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的社會學轉向只是說明了，這一理論在列寧等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幾乎沒有得到發展。這一理論主要是在學術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繼承了馬克思學術研究傳統的社會學家那里得到的傳承。這種說法基本正確，但并非完全正確。關鋒就指認了列寧等馬克思主義者還是考察了勞動過程中的一些“組織問題”。目前仍需要更進一步，如果承認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不僅包括對勞動、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一般考察，它還是這么一類知識：無產階級實現自我解放在勞動過程層面的一般條件，那么，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就理應還包括對勞工自身而非勞動的一系列屬性的考察。這里的考察在馬克思那里主要是以考察勞工的經濟、階級屬性出現的。但自布雷弗曼開始到布洛維，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中的勞動形象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如果說，馬克思談到的勞動過程中的勞工是與機器、勞動、勞動產品高度粘粘在一起的，那么，布雷弗曼到布洛維筆下的勞工則獲得了更高的獨立性。這類獨立性在布雷弗曼那里表現為勞工的“去技能化”，主要關切點表現為客觀的勞工形象自身，即“哈里·布雷弗曼并不打算探討壟斷資本主義下可以說是工人階級發展的一些主觀方面的東西”；這類獨立性在布洛維那里表現為工廠霸權將自身的意識形態固定和內化為勞工的常識，資本家強迫勞工“同意”被剝削并達到了效果，主要關切點是主觀的勞工形象自身。對勞工形象的關注顯著大于對勞動的關注，這是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的社會學轉向的特點。
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的“控制和反抗”主題獲得了更高的獨立性。在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的語境中當然包含了控制和反抗命題，比如馬克思將資本定義為一類對勞工施加控制的權力關系，比如馬克思論述“活勞動從屬于對象化勞動”時表明的機器體系對勞工的控制關系。然而，階級、經濟意義層面展開的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當中的控制和反抗命題并不具有很高的獨立性，直至布洛維特別是中國的社會學家們引入了“全景暢視監獄”等概念，才將這一命題給完全抽象了出來。控制和反抗命題主要是圍繞著勞工和資本家之間的互動關系展開的，它本身就是對勞工自身形象的強調。這一形象在布洛維那里發生了顯著的改變，布洛維是以控制和反抗命題作為假設去考察勞動過程中的勞工的，但通過田野調查和拓展個案法，布洛維發現了控制和反抗命題的另一面，即勞工“自愿”被剝削的一面，勞工在勞動中感受到了“相對滿意”，而非僅僅是異化勞動帶來的痛苦。這意味著，勞動和資本的對立似乎并不完全表現為激烈的對抗，勞動和資本的關系似乎一定包含了某種“二重性”的理解。這類二重性的理解容易招致韓炳哲諸如“正是資本主義的種種矛盾讓資本主義可以永遠地走下去”的理解，也容易招致卡爾•波蘭尼有關最好的社會制度安排是資本主義經濟“嵌入”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解。沈原等勞動社會學家正是基于波蘭尼的一些學術觀點去考察勞工的前途的。勞工成為了最弱勢的“公民”，“強公民”成為了階級斗爭的主要目標之一。階級斗爭不再指向馬克思所渴求的革命，而是指向了“再造社會”，特別是一個波蘭尼似的“能動社會”。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原本的解放旨意由此遭受了挑戰，勞動者不再是馬克思筆下的推翻資本主義的人，而是成為了與資本主義斗爭從而捍衛自身權益的人。
從“勞動本位”到“勞工本位”，直到布洛維，也沒能完全實現這一點。布洛維考察勞動過程的目的之一還是追尋了馬克思的原命題，即勞工有關剩余價值的生產，只不過在布洛維那里，資本家“制造同意”，勞動者被榨取剩余價值的機制更加隱蔽了。盡管布洛維的頭腦和寫作的文本中包含了大量有關勞動過程的直接經驗，但布洛維筆下的勞工形象仍舊是階級、經濟意義上的抽象勞工形象。大抵是直到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為主的社會學家將抽象勞工上升為具體勞工，著重考察了“社會影響工廠”的勞工的“社會品格”，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在當代勞動過程研究中才更加突出了具體勞工的形象。
與具體勞工相對的是抽象勞工，對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的批評正是在于，馬克思筆下的勞動者是抽象的。這里有關抽象勞工的理解，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那里，在于把勞動力當作一類生產要素，從而進入經濟活動，在馬克思那里，抽象勞動者是指創造價值、生產使用價值的經濟意義上的勞工。具體勞工不是指一個生物的、有活動能力的、從事生產的、從事體力勞動的勞工，這里有關具體勞工的理解不在于在經濟活動中、經濟活動外理解一個具體的、感性的、實踐的人，正如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揭示的那樣。具體勞工必然有其社會品格，他不僅是經濟意義上的，還必然是民族意義上的，性別意義上的，地域意義上的，公民權意義上的，等等。因此，人們談到馬克思指認的話題，即資本家對勞工進行控制以達到最大程度的剝削，這一話題中的勞工形象盡管潛藏了一個生物的、活動的、具體的、感性的、實踐的人，是福柯所指認的“生命政治”中“生物體生命”，但它仍舊不是一個具體的勞工形象。在社會學家看來，具體的勞工形象一定具有豐富的社會品格，經濟品格和階級品格并不是勞工的全部。
社會學家對馬克思的文本中抽象勞工形象的批判，主要目的之一是將階級從“均質的整一物”的理解中抽象出來。抽象勞工所面臨的批評在于，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中的勞工形象無法有力說明階級自為本身生成的復雜性，無法有力說明斗爭展開的復雜原因。在趙鼎新看來，勞動者和資本家的斗爭不一定都指向階級斗爭概念，盡管馬克思主義者們偏愛從各種斗爭中都抽象出一個共性的階級斗爭，趙鼎新教授認為，勞資斗爭可以被多種結構/機制解釋。顯而易見的就是沈原所談到的勞動者追求公民權的斗爭。何明潔的“階級結構決定階級意識和階級形成”觀點是對馬克思階級觀點的抽象，這個抽象只是社會學研究對“結構”和“行動”關系理解的應用。然而，為馬克思主義建立結構/機制的解釋模型，或許本身就是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因此難免招致簡單化的理解。抽象勞工所面臨的真正批評或許不在于，馬克思把階級當作均質的、整一的事物去理解，而是批評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外不應該僅僅進行這樣的理解。比如趙鼎新教授就把階級理解為一個理想型：“大量研究工人運動的學者都是把......對工人階級的理解看作是理想型，然后把各個國家工人階級認同的具體狀況與這一理想型進行比較，從而來理解各個國家工人政治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產生的原因。”［11］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會認識到“自己是一個整體，是一個階級......他們分散時雖然是軟弱的，但聯合在一起就是一種力量”。由此的結果是，這將“促進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們的生活條件下所應該有的那些見解和思想的形成，他們意識到了自己的受壓迫的地位”。均質和整一不代表不可分，在這里，無產階級可以是分散的，但這并不妨礙它們在一定條件下是整一的，階級概念追尋的是共性，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忽略了勞動者之間的差異。具體勞工成為了對抽象勞工的批判，它事實上強調的是，從分散到聯合的可能或不可能，它的中間環節是什么。中間環節一定是具體的勞工，誠如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當勞工進入勞動過程時，他們一定帶著勞動過程之外的烙印，比如勞動過程之外勞動者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倫理道德觀念，等，這既是“社會影響工廠”，又是恩格斯所指認的“他們的生活條件下所應該有的那些見解和思想”，而這將影響勞工自身的解放力量和解放意愿。
抽象勞工面臨的批評還在于，它對具體的勞動過程本身重要性的忽視。一旦勞動過程成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展開的背景，那么，這一背景下的勞工形象就難免是“剝離了主體性”的，溫和一些的批評則相對迂回一些，但也認為馬克思筆下的勞工形象只有“階級的主體性”。要擺脫只有階級主體性的勞工形象，就必要尊從勞動過程研究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到社會學的轉向，自布洛維開始，這就是要求使用工廠民族志和拓展個案法這兩種質性研究方法去研究勞動過程中的勞工。吊詭的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其實就包含了工廠民族志和拓展個案法的萌芽，甚至就是“勞動社會學”的開山之作。社會學家們如果承認恩格斯和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就不應該草率地下結論說馬克思筆下的勞動者只有“階級的主體性”，甚至被“剝離了主體性”。事實是，“主義”所代表的一種理論與實踐的思想傳承譜系，在社會學家眼中是無足輕重的。盡管如此，馬克思主義者有理由堅持認為，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馬克思的《工人工廠狀況》等著作早已經昭示了具體勞工在勞動過程理論中、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萌芽，它早已包含了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走向社會學得以發生的潛力。為此，需要考察工廠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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