體所有者，而在從屬階級進程中這些剩余勞動的集體所有者又同時是再分配者，這兩種階級進程的共同存在也就意味著共產主義社會依舊存在矛盾，即剩余勞動的共同占有與剩余勞動的分配之間的矛盾。我們可以在蘇聯那里看到這對矛盾：蘇聯工人階級在現在不再是一個完整的實體，反抗也不再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而是公民對國家的普遍對抗，斗爭通常會指向政府，政府既是民眾感到不滿和被剝奪的源頭，也是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
那么根據這兩條階級進程，我們自然而然地就延伸出了兩條發展路徑：第一條是將經濟增長視為衡量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指標，而這條路徑的經濟增長是與資本主義發展是同義的，它關注的是價值與剩余價值的創造，在此之下剩余價值的分配處于次要地位；第二條則拒絕以增長為中心，它不將剩余勞動的分配視作再生產的手段，而是發展的目的，它將關注剩余勞動的分配。總剩余由生產剩余與社會剩余組成，前者將用于生產與再生產，“積累，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按其實際內容來說，就是規模擴大的再生產過程，而不論這種擴大是從外延方面表現為在舊工廠之外添設新工廠，還是從內含方面表現為擴充原有的生產規模”（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而社會剩余則將取決于私有原則還是公有原則，從而是流向資本家個人消費，“每年或者在一年的多次周轉中周期地生產的和實現的剩余價值，都由它的所有者資本家個人消費掉，也就是非生產地消費掉”，還是服務于人民長遠利益，“直接或間接地用來為處于社會成員地位的這個生產者謀福利”（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我們辨別共產主義者的關鍵也就在于此。
這樣，當我們與開篇討論的問題放在一起來看的話，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便作為勞動與作為勞動對象化的資本的矛盾而給出了。如果我們將價值的形成僅僅是理解為對活勞動的剝削的話，那么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也反過來破壞了剝削的基礎和對象，即“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規律”與“利潤率下降規律”的結合。因此在當今這個增長停滯的晚期資本主義時代，資本在試圖抽離掉勞動這一基本的積累方式，而轉向虛擬資本。
列寧曾提出“第一部類優先增長”的規律，即在技術進步和資本 (或資金) 有機構成提高的條件下，社會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料生產比消費資料生產增長較快的客觀趨勢。但是列寧的結論“是直接根據這樣一個盡人皆知的原理得出來的：資本主義生產創造了以往各個時代無法比擬的高度發展的技術”（列寧《論所謂市場問題》），也就是說，這一結論必須預設一個經濟持續增長的歷史時期，換句話說正在處于工業化的國家。而在今天這個“非組織化資本主義”的時代，伴隨著工業、銀行業和商業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而來的世界市場的擴張，意味著一國市場中被該國的國有公司所控制的部分的減少，這種趨勢以卡特爾的幾乎普遍衰落做補充，在許多國家都出現了銀行業和工業之間的日益分離，而這一分離的背景恰恰是這些國家完成了工業化，進入到了熊彼特意義上的“穩態”，而這是危險的，因為它破壞了傳統資本積累的根基。因此為了擺脫利潤率下降的危機，全球資本主義的體系得以建立。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利潤僅僅是剩余價值的表現形式，但它在流通領域會發生變形：“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通常會對資本循環和收入循環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即使流通中的總貨幣價值保持不變，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也會引起價值在這兩種循環之間的轉移”（謝克《資本主義：競爭、沖突與危機》）。但是沒有剩余產品就不能隨意規定所有的加價都為正，換句話說，壟斷加價主要是為了再分配現存的總利潤，而不是創造總利潤，因為創造總利潤的始終是勞動。因此在這里我們將反對“價值批判”學派的觀點——他們認為虛擬資本已成為資本積累的實際動力，而我們看到，虛擬資本不負責資本積累，它只是來源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邊緣國家的資本積累，通過金融手段轉移到了中心國家。
那么在這里我們就必須反對一種關于“廢除勞動”的觀念，他們基于一種對勞動本體論批判的立場上：很明顯自動化的發展在廢除勞動，因此資本主義的危機也不是建立在勞動與資本、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上，而是同奈格里與哈特所認為的那樣，我們每時每刻都在從事著生產“一般智力”的非物質生產，工廠內部和外部的區別被打破了,我們社會生活的一切都變成了非物質生產的部分。對于他們來說，馬克思對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二分實際上仍然保留了啟蒙的勞動概念，即“將勞動描述為存在于所有人類社會的積極和普遍的社會形式”，所以馬克思以及后面的法蘭克福學派、新閱讀運動都“將資本主義的矛盾定位在它的抽象形式維度和實質維度——以無產階級為基礎的工業生產過程——之間，并假定后者不是由資本規定的”（普殊同《時間、勞動與社會統治》），所謂具體勞動實際上依舊是抽象概念，也就是說勞動本身是歷史性的，“勞動的兩個社會維度都是異化的，并一起作為一種壓迫性的力量出現在個人面前”。因此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只是價值形式下的內在沖突而已，“在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并不是‘抽象勞動’本身，而是由此產生的‘賺錢’和競爭的普遍交往形式”（羅伯特·庫爾茨《資本主義黑皮書》）。那么對于他們來說，對價值的批判與非價值生活的可能也就意味著對勞動的拒斥。但是我們看到，在這里階級矛盾竟然消失了，而只有無階級的斗爭——價值與非價值的斗爭，雖然他們呼吁去構想一個非價值的生活，但在革命主體的問題上卻陷入了同奈格里一樣的境地——幻想一群游牧化的諸眾/非物質勞動者作為革命主體可以沿著逃逸線進行去中心化的抗爭，但是卻陷入了矛盾：一方面是他們對全球資本主義的金融去中心化力量的癡迷，一方面是民眾在反抗資本主義權力這個大一時使用的斗爭說辭，所以表現出來就是全球資本主義已經是某種“自在的共產主義”，只需要從自在存在走向自為存在就可以了。
“異化社會整體性根植于商品性勞動的二重性，與阿多諾的看法相反，這種同一體并未將不具有社會同一性的東西吸收到自身之中，以此將整體打造為一個無矛盾體，并走向統治的普遍化。將整體性確立為一種具有內在矛盾性的東西是為了表明，這個同一體依舊保留了同一性與非同一性之間的本質矛盾，它并沒有變成一個單一的同一體，將非同一者完全同化。”——普殊同《時間、勞動與社會統治》
我們看到普殊同不同于價值批判學派的地方在于，資本主義價值規律對勞動的總體化總是失敗的，其剩余的剩余性也就意味著，真實的社會的主體與思想集合體存在著距離，而“思想中的具體”與“真實中的具體”的區分并不是觀念中的差異，而是實踐中的差異，它是無意識的未經驗證的實踐與有意識的已被驗證的活動之間的差異。在這里我們看到價值批判學派在勞動批判的問題上上升到了一個過于激進的高度，以至于它取消了觀念與實踐的距離——這是極其費希特主義的，它在存在論-認識論上假定自身規定的問題必須是一種內感知，那么客體認識的問題就只能是認識論問題或認知問題。但是并不存在一個先驗的正確性標準，在認知語句中并不存在語言表達與事實之間的直接相關性，它需要語義學的確認，而正是去確認謂詞是否為真的那種必要性為錯誤打開了空間。“世界”并不是現成在手的客觀總體性，而是一個開放的待展開狀態，這就為人的自由敞開了空間——“實踐問題意味著我有某種自由決定的運作空間，因為否則就沒有要提問的了”（圖根特哈特《自身意識與自身規定》）。因此我們回到勞動問題，馬克思意義上的作為肯定性的勞動，或者我們說主體性，并不是自在的概念，而恰恰是一個效果，它是勞動對象化的失敗，并指向一個自由勞動的概念。那么自由勞動就不是在想象界中的異化，也不是象征界的大他者秩序，而是作為對象a的非-存在。我們將在后面對“去增長共產主義”的分析中具體來看作為效果的自由勞動。
參考：
謝林《啟示哲學》
謝林《近代哲學史》
馬克思《資本論》
列寧《論所謂市場問題》
霍爾蓋特《黑格爾<邏輯學>開篇》
賴特《階級》
羅伯特·庫爾茨《資本主義黑皮書》
圖根特哈特《自身意識與自身規定》
齊澤克《自由的深淵》
巴迪歐《存在與事件2》
雷斯尼克 沃爾夫《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起點》
謝克《資本主義：競爭、沖突與危機》
普殊同《時間、勞動與社會統治》
布洛維《生產的政治》
森島通夫《馬克思經濟學——價值與增長的雙重理論》
大西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阿拉斯泰爾·海門斯：勞動，一個“理性的”抽象概念？羅伯特·庫爾茨的《資本的實體》和解決馬克思勞動概念的自相矛盾
雷·布拉西耶：思想中的具體，行動中的具體——馬克思、唯物主義和交換抽象
孫亮：當代德國《資本論》研究語境中的“價值批判小組”
Ian Wright:Why machines don’t creat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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